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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志（４１８—５１４），俗姓朱，金城（今甘肃兰州）人，一作宝华山北（在今江苏句容）永阳镇人。据《宝华山志》载相传有一日，当地妇女朱氏“闻古木鹰巢中儿啼，梯树得之，举为子。面方，莹澈如镜，手足皆鸟爪”。七岁时被父母送到南京道林寺，随法俭和尚出家，“修习禅观，坐必逾旬”。他往来都邑凡五六十年，饮食与常人无异。刘宋泰始初年（４６５），他的行迹忽然变得僻异，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经常长发赤足，手执锡杖，上挂剪刀、拂扇、镜子等物，招摇过市。
据《高僧传》载，其言行神异，“时或赋诗，言如谶记，至后皆验。京土士庶无不归服”。齐武帝却认为他妖言惑众，关入建康（南京）监狱。神奇的是，翌晨人们仍旧看见他在街市上游走，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监狱中。相传他一个人竟可以“分身三处宿”。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又都给他送食品。齐武帝只得把他放掉，请他移住华林园。不久，梁代齐，笃信佛法的梁武帝对他格外崇敬，尊称为志公。
按：志公在梁代《高僧传》及唐代《续高僧传》、《法苑珠林》都作“保志”，而梁武帝《净业赋》、萧子显《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作“宝志”。《洛阳伽蓝记》卷四中的北魏沙门宝公，行迹与保志十分相似，只是“形貌丑陋”，与梁代保志实非一人。至北宋，因欲尊显之，有诏避讳而称宝公，后世遂以志公、宝公二称兼行。可见今之志公实为北魏的宝公与梁朝的保志“合二为一”的产物。① 与齐武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梁武帝视宝志为神僧、圣僧，以为观世音菩萨化身，敕尊为大师，任其自由出入宫禁，甚至经常对席吃鲐，而爱子萧统只能一旁侍立。天监五年（５０６）冬，宝志讲经求雨成功。相传他还曾凭借其神通， 让武帝见到先王在地狱受苦的惨状，因而下旨废除锥刀之刑而行仁政，在历史上发挥了诤臣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宝志精通佛理。武帝问他如何修道，他回答说：“识无常，悟大理；敬三宝， 有始终；行平等，无彼此；善事行，恶事止……万般求法，不如着心。”他还留下许多赞颂诗偈，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分别是《志公和尚大乘赞》１０首、《志公和尚十二时颂》１２首，尤其是《志公和尚十四科颂》的菩提烦恼不二、持犯不二、佛与众生不二、事理不二、静乱不二、善恶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断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迷悟不二等，最能显示这位神异禅师洒脱自在的本地风光。宝志９７岁时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葬于南京紫金山的独龙阜，为他建开善寺与志公塔于其旁。后人因其种种神迹及慈悲行，又尊称他为宝志公、志公或宝志大士。唐代，吴道子根据张僧繇的画像重绘宝志像，配以李白“独行绝侣”的诗赞、颜真卿的铭文，史称“三绝碑”。
如上所述可见，济公与宝志其人的确有容易混淆的地方。例如，“志公”与“济公”读音相近；两人与天台山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又都是属于不修边幅、饮酒食肉、善于预测、疯疯癫癫的僧人，也就是说在外表和言谈举止上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至于有人即以志公取代济公。但是，志公生活在与北魏对峙的南朝宋齐梁三代，济公则生活在与金国隔江而治偏安一隅的南宋；志公主要活动在南京一带，济公则以杭州为活动中心；志公较多出入于皇宫，济公则亲近于民间；志公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济公则被看作降龙罗汉的转世； 两人手中常拿的物品除了扇子以外并不相同。也许由于二人不易分辨，南京和兰州确实有将他俩看作同一个人的情况，兰州一家酒厂早年还注册了“济公酒”的商标。但在天台人的心目中，济公与宝志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僧人、两尊不同的神佛，分得清清楚楚，济公信徒也没有念《五公经》的规定（该经民间一般不出示，念诵也是个人私下之事），不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因此，可能真人道济受过志公的某些影响，描写济公的小说也掺入了志公的一些“神迹”，但他们毕竟是相隔六七百年的两位奇僧。
据《高僧传》载，其言行神异，“时或赋诗，言如谶记，至后皆验。京土士庶无不归服”。齐武帝却认为他妖言惑众，关入建康（南京）监狱。神奇的是，翌晨人们仍旧看见他在街市上游走，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监狱中。相传他一个人竟可以“分身三处宿”。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又都给他送食品。齐武帝只得把他放掉，请他移住华林园。不久，梁代齐，笃信佛法的梁武帝对他格外崇敬，尊称为志公。
按：志公在梁代《高僧传》及唐代《续高僧传》、《法苑珠林》都作“保志”，而梁武帝《净业赋》、萧子显《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作“宝志”。《洛阳伽蓝记》卷四中的北魏沙门宝公，行迹与保志十分相似，只是“形貌丑陋”，与梁代保志实非一人。至北宋，因欲尊显之，有诏避讳而称宝公，后世遂以志公、宝公二称兼行。可见今之志公实为北魏的宝公与梁朝的保志“合二为一”的产物。① 与齐武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梁武帝视宝志为神僧、圣僧，以为观世音菩萨化身，敕尊为大师，任其自由出入宫禁，甚至经常对席吃鲐，而爱子萧统只能一旁侍立。天监五年（５０６）冬，宝志讲经求雨成功。相传他还曾凭借其神通， 让武帝见到先王在地狱受苦的惨状，因而下旨废除锥刀之刑而行仁政，在历史上发挥了诤臣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宝志精通佛理。武帝问他如何修道，他回答说：“识无常，悟大理；敬三宝， 有始终；行平等，无彼此；善事行，恶事止……万般求法，不如着心。”他还留下许多赞颂诗偈，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分别是《志公和尚大乘赞》１０首、《志公和尚十二时颂》１２首，尤其是《志公和尚十四科颂》的菩提烦恼不二、持犯不二、佛与众生不二、事理不二、静乱不二、善恶不二、色空不二、生死不二、断除不二、真俗不二、解缚不二、境照不二、运用无碍、迷悟不二等，最能显示这位神异禅师洒脱自在的本地风光。宝志９７岁时无疾而终，“尸体香软，形貌熙悦”，葬于南京紫金山的独龙阜，为他建开善寺与志公塔于其旁。后人因其种种神迹及慈悲行，又尊称他为宝志公、志公或宝志大士。唐代，吴道子根据张僧繇的画像重绘宝志像，配以李白“独行绝侣”的诗赞、颜真卿的铭文，史称“三绝碑”。
如上所述可见，济公与宝志其人的确有容易混淆的地方。例如，“志公”与“济公”读音相近；两人与天台山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又都是属于不修边幅、饮酒食肉、善于预测、疯疯癫癫的僧人，也就是说在外表和言谈举止上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至于有人即以志公取代济公。但是，志公生活在与北魏对峙的南朝宋齐梁三代，济公则生活在与金国隔江而治偏安一隅的南宋；志公主要活动在南京一带，济公则以杭州为活动中心；志公较多出入于皇宫，济公则亲近于民间；志公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济公则被看作降龙罗汉的转世； 两人手中常拿的物品除了扇子以外并不相同。也许由于二人不易分辨，南京和兰州确实有将他俩看作同一个人的情况，兰州一家酒厂早年还注册了“济公酒”的商标。但在天台人的心目中，济公与宝志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僧人、两尊不同的神佛，分得清清楚楚，济公信徒也没有念《五公经》的规定（该经民间一般不出示，念诵也是个人私下之事），不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因此，可能真人道济受过志公的某些影响，描写济公的小说也掺入了志公的一些“神迹”，但他们毕竟是相隔六七百年的两位奇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