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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发生安史之乱，加上会昌法难，到五代时，天台教籍散失严重，金华古藏中仅有一本《净名疏》。一些天台僧在讲法传经时，往往含义不明。“加之讲习教义中断，正统承传不明，故各逞所见”（项士元《浙江佛教志·天台宗》），导致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有些天台僧不得不兼讲其他宗派思想，如据《佛祖统纪》卷八“知礼条”记载：“台宗典籍流散海东，当是时，为其学者，至有兼讲《华严》，以资说饰。”①书籍的散落使得天台宗的发展受阻，天台典籍凋零散落， 吴越王钱俶在羲寂法师的建议下，开始向海外购求典籍。除日本外，吴越国还派使者向高丽求购。实际上，从高丽寻回的教籍完整性与数量上可能要好过从日本带回的。《宋高僧传》载：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而《传灯录》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王遣使及齐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② 也就是说，新罗国保存有非常完备的天台教籍，因而是备足而回；反之，从日本所带回的天台教籍只是仅足而已。
  《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也曾做过评判：“海外两国，皆曾遣使，若论教文复还中国之实则，必以高丽谛观奉教卷为正。”① 高丽国保存典籍更加完备，这可能因为，天台教籍传入朝鲜半岛较早，且两地区之间的天台宗交流更加频繁所致。
  谛观（？—９７０），高丽名僧，入华前事迹不详。高丽光宗十一年（９６０），奉国命来送教乘并求法。其中所奉教乘有《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光宗嘱咐谛观说，上述《智论疏》等诸种章疏，“禁不令传”；“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回答则夺教文以回。”谛观入宋后，听说天台螺溪定慧院羲寂善讲授，前往听闻后，心悦诚服，于是拜之为师。将所带经文“悉付于（寂）师”。
  关于此事，《佛祖统纪》里有记载。《佛祖统纪》卷二三：“（宋太祖）建隆元年，吴越王钱俶遣使往高丽、日本，求遗逸教乘论疏。建隆二年，高丽国遣沙门谛观， 持天台论疏至螺溪。”同书卷十《谛观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羲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 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道礼为师。② 谛观从朝鲜带回经文，从此天台“一宗教文复还中国”，为中国天台宗走上“中兴”之路奠定了基础。
  谛观留天台十年，坐化于传教寺。他撰著的《天台四教义》一卷成为天台宗的经典之作。据记载，此书原有两卷。上卷阐明天台一宗的判教立义；下卷记叙南北诸宗师徒异计（即判教仪式）。前者言约义赅，简明易懂，是了解天台教之“关钥”，故为人们所重视，流传至今。后者主破南北古师，文义过于浩漫， 自明代起即不再刊行。此书是根据广本（或称大本）《法华玄义》和净名玄义抄录智者大师“五时八教”的大意汇集而成，并加以阐明发挥。
  与谛观同时期的天台宗第十六祖义通也是高丽人。义通（９２７—９８８），字惟远，出身高丽王族，俗姓尹。五代晋天福年间游学中国，先学于德韶门下，后从螺溪羲寂学习，颇受羲寂器重。学成后欲回国，在郡守太师钱惟治的劝阻下，留中国弘扬天台之法。天台宗第十七祖知礼（９６０—１０２８）和高僧遵式（９６３—１０３２）均出于门下。义通著有《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等多部，可惜没有流传。
  义通传法知礼，知礼弘扬教法，天台宗得以“中兴”。高丽的两位传法僧谛观和义通在天台宗“中兴”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