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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秘密宗教和教派尤其是一贯道在短时间内的勃兴并非偶然，急剧的社会变迁是新兴宗教崛起的沃土。卢云峰在《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一文中分析道：在宏观层面，一方面，清末民初我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战争频繁，民生艰苦，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 另一方面，传统宗教往往无力把握和解释这种变迁，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并渐趋衰落，这就为新兴宗教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在中观层面，动荡会产生大量的流动人口，传统的社会网络瓦解，这些人成为新兴宗教潜在的追随者；新兴宗教扮演了社会桥梁的作用，把这些人重新组织起来， 给予他们精神的安慰和实际的帮助；那些能最大限度保存信徒文化连续性以及与外部社会有适度张力的宗教往往更能吸引信徒。最后，在个人层次上，宗教首领的策略决定了某个宗教能否脱颖而出，有效的组织动员、对周遭宗教文化的洞察与吸收以及克里斯玛权威的养成都有助于宗教的增长。① 此外，民间秘密宗教在清代受到高压，它的活动常常同社会下层反抗运动联系在一起，其中一部分转化为秘密会社，进而催生出近代革命政党。辛亥革命以后，对民间宗教进行摧残镇压的君主专制政体不再存在，加以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家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民间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上层压力减缓了。
  各种社会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不再镇压民间宗教，转而设法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更加改善了民间宗教发展的政治环境，民间宗教的秘密性有所减弱，公开性有所增强；旧教派的分化和新教派的出现加快了速度，政治倾向上出现明显的分化，或投靠反动势力，或保持民间群众团体属性，或成为社会进步力量。② 时至民国，通过小说、戏剧和中国济生会的宣扬，使原本就受到群众信奉的济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更加深广。各种教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借济公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１９３０年，张光璧自称“济公活佛下凡”。实际上，一贯道早晚献香礼拜的济公并不是宋朝的道济和尚本尊而是张光璧本人。由于打着济公和弥勒佛等的佛道旗号，利用佛经中弥勒下生成佛说在社会上的广大影响，更具有欺骗性。得以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从偏居一隅的教派成长为覆盖全国的宗教团体，至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极盛，不仅形成一整套组织系统和宗教仪式，而且教众已有百万之巨，势力遍及全国，在教义理论上也有重要发展。③ 一些汉奸、特务乘机混迹其间，国民党政府曾下令取缔一贯道，但不久改为控制利用，授意改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变换形式，继续公开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进行破坏颠覆活动，一贯道于１９５１年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缔。④

①②③④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民国宗教史之民间宗教信仰概貌》，“佛缘资讯”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牟钟鉴等《中华民国宗教史》之《民间宗教信仰概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又见佛教导航网《民国宗教史之民间宗教信仰概貌》，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濮文起主编《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第７７—７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