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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信仰的形成，与天台山是五百罗汉道场的罗汉信仰和济公圆寂火化后的“舍利崇拜”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济公信仰是晚唐五代以来盛行的“五公信仰”的影响的产物，有的干脆等同于其中的志公，台湾触龙隐寺里的济公佛祖，据说还真的因五次投胎降生行医救世，称为“五公菩萨”，依次为：大祖志公佛祖、二祖朗公佛祖、三祖康公佛祖、四祖化公佛祖、五祖保公佛祖。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五公信仰与济公信仰同出于天台山；二是志公与济公两人的形貌与言谈举止十分相似。
  关于第一点，天台山与这两种信仰都有程度不等的关系。济公出生在天台，出家后也曾数次回乡，圆寂后又有魂归故里的神话，后世天台人为这位可敬的同乡多处建庙，说天台是济公信仰的发源地，应该说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一个地方产生两种既互相区别又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信仰，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第二点，志公、济公两人也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读音也相近，但各有其时代特征，故也不能由此得出济公信仰是五公信仰影响的结果。
  如上所述，济公实有其人，济公不是五公中的志公，不过济公信仰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吸收了和整合了中国传统宗教中许多精华人物的特点， “历史上许多与济公的性格有特点的人物之事都被糅进来”，其中也有盛行于唐末五代并一直延续下来的“五公信仰”（志公、朗公、康公、宝公与化公五位菩萨）。
  五公，包括志公（即《南史·隐逸传》中的梁代宝志，相传为观世音菩萨化身）、宝公（隋代高僧，相传为泗洲大士的化身）、化公（相传为无尽意菩萨的化身）、郎公（印度僧人，相传为普贤菩萨的化身）、唐公（相传为弥勒佛的化身）五位僧人。在五公中，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是志公。作为五公信仰的载体《五公经》，据喻青松、柯毓贤考证，①为唐末五代钱镠为登基制造舆论而伪托神灵五公之词，于唐昭宗乾宁四年（８９７）左右，命人杜撰。流行地区甚广。书中一再指明“圣主”、“圣人”、“明王”、“罗平王”出自江东地区。按，唐末称罗平王或以罗平为国号、年号的有董昌、裘甫二人。董昌（？—８９６），浙江临安南庄人。唐末任义胜军节度使，割据两浙，后自称“大越罗平国”皇帝。裘甫（？—８６０），剡县（今嵊州）人。于８５９年１２月起义，在天台桐柏山打败唐军，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三万人，跨州连郡，建立了以剡县为中心的农民政权。坚持战斗七个月， 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在浙东的统治。考罗平原是吴越间谣传的一种异鸟，“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民间多图其形祷祠之”。② 《五公经》在流行的过程中不断加上新的内容。书的名目种类繁多，不下于３０种，也有称为“转天图经”的。但带上地名的仅《天台山五公菩萨灵经》一种。其中有加上原序的： 按照《天图原序》所述：清康熙癸卯年（１６６３）八月十五日，子时梦于宜盘，有一僧人瞿姓名悉达，神魂游于娑婆世界，求我主发心化尔大衣十六件，忽然一梦惊醒，次早宣廷上殿，告民昨夜梦兆。于是我主造衣十六件，宣臣汪世清上天台山海洲海宁寺酬还，是时过住十七位僧人各上一件，剩下一件无人受纳，外有一僧人身高一丈六尺，说明此事：五公神僧即在藏经楼上取出末劫一卷经，嘱咐钦差汪世清，仍将大衣一件书本回朝，圣主看明念过此经，即将帝位传交雍正老王自此执执。先皇康熙首臣汪世清齐往天台山修行去了，故留此经救度末劫，恪守遵行。
  又有题为《大圣五公菩萨演说天国救劫经》的，开头亦称： 此书出在先朝海洲海宁寺有一天台山山顶，上有一僧人一千余岁，在山修道，口中常念阿弥陀佛，知道五百年来劫，虚而闻听。此经救度众生于癸卯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海边海北寺抄写此经，普劝世人向善……尔时五公菩萨天台山说法，大唐国土末劫世界罗演圣教奉劝世人，处心颂礼悬幡诵经，焚香供奉，布施福田，得度末劫灾厄，所谓大唐土，三元甲子南阎浮提南效之内外末劫世界灾厄吉凶丁亥，尽说造反之事得于此经流传天下。若有敬信者抄写此经供奉免灾末劫灾难。
  这两本《五公经》虽带上天台山的地名，但所谓“先朝海洲海宁寺”颇难坐实，此书究竟何时写于天台山何地，已经很难考证了。下面这本《大圣五公演说天图形旨妙经》则不同： 如是我闻。一时志公在天台山上西岩洞，会集宝公、朗公、化公、唐公说下元甲子末劫报应，凡人尽死乱如麻，无论贵贱皆一样，如是行善者，值此末劫得遇此经，抄写一本诵读，佩带读诵供养，早晚焚香，跪拜此经，免得合家灾难，使身心安乐，可避下元末劫灾难，丑年天差鬼兵巡查众生门户，检点有此经者，其魔王合掌而退，若是无此经符者，此不信之家，愚顽众生，鬼王见之，授其死亡之厄。歌曰：大圣五公留一计，降下传凡世。
  世人读诵好烧香，合家得安康。降下此经号为转天图并五公符。吾在天台山，共造灵符十八道。从来世人心生恶，浩劫由孽作。故差天魔下世巡，赤雨起金陵。电雷霹雳震乾坤，多是辅神兵。更有黑风巡世界，只愁人难解。唐公相唤天台去，宝公应时在。更有化公说圣言，朗公共流传。
  五公共留神圣符，保护众生避劫魔。过得寅卯二年春，得见圣明君。运至乾坤国土乱，江南吴楚汉。天下诸州化为尘，横死几多人。大圣虚空灵符定，黎民托贤圣。悟出经为七字歌，只为恶人多。奉劝世人多敬信，志公空里听。故差天图下世行，隐没帝王名。但愿世人保守密，读者须清净。
  黄纸朱符贴大门，一家免灾瘟。不信吾歌口不唱，恐汝受灾殃。万民快乐在寅年，遇者乐尧天。信吾歌者无灾咎，得至彭祖寿。
  另一种《天台山五公菩萨灵经》版本，正文开头就说：“昔梁时有志公禅师闲游天台山西岩硐，遇逢五公集会演说。”书的头尾都有“板藏天台山西岩硐”字样， 说明在天台刻印出版。所说“天台山上西岩硐”，可以坐实，即今县西之平桥镇下曹村东的青山岊，下有“五公庙”（即青山寺）。按照当地群众的说法，它是梁代志公和尚所建，历年来香火鼎盛，僧众最多时达数百人。还有说志公是天台左溪人，进士出身，以佛教《法华经》经义为本，创造出久传不衰的《五公经》。
  庙里供的神像不少，以志公为主神。只是到了２０世纪下叶，才塑了一尊济公的像。
  《五公经》借天台山五公菩萨暗示了明王、圣人之名，并劝人向善，以拯救众人于劫灾为目的。内有大量的谶言俚语，关系到天数转移、地理吉凶、天下治乱、国家兴亡、人事祸福得失等，并非偶然。天台因上应三台星宿而得名，原本就是一座神奇之山，产生谶言之地。早在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前２１７）， 民间就流传着一首童谣： 神仙得者盈初成，驾龙上天升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
  秦始皇听到以后，认为己姓符合谣谶，以后也会得道升天，就诏改腊为“嘉平”。① 而茅濛（初成）的裔孙大茅君茅盈后来果然来天台赤城山修道，应验了童谣所说。② 再如在《天台观石简记》中称： 咸通十三年（按，８７２年），台州刺史姚鹄于天台山天台观讲堂后创老君殿，得石函，中有玉简，上有文云：“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宝祚无休歇。” 具以上闻，敕宣付史馆，颁示四方。① 与此相联系的，在《五公经》中，颇多“江东岸上出明王”、“江东圣地在天台，圣主多从此地来”等经文。
  天台自古为仙佛之林，历史上又多预言谶语，以此托名为《五公经》诞生地，自有其道理。至少《五公经》在天台山较早流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它在天台民间确实有较大的影响，民间对五公的信仰也比较普遍。《五公经》中充斥的对社会不公的愤慨，惩恶扬善、济人于危难，与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大同社会的向往，与济公信仰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它是一部宣扬末劫来临， 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明王出世，改朝换代的谶纬之书，历代农民将它作为反抗封建统治的理论武器，因此被统治者关禁为“妖书”，在民间却是暗中保存和流传，一般都是把它放在箱底，作为镇宅之用。也有随人外出带至外地的。如有人在网上说：“我是宁波人。这本《五公经》是我的朋友（天台人，暂住宁波东乡）他舅父的上上代手抄本，已经破旧了，很多页面已经腐烂。” 从上面介绍可以看出，志公与天台山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他与济公毕竟是两位不同时期的僧人、两尊不同的神佛。这在天台人的心目中，分得尤其清楚，济公信徒也没有念《五公经》的规定（该经民间一般不出示，念诵也是个人私下之事），不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
  不过，宝志与济公在打扮和行事上毕竟有若干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两人完全一致。如梁武帝问宝志如何修道，回答是： 识无常，悟大理；敬三宝，有始终；行平等，无彼此；善事行，恶事止……万般求法，不如着心。
  还留下许多赞颂诗偈，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之中。难怪后世将他看作“大士”。在天台以外的地方，将宝志和济公混为一谈，也是在所难免。相关报道和文章表明，在南京和兰州确实有将济公和志公看作同一个人的情况，兰州一家酒厂还曾注册“济公酒”的商标。再说，在塑造济公这个形象中，确实有吸收志公之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济公之整合进志公，犹如当年保志之整合进宝公，以致究竟谁为谁的原型或后身，居然成为一桩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