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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东汉时自印度传来，经过了一个长期磨合过程，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它吸纳融合了中国的儒、道乃至民间信仰，有很多本土文化积淀。济颠的原型是一位禅宗临济僧人，而禅宗正属于典型的中国佛教。
  最初的儒和道都是理性的学派。《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 神。”孔子的《春秋》以及后来左氏传，对于各个政治集团间的斫伐，各种人物间的快意恩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抒写，乱力则有之，神怪不经见。道家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也没有后来“飞升”、“尸解”等说的踪迹。只是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才出现众多“志怪”、“神异”之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编《六朝之神志怪书》在解剖这种现象时说：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俞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异常，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佛教加入这一大合唱后，文坛更显异彩纷呈。其中最著名的是梁代慧皎《高僧传》，在其十四卷书中，“神异”占有了两卷篇幅，载有佛图澄以下十八人。
  后来此类“异僧”的记载，不仅见之于方外著作，也为一般文人津津乐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时道宣《续高僧传》中，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收在《习禅篇初》中，而未置于勒那漫提等“善五明，工道术”的《感通篇》里。文中只阐明他“二入四行”的禅学理论，未曾涉及各种神异的故事。稍晚的智炬《宝林传》，才说到他寂灭后发塔，“全身已还西天，唯见一只履”。而在《祖堂集》本传中，更用大量篇幅渲染其师的未卜先知。
  宋代赞宁在其《大宋僧史略》卷下“得道证果”里，与人辩论佛、道之相异时说： 问曰：“竺乾化境，证果人多，何以法被中华，杳无踪迹？” 答曰：“我教以信解修证为阶，若信佛言，则解佛意，当修圣行，必登果证也。又以教理四种检之，则时有正法像法。去圣如近，四种犹全；望圣才遥，四种多阙矣。” 或曰：“服食素治，已病病损，连服必至长生；长生不已，则白日上升， 岂非目击？何释门罕闻此验耶？” 答曰：“譬犹下种，秋成各殊。彼以尸解上升为极，我则断障出缠，由贤入圣，然后游戏神通而作佛事，为化利有情之故，岂同其自了自迁而为极事也。” 赞宁又是《宋高僧传》的作者，对于佛教历史烂熟于心，他对历代僧尼的神异“略陈梗概”，就道及： 汉《法本内传》，摩腾角法既胜，踊身虚空说偈，此现通验果证之始也。
  又安清度（■）湖蛇，了三世残业。次则天台飞锡，瓜步浮杯，真谛敷坐具而涉江，图澄开腹肠而洗净，道开石子而充食，乞僧羊肉而却存，法进足离地而行，跋摩蹈席华而洁，法云公日行万里，僧伽师身现泗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于宇宙、对于生命的隐秘，我们还不能说尽知其然， 到达了真理的极限。“神异”传说充斥于各种宗教、各国历史，并不是一种个别、特殊的现象。我们应持的正确态度，是揭示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而非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以为，道、释两家各自炫耀其神异，都带有“自神其教”的意义。从《大宋僧史略》的记叙看，鲁迅的分析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