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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人的自我关系上，济公选择了身心“和乐”。
  《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说：济公为人“狂而疏，介而洁，着语不刊削，要未尽
  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缁逸韵。”他有疏狂不羁的个性，蔑视清规戒律，任
  性浮沉市井，饱览古迹山水，出语幽默诙谐，活得十分潇洒。他把人生看作一
  次带有任务的旅行，事毕就轻快地回去。从而使社会的责任感（心）和洒脱的
  生活方式（身）得到了统一。
  酒是济公不可须臾离开的爱物。但当“身”（生理）之所需与“心”（理念）之
  追求二者发生矛盾时，济公会毅然决然戒酒茹素。相传济公云游到宁夏泾源
  延龄寺，帮助老方丈重振寺院，后来接任住持，见附近百姓生活困苦，寺院香火
  不盛，就一改往日懒散旧习，把酒葫芦抛入河中，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一早就
  起来不停地劳作，几个月下来寺院修葺得焕然一新，并采药为百姓治风湿病，
  送衣物钱财救贫。当他看到自己抛掉嗜欲换来被救助者脸上绽开的笑容时，
  不禁心中充满了法喜，获得远超生理之上的另一种快乐。
  佛教不主张苦修。释迦牟尼曾修过苦行，但指出“苦行非道”，也反对放逸
  享乐，而主张善待众生、善待自己、珍惜物力，用有限的生命，高效务实地为自
  己开拓无限的菩提大道。这是一种安乐中道。济公的“和乐处世”的苦乐观与
  之相近。清同治九年，华顶龙泉庵融镜禅师给虚云痛处一锥，顿时有如醍醐灌
  顶，直透到底。正是舍去表面化的苦行，在台岳五年参访，这位后来活了１２０
  岁的僧人方才真正得道。
  总之，济公将一个“和”字定格在“普度众生”的最高目的上，所以它既不是
  毫无原则的“和事姥”，也不是对恶人都是杀无赦，而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
  各种巧法解决矛盾，以达到发扬正气，祛除邪念，使社会和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