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开始，亦有它的结束。就私人藏书个体而言，其过程是相当短的，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从藏书的收集到散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走完整个过程，藏书楼才终结了它的使命，藏书家也完成了其在藏书史中的一小节书籍保存历史。因此藏书的流散及去向，也是藏书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探讨。这对于了解书籍的流向有很重要的意义。
藏书的流散从大处来分主要有三方面：藏书受到人为破坏，藏书受到自然破坏，以及藏书的转移。
（１）藏书的人为破坏政治经济因素与藏书的兴衰密切相关。私家藏书在发展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最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迅速、最明显的，是在政治形势方面。安定、昌明的政治局面，必然为私家藏书事业提供一个自由积累的机会。反之，严厉的政治控制，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网”，窒息文化事业，限制私家藏书的发展；极端的政治冲突，更会引起战乱，对典籍造成极大的破坏。① 牛弘早在隋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续之又提出“八盛”、“八厄”之说。虽然他们针对的是公家藏书，私人藏书的命运一样地与此攸切相关。
这一点从台州藏书史上也可反映出来。如各代建朝之初，私人藏书人数往往较少，而在中期后藏书业繁荣。到末期，政治的冲突，特别是战乱，对藏书影响尤其大，私人藏书不论是规模还是藏书人数迅速锐减，很大一部分书籍在战火中化为云烟。
古代台州史料上有明确记载藏书毁于战火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一次是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是近现代的日军侵略和抗战时期。明末清初，因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台州社会动荡不安。洪若皋为避战乱进行迁移，藏书才得以保存，而在其居住地临海，私人藏书遭受破坏的不计其数，当时台州城中屯兵十余万，“军人搜士君子家藏书，拆毁编辑以裹甲铠，寇退后闾里无片纸之遗。”② 太平天国运动时，临海城曾是忠王李秀成屯兵之地，在这一次暴乱中，私人藏书受到严重摧毁。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的三四万卷藏书此时付诸一炬，从此一蹶不振。宋世荦的古铜爵书屋也在这场战乱中被一场大火烧毁。同时，葛凤喈的绿阴阁藏书也被破坏，万卷藏书，悉成焦土。台州城中最著名的几座藏书楼同时遭劫，这对台州私人藏书来说，也是一大厄。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略中国，中国多数地区沦为战场，日军敌机同样盘旋在台州城上空，不少私人藏书也因此散亡，其中包括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藏书，忆绿阴室被日军轰炸后，藏书楼化为废墟，只留下断片残简千余卷书， 再也难觅往日雄风，这是继其父之绿阴阁藏书厄运后再一次遭厄。
新旧朝代更替之际，私人藏书也都会受到一定破坏，只是大小程度不同。
因为限于资料，不能一一罗列。由于历史因素，台州私人藏书的人为破坏还应包括倭寇的侵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前后侵扰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元末明初，台州的倭患非常严重。他们常渡海而来，在台州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台州整个社会一片血腥，人人谈倭色变。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有一小节论述了倭寇对东南沿海藏书的破坏的酷烈。台州是其中倭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的生命财产尚且受到危害，藏书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除战乱外，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禁锢，对书籍的禁毁，也很大程度上对藏书造成破坏。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致使私人藏书遭灭顶之灾。宋代政治相对开明，私人藏书在这方面毁损较少，元、清二代是异族统治时期，尤其是清代，为了压制人们反抗，统治阶级制造文字狱，不少书被列为禁书，禁止流传， 最后致使泯没。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文化大灾难，大量书籍被毁坏，台州藏书被毁的就有李镠“钟秀盦”藏书和王舟瑶函雅堂藏书，两者均被拿去烧毁，所存寥寥。
（２）藏书的自然破坏藏书除人为破坏外，书籍毁于自然因素的情况也不少。要言之，自然因素的破坏有火、水、虫三大害。尽管历代藏书家慎而又慎，但火灾、水祸、虫蛀依然吞噬了大量古籍。
火灾。火灾应是私人藏书的头号大敌，其对藏书的破坏最为严重。因为水还可控，只要远离，尚可避免，而火灾则防不胜防。台州私人藏书中，遭火焚毁的很多。金嗣献、宋世荦、黄濬、潘日初、秦枬的书均毁于火。黄濬去官归里时，积得万卷书册，拟将捆载回故乡，以便兄弟几人日后雠校阅读，他托弟子保管，不料弟子不慎，所积之书尽数被火所焚，无情的火灾使得黄濬的藏书读书之梦破灭。宋世荦的书除被太平天国动乱中的大火烧毁，余下之书为子孙收藏，然而还是再次遭火，所有藏书付之一炬。金嗣献是台州被火灾害得最惨的一位藏书家。金嗣献祖父的藏书楼所积乡邦文献极多，然在其去逝后十年内， 家遭火，所有文献被火焚光，为了重振书业，金嗣献重建鸿远楼，东寻西搜，抄访不懈，终于积得不少卷册，光乡贤著作就不下四百种，然而１９１６年，其家再次遭火，金氏的努力再一次化为灰烬。就像金氏一样，藏书家藏书的历史就是不停地与水灾、火灾斗争的过程。要想保得书籍，就得想方设法避免火灾的发生。因此古人在藏书的同时，想出了不少方法。藏书楼往往建在水边，一旦有火灾发生，即可尽快将之扑灭。也有人建议将书藏于石仓中，以断绝火源，或者将藏书楼与居住区分离，书室专人专管，平时小心火烛等。
水灾。水灾对藏书的也有很大威胁。因为书页是纸做的，相当脆弱，一旦浸水，或泡烂成糊，或粘连板结，无法揭示。台州私人藏书毁于水的也位数不少。一位是宋代的林表民。陈耆卿在《竹村居士林君墓碑》中记道：“吾观近世藏书之家，多毁于火，而君复圮于水也。或曰至宝难久聚，有是哉！”虽然火灾对藏书是最大祸害，然水灾也是一大杀手，林氏之书就因水灾，“并失富，故寥寥也”①。另一位是清代的黄瑞。黄瑞的秋籁阁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遭水灾，阁垂垂圪矣。阁内所藏之书，悉被浸没，渐致腐烂废弃。尽管黄瑞积极抢救，最终仅剩其自著之书，以及数种乡邦文献。清代临海的陈春晖，原藏古砖甚多， 著有《运甓录》，然而“咸丰癸丑（１８５３）水灾，旧藏书画，半付波臣，此帙亦归乌有”。② 其半生心血，付诸殆尽。水灾来时，藏书家辛勤搜访的书籍，顷刻荡去， 这对藏书家来说如同灭顶之灾，因此不能不防。水祸还可能由于藏书之处潮湿，水汽蒸滋，而使书籍粘糊板结，最终受损。鉴于此种情况，有些藏书家经常晒晾书籍，以防霉气。
虫蛀。虫蛀之害不比水灾、火灾来势凶猛，它是一种慢性的破坏。因此古书上对此记载较少。但年深日久，这种祸害便显现。古书中多空白破损之页， 便为蠹虫之所为。项士元过访秋籁阁时，秋籁阁已衰败，一片荒凉，“阁原藏金石拓本及古砖甓甚多，今拓本早为波神荡去，古砖皆埋于颓垣荒陇间，间有残拓，亦蚀鼠啮随之”③。叶书在《石园遗诗》序中也认为书之保存不易，即使大刊深刻，不久还是要被兵火、鼠蠹毁去，“问昔之长篇短章、娄心刻骨而出者，已半还之太虚冥冥中矣”④。可见鼠蠹之害也是藏书的一大问题。古代藏书时有以芸草等物去虫蠹的，因此书便有了书香，其实书香即是芸草之香。
（３）藏书转移藏书的转移是原为自己收藏的，后归他人收藏。概而言之，藏书转移的方式主要有几种： 一是藏书赠送。有些藏书家因兴趣爱好的转移，收藏重点有所变化，因此前期所藏之物会转送他人。比如宋代谢奕修的旧物不少转赠于其侄谢堂。元代柯九思，前期所藏书画并重，后期则重视对画的收藏，不少法书转赠于人。
明赵琦美《铁网珊瑚·书品》卷三，虞集题苏轼《天际乌云帖》：“（柯九思）家藏魏晋唐宋名贤法书殆百十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弗留。在其几格间，独见苏轼《天际乌云帖》。”后此苏帖，柯九思在南归时转让于王仲德。清代葛咏裳的忆绿荫室藏书，在其逝世后，由其继室屈云珊馈送予屈映光的“精一堂”。
还有一例是明代的赵季潜。黄孔昭《蔡俟轩先生墓表》一文中有记：“蔡仟，字尚朋，号俟轩，明黄岩人。清静狷介，而心实平恕。自幼读书慕利，乐于人为善，里巷子弟有愿从学者，悉教之无倦，给资贫无书者，居常葛巾布裳，萧然世外。至于故师赵季潜临终，报谢以古书数千卷，再拜却之。”①临终赠书，是非常郑重的事，由此可见，古人将藏书当作非常珍贵的个人财产。而藏物也并非随意给人，一般赠送的对象是与其有相同爱好的藏书家或某些品格高尚之人，且与藏书者个人之间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否则，乱送于人，等于暴殄天物。
二是转售他人。这是藏书家们最不愿意做的。一般藏书家将书视为珍宝，“鬻及借人为不孝”，售书简直可以与“禽兽相提并论”。然而在情非得已下，个别藏书家也只得落个售书的结局，比如临海郭协寅，晚年生存艰难，只得拿藏书转卖，后“八砖书库”之书多数归潘氏三之斋。多数藏书家，即使再穷还是舍不得鬻书，然而在其去世后，其子孙不能守，转卖他人者有之。如李诚的敦说楼藏书、戴勖屏慎余书屋藏书等。临海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遭劫后残存的藏书，亦陆续由其孙辈售出，其中包括由洪瞻墉所刻的八册名人法书拓本《倦舫法帖》，有部分藏书转归到项士元手中。对比小停云山馆之盛日与其晚境的凄凉，近代诗人罗华不胜感慨，他作诗云：“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 转售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藏书散失。因为藏书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收藏，书的价值因人而异。识货者会将之视若珍宝，然在一般平民眼里，或许一本破书就一文不值了。因此在书被藏书家后裔售出时，多数书会当作废纸处理而遭沦亡。如李诚的藏书，售出时价格仅每本几十文，而某些较珍贵之本， 买者反嫌字迹模糊，价格更便宜。有些售不出的，只能用糊壁生火之用。
如果说藏书转售他人，藏书至少还有所归，那么另一部分藏书当废纸论， 无故散亡，则更是藏书界的损失了。
三是藏书归公。归公的方式也有数种。一种是政府军队通过战争掠夺来藏书，如历代王朝在征战中所收的私人藏书。一种是没收充公。比如宋代天台人贾似道，身败后，朝廷命王孟孙薄录其家，其藏品悉数充公。南宋内府所藏旧物中，很多原为贾氏旧藏，上都有明确的贾似道收藏印，和抄贾府所得收藏时所钤之“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后这些藏物与南宋内府其他藏物，一同流入元内府中。后又入明内府。再就是自愿捐献归公。这一浪潮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共图书馆兴起，私人藏书楼奄奄一息，不少藏书家将旧有之物捐给政府。如黄瑞、叶书、王棻、李镠等人藏书的残存部分，杨晨的部分藏书也转归到黄岩博物馆。王舟瑶的“后凋草堂”，是台州私人藏书中保存地相对完善的，后其家属王子允也将旧藏捐献给临海博物馆收藏。项士元寒石草堂的藏书尽数转赠于临海博物馆。
藏书的流散从大处来分主要有三方面：藏书受到人为破坏，藏书受到自然破坏，以及藏书的转移。
（１）藏书的人为破坏政治经济因素与藏书的兴衰密切相关。私家藏书在发展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最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迅速、最明显的，是在政治形势方面。安定、昌明的政治局面，必然为私家藏书事业提供一个自由积累的机会。反之，严厉的政治控制，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网”，窒息文化事业，限制私家藏书的发展；极端的政治冲突，更会引起战乱，对典籍造成极大的破坏。① 牛弘早在隋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续之又提出“八盛”、“八厄”之说。虽然他们针对的是公家藏书，私人藏书的命运一样地与此攸切相关。
这一点从台州藏书史上也可反映出来。如各代建朝之初，私人藏书人数往往较少，而在中期后藏书业繁荣。到末期，政治的冲突，特别是战乱，对藏书影响尤其大，私人藏书不论是规模还是藏书人数迅速锐减，很大一部分书籍在战火中化为云烟。
古代台州史料上有明确记载藏书毁于战火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一次是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是近现代的日军侵略和抗战时期。明末清初，因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台州社会动荡不安。洪若皋为避战乱进行迁移，藏书才得以保存，而在其居住地临海，私人藏书遭受破坏的不计其数，当时台州城中屯兵十余万，“军人搜士君子家藏书，拆毁编辑以裹甲铠，寇退后闾里无片纸之遗。”② 太平天国运动时，临海城曾是忠王李秀成屯兵之地，在这一次暴乱中，私人藏书受到严重摧毁。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的三四万卷藏书此时付诸一炬，从此一蹶不振。宋世荦的古铜爵书屋也在这场战乱中被一场大火烧毁。同时，葛凤喈的绿阴阁藏书也被破坏，万卷藏书，悉成焦土。台州城中最著名的几座藏书楼同时遭劫，这对台州私人藏书来说，也是一大厄。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略中国，中国多数地区沦为战场，日军敌机同样盘旋在台州城上空，不少私人藏书也因此散亡，其中包括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藏书，忆绿阴室被日军轰炸后，藏书楼化为废墟，只留下断片残简千余卷书， 再也难觅往日雄风，这是继其父之绿阴阁藏书厄运后再一次遭厄。
新旧朝代更替之际，私人藏书也都会受到一定破坏，只是大小程度不同。
因为限于资料，不能一一罗列。由于历史因素，台州私人藏书的人为破坏还应包括倭寇的侵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前后侵扰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元末明初，台州的倭患非常严重。他们常渡海而来，在台州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台州整个社会一片血腥，人人谈倭色变。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有一小节论述了倭寇对东南沿海藏书的破坏的酷烈。台州是其中倭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的生命财产尚且受到危害，藏书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除战乱外，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禁锢，对书籍的禁毁，也很大程度上对藏书造成破坏。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致使私人藏书遭灭顶之灾。宋代政治相对开明，私人藏书在这方面毁损较少，元、清二代是异族统治时期，尤其是清代，为了压制人们反抗，统治阶级制造文字狱，不少书被列为禁书，禁止流传， 最后致使泯没。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文化大灾难，大量书籍被毁坏，台州藏书被毁的就有李镠“钟秀盦”藏书和王舟瑶函雅堂藏书，两者均被拿去烧毁，所存寥寥。
（２）藏书的自然破坏藏书除人为破坏外，书籍毁于自然因素的情况也不少。要言之，自然因素的破坏有火、水、虫三大害。尽管历代藏书家慎而又慎，但火灾、水祸、虫蛀依然吞噬了大量古籍。
火灾。火灾应是私人藏书的头号大敌，其对藏书的破坏最为严重。因为水还可控，只要远离，尚可避免，而火灾则防不胜防。台州私人藏书中，遭火焚毁的很多。金嗣献、宋世荦、黄濬、潘日初、秦枬的书均毁于火。黄濬去官归里时，积得万卷书册，拟将捆载回故乡，以便兄弟几人日后雠校阅读，他托弟子保管，不料弟子不慎，所积之书尽数被火所焚，无情的火灾使得黄濬的藏书读书之梦破灭。宋世荦的书除被太平天国动乱中的大火烧毁，余下之书为子孙收藏，然而还是再次遭火，所有藏书付之一炬。金嗣献是台州被火灾害得最惨的一位藏书家。金嗣献祖父的藏书楼所积乡邦文献极多，然在其去逝后十年内， 家遭火，所有文献被火焚光，为了重振书业，金嗣献重建鸿远楼，东寻西搜，抄访不懈，终于积得不少卷册，光乡贤著作就不下四百种，然而１９１６年，其家再次遭火，金氏的努力再一次化为灰烬。就像金氏一样，藏书家藏书的历史就是不停地与水灾、火灾斗争的过程。要想保得书籍，就得想方设法避免火灾的发生。因此古人在藏书的同时，想出了不少方法。藏书楼往往建在水边，一旦有火灾发生，即可尽快将之扑灭。也有人建议将书藏于石仓中，以断绝火源，或者将藏书楼与居住区分离，书室专人专管，平时小心火烛等。
水灾。水灾对藏书的也有很大威胁。因为书页是纸做的，相当脆弱，一旦浸水，或泡烂成糊，或粘连板结，无法揭示。台州私人藏书毁于水的也位数不少。一位是宋代的林表民。陈耆卿在《竹村居士林君墓碑》中记道：“吾观近世藏书之家，多毁于火，而君复圮于水也。或曰至宝难久聚，有是哉！”虽然火灾对藏书是最大祸害，然水灾也是一大杀手，林氏之书就因水灾，“并失富，故寥寥也”①。另一位是清代的黄瑞。黄瑞的秋籁阁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遭水灾，阁垂垂圪矣。阁内所藏之书，悉被浸没，渐致腐烂废弃。尽管黄瑞积极抢救，最终仅剩其自著之书，以及数种乡邦文献。清代临海的陈春晖，原藏古砖甚多， 著有《运甓录》，然而“咸丰癸丑（１８５３）水灾，旧藏书画，半付波臣，此帙亦归乌有”。② 其半生心血，付诸殆尽。水灾来时，藏书家辛勤搜访的书籍，顷刻荡去， 这对藏书家来说如同灭顶之灾，因此不能不防。水祸还可能由于藏书之处潮湿，水汽蒸滋，而使书籍粘糊板结，最终受损。鉴于此种情况，有些藏书家经常晒晾书籍，以防霉气。
虫蛀。虫蛀之害不比水灾、火灾来势凶猛，它是一种慢性的破坏。因此古书上对此记载较少。但年深日久，这种祸害便显现。古书中多空白破损之页， 便为蠹虫之所为。项士元过访秋籁阁时，秋籁阁已衰败，一片荒凉，“阁原藏金石拓本及古砖甓甚多，今拓本早为波神荡去，古砖皆埋于颓垣荒陇间，间有残拓，亦蚀鼠啮随之”③。叶书在《石园遗诗》序中也认为书之保存不易，即使大刊深刻，不久还是要被兵火、鼠蠹毁去，“问昔之长篇短章、娄心刻骨而出者，已半还之太虚冥冥中矣”④。可见鼠蠹之害也是藏书的一大问题。古代藏书时有以芸草等物去虫蠹的，因此书便有了书香，其实书香即是芸草之香。
（３）藏书转移藏书的转移是原为自己收藏的，后归他人收藏。概而言之，藏书转移的方式主要有几种： 一是藏书赠送。有些藏书家因兴趣爱好的转移，收藏重点有所变化，因此前期所藏之物会转送他人。比如宋代谢奕修的旧物不少转赠于其侄谢堂。元代柯九思，前期所藏书画并重，后期则重视对画的收藏，不少法书转赠于人。
明赵琦美《铁网珊瑚·书品》卷三，虞集题苏轼《天际乌云帖》：“（柯九思）家藏魏晋唐宋名贤法书殆百十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弗留。在其几格间，独见苏轼《天际乌云帖》。”后此苏帖，柯九思在南归时转让于王仲德。清代葛咏裳的忆绿荫室藏书，在其逝世后，由其继室屈云珊馈送予屈映光的“精一堂”。
还有一例是明代的赵季潜。黄孔昭《蔡俟轩先生墓表》一文中有记：“蔡仟，字尚朋，号俟轩，明黄岩人。清静狷介，而心实平恕。自幼读书慕利，乐于人为善，里巷子弟有愿从学者，悉教之无倦，给资贫无书者，居常葛巾布裳，萧然世外。至于故师赵季潜临终，报谢以古书数千卷，再拜却之。”①临终赠书，是非常郑重的事，由此可见，古人将藏书当作非常珍贵的个人财产。而藏物也并非随意给人，一般赠送的对象是与其有相同爱好的藏书家或某些品格高尚之人，且与藏书者个人之间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否则，乱送于人，等于暴殄天物。
二是转售他人。这是藏书家们最不愿意做的。一般藏书家将书视为珍宝，“鬻及借人为不孝”，售书简直可以与“禽兽相提并论”。然而在情非得已下，个别藏书家也只得落个售书的结局，比如临海郭协寅，晚年生存艰难，只得拿藏书转卖，后“八砖书库”之书多数归潘氏三之斋。多数藏书家，即使再穷还是舍不得鬻书，然而在其去世后，其子孙不能守，转卖他人者有之。如李诚的敦说楼藏书、戴勖屏慎余书屋藏书等。临海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遭劫后残存的藏书，亦陆续由其孙辈售出，其中包括由洪瞻墉所刻的八册名人法书拓本《倦舫法帖》，有部分藏书转归到项士元手中。对比小停云山馆之盛日与其晚境的凄凉，近代诗人罗华不胜感慨，他作诗云：“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 转售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藏书散失。因为藏书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收藏，书的价值因人而异。识货者会将之视若珍宝，然在一般平民眼里，或许一本破书就一文不值了。因此在书被藏书家后裔售出时，多数书会当作废纸处理而遭沦亡。如李诚的藏书，售出时价格仅每本几十文，而某些较珍贵之本， 买者反嫌字迹模糊，价格更便宜。有些售不出的，只能用糊壁生火之用。
如果说藏书转售他人，藏书至少还有所归，那么另一部分藏书当废纸论， 无故散亡，则更是藏书界的损失了。
三是藏书归公。归公的方式也有数种。一种是政府军队通过战争掠夺来藏书，如历代王朝在征战中所收的私人藏书。一种是没收充公。比如宋代天台人贾似道，身败后，朝廷命王孟孙薄录其家，其藏品悉数充公。南宋内府所藏旧物中，很多原为贾氏旧藏，上都有明确的贾似道收藏印，和抄贾府所得收藏时所钤之“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后这些藏物与南宋内府其他藏物，一同流入元内府中。后又入明内府。再就是自愿捐献归公。这一浪潮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共图书馆兴起，私人藏书楼奄奄一息，不少藏书家将旧有之物捐给政府。如黄瑞、叶书、王棻、李镠等人藏书的残存部分，杨晨的部分藏书也转归到黄岩博物馆。王舟瑶的“后凋草堂”，是台州私人藏书中保存地相对完善的，后其家属王子允也将旧藏捐献给临海博物馆收藏。项士元寒石草堂的藏书尽数转赠于临海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