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从历史学的视角考证济公其人其事，那是真实的客观存在。从民俗学的角度考察，那些济公题材的传说和神魔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济公信仰的载体。在《济颠语录》和其后的《醉菩提》中的济公，是以蔑视一切清规戒律，任性而为，游戏人间，颇有点反传统的面目，而且不时有“极意佯狂，尽是通灵慧性；任情极戏，无非活泼禅机”的显现。可是这些却被“西湖香婴居士”视为“荒诞无稽”，“重编”了《三十六则济公全传》（别名《麴头陀传》），力图澄清济公酒肉和尚形象与荒唐事迹，阐释因果报应思想；删节掉禅意盎然的情节，注重于“有关身心性命及道理伦常之事”。济公的形象开始变味。伽蓝神不时出场点化，济公圆寂受到皇封后，还进宫显灵赋诗谢恩。过分的伦理化使济公的形象充满道学气息， 显得灵气不足，行动前后充满矛盾。① 这种翻案之举，实为儒家出于“神道设教”维护皇权而抹杀人性的手法，却并不为包括佛门在内的读者所看好。
  清末民初，啸侬、坑余生等将晚清郭小亭２４０回本的《评演济公传》续至５０ 续，共１７５５回、５８０万字。这些超巨型说部，实际上是由许多独立的故事连缀而成的。书中政教的关系更出现了从对立到化解一致的发展趋势。其初，颇有“沙门不敬王者”态度的“名士”僧人济颠，蔑视达官贵人，甚至在皇太后面前都无礼之极，做出大逆不道的“露阴”之举，却得到了宽容。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教关系的文化传统上的内在影响。但正如历史上统治者总是在将“神道设教”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的同时，要求宗教徒忠于皇权。济公要在不可移易的政与教的关系中，为民办一点事，就不能不有某种让步和妥协，乃至顺从。小说开头写济公为拆大碑楼盖秦相府阁天楼一事，施展法术戏耍和惩罚了相府家人，对立加剧。秦相将济公拘捕刑讯，济公夜里大闹相府， 双方对立至极点。但在秦相这子得了奇症，无奈之下请济公医治，对立开始缓解。治好病以后，竟出现了济公与秦相交谈投机，并欣然做了秦相替身，洋洋自得地“荣耀归寺”，表明了政教二元的沟通与联合。而通过解救遭受冤屈的平民百姓、贞妇节女、惩恶扬善，从而恢复了公理良心、当政者的权威以及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构成了他扶危济困、救赎者的重要一面。
  此后济公即率领弟子，劝导一批忠臣后裔和江湖义士，如何严惩卖国投降的奸臣和皇亲国戚，平定大狄国的内患，以保南宋江山国泰民安。类似当今的电视“系列剧”。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从市井社会拓展到整个朝野江湖，随着全方位的生活画卷和多层面的人物性格展示，以及神怪小说、言情小说和公案小说相结合手法的运用，济公也从一位佯狂入世、除暴抑强、扶危济困的禅门散圣，头顶三光，到处行侠仗义，替官府断狱，替朝廷平叛，终于演化成为神机妙算如诸葛亮，仁义行道如宋江、法力无边如孙悟空，集众美于一身的护国佑民、忠义双全的“济大侠”、“济青天”和“大活佛”，对济公的神化可谓到了极致。
  也许读者要责备小说中描写济公最终与当政者的妥协，与作者思想上的软弱。但客观地说，在王权居于至尊地位的中国，作为僧人的济公在政与教、政与民的二元之间，只能别无选择地走调和之路，充当中间人和媒介的角色。① 这种变化与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作者主体意识的增强，读者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诸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而归根结底，其核心理念体现的还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和政治生态。

① 胡胜：《济公小说的版本及流变》，《明清神魔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 第１８１、１８４页。 ① 周永明《论济公形象的构成及其文化意义》，《民间文学论坛》，１９８８年第二期，第４８—４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