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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而非局部、本质而非皮相来看待济公的癫狂，绝不能忽视他以颠济众的更为重要的亦即本质的一面。无论是醉是醒，如果从济公扶危济困的行
  动和所撰诗文的内容来看，他不但一点不傻，而且爱憎分明，思路清晰合宜，清
  醒得很，何来之颠？故其颠是一种佯狂，他是以颠济世，实为外示“疯狂”内实
  古道热肠的菩萨。而且对济公来说，醉酒，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种
  情趣。因为只有在醉酒中，他才能尽情地发挥出他的神通，喷发出他胸中积聚
  的挚爱大憎，抒发出充满哲理诗情的谠论奇文。他的似醉非醉，更给了他诙谐
  调侃与济世救民的无穷勇气和智慧。
  事实正是这样，济公在不避讥嫌出入淫坊酒肆饮酒食肉的同时，从未忘掉
  接引有情众生到智慧彼岸，以无住之悲愿，化导众生，予有情众生以安乐，处处
  体现着禅师游戏三昧的作风。在他“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的云游生
  涯中，以其颠行———独特的禅风，不知救度了多少迷惑自性客。而且应当看
  到，济公之颠暗示着众生之颠倒心态。济公当时所处的社会，从某些情况来
  看，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社会。在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下，封建束缚
  日益严重，而同时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宣扬“理在先，气在后”、“存天理，灭人
  欲”，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实即服从封建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事物必须倒过来看。当此之时，济公的奇言异行不被人所理解，认识不到
  那外表的癫狂下面是洞察精微的清醒，甚至被统治者及其卫道士视为异端，把
  他当作疯子看，是毫不足怪的。
  可见，济公的颠是以惊世骇俗的言行，凸显其不愿作“担枷带锁汉”，以求
  “大自在”的狂狷。何况按《增壹阿含经》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
  意，是诸佛教。”济公惩恶扬善，正是一个佛教徒所要坚持的第一要务，是“实”。
  至于他采取什么形式，那是随机运用，是“权”。开权正是为了显实，沉浮市井
  正是为了接近民众普度众生的需要。
  关于济公的颠狂在艺术典型上的多方面的作用，吕洪年曾经论述过：
  一是作为旧秩序的破坏者，不平事的救赎者，旧统治的反抗者，其颠
  狂的性格，正是自身安全的保护色。不论他是真颠还是佯狂。这种性格
  为他的来去自由，进出方便，敢作敢为打下了一个基础。二是颠狂也是一
  种斗争与反抗的形式，在无法动摇旧统治的黑暗现实中，采取颠狂者的特
  殊手段，可以大泄民愤，大快人心……三是济公的颠狂也是其神性的一种
  表现形态。貌似肉体凡胎，实际却是一种子选手“活活的知觉罗汉”。只
  要用手一拍天灵盖，便可透出佛光、灵光，威摄一切妖孽。①
  总之，济公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像别的高僧大德那样，或以创宗立派传世，
  或以注解经论著称，而是以酒度人、以颠济众闻名于世俗社会。可以说他的疯
  癫，他的妄语，他的嗜酒，是为了广结善缘的一种手段，颇有维摩诘居士“行于
  非道，通达于佛道”的风范。济颠的“大戒不持”，“鄙陋”清规，正是对动辄即可
  得咎、越来越苛严琐屑的清规戒律的叛逆和抗争。而且济公在救难之时，多带
  几分醉意。他常说的“除非布施一壶，还了贫僧的本来面目，或者醉了，反晓得
  明白”，意即人之酒醉，也许比清醒时更能显露出自性天机智、本来面目，因此，
  更能体现佛陀之本怀和显现佛法之神通。正是在这一醉之中，他借助于酒力，
  戏佞惩贪，扶弱济贫，从而在获得“活佛”尊称的同时，有了“酒神”的名位。也
  正是为了救人济世而不惜开斋破戒，不惧落入恶道受苦，牺牲世俗所谓的
  道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