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抄写自古以来就是增藏图书的重要手段。在印刷术还未发明的唐代以前，它还是产生图书副本的唯一手段。宋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致书较易，抄写之风仍盛行。古人抄书原因有以下：一是世人著述未为尽刻，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抄稿本流传，二是书籍之中秘本，如当世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三是抄书乃读书之一法，且精抄本，别具艺术价值，鉴赏情趣。
  台州藏书家也如此，很多藏书家手不释卷地抄，甚至以此为乐。比如在宋代，林师蒧抄书是出名的，其藏书除部分购求所得外，一部分也是抄写而来，即使藏书很多了，仍然抄写不倦，“近购远求，家已数千卷，犹典衣传抄恐晚”①。
  即使在印刷业相当发达的明、清二代，藏书家的抄书之风仍然盛行。如戴勖屏“生平无他好，唯癖储书，尤留心地方文献，喜抄书。晚年家贫，仍抄写不倦”②。郭协寅由于家贫不能买书，他的书大多都从同乡宋世荦处借抄来的，每每见到善本及其藏稿，便录副以归。所抄“或行或楷，工整可观，素不草率。”③ 所抄数量甚多，有数百种。黄瑞的秋籁阁藏书，亦大多为辛勤抄录所得，路桥杨晨在《瀛洲咫闻》中称他“收藏台人著述最富，多旧抄本”。晚清临海叶书藏书３万多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④。
  有时碰到极罕见的本子，不能购买或赠送获得，藏书家们只能抄录以藏。
  如王咏霓得宋黄岩车若水《脚气集》，就是下榻于四明（今宁波）陈氏旧雨草堂时，从其书架中检获，没有别的方法占有，只能录副。杜范之《杜清献集》为泰州藏书家钱馨伯所有，王棻也只能抄录一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资料来自公家，不能出借，只得抄录。比如王彦威，其所藏多为朝廷外交档案，由于这些档案的特殊属性，只有抄录才能保存，为以后刊行《清季外交史料》打下基础。谢铎亦曾于官府秘阁中抄得部分藏书，如台州著名的方志《（嘉定）赤城志》，就是谢氏就秘阁中抄录所得，《（嘉定）赤城志》明谢铎跋中记：“成化丁未（１４８７），余始得是《志》于秘阁中，遂手录以出。”之后林鹗、黄孔昭又从谢处抄录。杨晨所藏谢铎《尊乡录节要》、《拾遗》，是其在翰林院任职时从中抄出。齐召南所藏很多珍秘之本来自《四库全书》，是其任内阁纂编时有机会从中抄录。
  藏书家抄写一般都为自己动手。但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其他某种目的，会请人代抄。如王棻在京师时得朱右的《白云稿》，就请多人代劳，李芳春、周郇雨、杨晨、王咏霓、葛咏裳等都是台州名贤。晚清抄本中有一本《三台文献录》， 即为王舟瑶托多人所抄，该书第二册书口下端还记有抄写者名氏如鲁祜、祜、李仕、李、文、云等。
  藏书家抄书是为了保存，因此他们有时会用特殊的纸书写。如王舟瑶托人抄写的《三台文献录》，是用印有蓝丝■的元书纸，靠书根处印有“光绪赤城三志稿”诸字。王棻曾抄录有王诗《缶鸣集》，此抄本用纸为印好的“台州先哲遗书九峰图书馆抄本”（中缝）蓝格纸。有时如失去抄写者姓名，亦可根据书写纸的特点，判别是谁家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