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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简为济公写的塔铭就题为《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内载：“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后世僧传多作“字湖隐，号方圆叟”。章炳麟《国故论衡》写道：“人生而有名，冠而为之字。名字者，一言之殊号，名不可二，孳乳最多谓之字。”济公的字却不是在二十岁时举行表示已经成人的“加冠礼”时所起，而是他湖畔生涯的产物。“字以表德”，细察之下，这“湖隐”与“道济”也有些内在的联系。
  济公自称“湖隐”，他经常跋涉于湖山之上，沉浮于市井之中，似乎迥异于一般隐士。其实，真隐、假隐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有时假隐在山林，如唐代卢藏用，身居终南山中，心却在朝堂之上，故被天台高道司马承祯讥讽为“终南捷径”。有的真隐却在闹市，天台高道张伯端就是大隐在市的一位典型。济公生活在繁华的南宋京城临安，表面上和光同俗，实际上却是“不离世间觉”，并以此作为手段，达到以道济世的目的。这就叫做露疵藏德、“大隐不隐”，这个由济公“自己所命”之字，就“可明其社会声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