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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黎民呼唤救星，是产生济公传说的时代需要。
  宋朝的财政收入较唐朝有巨大的增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京城开封也成为世界第一大都会。究其原因之一，是宋朝的税赋极重。为了养兵、养官，向西夏、北辽进贡，大收其税。包拯说：“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一语道破北宋疆土不及汉唐，岁入却倍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包拯举的一个例子是陈州。本色为麦，但朝廷突然改令以货币地租。以市价，斗麦５０文，而朝廷令斗麦折１００文，附加脚钱２０文、仓耗２０文，等于斗麦１４０文，相当于本色地几乎三倍。① 宋室南渡后， 情况愈演愈烈。叶水心说：“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又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椿，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仅举其正税之一“身丁钱”（人头税）为例。唐中期以后搞两税法，人头税已经摊到夏秋两税里了。宋朝沿袭唐朝两税法，本身已经含有人头税，却又在全境向２０岁到６０岁人征收，有些地方甚至从几岁之童征到已死之人。赋税之重，如此税外加税，民何以堪？可谓其苛烈亘古所未闻，也为后世历代所绝无。
  济公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这一时期的南宋朝廷，虽说能安然“临安”于杭州，却背负着丧地辱君的靖康之耻；“绍兴和议”之后，除了向金人称臣、划淮为界外，每年还得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然也要从税赋中来。另一方面，北方的城市蹂躏于金人铁蹄之下，杭州却一直躲过了战争的破坏，连唐末的黄巢之难也得以幸免。钱塘“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依旧，怪不得人们“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南北战争的无际需求，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都是来自对百姓的掠夺。南宋的疆域，仅有全宋时的一半，而国用却超出全宋的最高额。故李心传说：“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两宋时期农民起义蜂起并非偶然。① 如果是济公的历史纪实，单讲宋代也可以了。但要讲济公流传至今的故事传说，无疑还要涉及此后的历史和文化沉积。因为传说在传承过程中，往往会添加上所经时代的一些东西，当然也会减少掉一些东西。事实是从南宋迄至元明清，民众一直辗转于水火之中。宋末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因杀戮和饥馑，辗转于沟壑者不知凡几。元人入主中原后，汉人和南人倍受歧视，长期对外用兵，暴政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酿成各地义军蜂起。明代的集权亘古未闻，宦官专权，朝政腐败，又岂一位宵衣旰食的崇祯帝所能挽狂澜于既倒。迨至清帝入关，大肆杀掠，竞相圈地，实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政策，使中原无复再见汉衣冠。社会稍稍安定后，又实行暴虐的文字狱，杀戮无辜，动辄百千，有甚于明初“诛十族”的朱棣。天台诸生齐周华因响应雍正征询对吕留良案直抒见解而惨遭磔刑，即是一例。
  千千万万的民众，当其不堪忍受痛苦时，或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的呐喊，或是祈求有人能解除其现实苦难，或是乞求来生有个好的命运。这也就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观世音和阿弥陀信仰大行的原因。而济颠形象的诞生和流播，正是适应了底层社会的需求。
  民间创造的济颠形象，与阿弥陀佛的作用不同，而与观世音菩萨类似。他不是远居在西天灵鹫山，为贫困者展现来生的愿景，而是应世于红尘之中，为当代世人解除苦难。我们从故事和小说中看到，只要有人发出呼救，一位身着破袈裟，满面油垢、脚拖烂鞋的和尚，就会出现在他面前。而济颠一经出现，其痛苦立可解除，其厄难也随之消散。而且济公更进了一步：观音要有人一心称名，才“有求必应”；而济颠和尚具有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之志，常是主动为世人排忧解难。于是他被人称作“活佛”。
  诚然，这是人们的一种幻想，一种希望，在现实的生活中并不曾有过。但是人们盼望有这样一位人物存在，以抚慰现实中屡受伤痛的心灵，为看不到光明的人们送来期盼。济公的传说为适应民众要求而产生，又为历代民众不断地再创造。其小说便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文人记录和加工而成。千百年来，传闻和小说不胫而走，并且历久而不衰，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反映出下层百姓的无助和对于拯救者的热切盼望。
  还是让我们回到济公生活的年代吧。其时恰当宋室南迁，内忧与外患交迫。在金兵的得寸进尺面前，宋军节节败退，有的还乘机劫掠，而南宋小朝廷却偏安一隅，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生活。高宗勾结丞相秦桧，以“莫须有” 的罪名处死抗金民族英雄岳飞。“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忠奸颠倒，生灵涂炭， 因辽金侵凌造成的南迁流民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其中一部分人进入寺庙），亟待拯救。
  在方腊、钟相、杨幺这样的草莽英雄被镇压之后，在李纲、宗泽、岳飞这样的贤相名将被排挤或杀害之时，一时血雨腥风。幸亏佛宗仙源的天台山吹来了一阵清风，点燃了民众心中的希望之火。一位与民众休戚与共的僧人被推到历史的台前，这就是济公。他把无情的鞭挞指向贪官恶棍，让温馨的慰藉洒向底层百姓，不啻畸形繁荣的宋京升起了一支灼灼妙莲。于是美丽神奇、幽默诙谐的济公传说应运而生，承担起激浊扬清、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社会责任。
  济公的形象通过民间的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渲染，广为传播，深入人心，正如文正义先生在《解读济颠》中所说的： 自南宋迄于清季，从署名宋‘沈孟柈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到清代郭小亭的《济公全传》，济颠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再是当年的禅僧道济了，糅合了儒释二教的基本理念，倾入了人民群众的理想情感，也是神异传闻和小说创作的结合体。他既神圣奇异、主持正义，又平常住世、颠狂诙谐，不像黑面包拯那样一脸凛然，更富有一种人情味与亲和感。其形象不是分娩于一朝一夕，而是不断地被人们“再塑金身”，逐渐地完善其故事，丰满其性格，突现其主题。虽说写济公的小说不算很成功，不能像《三国》、《水浒》、《西游》那般写进文学史，可却在社会底层不胫而走。济颠得到了人民的崇敬、喜爱，成为他们感情的寄托，希望的化身。①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月。 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７月。 ① 文正义《解读济颠》，杭州佛学院编《吴越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第３２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