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藏书过程中，第一步是图书的收聚。台州藏书家获得书籍的途径主要有四方面： （１）购买。以钱币易得书籍是私家藏书扩增的主要方法之一。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印本书已相当普遍，因此购买已成为藏书的重要来源。文献中市书、购书事例已不鲜见。如林师蒧“远求近购，积至数千卷”，但由于家贫， 无钱购买，有时只能“质衣货家具购书”①，连其妻之嫁妆也被典卖殆尽。蔡瑞石庵藏书，是“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王汶多购古今书籍，藏于书楼。王公乂，淡泊无所嗜好，唯市书积数千卷。孙九叙，好购书，延良师以教子。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立朝时间不长，且社会多动荡，因而继承先人遗书，在藏书中占很大比例，购书事例相对少些。明代史料记载不明，但黄孔昭万卷书籍，和谢铎的朝阳阁藏书，也多为购求所得，由此可见其他藏书家藏书中，购书也是藏书重要来源。
  清代出版业更加发达，书贾业繁荣，置书更为容易。台州藏书家中，从外地购书现象普遍，他们大多为出官外任时，在当地或沿途购得。如冯甦“年来往还滇洱间，残编断简，以次购集”①。宋世荦辗转各地任职，常去访碑购书，引退时已有书万卷；洪颐煊在广东时购买了不少卷册，盖因广东卖旧书的多，而收藏人少，价格不昂，对于经济不很宽裕的洪氏，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藏机会；王棻、王咏霓、王舟瑶等人，利用职位之便，每到一地广购博览；葛咏裳的藏书大多购自北京，北京有很多书肆，得书容易，十年间葛氏购得书万余卷；黄濬任官彭泽时，购得万余卷；项士元在杭州工作时，买了不少书，就聘于浙江图书馆时，“所得馆俸，悉购旧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又购得杭州藏书家散出之书，其中有不少罕见珍本。
  台州不少藏书家很少出台州，其藏书也有很多购自本地的。所购之书来源有三，一是来自书贾，如郭协寅曾从书贾购得《滇考》初印本，然仅止上卷。
  二是藏书家散出之书。如李诚藏书散出时，价格非常便宜，也在本地流散，应有部分为本地藏书者所得。潘氏三之斋购得郭协寅的旧藏本，屈光映购得忆绿阴室的旧藏本，项士元购得的不少乡邦文献，都是此类，即从藏书家到另一藏书家之间的流传。这时的藏书就像接力赛，“你方唱罢我登场”，使藏书得以代代相传，珍贵的书种续传不灭。三是其他处，一般为书作者之后裔，如郭协寅购得同乡洪若皋之《左传正业》，“《左传正业》世罕流传，余从故家购得知正堂写本”②。
  （２）抄写。抄写自古以来就是增藏图书的重要手段。在印刷术还未发明的唐代以前，它还是产生图书副本的唯一手段。宋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致书较易，抄写之风仍盛行。古人抄书原因有以下：一是世人著述未为尽刻，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抄稿本流传，二是书籍之中秘本，如当世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三是抄书乃读书之一法，且精抄本，别具艺术价值，鉴赏情趣。台州藏书家也如此，很多藏书家手不释卷地抄，甚至以此为乐。比如在宋代，林师蒧抄书是出名的，其藏书除部分购求所得外，一部分也是抄写而来，即使藏书很多了，仍然抄写不倦，“近购远求，家已数千卷，犹典衣传抄恐晚”①。
  即使在印刷业相当发达的明、清二代，藏书家的抄书之风仍然盛行。如戴勖屏“生平无他好，唯癖储书，尤留心地方文献，喜抄书。晚年家贫，仍抄写不倦”②。郭协寅由于家贫不能买书，他的书大多都从同乡宋世荦处借抄来的，每每见到善本及其藏稿，便录副以归。所抄“或行或楷，工整可观，素不草率。”③ 所抄数量甚多，有数百种。黄瑞的秋籁阁藏书，亦大多为辛勤抄录所得，路桥杨晨在《瀛洲咫闻》中称他“收藏台人著述最富，多旧抄本”。晚清临海叶书藏书３万多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④。
  有时碰到极罕见的本子，不能购买或赠送获得，藏书家们只能抄录以藏。
  如王咏霓得宋黄岩车若水《脚气集》，就是下榻于四明（今宁波）陈氏旧雨草堂时，从其书架中检获，没有别的方法占有，只能录副。杜范之《杜清献集》为泰州藏书家钱馨伯所有，王棻也只能抄录一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资料来自公家，不能出借，只得抄录。比如王彦威，其所藏多为朝廷外交档案，由于这些档案的特殊属性，只有抄录才能保存，为以后刊行《清季外交史料》打下基础。谢铎亦曾于官府秘阁中抄得部分藏书，如台州著名的方志《（嘉定）赤城志》，就是谢氏就秘阁中抄录所得，《（嘉定）赤城志》明谢铎跋中记：“成化丁未（１４８７），余始得是《志》于秘阁中，遂手录以出。”之后林鹗、黄孔昭又从谢处抄录。杨晨所藏谢铎《尊乡录节要》、《拾遗》，是其在翰林院任职时从中抄出。齐召南所藏很多珍秘之本来自《四库全书》，是其任内阁纂编时有机会从中抄录。
  藏书家抄写一般都为自己动手。但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其他某种目的，会请人代抄。如王棻在京师时得朱右的《白云稿》，就请多人代劳，李芳春、周郇雨、杨晨、王咏霓、葛咏裳等都是台州名贤。晚清抄本中有一本《三台文献录》， 即为王舟瑶托多人所抄，该书第二册书口下端还记有抄写者名氏如鲁祜、祜、李仕、李、文、云等。
  藏书家抄书是为了保存，因此他们有时会用特殊的纸书写。如王舟瑶托人抄写的《三台文献录》，是用印有蓝丝■的元书纸，靠书根处印有“光绪赤城三志稿”诸字。王棻曾抄录有王诗《缶鸣集》，此抄本用纸为印好的“台州先哲遗书九峰图书馆抄本”（中缝）蓝格纸。有时如失去抄写者姓名，亦可根据书写纸的特点，判别是谁家抄本。
  （３）赐赠。赐赠也是丰富藏书的途径之一，其中有包括朝廷赐书和朋友亲戚赠书。朝廷赐书一般是皇帝宠幸的大臣或皇亲国戚比较有机会获得。明代很多藩王的藏书就是皇帝所赐。台州历史上贾似道曾是权臣，《清河书画舫》称：“似道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 “乞请得之”实际上是向理宗、度宗请赏的方式将内府珍藏转为己有。其中复州裂本《兰亭》就是其受赏赐的藏物之一，元陶宗仪曾记：“复州裂本《兰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赐贾平章一百十七种，此其一也。”① 另柯九思也曾受赐，柯氏任奎章阁监书博士时，于书画鉴定成就突出，深得文宗皇帝宠爱，“特赐牙章，得通禁籍”，并蒙赐李成《寒林采芝图》予他。虽然朝廷所赐不多，但所赐之物一般都是精品，且是荣誉的象征，收藏家们会倍加珍爱。
  朋友亲戚相赠的，如谢堂，其收藏也因亲友赠送有所增益，周密《云烟过眼录》载，“谢奕修养浩斋所藏书画数十种，并贾宪师故物，惠送谢堂”。宋世荦之子经畲，有父遗风，亦爱好古砖，其自记得砖之途云：“予不敏，从诸君后，足不能登山，手不能淘井，目力才及寸许耳，万无获砖之理，幸诸厘米其畸零副块以相饷，一如残盏冷炙，藉饱老饕也者。又诸君得砖，手加洗剔，遇文字模糊，辄举以畀予，予斯受之，又如朋友通才、指囷相赠也。”②上述经畲所述虽有自谦之意，然也说明朋友相赠是其获得藏物的途径之一。
  （４）交换。通过交换获得所需图书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中以藏物换藏物较为常见，其他的也有用土地、器物乃至奴婢、官爵等相交换的。虽然此种来源并不多见，但台州藏书史上也时有见之。前者的见之于柯九思，康里巙巙题《定武兰亭五字损本》云：“《定武兰亭》此本犹为精绝，而加之以御宝，如五云晴日，辉映于蓬瀛。臣以董画于九思处得之，何啻获和璧随珠，当永宝藏之。”柯九思用其《定武兰亭五字损本》换得巙巙藏董源的《水石幽禽图》，这是柯氏后期收藏观改变后所为，后期他更注重名画的收藏，往往让出法帖。
  台州藏书家大多都以自己的资财和辛劳为代价获取书籍，但也有少数人通过权势巧取豪夺。贾似道便是一例。贾擅国柄，收藏的书画除皇帝赐赠外， 还令门客陈振、谭玉、赵与柟等人，通过很多手段广收奇玩珍宝、法书名画。不少人投其所好，“当时趋附之人尽心搜访以献”。吴兴向氏、宋氏三世好古，多蓄法书名画古器，时有人刘暄（字渊道），以计取其籍，献之贾似道，贾氏遂按图尽索之，皆六朝神品。贾氏在当时权势熏天，甚至连皇室宗亲都要攀附于他， 赵孟坚就曾送他唐人《马上娇》图。
  藏书家中多学问渊博之士，他们终日与书为伍，自有书之因缘。如桑梓文献刊刻之前请他们作序，他们就有可能得书。这从杨晨与《天台山方外志》可见。虽然杨氏为得此书，曾于天台山方广寺内遍阅藏经，又于京师等各地到处搜访，终是未得。一日天台僧敏曦欲刻此书，讫杨氏作序，杨氏才得获见此书。
  后来杨氏崇雅堂应藏有此刊本。因藏书家的名望学问，由其鉴别，或将珍罕之书示之同好，他们亦可能由此得书。如黄濬、王棻得《委羽山志》，即是由人出示或由人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