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古代藏书家对藏书的管理方式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封闭式的藏书家，在古代私藏中，占大多数，因为藏书家深知聚书之苦， 也知散书之易，所以谨守其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宁波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就是典型。范钦在世时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为了避免书籍流失，还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这样进楼的机会就更少了。数百年来，六七万卷的典籍尘封于楼内，少有人阅览，导致藏书的利用率极低。
  从史料来看，台州藏书家也是前者为多。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 应是相对闭守的。洪氏藏书印中有多枚为“子孙宝之”、“子孙守之”等内容的印章，从这可看出，他们对图书非常珍视爱惜，有演变到为书看护者的角色的趋势，有一枚印却是“鬻及借人为不孝”，更是直接道出了封闭式的藏书心态。
  洪氏藏书楼一般人也是极难入内的，在《秋籁阁藏书记》中，项士元记述了黄瑞部分藏书得自洪氏馆中：“洪氏小停云山馆，为筠轩先生颐煊故庐，庋藏书画， 著称浙东。茂才应馆主子霞茂才之聘，寝馈其间，课读数年，馆中所藏金石书画及清代名儒手迹，悉为玩览，间加札录。”如不是受馆主洪子霞之聘，黄瑞恐怕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心态在台州其他藏书家中也时有反映，如清代临海潘日初为了告诫子孙，还特意在书橱上贴一条子云“余买书千余卷，留于子孙看读，如有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但愿世守文、行、忠、信、仁、义、礼、智八字。”“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与洪氏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异曲同工，同样体现了“书不出阁，不能借书于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
  封闭式管理图书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书，但也往往禁锢了一些稀传孤本古籍的流传。这些古书“举世不得寓目”，“使人致疑于散佚”，甚至还会随着藏书楼的湮灭而失传。近代学者陈登原先生就曾说过：“居尝谓保存古籍，端赖藏家。然摧残古籍，藏家亦有罪焉。”这里摧残古籍也包括藏书家对图书的禁闭。然而在古代，藏书家收藏书籍只是个人自发的行为，对图书的禁闭，其深层的原因是由封建性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自产自销、相对封闭的特点，使得藏书家们很难超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在行为上有不可避免的自闭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古代藏书家们的某些行为，也不必过于苛责。
  然而台州藏书楼的封闭也是相对的，当友朋亲戚需要时，藏书家们也会慷慨解囊。比如观念中深藏“鬻及借人为不孝”的洪氏家族中，借人于急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王棻刊行《台州丛书续编》，其中弘治版《赤城新志》所据底本就是借洪氏小停云山馆抄录的。《（嘉定）赤城志》是台州地方名志，虽经明代谢铎翻刻，但至清代流传甚为稀少，郭协寅为保存桑梓文化，欲进行重刻，但他所藏谢氏刊本不全，只得其半，他就从洪氏藏本中补抄，才得全帙。黄瑞秋籁阁藏书也曾多次借予同乡谢咏雪、叶书等人阅览。清光绪间，临海志局重修郡邑志，向黄借书，黄又出借藏书多部。从这些事例可看出，即使闭守型的藏书楼，也并非完全封闭，一些藏书家将“鬻”与“借人”列为不孝，究其原因是怕图籍流失，但当图书关乎家乡图书事业或对人有用时，他们也会作出相对开明的举动。
  台州藏书家之间相互抄录活动频繁，也说明其在私密之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借人助刊的也很多，如温岭陈树钧所藏中有十数种书曾借于人，其中有《久庵文选》、《绿天亭集》等图书。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也同样靠的是许多藏书家的帮助。
  台州有些藏书家观念不那么保守，如前所述为台州培养人才的藏书家如王所、陈孚、王棻等人，他们的藏书更加注重藏书致用的特点。即使其他的藏书家，也可能对某些人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供其阅览，并非像私密成性的江苏藏书家钱谦益那样吝啬，连同图书见一面也成奢侈，有的也说成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