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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绾为有明一代浙中王门先驱与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今日学者欲了解其生平，主要是依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黄绾传》、《明史·黄绾传》。然而相关文本之记述大多简要勾勒，有语焉不详之嫌，尤对黄绾从政诸事着墨颇少。如果我们认真检录《明世宗实录》，就会发现其中所涉黄绾史料十分丰富，这对研究黄绾的仕宦旅程、嘉靖帝与黄绾之间的君臣关系、黄绾与杨一清、张璁、汪、夏言等廷臣之间的利害关系等，提供了大量资料，颇具学术价值。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明世宗实录》之中对黄绾奉使抚勘大同兵变之起因、经过、结果的记录甚为翔实，其中存录有黄绾向嘉靖帝所上的十余种奏疏之节本，而这些奏疏节本可以弥补黄绾《云中奏稿》一书佚而不存之遗憾。兹为便于学人展开对黄绾政治活动及其仕宦生涯之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特把《明世宗实录》中所涉黄绾史料予以辑校，名之曰“《明实录》中的黄绾史料”。
  辑校体例如下： 一、辑校所用《明世宗实录》版本，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２年校印本。
  二、史料辑校依照《明世宗实录》所记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年、月、日）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１、２、３……”编序，如果同年同月即同条目之中所涉黄绾史料超过一种则以“１．１、１．２、１．３……”样式予以标识。
  三、为方便读者核对《明世宗实录》原文，特在每条目序号之后注明《明世宗实录》原卷目、年月，又在每条史料之后以“（ｐ．或ｐｐ．＋页数）”（如ｐ．１３０４， 表示该条史料见于《明世宗实录》第１３０４页）形式标识页码。
  四、本史料之年限，上起明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黄绾参与“议大礼”、下迄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黄绾去世。
  １．《明世宗实录》卷四十“嘉靖三年六月”： 戊戌，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连章，言：“皇上命取桂萼、张璁入京， 萼称疾不出，璁如，数日后始朝见，不意二臣恣肆若此。盖自二臣进言以来，半祀于兹，朝讲一‘皇’字，暮议一‘考’字，纷纷不已。万一皇上惑于其言而轻改之，纵我孝庙如此之神歆否，不可知其如母后心何，其如天下臣民心何？夫此二臣者，赋性奸邪，立心险恶，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据其见，不止于冷褒，叚犹推其凶，直浮于章蔡卞，望亟罢之，以为人臣不忠之戒。” 御史郑本公等四十四人连章，言：“桂萼首倡乱阶；张璁再肆欺罔；黄绾如鹰犬， 张啄而旁噬；黄宗明如奴隶，攘臂以横行；方献夫居中内应，以成夹攻之势；席书阴行间谍，以伺渔人之功。卒之，尚书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罢再颁。
  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虽当时瑾、宁之奸，其流祸亦不至此。”御史戴金言：“萼等既被召命而从容道路。诏令已布而肆为奏扰。”御史章衮言： “萼、璁以新诏为误诏而诡言欺诞，以定礼为非礼而妄意更张。”御史张日韬言： “席书等乘机献谀，阳流议礼之文，阴怀干进之路。”给事中谢贲、御史郭希愈、沈数、涂相等章上，皆下所司。（ｐｐ．１１０６—１００７） ２．《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二“嘉靖四年六月”： 癸卯，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并上疏，言：“何渊献议谬妄， 干天下万世之公，议宜正其罪。”俱报闻。（ｐ．１３０４） ３．《明世宗实录》卷六十“嘉靖五年正月”： 乙巳，升江西吉安府知府黄宗明为福建盐运司运使，南京都察院经历黄绾为南京工部员外郎。（ｐ．１４１５） ４．《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一“嘉靖五年十二月”： 己未，先是上林苑监右监丞何渊，复请以世庙议行礼仪如修正尊号，《集议凡例续编》刊布以成《大礼全书》，并乞附其屡年章奏于后，必明著仿成周世室遗制，为百世不迁之义，不宜从礼官所谓“准汉宣立考庙京师”故事。又言：“臣先后所上诸疏，悉因席书唾其异己，多阻格不覆。”上谓：“议定世庙实与尊号相同。”诏内阁草敕，命儒臣纂成《全书》，其先所颁行《集议》且令缴进。时书方病，因奏：“顷‘议礼’初，已有另庙之说，且前庙卷内所载略具，惟开神道。以众论不一，及迁主谒庙之议，稍未编入，宜即敕原议礼官如方献夫、霍韬、黄宗明、熊浃、黄绾，同本部官增修续之。或召起尚书王守仁，可与咨议。若今内阁及诸翰林官皆昔日跪门呼号者，无烦使之事事以启纷更。”且论渊章奏“文义悖谬，无足采者”。上特委曲谕书，命将续修事理直对以闻，于是书请“以建庙诸所宜悉者编次为两卷，仍于《纂要》内次第岁月，提纲分目，据事直言，续附原编之后。其已成之书，不可更易一语，并已颁行者止勿取缴，俟缮完刊定，昭示中外，以成一代之典”。命如议行，已复诏：罢监修总裁官，取原议礼韬等五人至馆供事，以张璁、桂萼充副总裁、翰林院修撰等官，曩未预修书者五人、礼部司属二人，并韬等五人为纂修官。（ｐｐ．１５９８—１５９９） ５．《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二“嘉靖六年正月”： 庚子，诏开馆纂修《大礼全书》。赐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费宏等敕，曰：“朕自继承大统即位以来，朝夕之间，惟我皇考、皇母尊亲未定，命诸礼官考详大礼，辄引后世继祠之说，名实不称，废坏纲常，尚赖天赐良哲正直之士，力赞朕一人，正厥大伦，尊尊亲亲，各当其宜。位号已定，庙祀已成，岂可无一《全书》以示后世？虽前命礼官席书纂成《集议》，其中或有未备。
  朕心慊焉，今特命尔宏与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石瑶、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贾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席书为总裁官，兵部左侍郎张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桂萼为副总裁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方献夫、霍韬、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熊浃、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运使黄宗明、翰林院修撰席春、编修孙承恩、廖道南、王用宾、张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黄绾、礼部仪制司主事潘潢、祠祭司主事曾存仁为纂修官，于正月二十二日开馆。尔宏等宜勉尽忠爱，深体朕心，上稽古人之训，近削毙陋之说，参酌诸臣奏论，汇为《全书》。前《集议》所编不得更改，可略加润色，以成永久不刊之典。其尚同心协虑，称朕正名崇孝至意。钦哉。”故谕赐宏等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仑侍。至是，上御文华殿面谕总裁等官，各赐金币有差。（ｐｐ．１６３６—１６３８） ６．《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七“嘉靖六年六月”： 壬子，升南京工部员外郎黄绾为光禄寺少卿，入史馆修书。绾疏辞任，不允。（ｐ．１７１５） ７．《明世宗实录》卷八十“嘉靖六年九月”： ７．１　庚辰，以少詹事方献夫为礼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照旧经筵日讲，纂修《明伦大典》。以光禄寺少卿黄绾为大理寺左少卿，仍赴馆纂修如故。（ｐ．１７６９） ７．２　戊戌，原问为民陈洸复上疏，言：“前以议礼为邪党所诬御史蓝田、知县宋元翰、郎中叶应骢、按察使张祐、周宣、知府唐昇，相与罗织成狱。而应骢、宣复杖死，其连坐者几三十人，充军者十五人。乞行辩雪。”事下刑部。署部事吏部左侍郎桂萼遂为洸颂冤，言：“洸通盗无状，而其子杀人无尸，非尽逮诸臣， 从公鞫问之，不得其情。”上以为然。诏锦衣卫差官校逮洸、元翰、应骢，及续问郎中黄绾等，并词所连及，俱至京听理，张祐等俱回籍待命。已而吏部侍郎方献夫言：“词所连及者不下三四百人，今诏并逮捕，必有无辜蒙害者。请较其轻重，非奸盗人证佐，皆下所在抚按官勘报，不必概捕，致扰地方。”从之。
  （ｐｐ．１７８６—１７８７） ８．《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一“嘉靖六年十月”： ８．１　丙寅，初，翰林院侍读江佃进讲“洪范九畴”不称旨，上亲讲解其义， 谓辅臣曰：“人君能尽伦理以立于上，万姓化于下，伦序明而人道备，福将自至。”以佃讲读迟钝，令吏部改调外任。因命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材除他官。于是，大学士杨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诚不可以匪人处之，且文学、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终无成绩。宋两制儒臣皆尝扬历州县，遂多名臣，内外均劳，自昔然已。臣请选自讲读以下，其学有本原，文能华国，及行义无玷者，存留供职，以备讲筵史局之选。即文学未称而才识疏通，堪理政事者，请下吏部量才外补。其丁忧在告者，并加选择，以为去留。自后经筵日讲，皆精选以完其任，庶不负圣世崇儒右文之意。”报可。寻调佃为宁国府通判。一清等因言：“左中允刘栋，右中允杨维聪，侍讲陈沂、邝灏，修撰萧与成、季方，编修刘泉，皆政务疏通，可外补。编修王同祖、黄易，宜罢。”因请下吏礼二部、都察院咨访有才识文学者，量为推举，改宫僚翰林，以广用人之路。上犹以外补数少，命更加选择，勿泥常格，内外官选补务合公议。因言：“前岁所选庶吉士大半徇私，命内阁考选，量留三五人，余皆授科道部属。以后选留，皆如故事。”一清等奉命，复简：“侍读崔桐，修撰张衍庆、陆釴、江晖，编修黄佐、应良，疏通政事，宜外补。左春坊左中允边宪、任深，宜处以两京他秩。计前后考黜迁转二十二人，员缺乞抡取以充。”上命：“桐及宪等皆补外。中外臣工有堪任翰林者，部院公选，以请期于众议协服，毋取备员。”遂改大理寺左少卿黄绾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京通政司右参议许诰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南京尚宝司卿盛端明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福建按察司副使张邦奇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四川按察司副使韩邦奇、山西按察司副使致仕方鹏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吏部文选清吏司彭泽为右春坊右谕德， 刑部员外郎欧阳德、吏部考功司主事金潞、御史张衮为翰林院编修。已而詹事霍韬又言：“大学士之选，宜巡抚方面部院等官通融推用。”上以其疏下吏部，命集九卿科道议，上裁定。（ｐｐ．１８１３—１８１５） ８．２　壬申，光禄寺少卿黄绾言：“黄河在三代时未尝为患，盖以水性向北， 就而道之，其流自顺故也。至于后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乃不免于堤障，而堤障一溃，遂不可支。汉时，瓠子之役道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稍得底定。至隋开通济渠，自板渚引渚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黄河口、金龙口至安平镇一支，或时北流，其余不入漕河则入汴河，皆合河入海矣。夫跨中条而南， 为河南、山东、两直隶所交地势，西南则高，东北则下，其垫没也固宜，乃丰、沛、徐、淮之水则自汴河渗流所致。夫彭城、下邳、马陵诸山皆发迹泰山，与蒙羽相接，从东转西以逆水势，水小则循吕梁出清口入淮，大则河不能容，水为山阻， 泛溢原野，其为丰、沛、徐、淮患，必然也。若不疏道别行，患无已时。臣以为当于兖、冀之间，求其两高中低即中条、北条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得免于垫没。夫沛河既去，漕河必淤，则当自沛县及吕梁至淮，多造滚江龙之类， 洩之上流，则泥沙必随水而去，乃开浚为易。或谓沛河虽为丰、沛、徐、淮之患， 亦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泉源皆发山东，不必资于黄河。若南旺、马肠、樊村、安山诸湖实诸泉钟聚之所，宜倍加修浚，而引他泉别流者总蓄之，则漕河不竭矣。又南旺、马踏湖堤之外为孙村湖者，地形下湿，较之湖水反低，若决潴为湖，并道漕河改经于此，又可以免济宁高原浅色之艰矣。”上以其疏下总理河道侍郎章拯议处以闻。
  先是六月间，黄河水溢，奔入运河沛县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粮船三千余只阻不能进。御史吴仲以闻且言：“侍郎章拯、郎中丘茂中、李煌三臣者必不能为陛下办此，乞推总制都御史一人往代之。”上命户、工二部会议，章拯亦言： “河渠淤塞，势难遽通，惟金沟口迤北新冲一渠可以假道，令运船由此进昭阳湖出沙河板桥，其先阻浅者西历鸡冢寺，出庙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并议，议未决。给事中张嵩等言：“去秋河塞，皇上特命章拯、丘茂中、李煌并力修浚，而拯苟且塞责。今不得已，又令运船由昭阳湖以出。夫湖地庳、河势高，引河灌湖，必致弥漫，使湖道复阻，拯何以为计哉！茂中、煌尝议于沽头闸设官专理， 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抑而不行，以至事势穷迫，贻害至此，乞罢。拯别推大臣素有心计风裁者，往代之。上以漕计重大，责部迁延，不即定议。于是， 工部议：“引舟入湖，终非长策，诚如嵩言，请先饬拯、茂中等悉心区画，仍举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总其事。河南、山东守臣及藩臬等俱听节制，复选郎中、主事各一人为之协理，并采绾、仲诸议，酌量可否，其征发夫役、调度工费，悉得便宜从事。用或不足，令户部处给。其沽头上闸，宜增设主事一人。”上以为然， 因让拯前报运河疏通，旋奏阏塞，若迟误粮运，国计何赖！兹姑留拯、茂中、煌等供职。吏部即推择大臣中有谙古今、识地利、实心经国者往提督之。余悉如议。
  是时，建议治河者詹事霍韬、左都御史胡世宁、兵部尚书李承勋，言人人殊。（ｐｐ．１８１９—１８２７） ９．《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二“嘉靖六年十一月”： 丙申，上遇礼部，“冬已过半，气未凝寒，雨雪愆期，咎在朕躬，朕宫中亦既露祷，其令顺天府官祠、城隍、礼部祠、诸宫庙，务以诚格”。大学士张璁等言： “臣等本为书生，偶因一得之愚，误蒙圣眷，相继登进，臣约会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熊浃五人在于东阁，告之曰‘吾辈居此要职，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收治平之功，是负吾君、获罪于天也。祖宗法不可变，只在修举废坠而已’。各警省而退。臣观天下之事，修举与纷更，大有不同，理乱所关， 亦甚相远。皇上前日清翰林科道等官，是修举祖宗之法也。或有不察，多为过高之论、难行之事，是纷更祖宗之法，生乱之媒也。皇上于诸臣言之当否，宜无不察。而愚臣终不能无虑焉者，恐未免有违过高难行，以滋纷更之说者也。”疏入。上批答曰：“览卿所言，具见持慎至意。卿以道辅朕，以谨饬身，谅无所失， 不必过虑，惟慎终如始也。他人有泛高不经之论，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于扰乱我祖宗良法。善政无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考翰林， 预弭后患耳。不容姑息，余无可议。今当修之务，止要整饬边备以制御夷狄， 重究赃吏以伸雪民冤，此朕所在怀也。卿可展布忠诚，匡朕冲昧。萼等各宜酌审而为之，实不可自陷也。”（ｐｐ．１８４６—１８４７） １０．《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三“嘉靖六年十二月”： 壬子，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欲将见在者发回改嫁， 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其庵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诏悉如其言。献夫复言：“内有年老无归者， 不可不为之处内外，皇姑寺为敕建之所，宜令安置其中，以为终老之计。其所居庵寺俱私创，乞令户、工二部变卖以为公需，仍量给尼姑之贫者以为养赡费。”上曰：“变卖庵寺如议行。年老而贫者量给银，养赡各听其父兄亲党收之， 不必处之皇姑寺。”上复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会江西提学副使徐一鸣以拆毁寺观被逮至京，献夫乃与詹事霍韬、少詹事黄绾、右佥都御史熊浃上疏，乞看一鸣，言：“僧道不事农业，善为幻术，惑弄愚民，祖宗深察其奸，故独严其禁，凡府州县惟令存一寺观并居其众，禁度尼僧，又禁子弟披剃，俱发北京种田，诚预防祸乱之至计矣。今一鸣拆毁淫祠及额外寺观，王宪司之职，而陛下顾欲罪之，此臣等所未喻也。”上曰： “徐一鸣未奉明旨，尽毁古建寺观并逐僧道，为地方扰，故逮问之。诸臣何乃为之论救？俟问完有处。且皇姑寺尼僧坏乱风俗，已令拆毁，此即礼部所建言也。献夫顾又欲存留，况尼姑与僧道不同，京师与在外不同。何一时之言，前后相背若此耶？”（ｐｐ．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１１．《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九“嘉靖七年六月”： 辛丑朔，《明伦大典》书成，进呈，上亲制《序》文。命宣付史馆，刊布天下， 加恩纂述效劳诸臣。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加正一品俸，荫一子为尚宝司司丞。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加少傅太子太傅，升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荫一子为中书舍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翟銮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桂萼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荫一子为中书舍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加太子太保， 尚书兼官如故。俱照旧办事，各给与诰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浃升左副都御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霍韬升礼部尚书，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绾升詹事，兼官如故。（ｐｐ．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１２．《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嘉靖七年七月”： 丁亥，锦衣卫指挥佥事聂能迁有罪谪戍。迁初附太监钱宁，冒功滥升后以例裁免，复因缘议礼且交关太监崔文，冒复故秩。比见《明伦大典》书成，不得升职。怨望不平，属闲住工部主事翁洪草疏，诬论新建伯王守仁贿通礼部尚书席书得见举，用词连詹事黄绾及大学张璁。于是，绾上章自明，言迁议礼奏疏， 文义心迹非出真诚，故尽黜之，积恨肆诬，无怪其然，意在倾排善类、动摇国是， 因乞引避以谢之。上曰：“黄绾学行才识，众所共之。王守仁功高望隆，舆论推重。聂能迁乃捏词妄奏，伤害正类，令法司严加审问并追究帮助之人。黄绾安心供职，不必引嫌辞避。”已而审其事无左证，尽出诬罔，乃谪戍能迁。翁洪者， 福建莆田人，以禠职匿居京城，至是令发原籍为民。（ｐｐ．２０７０—２０７１） １３．《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一“嘉靖七年八月”： １３．１　甲寅，詹事兼侍读学士黄绾疏言：“朝臣之中，有饕餮无厌如狼豕之不极，张胆无忌如贲育之敢往，变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测，狡狯闪倏如鬼魅之默运，甜软诱惑如狐妖之媚人，机失中伤如射工之密发，沦化士习如点丹砂之必变，谋宠固身如饮九还以起死，趋利避害如挟灵犀以入水，内侍被其深结而交誉，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为才，今方觉之。第论其情状而不指斥其姓名，盖欲陛下因情状以察群臣之中孰为最似者耳。”上曰：“人臣告君言当以实，今乃朦胧浮泛，非忠爱之意，本当究治，姑置不问，诸臣俱宜勉尽忠诚，修乃职业，勿因此言，自怀忧疑。”（ｐ．２０９２） １３．２　甲子，大学士杨一清言：“臣昨乞休致，蒙钦遣鸿胪寺少卿王道中造臣卧内，宣谕圣意。臣伏枕叩头，仰惟圣恩高厚，既以悯臣衰老，不欲劳以政机，复以才德见褒，勉其始终辅导，臣敢不鞠躬尽瘁，继之以死，臣之志，亦臣之分也。但年既摧颓，病复荏苒，出处所关，犹有不能自尽者，敢及未填沟壑，为皇上陈之，死不恨矣。臣与张璁同在内阁，原未有隙，比璁为聂能迁所讦憾。
  臣拟票太宽，奏请宣谕内阁，以绝谗邪。诸所指摘意阴诋臣。伏蒙圣谕，俾彼此和衷，毋负简任。臣诚震越无措，臣在阁每事必推让璁。圣明洞察，何敢媚忌？方聂能迁奏下，臣思璁常言‘昔议礼为众所嫉，独能迁深相结纳，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欢一旦，乃有此奏’。又且未奉明旨，不敢拟置重典，盖事理固然，岂有他意？若诋毁大臣同列，即置之死地，是将蔽主上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也，臣岂敢哉？至于张浩一节尤有可言。浩，璁亲也。璁欲用为浙江都司，难于自言，乃谓臣‘浩才可用’。臣随告之尚书王时中而推之，今乃谓浩为臣所荐，非自欺乎？先年，浩备倭宁波地方失事，与守巡官张芹、朱鸣阳俱被勘治。去秋，璁署都察院事，以前处分太轻，参芹与鸣阳降级而浩以专职独不及焉。此情安可掩也？自今春以来，臣见璁志骄气横，狎视公卿，虽桂萼亦不敢与抗，其余大臣，颐指气使，无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视。臣尝以恭逊劝之， 璁口称善而心不平也。黄绾乃璁同乡故友，虽不同科目，颇有文学。顷为少詹事，补经筵，臣以其吴音，未令进讲。比璁欲用为吏部卿贰，又欲用为南京乡试考官，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所奏，虽若泛论，意亦阴诋臣也。臣以老病之躯处嫌忌之地，唯皇上怜而放免之，俾得远憎怨，保余年，不胜幸甚！” 上报曰：“卿历陈被人指斥诬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天付托，必资老成贤硕以为夹辅，朕所倚卿不但为己而已，实为天下耳！朕闻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实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张璁也，性资虽敏，奈强梗不受人言，已是不听于众。其忠孝、仁义、谦恭、廉守，彼皆无不通晓，何其自入阁以来，专恣而自用，无复前之初也？且如聂能迁纵是小人，置之于法，未为不可。但璁之仁义不无有亏。如张浩者，朕闻诸人言皆一，曰‘本是张阁老浼杨阁老言于王尚书’，今日却不认。朕闻之，心切叹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模为言以箝人人之口，指为阴中。朕昨谕内阁，云‘大臣不受人言，己有过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立谟之言，谄而巧媚，欲悦大臣，不知卿见此论否？璁未即奉命，反复辩言。朕复下谕，方拟旨行。又黄绾之奏，非忠公果为国也，是言也，立党之基也。朕欲重治，复而思之，绾之言无根据，若罪彼，却似真有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璁票责，谕璁为晓谕，朕复曰：‘票责绾之意，犹有难辞。’ 朕遂亲作旨行。彼璁尽忠事君，博见多识，居顾问之允称。可惜者，自伐其能， 恃朕所宠。呜呼！朕所礼之者，非私恩也，报昔正伦之功。璁当愈加谦逊，谒诚图报可也。竭诚者何？推公让贤，谦己容众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叹哉！卿若果于一去，曰远嫌避诬，保其终全为善计。朕以为未也。夫既被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后，仿而为前。进一人，攻之者随之。此风正当今日除去，可使中之也。所留者正欲革此风、制此辈耳。卿果为国尽忠，当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为善，是虑国不如虑身也。彼他夕谋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审处哉！慎哉！”一清复惶惧，上疏且谢且请。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硕旧辅，方切倚毗而卿必欲退。君臣之义，恐弗如是。朕躬多愆，当直言以匡救，何遽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ｐｐ．２０９８—２１０３） １４．《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三“嘉靖七年十月”： １４．１　壬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绾以疾乞致仕。不允。
  （ｐ．２１３６） １４．２　乙卯，初敬一亭成，赏赉馆阁儒臣。詹事兼学士霍韬，詹事兼侍讲学士黄绾，侍讲学士张潮、许诰、席春，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谢丕，皆不与。辅臣杨一清等以为言。上命给赏韬，视董玘等；绾、潮、诰、春、丕，视穆孔晖等。（ｐ．２１５２） １４．３　壬戌，升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黄绾为南京礼部右侍郎。（ｐ．２１５８） １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嘉靖八年八月”： １５．１　丙子，工科给事中陆粲言：“大学士张璁、桂萼，凶险之资、乖僻之学，曩自小臣赞议大礼，蒙陛下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极品，恩宠隆异，振古未闻，虽损躯陨首，未足以报，乃敢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
  璁虽狠愎自用，执拗多私，而其术犹疏，为害犹浅。桂萼外若宽迂，中实深刻， 忮忍之毒，一发于心，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臣请姑举数端言之。尚书王琼， 奸贪险恶，在正德间交结权奸，浊乱海内，罪不容诛。而萼受其赂遗钜万，连章力荐，璁从中主之，遂得起用，乃为之言曰‘使功不如使过，琼虽有过，材不可弃’。昌化伯邵杰，本以邵氏养子，争袭伯爵，人所共知。而萼受其重赂，力为主张，竟使奴隶小人，滥膺封爵，勋戚世胄，羞与为伍。萼所厚医官李梦鹤，假托进书，夤缘授职，与居相邻，内开便门往来，常与萼家人吴从周及序班桂林嘱事过钱，道路之人皆知之。又引乡人周时望为文选司郎中，通同鬻选。时望既去，代之者胡森，森与主事杨麒、王激又皆辅臣之乡里亲戚。铨选要地，尽布私人，升黜予夺，惟其所欲。萼典选仅踰年，引用乡故，不可悉数。如原任工部尚书、今致仕刘麟，其中表亲也；礼部侍郎严嵩，其子之师也；佥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转而径入内台；南京太仆寺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而遂亚卿寺；礼部员外郎张敔，通律历而假以结知，怀金钱而为人请托；御史戴金，承望风旨， 甘心鹰犬。此皆萼之亲党，相与比周为奸者也。礼部尚书李时柔和善逢，狡猾多知；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曲学阿世，虚谈眩人；右谕德彭泽夤缘改秩，玷躐清华。此皆阴厚于璁，而阳附于萼者也。谄佞之辈，相师成风，人心士习，败坏极矣。萼等威势既大，党与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莫敢公言其非。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终之恶益甚，将来必为社稷之忧。伏望皇上大奋乾纲，速加诛窜，仍将其心腹及诸阿谀之徒重加惩治，庶几公道昭明，人心痛快。” 上览奏批云：“朕习以大礼未明、父母改称时，张璁首倡正议。奏闻更复后，桂萼赞议。自礼成之后，朕授官重任，盖以彼尽心救正、忠诚之故。今彼既顿失前志，肆意妄为，负君忘义，自取多愆，朕不敢私。张璁仍以本职、令回家深加省改，以图后用。桂萼革去散官及学士职衔，以尚书致仕。周时望、李梦鹤、桂林、吴从周，令法司逮问。刘麟革去新升职御令，以原职致仕，不许起用。
  黄绾、彭泽等并桂萼在吏部所选大小官员，除堪用者弗问，但有私厚不堪用者， 吏部会同该科官从公查奏定夺。李时安心办事。邵杰、严嵩、李如圭罢。陆粲既居言官，何不早奏？坐观至此乃却上言，非本心之忠也，下法司逮问。”寻命璁驰驿去。（ｐｐ．２４４３—２４４６） １５．２　甲申，广西道御史王化劾奏：“兵部尚书李成勋、王琼，工部左侍郎何诏、刘思贤，南京礼部侍郎黄绾，顺天府府尹黎奭，太常寺卿陈道瀛，大理寺左少卿曾直，右寺丞叶忠，兵部武选郎中刘景寅，云南按察使张祐，佥事樊准， 皆阿党璁、萼，助报恩仇，纳贿迁官，假作威福。巡抚顺天都御史汪玉、巡抚应天都御史陈祥、巡抚云南都御史欧阳重、巡抚延绥都御史萧淮、右谕德彭泽、编修张衮，皆反覆小人，倾陷善类，变乱白黑，颠倒是非，俱宜罢黜。仍自乞诛谴， 以为言官不早言事之戒。”上命李承勋、王琼、曾直、陈祥、张衮视事如故，彭泽、叶忠调外任，其余吏部酌议奏请。王化既言事，又认罪，姑置不问。（ｐ．２４５８） １５．３　丙戌，十三道御史吴仲等言：“总制三边尚书王琼凶恶奸猾，总制两广都御史林富通贿骤迁，礼部侍郎严嵩卑污谀佞，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柔媚奸贪……”（ｐ．２４５９） １６．《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嘉靖八年九月”： 丙申，吏部尚书方献夫等奉旨详核科道官所论劾党附张璁、桂萼诸臣，除已有旨留用外，如南京刑部尚书何诏、南京礼部侍郎黄绾、顺天巡抚汪玉、云南巡抚欧阳重、延绥巡抚萧淮、太仆寺少卿戴时宗、南京太仆寺少卿夏尚朴、尚宝司少卿姜清、南京国子监司业江汝璧、右中允孙承恩、翰林院编修欧阳德、都给事中蔡经、给事中李鹤鸣、魏良弼、御史郑洛书、陆梦麟、吏部郎中胡森、员外潘潢、主事杨麒、王激、工部郎中丁洪、刑部员外张寰、工部员外金述、按察使张祐、副使丁汝夔、佥事萧璆，俱素行无玷。（ｐ．２４７４） １７．《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嘉靖八年十月”： １７．１　庚辰，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以被劾，乞休。上优诏，不允。（ｐ．２５１５） １７．２　癸未，南科给事中何祉等、山东道御史朱绶等劾奏：“翰林院学士席春、太常寺少卿谢丕、太仆寺少卿冼光、光禄寺少卿史道周、文兴、南京刑部主事黄春、广西副使伍箕、两淮运使史绅、右春坊右庶子廖道南、顺天府府尹黎奭、南京礼部侍郎黄绾、总督粮储都御史陈祥、工部郎中丁洪、南京太常寺卿方鹏、大理寺少卿曾直，皆指为大学士张璁、桂萼私党，乞行罢黜。”上诏：春等各供职如故，责祉等既知，何不早论，乃待今日？所攻者皆赞助大礼之人，不过蹈袭前非，徇私报复，各夺俸半年。都察院仍申明敕谕，晓示中外。既而，春等各自陈乞罢，不允。（ｐ．２５１７） １８．《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九“嘉靖九年十一月”： 己亥，南京河南道御史张寅劾南京礼部侍郎黄绾违法不职十事。绾疏辩， 谓寅挟私。诏俱下南京所司，令核实以闻。已南京部院奏，二臣所讦皆无据。
  诏置不问。（ｐ．２８３６） １９．《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嘉靖十年五月”： 丁未，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疏乞休致。不允。（ｐ．３００３） ２０．《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嘉靖十年八月”： 壬午朔，南京吏部尚书刘龙、兵部尚书王廷相、刑部尚书周伦、工部尚书何诏、都察院右都御史万钟、户部左侍郎顾珀、礼部右侍郎黄绾、兵部右侍郎林庭、刑部右侍郎周广、督粮右副都御史毛思义、操江右佥都御史张璇、太常寺卿黄芳、少卿胡森、太仆寺卿王崇献、光禄寺卿冼光、应天府府尹江晓、府丞柴奇、鸿胪寺卿张楠，各以雷震午门，自陈求罢。俱不允。（ｐ．３０６５） ２１．《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二“嘉靖十年十一月”： 癸亥，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请以御制《祭告先师孔子祝》正文立石于南京国子监。从之。（ｐ．３１２９） ２２．《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嘉靖十一年四月”： 己丑，以秩满，荫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子承文为国子生。（ｐ．３２２６） ２３．《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嘉靖十一年十月”： 辛卯，南京吏部尚书刘龙、礼部尚书严嵩、兵部尚书王廷相以星变，各自陈乞罢，上皆褒谕留之。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刑部右侍郎胡琏、工部右侍郎张羽、都察院右都御史万镗、提督操江右都御史潘真、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激、右参议林时、大理寺卿冼光、右寺丞林希元，各疏请罢，不允。（ｐ．３３３５） ２４．《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嘉靖十二年五月”： 丙午，南京吏部尚书刘龙、户部尚书许诰、礼部尚书严嵩、兵部尚书王廷相、刑部尚书周伦、工部尚书何诏、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轨、吏部右侍郎潘旦、户部右侍郎顾珀、礼部右侍郎黄绾、兵部右侍郎潘珍、工部右侍郎张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衍庆、陈轼、高公韶、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激、大理寺卿冼光，各自陈乞罢。得旨，伦、公韶致仕，余俱不允。（ｐ．３４３３） ２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嘉靖十二年七月”： 庚申，升南京礼部右侍郎黄绾为礼部左侍郎。（ｐｐ．３４６１—３４６２） ２６．《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六“嘉靖十二年十一月”： 癸卯，宣大总制都御史刘源清、宣府总兵郤永率兵讨乱至大同，先出榜晓谕城中，令其解散胁从。榜中有“五堡之变，朝廷处之太宽”等语，五堡遗孽见榜偶语不自安，谓且追理甲申事也。师次阳和，大同守臣及乡之士大夫、耆老皆来见，请驻兵解甲单骑入抚之。源清疑，不许。巡抚潘仿、督副总兵赵镇、佥事孙允中、郎中詹荣、游击戴廉等捕乱卒，杖死十余人以献。允中槛诸囚，诣军门，请旋师，稍徐图之，逆党可尽得。又，五堡事朝廷已处分，今幸勿以为言。
  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临城致言者纷纷，吾不可蹈前辙。”乃以因属御史苏祐拷讯，因妄言前总兵朱振失职怨望实首乱，又多株连无辜者。源清遣参将赵纲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仿验所捕多有功，为诸囚所仇诬，止捕八十余人。比晚，城中讹言且屠城，先令三百人者启之。逆党遂夜大呼为乱，杀千户张钦，仿令诸将击死数人。会允中从源清、永所来，谕意抚之乃定。源清为书召振，疑其不来，请锦衣奉驾帖逮之，振实不及诣幕府自明，因言乱党就逮且尽，可无烦兵，不许振发愤自杀。明日，兵至城下，大肆杀掠，城外横尸枕藉，五堡遗孽遂变悍不可制。少选永大集兵，乱兵开门迎战，杀游击曹安等数十人。
  官军亦斩获八十余人，攻四关厢据之，日夜围击。而城中乱兵益发库兵，出前参将黄镇、指挥马昇、杨麟于狱，奉以为将。永筑塞城门，以水灌城，冰滑不可上。仿与俊檼等六镇国将军谕止之，不听。俊檼出见永，令缓兵亦不听。永因扬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虏兵南袭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驿，允中缒城出，谒言将士妄杀故。源清曰：“汝无以母妻在围，为贼游说。”欲囚之。允中遂留居怀仁，不敢归。源清、永多设逻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军民诸章疏，而请益师至五万，粮饷器械称，是以剿之。又连疏，言：“城中衣冠之族，悉以从贼。”尚书王宪以为然，疏请，得旨，选听征官军万二千人，令赵卿、任凤、傅铎、谭充左右参将将之，兵部左侍郎钱如京、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都督佥事江桓充挂印总兵官，督领以往；转运通仓米十二万于怀来城，令户部右侍郎张瓒整理粮饷，促巡抚樊继祖赴任，给事中俞朝妥同御史苏祐纪功，马兰谷参将萧升充协守大同左副总兵代赵镇。已而都给事中曾忭等言：“往岁大同兵变，江桓实总兵也而不能讨，反为所窘，不宜使复将。”上责兵部非所宜举，令于勋臣中求之，尚书宪因推遂安伯陈鏸、宣城伯卫錞、靖远伯王瑾。是时上悟，大同小变不足以烦朝廷。报曰：“源清、永已有专责总兵官，及钱如京可无遣。弟令赵卿等帅师， 听源清调发，但不可复事姑息耳。纪功责巡按御史、给事中，亦可无往。”居数日，潘仿复言：“大同兵变已定，源清及永贪功妄杀以激乱之。今如班师，乱可遄已。”而源清深诋仿，谓其“媚贼取怜，殆非人类”。朝议皆助源清。独礼部侍郎顾鼎臣、黄绾皆言“用兵之非时”。又有虏入、寇城中，炮声应之，将从东门出走，为官军所阏遏。诏：“源清内讨外御，勿致疏虞；且敕入城之日，务分别善恶，勿致滥杀。”（ｐｐ．３１５６—３１５９） ２７．《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嘉靖十三年二月”： 乙亥，先是南京礼部主客司郎中邹守益引疾乞归，行南京礼部核实。时尚书严嵩尚未抵任，今礼部左侍郎黄绾方以右侍郎摄部篆，久之未报，而守益已回籍年余矣。至是，吏部尚书汪■发其事，诏革守益职，命吏部查参以闻。■ 因劾绾不能纠正所属，敢为欺蔽；仪制司郎中季本职在承行，虚文掩护，并宜加罪；尚书嵩抵任在浚，情犹可原。疏入，得旨：调绾外任，嵩夺俸二月，本降二级，调外任。会太常寺先期请祈谷导引官，上念绾尝赞大礼有劳，命复原任充之。■意不惬，乃再疏攻绾，且掇及他事。诏：如前旨，仍调外任。而导引官以户部侍郎张云充之。于是，绾上章自理，且言：“衅端所由起有三：臣雅与辅臣张孚敬交厚，及孚敬在政府，屡有规正，见谓讥切，一也；孚敬与尚书夏言不相能，而臣为言同僚，每欲调和两人，孚敬反生疑恶，二也；大同之变，孚敬力主征剿，而臣议当抚安，意见相左，三也。臣尝语孚敬曰：‘圣明在上，宵旰求理， 第使二三大臣得人，公平好恶、弗事险欺，则宿习可回、至治可望。’■疑臣所云者盖指己也，故甘为孚敬鹰犬，攻击臣以快其私。然臣不去，■必不已，乞亟罢臣以避祸，不则奸谋叵测，阴肆中场，臣死无日矣。”上览奏，谓“绾事已迁官，竟仍留绾供事如故”。明日，孚敬疏辩：“臣与绾初同议礼，自许同心。近该吏部参绾纵放属官擅自回籍，以为情甚欺罔。臣与同官臣时、臣献夫从公斟酌，拟调外任，非臣一人私有好恶也。大同叛军作乱，臣等钦奉圣谕，此逆卒前攻得志，后来间未思以处之者，今日之叛有自耳，今但当讨之，岂可容缓以一日哉？彼既屡谕不信，敢行拒敌为在，征讨为正，亦难说玉石不分。臣等遵奉庙谟，敢不依朝廷纪纲法度为重，前后奉行敕旨，俱是‘擒捕魁首、胁从罔治’，原未主力征剿之说。使绾诚有忠爱之心，以抚安为是，自当尽言陈奏于上，不应暗昧附人以摇国是也。孟轲氏曰：‘不信乎友，弗获乎上。’臣蒙圣明付托，勿贰勿疑， 所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昔所同心如绾者亦不相信，又转而之他，则臣孤危一身，亦何以报圣明于万一哉！伏望皇上将臣速赐罢黜，上以全君臣保爱之恩，下以全朋友儆戒之义。”上曰：“朕昔闻绾于卿，故前日特留旧任，况他赞助议礼，已有旨还留用。卿不必与辨，即赴阁办事，庶朕得以养病省事。”亦疏辨乞罢，上慰留，不允。（ｐｐ．３５６３—３５６６） ２８．《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一“嘉靖十三年三月”： ２８．１　壬申，命礼部左侍郎黄绾抚赈大同，兼体察军情，勘明功罪，许以便宜从事。
  初，代王之国，言：“乱孽既除，宗室军民久困，请特遣大臣抚赈。”疏下礼部。尚书夏言覆言：“大同之变，本于军士戕杀主帅，罪首当诛，以一狱吏治之足以，非有据土建号、重大不轨谋也。乃镇臣奏报张皇，轻动大众，文告不修、戎律不肃，以致人心惊惶，遂有洗城之讹，使叛卒得藉以鼓众，凭城旅拒朝命， 要结丑虏侵败王略。而中外任事诸臣又不能审势定谋、相机善应、布昭德音、宣畅皇灵，乃广调诸军政围四月，耗帑金百有余万，选锋锐士物故太多，而重镇盖岌岌。赖皇上圣明，神武不杀，德音一播，凶渠授首，百万生灵免于涂炭，地方亦既宁矣。第该城久困严围，播迁凋丧，余民无几，生理穷蹙，兼以功罪未究，国法未伸，奏牍累闻，朝旨不下，窃恐积疑生变，更酿大忧，宜如代王议：特简忠亮大臣一员，令会同总制侍郎张瓒并抚绥官，宣布朝廷德威，慰安宗室，抚定军民，赈济困穷，综核功罪，章显欺蔽，昭雪冤抑。中间果有幸功偾事之奸， 责其指实纠举，以肃国纪。臣又惟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骚然，其各镇募军数必不下万计，月粮资装，耗费不赀，比敕使既归，尺伍随散，名系虚藉，粮出冒支，此所谓无事生扰而重贻厉阶也。矧今大乱已平，请罢召募之令，追回诏使，第以其费加惠实在行伍，则不待增兵而士气百倍。”疏入，大学士张孚敬持，不欲行。
  上谕之曰：“大同一事，卿独未究心于至理，委非正大之举，嘱逆诛逆，终是贼得，计我师伤亡无数，用财无数，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非朕偏听于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独与言为忌，之事又不从，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当行，岂可迁就为之？朕为言之力干君事，今亦不多。及黄绾之为人，卿所甚晓。朕恐前日之事如所言，卿不自累耶？卿能与绾比旧加厚其交，再肯与言凡事和处，则朕之不劳于政务，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为卿耳！” “孚敬对大同一事，始终处置，不能祇承德意以正国法，盖生于臣下心有公私而议不同，故事有牵制而功难成也。当变生之初，皇上惩于昔年姑息之毙， 毅然以正法讨逆为事，时夏言常与臣等相见，并无一言论及。比见黄绾有安抚之说，即危言附和，使当时从之，今日国论又不知何如矣。夫人有言似公而心私，有似私而心公者，不可不察也。兹虽‘首恶就擒、胁从罔治’，委于国法，未正后患，难保不能上廑，圣明远虑，臣等非敢安于苟且，仍蹈昔年之失。但近日给事中曾忭所奏处置大同善后事宜，部覆准行，总制等官及见，差募军给事中处置。今言复欲召回给事中，另差官查勘，窃恐事体不一，或举措少差，关系国体非细故耳！”上复谕曰：“大臣事臣，谋国贵和，若彼此争诋，各生私嫉，则其君何托？即卿上平而熟思之，礼部此请。当都依拟行。”遂降上嘉言忠谋，召还募军官给事中常序等，下兵部会推京堂堪命者。部拟二人，上不中旨，乃特召绾往。
  绾遂言：“上幸念大同初离乱瘼，特遣臣往抚慰，盖欲宣示德意，惩讦往来， 为边疆建永久计也。臣窃惟凋疗已极则赈恤宜广，是非未判则勘覆宜公。请自三司方面官，并听臣选委。其支用钱粮并查拟功罪，亦听会总制诸官，参酌举行，而纠其回护阻挠者。又，陛下昨谕内阁手札，备论大同事宜，皆哀矜无辜，罔治胁从至意。乞录付臣，以宣谕军民，使晓然知皇上好生之德，令人人荷戴。又，彼中事多涉提督总兵郤永，乞罢永离镇，乃可核实。”上并从之，诏永回卫，以防守居庸关东官厅听征总兵官都督张輗代之。（ｐｐ．３５８２—３５８７） ２８．２　戊寅，御史苏祐上纪验大同功罪，言张瓒、樊继祖等有平定功而劾郤永等欺误贪残之罪。革任巡抚潘仿，亦疏辩心迹，并以军变失屯政，敕书自劾、请罪兵部，请皆俟侍郎黄绾勘奏处分。从之。（ｐ．３５８９） ２９．《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三“嘉靖十三年五月”： 甲午，初，礼部左侍郎黄绾至大同，左右随从悉用大同人，城中宗室军民迎道诉官军暴掠者，投牒且数百，无告言叛军者。绾亦绝不问叛军事，众心稍安。有阚钺、薛源、杨月者为叛卒使虏，会事平、留虏中。至是，钺自虏归，绾执而付之法。反侧子遂籍籍有流言，绾因大集军民，谕以逆顺祸福，责其怙乱，众誓无有，流言不得行。又有请招源、月归者，谓留虏且遗祸，绾曰：“此辈悉庸奴、虏所牛马驱役之者，何能为中国患？且中国当严武备，虏之来去要在有以待之， 而奚虑此么也？”因下令：“源、月及余逆卒，自虏来者，边吏执而戮之，不来则勿索。”是时，诸叛卒方挟虏恐喝内地，至叱啐墩卒需饮食，要中国招己。闻绾令， 大沮，往往向墩卒诉虏虐，号泣去。百姓知绾足恃，凡前罹叛卒害者始麇至陈牒。绾佯不应而密以牒授给赈官，令随里聚阴核实之，刻期遣卒四捕，获首恶王福胜等若干人。有尚钦者当抢攘时，曾杀一家三人，惧不免，夜执刀鸣金倡乱，历数街无一人应者，遂被擒。绾遂出未获首恶郭经等名图形，悬榜捕之。
  于是城中军民始鼓舞，知不复有诖误累矣。
  绾乃疏，言：“大同之所以屡变者，始由于情罪不明，终成于积疑不解。臣惟‘王用三驱，宁失前禽’，故于王福胜则设法密擒，以正典刑，其郭经等则书名图形，榜示擒捕。又戒有司无贪功，无急追，听其自逃而执其不获脱者，但使不敢入镇城为地方害，则善矣。或又虑其急而走虏，为疆圉忧者，是不知彼己情也。虏得汉人，率奴隶之，不则易马远夷耳。且使虏果雄桀，即无赖此一二辈。
  如犹常虏也，则得此百辈奚益？况虏性得利则趋，遭创则避，固非此辈能使之去来也。今若招之使来，贷之则失刑，杀之则害信，反使彼得恃通虏之势以挟制止下，非计之得也。臣窃谓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法，但使吏此土者仰体圣心公平廉洁，饬法详刑，劳来安集。其未获余恶，听其自逃而徐捕之，则地方保无虞矣。”部覆如议。
  绾疏，言：“大同街衢广衍，故凶狡易于夤夜作恶。治乱于已著，不若防患于未萌。请于大小街衢，各设门房栅门，晨昏启闭，坚其键鐍，委官不时督核以消夜聚之奸。仍立十家牌法，挨门鳞次，编为保甲，各立长统之。令其互察奸慝，防御外患。仍随城四隅，各立社学，群军民子弟择师教之，作兴礼义之风以潜化其非僻之习。庶几边镇永安，甸服有赖！”部覆绾奏实防奸易俗要务，宜悉如议从之。（ｐｐ．３６１５—３６１８） ３０．《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五“嘉靖十三年七月”： 丙寅朔，礼部左侍郎黄绾以访捕大同叛军首恶王福胜等狱情来上：“甲申倡乱及害李瑾逋诛贼首，及后杀游击曹安并屠灭指挥景铨等六七十家、男妇一百余口，劫神机营都司军器与夫勾引虏寇敌，杀官军、拆毁民廨舍、凶渠根排无遣者福胜等十四人，论凌迟处死，妻奴资产没官，父母祖孙兄弟俱缘坐流徒。
  张玉等十九人论斩，与福胜等俱不决待时。未获郭经等四十九人，俱论斩，令所在物色根捕。白奴儿等四十一人当充戍。请兵部先定卫分，获日即行发遣。”法司覆，悉如绾拟。福胜等首级仍当枭示九边，及录所犯招由，并图处决形状，通行榜示，以为恶逆之戒。诏可。（ｐ．３６３３） ３１．《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嘉靖十三年八月”： 壬子，礼部左侍郎黄绾言：“大同所属城堡刍粮匮乏，及廨宇墩营，间有毁坏。请发帑银数十万，以为和籴、修复之费。”户部请以折粮银四万，合前已解盐银七万及南北新纳例银三千三百余两给之。入言：“大同城北原设草场城， 尽将为镇城外护，匪直以积草设也。今镇城宗室蕃衍、民居日蹙，而草荡空旷， 宜有以分奠之，请立公廨草场城中，而给民愿从者地，令自筑室以居。不惟民居收适，且使镇城有所捍蔽。”兵部亦以为便。上皆从之。（ｐｐ．３６５１—３６５２） ３２．《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嘉靖十三年九月”： ３２．１　庚午，礼部左侍郎黄绾言：“宣大总制提督，原议暂设，今虏稍宁，宜裁革。至于保定兵马之设，以守紫荆关为重，专统于提督都御史。宣大边关兵马之设，以守边为重，兼统于总制都御史。今使保定亦听宣大总制节制，是以门外人摄门内事也，不唯调度纷扰且职掌以混淆不便，宜亟行改正。”巡关御史赵元夫亦以为言。兵部覆：“请行总制侍郎张瓒等议奏，果虏警以宁，保无后虞，方可议革。昨以地方多故，令宣大总制兼制保定，系一时权宜，当从绾议更正。”上然之。已，张瓒议上，以为总制、提督两皆宜罢。乃召瓒与提督张輗俱还京。（ｐｐ．３６５８—３６５９） ３２．２　癸未，礼部左侍郎黄绾奉旨勘上大同事，言：“乱卒王福胜等之杀总兵李瑾，实瑾唆法所致，其首恶不过数人，应者不过六七十辈。藉令如巡抚潘仿议，旦擒旦抚，自可旋定。而总制刘源清、都督郤永益张其事，以耸朝廷。朝廷命其相机征计，而源清、永一意对之，但言五堡事处之太宽，遂榜示城中，五堡遗孽疑以为追理旧事，而人心益骇。仿所捕乱卒，杖杀及槛致者已六七十人，是时入抚而徐图之，逆党可尽得。而源清以功不出己，乃凭诸囚之妄攀、纵甲士之横索，追呼益急，复诬原任总兵朱振为谋主。振仰药死，乃人人自危，讹言屠城，群起为乱。今日谕诸军胁从不问矣，明日又以师逼城下，斩关而入，大肆杀掠。虽以宗室士民及佥事孙允中等之力沮，卒不听。益百道攻城，至穴地灌水而城中不得不为自全之计，乃发禁兵，出罪囚，开门迎敌，杀参将一人。是时，王府及有司军民章疏，皆为逻卒所过，朝廷莫乃闻，而两人请师益急，且谓城中悉从贼，实大欲厌绝此城，遂致上廑宵旰之忧，调兵转饷，殆无宁日。忠于谋国者，固如是乎？时乱卒又诱北虏数万人大举入寇，攻东南诸关，官军累败， 城中且为内应。源清、永进不能讨逆，退不能御虏，致残破重镇，几撤藩篱。赖圣明特降御札，释群疑之心，罢源清之职，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意。而主事楚书等一人谕之即释申稽颡，自斩倡乱者二十余级以献，城中若更生然。虏闻之，寻近远遁。有如源清不去，乱岂有既乎？是役也，杀游击曹安、千户张钦等数人，士女千八百人，被虏及惊失者千余人，其余擅杀埋掩者不可胜数。毁室庐以万计，财货刍粮称是。民不堪命甚矣。而源清、永又厚为掊克、赃贿不赀。
  臣始至境，见赴愬者载道，切悲怜，乃宣圣谕、慰宗室、抚残伤、掩骸骼、赈穷乏， 以称陛下亲亲爱民之意，而城中大悦。按其罪，则源清与永，贪功偾事，诬上殃民，实为之首。而副总兵赵镇等九十六人，或视瑾死弗救，或防御无策，罪为次之。游击徐淮等五人，又次之。论其功，则总督张瓒、巡抚樊继祖、巡按蓟祐之运筹督粮，分猷共济。主事楚书、郎中詹荣、都指挥纪振、镇抚王宁，或倡义入城，或乘机抚定，并宜优叙。而员外李文芝则次之。参将叶宗、叚堂、李彬、刘江、副总兵梁霆、张镇、指挥张忠又次之。他如游击戴廉，虽有不救李瑾之罪， 而抚处之功可赎。指挥马昇、千户杨麟，虽为乱军推戴，而从正之志可原。又如潘仿仓卒遭变、备历难危，孙允中离母出城、遂被羁绁，卒之密图抚处，两人有力焉。是皆不可以其所失而遽弃之也。惟陛下裁察。”疏下兵部，会兵科都给事中曾忭等言：“大同乱卒稔恶积虑无上久矣，其杀主将非律，所谓谋杀乃谋叛也。今议者欲曲从轻，比意以不出此无以议。赦而不知神武之义、不杀之仁，断自圣心，何必曲法以惠奸慝哉！臣请令法司明正叛逆之名，而因诏陛下特赦之惠，使天下知犯法必诛而无复徼幸，则奸萌之心折矣。”又，黄绾言：“刘源清赃贿交通，贪功偾事，春秋必诛。夫源清不能观机进止则有之矣，往者宸濠之乱，源清为进贤令，倡乱死守，在湖东有保障功即举事，一不当尚当蒙八议之贷，况源清非激变者也。”绾又称：“潘仿、孙允中俱宜叙用。夫为守臣，乱阶不杜，见难不援，踰垣而避，敕符俱亡，降止辱身，观衅自全，皇惑草疏，为贼请贷，得不流窜为幸已厚，尚将■颜污朝列哉？惟詹荣身陷贼中，本无强土之责；楚书奉使筑濠，非有军旅之事。乃有肯越职以谋，因几成事，录此而量赏之，亦足以示劝。若夫樊继祖挫威于城下，张瓒受命于军中，亦复贪天因人，冒昧掠美，此而赏之，非所以昭天公也。”疏亦下兵部，覆言：“绾受命查勘功罪，穷推尽结，纤悉不遗，固人臣守法之常。尔等职司封驳，权量轻重及辩拆实天下士论之公。臣等参酌定拟，永罪在不赦，源清当录曩劳末减，并镇等一应罪犯，俱事下刑名，宜移都察院审详覆奏。仿、允中损威失职，录用非宜。瓒、继祖等诸功次宜悉如绾议行赏。绾尽心抚赈，靖除遗恶，使积疑对解、边镇获安，为劳甚大，宜优加奖赉。”得旨：“源清、永及镇等情犯轻重，下法司从公依律拟。瓒、继祖、祐，各赏银等币有差。书、荣、振、宁，各升一级。文芝，升俸一级。廉以功赎罪。昇、麟调别卫。仿、允中各复原职。任、宗等各赏彩币。淮等各夺俸半年。黄绾奉命抚赈查勘，周悉勤劳，可加升俸一级，仍赏银币。李瑾量加恤典。
  又，以怍等不候覆奉，辄先论扰，言词欺诳，沮坏国是，令锦衣卫拷讯。”已而释之。
  初，绾勘疏既上，都督郤永不服，反奏之。绾因悉数永及刘源清未尽之罪。
  兵部请谴给事中一人同御史再勘，已得旨矣。绾言：“臣之所勘，法司尚未拟覆而兵部请官再勘，则为罪人谋者工也，如国法何？方臣之奉命往也，永尝为飞语以摇惑军心，复令人击臣途中以逞其凶臆，兹复浮言诡辩。臣恐勘官一出， 大同军士皆将自危，其为边患，诚非细故。且臣复奏，俱勘余情，初不藉此为归结而兵部颠倒重轻，敢为狙诈之术。臣不知其何心也。”疏入，上乃止科臣不遣。（ｐｐ．３６４４—３６７０） ３３．《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八“嘉靖十三年十月”： ３３．１　乙未，法司覆礼部左侍郎黄绾勘明大同叛卒及文武诸臣罪：“伏叛卒王宝、尚卿论凌迟处死。张斌、阚钺、萧激、牛名、董海、王仓、樊钦、许实坐斩。内宝及已死徐文全等六人俱以支解，各财产给被杀之家，妻子流从，文全等六名仍锉尸枭示。钦及钺等四人及已死首恶刑通事等九人皆以谋叛，杨彪以拒敌，各妻子俱给配功臣为奴，父母祖孙兄弟缘坐流徙。罗得虎等三人坐绞。犯官宋赟以例当枭示。刘宗澜永戍边卫。轻犯马鉴等二十七人各遣边， 杖发有差。先革任兵部左侍郎刘源清、提督宣大都督郤永及副总兵赵镇、游击戴廉、武漟、徐淮、都指挥杜辉坐、营指挥杨德中、军指挥赵春、千户郤方，皆情罪深重，宜逮入京按臣。而总制中军指挥刘环、提督中军锦衣卫指挥使马骥皆与源清事，于质证请并逮之以正其罪。其游击等官、上爵等九十三人皆情罪稍轻。及未获陈淮等二百一十人，未至丁秀等四十二人，宜俱下各按臣逮问。议上，报如议。源清等令各巡按御史逮问，赴京师鞫讯。” 兵部覆绾所勘擒斩首恶幸贼并阵亡被伤官军功次，谓：“闭门擒斩首恶并内应补获助恶人员，建谋奋力，使凶渠授首，功委可嘉，宜依新定赏，格优禄续。
  擒首恶人员，拔除病根、永安边镇，功亦当录，但系事平之后缉获，较之内应斩获终属有间。臣等参酌先后事宜轻重，分别格例：都指挥纪振、镇抚王宁等官舍八人应升三级，正千户周宗等二十三人升二级，正千户罗杲等五十四人升实授一级、署一级，指挥佥事蒋深等八十五人阵亡，指挥佥事李宗七百一十九人升一级，旗军郭忠等四十三人升署一级，余有功官军二千三百五十三人，给赏有差。其忠义将士、因补诛首恶为乱军所贼者，若总旗王安等三人全家被害， 其身尚存，宜陛录。指挥景铨等三十三人身已被杀，妻子间存，宜给赡录荫。
  军人张宗等一十七人身亡世绝，宜表其门闾。”诏悉如拟行。（ｐｐ．３６７９—３６８１） ３３．２　己未，以侍郎黄绾奏，旌大同节妇董氏等三人、烈妇王氏一人、孝子温钺一人。（ｐ．３６８７） ３４．《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嘉靖十三年十一月”： ３４．１　丙寅，上谕辅臣张孚敬、李时曰：“兹文华饬新，但‘九五斋’书轴未成、‘精一’堂额未悬，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与礼官往礼东室，绘‘敬一’二字及‘诚意正心’四字，西取汉文帝止辇受谏、唐太宗纳魏征十思疏为图。”于是，孚敬、时及礼部尚书夏言、侍郎黄绾、黄宗明，恭诣文华殿， 周回纵观，因造恭默室，睹《龙马》、《神龟》、《丹凤》三图，退各上疏称谢。而言、绾、宗明复撰《赐观文华殿》颂、赋、诗以进。上皆优诏答之。（ｐｐ．３６９４—３６９５） ３４．２　辛未，上御奉天殿，百官行庆贺礼。两宫皇太后及庄肃皇后、中宫皇后俱免，命妇朝贺。上在南郊斋宫，自制《大报歌》一章，出示大学士张孚敬等，曰：“朕肃怀大报，草此数言，聊以见意，卿等可与言。”鼎臣、道南及分献礼官一观，其各以赞佐、戒进之辞和之。其辞曰：“岁次甲午兮，阳月之八日新冬。
  肃群臣而朝趋泰坛兮，钦大报以叩苍穹。朕以微薄菲质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绵才愚质兮，惧无以上副恩隆。思欲康此民以图报称兮，惭无学以出其治源。爰肇复泰禋兮，兹当四举愚衷。匪直慎始兮，思惟厥终。咨左右丞弼兮，其尽启沃以匡佐。期世道跻于熙皞兮，庶或仰承乎眷崇。”末仍御笔注云： ·１２０·　黄绾年谱简编“曰道举去岁，疾未亲耳，故承之以‘慎终’句。”于是，侯郭勋，伯陈万言，大学士张孚敬、李时，尚书汪■、夏言，侍郎顾鼎臣、黄绾、黄宗明、甘为霖，学士廖道南，皆奉诏恭和。上俱命留览。（ｐｐ．３６９６—３６９７） ３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嘉靖十三年十二月”： 庚戌，大祫太庙。命附马都尉邬景和代，尚书汪■、夏言，侍郎黄绾、黄宗明、钱如京、张瓒、林庭■、甘为霖，学士张璧、吴惠、廖道南，捧主。（ｐ．３７１４） ３６．《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五“嘉靖十四年五月”： ３６．１　辛酉朔，礼部左侍郎黄绾言：“臣往奉命勘大同事，方下法司而刘源清等辄先奏辩，以为臣欲文致其罪、为逆党报仇；继又自夸其功，谓臣率意颠倒，枉杀天下忠臣义士。此何言哉？臣初入城，不顾利害，擒其首恶王福胜等四十四人械系，驱其党郭经等九十人出城，以正典章。今议者犹以臣为不尽法，以此劾臣，以此参臣，又以此发策阴寓贬臣。臣有章奏，该科贴报或摘去要语，或一字不贴，及源清妄辩俱与全贴，欲令传播以惑四方观听。臣何足惜？ 顾惟圣德神功，真足以系人心而彰，告械者亦拥阏而不彰，足可惜耳！臣往谢恩疏中乞敕该部特用表章，风示四方，垂之国史，以为将来劝惩，而该部竟以乡曲姻娅贿赂之私，匿而不举，乃至今日犹有此说。况臣所用以擒首恶如纪振、王功等虽升三级，皆置之闲散。祥、董玺等至今不升，夏鹗反以考察去，无惑乎源清等之肆志也。请从公据实，早为会问。”因著其大略有五：一曰明事机，二曰明情罪，三曰明职守，四曰明弊端，五曰明欺乱。极言源清暗于事机、贪功罔上之罪。诏下所司，议报。（ｐｐ．３７８９—３７９０） ３６．２　癸酉，赐礼部（右）［左］侍郎黄绾母鲍氏祭葬，并赐其父黄俌祭一坛，以纂修、讲读劳也。（ｐ．３８１０） ３７．《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嘉靖十五年六月”： 丁酉，初，礼部侍郎黄绾奉命勘处大同，事还，言总督刘源清、总兵郤永二人贪功偾事，盗钱谷百万、杀伤无辜千余，大坏边防，罪宜首戮；并论副总兵赵镇等不救主帅、游击武漟等杀掠居民、掊克军饷之罪。有旨，俱逮入京讯鞫。
  源清不服，奏辩者五；永奏辩者九。绾亦数行参奏，狱久不决。至是，绾以忧去任，法司始具狱以上，言：“永、源清身负重任，掌握大兵，坐视无策，既失机宜， 而永又多赃罪，情罪无枉，弟久居边镇，为国大臣，乃似叛军，故置之重议，恐于国体有伤。矧其时贼炽虏强，内防外捍，亦为不易，惟上裁宥。漟先攻取南关以驻军，镇能擒乱军自效，亦宜从末减，发戍边卫。”上谓：“源清、永奉命讨乱， 不能随宜区画，乃囤执攻城，以致师劳财费，伤残众多，损威负任，法当处死，尔等既为边防远虑，请从末减且事权本出总制，其斥源清为民、不许朦胧起用。
  降永职二级，令立功赎罪。镇、漟等悉如所拟。”（ｐｐ．３９７１—３９７２） ３８．《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嘉靖十八年正月”： 丁酉，先是，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尊加皇祖谥号，礼成，礼部奏遣使诏谕朝鲜。上曰：“安南亦在天覆之下，不可以迩年叛服之故，不使与闻。今择廷臣有文学才识、通达国体者，赍诏谕之，如故事。”于是，所司以其人上。上命更推者再四，皆不遣，已乃命原任礼部左侍郎黄绾升本部尚书，为正使，右春坊右谕德张治升翰林院学士，为副使，捧诏行。时绾守制家居，趋赴行在所，领面谕行事。（ｐｐ．４５４９—４５５０） ３９．《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嘉靖十八年六月”： 甲辰，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严嵩、黄绾，兵部尚书张瓒，刑部尚书杨志学，工部尚书蒋瑶，右都御史毛伯温、周期雍，吏部侍郎张潮、张邦奇，户部侍郎李如圭、高公韶，礼部侍郎张璧，兵部侍郎樊继祖、张润，刑部侍郎宋景、屠侨， 工部侍郎吴大田、周叙、郑绅，都察院副都御史王杲、党以平，佥都御史周煦、胡守中，通政使司左通政蔡子举、右通政郑坤、屠楷，大理寺少卿王守、钱学孔，掌太常寺事侍郎金赟仁，俱以雷警自陈乞罢。诏：志学、公韶、侨、叙、以平、学孔致仕，余俱留用。（ｐ．４６８５） ４０．《明世实录卷》二百二十七“嘉靖十八年闰七月”： 辛酉，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绾罢。先是，绾以礼部左侍郎升本部尚书，充正使，往谕安南，未行。为其父母请赠且援建储恩例，请给诰命如其官。
  上怒曰：“绾先因行取使安南，闻命不趋。既至，则多端请辞，畏缩阘茸。今又复有请。其以原职闲住，毋复起用。” 安南事本因一人倡之，众皆随之讪。上为听夏言之言，共起违慢之侮，此国应弃、应讨，宜如何处之？兵部其即会议来闻。兵部集廷臣议，谓：“黎氏本我臣妾，义不可弃，而其臣莫登庸父子篡国逼主，罪所必讨。近虽畏威悔过，上表乞降，籍其土地人民，恭听处分。据其哀请，似亦可矜，但夷情反覆，诡秘难信，请敕原拟钦命咸宁侯仇鸾、兵部尚书毛伯温往两广、云南，调集各处汉土官兵，招谕安南。归顺土官刁雷及黎氏旧臣武文渊等，各练集兵粮，以备征讨。若莫登庸父子果隐谋，则进兵以正朝廷之法。如其束身待命，果无他心，则星夜檄闻朝廷，待以不死。如此则春生秋杀，仁义并行不悖矣。”上从之，乃仍命鸾挂征夷副将军印，给伯温参赞军务关防，奉敕南征。（ｐｐ．４７１９—４７２１） ４１．《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十四“嘉靖三十三年九月”： 壬寅，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黄绾卒。绾，浙江黄岩人。正德中，以祖荫授后军都督府都事。嘉靖改元，为南京都察院经历，以议大礼与张、桂合， 迁南京工部员外郎，谢病免归。未几，复起为光禄寺少卿，与修《明伦大典》，寻升大理少卿，改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充经筵讲官。《大典》成，进詹事。久之，进南京礼部右侍郎，转礼部左。时大同军乱后，反侧子犹攘臂鼓啸，人心讻讻，代王请遣大臣安集，上命绾往。绾抚辑流亡，分别善恶，悉索其倡乱党与诛之，还奏称旨。母忧，服阕，即其家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抚谕安南，未行，落职闲住。至是，卒于家。
  绾有文学，明习国家故事，博辩捷给，吏干亦敏瞻，故虽起家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为忝。然其倾狡善变，不专一节，初以讲学取声誉，比议礼，见举朝不悦，复首鼠避去，事定乃复扬扬自负，力附张、桂，锄所憎忌。尝上书，以隐语撼大学士杨一清，公论恶之。及夏言有宠，复附言而非张孚敬。迹其终始，真倾危之士哉！（ｐｐ．７１９５—７１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