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1985年，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了由浙江省茶叶学会编写的《浙江茶叶》一书，第一部分《浙江茶叶简史》提到浙江茶叶起源时指出“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汉朝时期的史料”，共有四处：一是据《神异记》载，余姚四明瀑布岭有大茶树； 二是据《临海县志》引葛洪《园茗》，说东汉末著名炼丹家葛玄曾植茶于盖竹山； 三是据《洞山岕茶录》，言“有汉王者”，“课童艺茶”于茗岭（今属江苏宜兴县，汉时属浙江吴兴郡）；四是据《三国志·吴志·韦曜传》，称乌程（今浙江湖州市） 侯孙皓以茶代酒。
  上述四处，除临海县盖竹山（道家第十九洞天）属台州外，对天台县内诸山无一字提及。其实，在浙江茶叶史上曾爆发过一场长达千余年的“瀑布山之争”，正是围绕天台瀑布山与余姚瀑布岭而展开的。这场纷争还得追溯到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中国茶神”陆羽的《茶经》，其《四之器》云：“瓢，一曰‘牺杓’，剖瓠为之或刊木为之……永嘉（３０７—３１２）中，余姚人虞洪入瀑布山采茗， 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也，祈子他日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牺，木杓也。今常用以梨木为之。”其《七之事》引《神异记》云：“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于善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 获大茗焉。”其《八之出》又云：“浙东，以越州上”条下注：“余姚县瀑布泉岭，曰‘仙茗’，大者殊异，小者与襄州同。” 《神异记》中的“瀑布山”是否即“余姚县瀑布泉岭”？余姚历代县志及明黄宗羲的《四明山志》认为“瀑布山”即余姚瀑布岭，而台州历代郡县志则认为《神异记》中的“瀑布山”是指天台瀑布山。宋代学者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一载：“瀑布山在（天台）县西四十里，山有瀑布垂流千丈，遥望如布，盖与福圣观、国清寺二瀑为三，其山出奇茗。”下引《神异记》与《茶经》同。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卷二载：“瀑布山，一名紫凝。在（天台）县西四十里三十二都。
  山有瀑布，垂流千丈……其山产大叶茶。”清代宋世荦（临海人）《台郡识小录》云：“晋余姚虞洪入山采茗。遇丹丘子，乞瓯牺之余。是神仙亦重台茶也。”清代史学家天台齐召南还作有《紫凝试茗》诗：“紫凝日夕佳，闲眺兴未极。且寻陆羽泉，来佐伊蒲食。瀑作风雨声，摇曳空山色。试茗吾岂谙，先呈佛知识。” 据袁行霈、侯忠义编纂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载：“《神异记》，佚，晋王浮撰， 见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均有征引。
  今存《稗史集传》本，（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八条。所记俱神怪物异，兼及服食之说。”王浮为晋代著名道士，曾作《老子化胡经》。由于他未确指“余姚”或“天台” 瀑布山的具体地名，导致了长达千余年的浙江茶叶史上的“瀑布山之争”。
  查明代黄宗羲的《四明山志》，余姚历史上并无瀑布山、瀑布泉岭、瀑布岭之地名，只是在《四明山志》卷一“白水山”条中引录了《神异记》“虞洪采大茗” 的故事，他认为：“其以（虞洪采大茗）为天台故事者，由四明之初未尝别于天台故耳（四明山为天台山之支脉）。”近由余姚市地名办公室新编的《余姚市地名志》，亦无“瀑布山”等地名，仅在“白水宫”条中说白水宫上道士山，曾产“瀑布茶”。既然余姚无此地名，那“余姚瀑布岭”何由而来呢？笔者认为： 第一，天台、四明同为两浙名山，且四明山历来是天台山的支脉，均有瀑布飞流，又都产茶，加上虞洪是余姚人，因而《神异记》中的“瀑布山”也被误为余姚瀑布岭。
  第二，陆羽《茶经》中列出了当时八道、四十三州郡、四十四县的名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陆羽显然不可能遍临实地考察，势必借助于民间传说和文字资料。由于《神异记》中地名概念的模糊性，给具体界定带来了难度。陆羽受其影响，载入《茶经》。于是“诞生”了“余姚瀑布泉岭”的历史地名，遂开后世“瀑布山之争”的先河。
  其实，从《四明山志》来看，余姚白水山瀑布闻名于世，已在唐宋之间，而天台山瀑布远在晋代就声播东南，“赤城霞起以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孙绰《天台山赋》）。陆羽虽载余姚“瀑布泉岭”产“仙茗”，但又评天台瀑布山之水为“天下第十七泉”（唐张又新《煎茶水记》）。这样，“瀑布山”的归属之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历时千载，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余姚历史上既无瀑布山、瀑布岭之地名，而天台瀑布之名声又早于、大于余姚白水山瀑布，故《神异记》中的“瀑布山”应是指天台山。这从王浮《神异记》的另一条记载“丹丘生大茗，服之生羽翼”（“丹丘”，天台县东４公里的东横山，一名丹丘山。《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形胜考》：“旧《志》云：丹丘山，即东横山也。其山顶方阔，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天台）知县毛鹤腾重建丹丘台。”《天台山志》卷二《山》载：“东横山在天台县东十里……四面迥绝，无所连接，即丹丘山也，相传汉时有老姥于此种菜（一作“茶”）采药，号丹丘老姥。”（按：东横山行政村，属螺溪乡，特产茶叶）也可以得到佐证。后人对此均无异议，都认为是指天台山。
  “丹丘”，最早见于屈原《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汉王逸注：“丹丘，昼夜常明也。”李叔还《道教大辞典》：“丹丘，海外神仙地，昼夜长明。”后泛指“神仙居住之地”。
  天台山由赤城、瀑布、佛陇、香炉、华顶、桐柏等诸山组成。两汉以降，就以“仙”名于世。道书有黄帝在天台山受金液神丹，太清真人彭宗治赤城，右弼真人王子晋、九天仆射伯夷、叔齐治桐柏之说，中国道教以天台山为南岳衡山之佐理， 赤城山玉京洞为十大洞天中的第六洞天，桐柏山为七十二福地之一。西汉茅盈、三国葛玄都曾入山修炼。葛玄于吴赤乌元年（２３８）开创了天台最早的道观法轮院，翌年还创建了中国道教南宗祖庭的根本道场———桐柏观与福圣观。至晋代， 天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丹丘”。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的《天台山赋》称：“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他又说：“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羡于层城？”东晋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葛玄之侄孙）则把天台山作为仙山，认为要炼“金液神丹”唯在天台等仙山才能得道。①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启蒙记》，还形象地描绘了天台山的仙境：“上有琼楼，玉阁天堂，碧林醴泉， 仙物毕具。”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天台遇仙记”，更使天台仙山的知名度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于是，“丹丘”成为天台山乃至台州的别称。
  唐代诗僧皎然《饮茶歌送郑容》诗云：“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诗自注：“《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七亦引《天台记》文。日本茶祖荣西《吃茶养生记》卷上亦载：“《天台山记》曰：‘茶久服生羽翼。’身轻故云也。”晚唐五代的著名词人温庭筠在《采茶录》中亦记云：“天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由上可见，“丹丘”与“天台”已是乳水交融，浑然一体。正如元代诗人陈基在《小丹丘记》中所指出的：“昔孙兴公赋天台有曰：‘仍羽人于丹丘。’为天台之别称。”②王浮的《神异记》、孙绰的《天台山赋》均以“丹丘”代称天台山，可见在晋代，天台山已有“丹丘”之别称。如果说“瀑布山”的归属，历史上曾众说纷纭，那“丹丘”作为天台山之别称，历史上倒是异口同声的。这就是后来天台宗高僧神邕《天台记》中“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出典之所在。
  其实《神异记》载“丹丘（天台山）生大茗”，时间不过在晋代。而天台山和台州史载最早的植茶者，则是三国孙吴时期的著名炼丹家葛玄。葛玄既是天台山道教的鼻祖，又是天台山的“茶祖”。因道教视茶为养生之“仙药”，“服之生羽翼”，葛玄相继在天台山主峰华顶、临海县盖竹山（天台华顶与临海盖竹二山，仅隔百里之遥）开辟了“葛仙茶圃”（见明释传灯《天台山方外志·古迹考》）。唐代天台山道士徐灵府《天台山记》记载华顶“松花仙药，可给朝食；石茗香泉，堪充暮饮”；日本天台宗高僧圆珍（８１４—８９１）《行历抄》中说华顶“苦竹黤黮，茶树成林”；日本高僧成寻入宋见华顶“茶树成林”；①宋代道教南五祖之一白玉蟾《天台山赋》云“释子耘药，仙翁种茶”；清代史学家齐召南《葛孝先》诗云“华顶长留茶圃云，赤城犹炽丹炉火”，②即指此事。
  “葛仙茶圃”，今华顶峰归云洞前，遗址尚存，附近还有“葛仙翁炼丹井”，华顶“葛仙茶圃”是天台山最早的植茶之地。今立有“葛仙茗圃”碑，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王家扬会长撰写碑文，追溯了天台山云雾茶悠久的历史：“葛玄茗圃，为三国吴时高道葛玄住山修炼时植茗之圃，位于天台山莲花峰南麓归云洞前。是处经年云遮雾覆，雾气氤氲；更有连林云锦，映缀其间；故其地之茗奇佳，历代贤者多有赞誉。诗云‘仙葩发茗碗’，‘雾芽吸尽香龙脂’。陈隋高僧智者大师，宴坐华顶清修，尝以茶供佛，参透茶禅一味，香传海外，开东瀛茶道之先声，誉为‘佛天雨露、帝苑仙浆’。今归云洞口有茶数本，属进化型古茶树，相传为葛翁手植。他在仙山天台留下遗迹很多，此为其一。近年欧亚诸国茶风日盛，东来天台朝礼考察，品茗日增；深山佳茗，益发清香。今各界贤达同仁，群策群力，修整茗圃，扬我国萃，垂之永年，诚为美事。品茗之余，感慨良深，是为之记。”

①《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 ② 《台学统》卷六十五引。 ①《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 ② 见许尚枢《天台山诗词曲赋选注》，团结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