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藏书家的藏书行为贯穿于整个藏书过程中，因此藏书过程本身也蕴含着藏书文化内涵。藏书过程可分为图书的收聚，对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和藏书的遗散三个部分。
  １．图书的收聚藏书过程中，第一步是图书的收聚。台州藏书家获得书籍的途径主要有四方面： （１）购买。以钱币易得书籍是私家藏书扩增的主要方法之一。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印本书已相当普遍，因此购买已成为藏书的重要来源。文献中市书、购书事例已不鲜见。如林师蒧“远求近购，积至数千卷”，但由于家贫， 无钱购买，有时只能“质衣货家具购书”①，连其妻之嫁妆也被典卖殆尽。蔡瑞石庵藏书，是“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王汶多购古今书籍，藏于书楼。王公乂，淡泊无所嗜好，唯市书积数千卷。孙九叙，好购书，延良师以教子。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立朝时间不长，且社会多动荡，因而继承先人遗书，在藏书中占很大比例，购书事例相对少些。明代史料记载不明，但黄孔昭万卷书籍，和谢铎的朝阳阁藏书，也多为购求所得，由此可见其他藏书家藏书中，购书也是藏书重要来源。
  清代出版业更加发达，书贾业繁荣，置书更为容易。台州藏书家中，从外地购书现象普遍，他们大多为出官外任时，在当地或沿途购得。如冯甦“年来往还滇洱间，残编断简，以次购集”①。宋世荦辗转各地任职，常去访碑购书，引退时已有书万卷；洪颐煊在广东时购买了不少卷册，盖因广东卖旧书的多，而收藏人少，价格不昂，对于经济不很宽裕的洪氏，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藏机会；王棻、王咏霓、王舟瑶等人，利用职位之便，每到一地广购博览；葛咏裳的藏书大多购自北京，北京有很多书肆，得书容易，十年间葛氏购得书万余卷；黄濬任官彭泽时，购得万余卷；项士元在杭州工作时，买了不少书，就聘于浙江图书馆时，“所得馆俸，悉购旧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又购得杭州藏书家散出之书，其中有不少罕见珍本。
  台州不少藏书家很少出台州，其藏书也有很多购自本地的。所购之书来源有三，一是来自书贾，如郭协寅曾从书贾购得《滇考》初印本，然仅止上卷。
  二是藏书家散出之书。如李诚藏书散出时，价格非常便宜，也在本地流散，应有部分为本地藏书者所得。潘氏三之斋购得郭协寅的旧藏本，屈光映购得忆绿阴室的旧藏本，项士元购得的不少乡邦文献，都是此类，即从藏书家到另一藏书家之间的流传。这时的藏书就像接力赛，“你方唱罢我登场”，使藏书得以代代相传，珍贵的书种续传不灭。三是其他处，一般为书作者之后裔，如郭协寅购得同乡洪若皋之《左传正业》，“《左传正业》世罕流传，余从故家购得知正堂写本”②。
  （２）抄写。抄写自古以来就是增藏图书的重要手段。在印刷术还未发明的唐代以前，它还是产生图书副本的唯一手段。宋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致书较易，抄写之风仍盛行。古人抄书原因有以下：一是世人著述未为尽刻，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抄稿本流传，二是书籍之中秘本，如当世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三是抄书乃读书之一法，且精抄本，别具艺术价值，鉴赏情趣。
  台州藏书家也如此，很多藏书家手不释卷地抄，甚至以此为乐。比如在宋代，林师蒧抄书是出名的，其藏书除部分购求所得外，一部分也是抄写而来，即使藏书很多了，仍然抄写不倦，“近购远求，家已数千卷，犹典衣传抄恐晚”①。
  即使在印刷业相当发达的明、清二代，藏书家的抄书之风仍然盛行。如戴勖屏“生平无他好，唯癖储书，尤留心地方文献，喜抄书。晚年家贫，仍抄写不倦”②。郭协寅由于家贫不能买书，他的书大多都从同乡宋世荦处借抄来的，每每见到善本及其藏稿，便录副以归。所抄“或行或楷，工整可观，素不草率。”③ 所抄数量甚多，有数百种。黄瑞的秋籁阁藏书，亦大多为辛勤抄录所得，路桥杨晨在《瀛洲咫闻》中称他“收藏台人著述最富，多旧抄本”。晚清临海叶书藏书３万多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④。
  有时碰到极罕见的本子，不能购买或赠送获得，藏书家们只能抄录以藏。
  如王咏霓得宋黄岩车若水《脚气集》，就是下榻于四明（今宁波）陈氏旧雨草堂时，从其书架中检获，没有别的方法占有，只能录副。杜范之《杜清献集》为泰州藏书家钱馨伯所有，王棻也只能抄录一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资料来自公家，不能出借，只得抄录。比如王彦威，其所藏多为朝廷外交档案，由于这些档案的特殊属性，只有抄录才能保存，为以后刊行《清季外交史料》打下基础。谢铎亦曾于官府秘阁中抄得部分藏书，如台州著名的方志《（嘉定）赤城志》，就是谢氏就秘阁中抄录所得，《（嘉定）赤城志》明谢铎跋中记：“成化丁未（１４８７），余始得是《志》于秘阁中，遂手录以出。”之后林鹗、黄孔昭又从谢处抄录。杨晨所藏谢铎《尊乡录节要》、《拾遗》，是其在翰林院任职时从中抄出。齐召南所藏很多珍秘之本来自《四库全书》，是其任内阁纂编时有机会从中抄录。
  藏书家抄写一般都为自己动手。但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其他某种目的，会请人代抄。如王棻在京师时得朱右的《白云稿》，就请多人代劳，李芳春、周郇雨、杨晨、王咏霓、葛咏裳等都是台州名贤。晚清抄本中有一本《三台文献录》， 即为王舟瑶托多人所抄，该书第二册书口下端还记有抄写者名氏如鲁祜、祜、李仕、李、文、云等。
  藏书家抄书是为了保存，因此他们有时会用特殊的纸书写。如王舟瑶托人抄写的《三台文献录》，是用印有蓝丝■的元书纸，靠书根处印有“光绪赤城三志稿”诸字。王棻曾抄录有王诗《缶鸣集》，此抄本用纸为印好的“台州先哲遗书九峰图书馆抄本”（中缝）蓝格纸。有时如失去抄写者姓名，亦可根据书写纸的特点，判别是谁家抄本。
  （３）赐赠。赐赠也是丰富藏书的途径之一，其中有包括朝廷赐书和朋友亲戚赠书。朝廷赐书一般是皇帝宠幸的大臣或皇亲国戚比较有机会获得。明代很多藩王的藏书就是皇帝所赐。台州历史上贾似道曾是权臣，《清河书画舫》称：“似道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 “乞请得之”实际上是向理宗、度宗请赏的方式将内府珍藏转为己有。其中复州裂本《兰亭》就是其受赏赐的藏物之一，元陶宗仪曾记：“复州裂本《兰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赐贾平章一百十七种，此其一也。”① 另柯九思也曾受赐，柯氏任奎章阁监书博士时，于书画鉴定成就突出，深得文宗皇帝宠爱，“特赐牙章，得通禁籍”，并蒙赐李成《寒林采芝图》予他。虽然朝廷所赐不多，但所赐之物一般都是精品，且是荣誉的象征，收藏家们会倍加珍爱。
  朋友亲戚相赠的，如谢堂，其收藏也因亲友赠送有所增益，周密《云烟过眼录》载，“谢奕修养浩斋所藏书画数十种，并贾宪师故物，惠送谢堂”。宋世荦之子经畲，有父遗风，亦爱好古砖，其自记得砖之途云：“予不敏，从诸君后，足不能登山，手不能淘井，目力才及寸许耳，万无获砖之理，幸诸厘米其畸零副块以相饷，一如残盏冷炙，藉饱老饕也者。又诸君得砖，手加洗剔，遇文字模糊，辄举以畀予，予斯受之，又如朋友通才、指囷相赠也。”②上述经畲所述虽有自谦之意，然也说明朋友相赠是其获得藏物的途径之一。
  （４）交换。通过交换获得所需图书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中以藏物换藏物较为常见，其他的也有用土地、器物乃至奴婢、官爵等相交换的。虽然此种来源并不多见，但台州藏书史上也时有见之。前者的见之于柯九思，康里巙巙题《定武兰亭五字损本》云：“《定武兰亭》此本犹为精绝，而加之以御宝，如五云晴日，辉映于蓬瀛。臣以董画于九思处得之，何啻获和璧随珠，当永宝藏之。”柯九思用其《定武兰亭五字损本》换得巙巙藏董源的《水石幽禽图》，这是柯氏后期收藏观改变后所为，后期他更注重名画的收藏，往往让出法帖。
  台州藏书家大多都以自己的资财和辛劳为代价获取书籍，但也有少数人通过权势巧取豪夺。贾似道便是一例。贾擅国柄，收藏的书画除皇帝赐赠外， 还令门客陈振、谭玉、赵与柟等人，通过很多手段广收奇玩珍宝、法书名画。不少人投其所好，“当时趋附之人尽心搜访以献”。吴兴向氏、宋氏三世好古，多蓄法书名画古器，时有人刘暄（字渊道），以计取其籍，献之贾似道，贾氏遂按图尽索之，皆六朝神品。贾氏在当时权势熏天，甚至连皇室宗亲都要攀附于他， 赵孟坚就曾送他唐人《马上娇》图。
  藏书家中多学问渊博之士，他们终日与书为伍，自有书之因缘。如桑梓文献刊刻之前请他们作序，他们就有可能得书。这从杨晨与《天台山方外志》可见。虽然杨氏为得此书，曾于天台山方广寺内遍阅藏经，又于京师等各地到处搜访，终是未得。一日天台僧敏曦欲刻此书，讫杨氏作序，杨氏才得获见此书。
  后来杨氏崇雅堂应藏有此刊本。因藏书家的名望学问，由其鉴别，或将珍罕之书示之同好，他们亦可能由此得书。如黄濬、王棻得《委羽山志》，即是由人出示或由人告之。
  ２．对藏书的整理和利用收集到一定数量的书籍之后，就需对典籍进行辨别、分类、保藏、管理等活动，以保证图书排放有序，更好地得到保存，从而更方便地加以利用。对藏书的整理利用，主要包括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校书、刻书等内容，图书的利用方式有两种：保守和开放式。因此本节拟从以下四方面分述： （１）对藏书的整理编目藏书多了，就需对书籍进行排列整理，因为藏书繁富，如不作整理则杂乱无序，寻检维艰，更谈不上辨章学术，虽有其书，实亦若无。故藏书家、文献学家郑樵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九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亡也。”因此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是藏书达到一定数量后的必然结果。
  书目的编纂最早是在公藏中出现，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最早的公藏目录。私人藏书目出现略迟于公藏书目，齐梁间的任昉家可能就编有家藏目录，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 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① 宋代随着私人藏书的繁荣，目录学大发展，私家目录超过了官修目录，出现了三部重要的私家目录学著作：一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二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三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开创了解题目录的形式，《直斋书录解题》仿前者用解题形式，创立纪录版本的先例。《遂初堂书目》可查到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图书及其流传和印刷情况，为第一部版本目录。
  至明清代，私家藏书目录成果不胜枚举，其中著名的有钱曾的《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形式更是多样化，不仅出现了专科目录、善本目录，还出现了版本目录。
  考台州所撰私藏书目，最早为宋代的《庆善楼家藏书目》，元、明亦有书目， 但所编不多。清代目录学成为显学，台州所编书目遂多，其中有《保蕴斋书目》、《八砖书库目录》、《敦说楼书目》、《秋籁阁书目》、《兰雪轩书目》、《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慎余书屋书目》、《默庵藏书目》、《崇雅堂书目》、《秋灯课诗屋书目》、《鸿远楼藏台州书目》、《倦舫书目》、《精一堂书目》、《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等。台州藏书家不仅对藏书进行编目，还对所藏金石书画等专门类别进行编目。台州藏书家重视乡邦文献的特点在藏书目中亦有反映，不少藏书家特地编有台州书目，如叶书编有《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项士元编有《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金嗣献编有《鸿远楼藏台州书目》、陈树钧编有《台书存目》等。
  台州藏书家所编书目多为比较简单的书目，只记作者姓名简介，卷数版刻等基本的信息，对文献进行初步汇总。比如金嗣献所编的书目，只注明著作者之履历，序跋者之姓名，卷册数目版刻存否等信息。《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按作者时代先后为序，亦仅记书名、作者、卷数，临海博物馆所藏可能为项士元抄，此目前有项氏识云：“此为叶伯丹明经荫玉阁所藏台郡先哲遗著之目录也。
  明经殁后，全部藏书归予寒石草堂。但今检敝藏，《镜园藏稿》、《临海续志》、《金石稿》等尚属缺如，又陈涣中《白云楼摘稿》曾亲见于阁中，此目未有，殆未全之簿录。” 陈树钧《台书总目录》除记先代、书名、作者外，还记册数，并记作者之所在县，如是抄本，在作者下端注“抄”字。临海博物馆所藏书目抄本，写在红格本上，字体端正，抄写工整。《临海许氏小石室藏书目录》记作者、卷数，如有序跋，一并标明。不过此目仅记清代之书。
  这些书目虽然简单，却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一个藏书家所收之书的总体概貌。因此，如果能对台州历史上的藏书目进行综合，就能大致反映出台州历代文献的收藏和流通情况，私人藏书目其实是十分有用的情报资料。
  除私藏书目外，还有私撰书目，即以一人之力著录社会上流传图书而成的目录。台州的私撰目录有《三台金石略》、《台州金石考》、《台州艺文略》、《临海著录考》、《台州经籍志》等。台州藏书家偏爱桑梓文献，编成多部地方文献目录，最后项士元汇总各家所藏或所录著作目录，编成台州史上地方文献的集大成著作《台州经籍志》。《台州经籍志》采录了自隋以至近代台州所属各县人士著作，共四千余种，基本上反映了台州一郡自隋至民国初文艺之概况，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目录学著作。该书大体上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在分类中又吸收了目录学的新思想，形成三级分类体系。如在总类之下又分子类，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经总、四书、乐、小学１０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奏议、传记、史抄、谱牒、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１６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格致、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说家、释家、道家１５类；集部分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５类。部分子类又续分属类，如传记类下分杂录之属、分录之属、总录之属；地理类下分都会郡县之属、河渠之属、山水之属、古迹之属、杂记之属、游记之属；职官类下分官制之属、官箴之属；政书类又分通制之属、仪制之属、邦记之属、军政之属；目录类下分经籍与金石之属，杂家类则分为杂著之属与杂编之属。
  《台州经籍志》不是一本简单的书目，而是深得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髓，书目之下皆有解题，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目录学著作。“是志分类则略依纪氏库目，解题则仿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复遵马氏《文献通考》、朱氏《经义考》，详载序跋论断存佚；参《铁网珊瑚》、《天禄琳琅》，间采题跋姓名、收藏印记，盖欲藉以阐发潜幽。”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姓名、时代、籍贯，今存者略著其版本，未见者注“今未见”，确定已佚的注“今佚”，书名下标明出处，以存著录源流。著者名下，或考其出身仕历，或录各书序跋及诸家评论， 取材较丰，考订周详。
  《台州经籍志》成书之后，受到广泛好评，当代著名学者马一浮称之“考证详密，大裨文献。”章箴（章太炎之兄）也给予了很高评价，称其“合已见未见之四千余种，一一派别支分，各从其类，虽义例不离四库，然撰人爵里事实，本书序跋，诸家论断，苟有可考，悉皆甄录而无遗，可谓洋洋大观者矣。以视瑞安孙氏之《温州经籍志》，吾不知何如。若钱唐吴氏之《杭州艺文志》，则敢决其有过无不及也。” 其实《台州经籍志》视《温州经籍志》也是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台州经籍志》是台州藏书家收藏、研究地方文献而结出的最重要的目录学成果之一。
  （２）台州藏书家之校书古人抄书难免有鲁鱼亥豕之别，容易出现讹字、缺字，或者有衍文，刻本也有同样状况，往往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因此藏书家都重视校书。孙从添说， “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学者所校之书，因内容完善，错误少，往往被世人所看重，有“善本”之称。一个藏书家所藏善本之多寡，也反映着其藏书质量的高下。
  为了提高藏书质量，为学习研究提供更可靠的资料，台州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也重视校书，他们对所藏之书仔细校对，互通有无，修补错漏，尽量保存版本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如宋代林师蒧“书法名帖亦数千卷，每一卷入手校雠考订，继日忘夜”①。明临海林鹗爱藏书，如闻人有奇书，必想方设法求之。到手之后，亲自校对。如发现有疑义，必“访其善本是正”②。明代藏书家谢铎在重修郡志时曾就多家参订校对，他自己藏有秘阁本《（嘉定）赤城志》，后又访得东门周氏本，不久叶先生之孙定中又取来家藏本，此三者皆嘉定间刻本，谢铎“因得彼此互订，以从其是”③。
  清代朴学盛行，更是讲究字句的出处和精确度，因而校书更是学术的必要前提。清代出现的藏书家中，在校书方面，洪颐煊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洪氏校《穆天子传》时，所用底本为“郑本”，并参照“吴本”、“程本”、“汪本”、钱塘赵君坦所校吴山《道藏》本。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又从前代类书古注等著作中择取《穆传》引文用以校勘，还吸取了钱大昕、孙同元、洪震煊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其校勘成就超过了以前任何人，成为“今本中最善者”。宋世荦也重视校书，他当时所编的《台州丛书》之乙集清冯甦《见闻随笔》，就曾借郭氏所藏抄本互校。
  李诚敦说楼里藏书数千卷，中多善本，也经其多次校过。叶书博学多识，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他受邀编写《临海县志》，兼摄补遗，并负责全书校订。“凡前志之舛误而有疑似者，缀案语于后”④。郭协寅凡有入藏之书，均仔细校对，如他所藏《滇考》一书，在比较诸家传抄本的同时，又借同乡黄润川之手抄之本， 重加补校，遂成全书。黄岩学问家王舟瑶曾校过不少书，其所校书，有《台州书画识》、《说郛》、《容庵集》等。
  台州藏书家们的校书之勤从王棻所得《白云稿》的过程就可以窥见一斑。
  同治辛未（１８７１），余集京师，假朱伯贤右《白云稿》五卷，嘱同县蔡竹篪、李子笃庆、临海周黍香郇雨、太平陈尹珊莹、天台范聘石珍、仙居李天隐芳春分卷缮录，而同县杨定夫晨、王子裳咏霓、临海葛逸仙咏裳、瑞安孙仲容诒让为之雠校，既毕携归，而临海黄子珍瑞又覆校焉。考《四库全书总目》，谓《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是伯贤之文传世者止于此矣。光绪甲午（１８９４），钱塘丁松生丙以新刊《徐始丰稿》见赠，其附录中有朱右《知学斋记》，为五卷本所未有。乙未客杭，寓丁氏求已斋中，问所从得，则松生所藏《白云稿》自六卷至十一卷灿然完备，《知学斋记》则卷六第一篇也。亟假其书，属友人录副以归。① 王棻先在京师抄得五卷本《白云稿》，分别由杨晨、王咏霓、葛咏裳、孙诒让等数人校对，回到临海后又叫黄瑞重校。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杭州丁丙藏有其他版本的《白云稿》，于是又赶赴抄录，对原先所藏本加以补正。对一本书如此，对其他书也是如此。正是这样一遍遍的不厌其烦的缮录、校对、补正，才保证了藏书的质量，为学习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３）台州藏书家之刻书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其道不更广邪？”因此很多有识的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也进行刻书。五代后蜀的毋昭裔是第一位见诸史册从事过刻书的藏书家。
  台州的刻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南宋初年，台州刻书业已具规模，台州是南宋浙江主要的刻书地之一。当时公使库、郡斋、寺院均有刻书。而且台州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刻书家唐仲友，所刻之书颇为精湛，尤其是《荀子》， 可称得上宋刊中的上乘之作。其时刻书以官刻为主。私人藏书家刻书甚鲜。
  明、清时代，刻书更加普遍，一般平民，如稍有资力，便可刊刻。因而明、清私人刻书大为盛行，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地，掀起了私人藏书家刻书的高潮，其中著名的有毛晋、鲍廷博、黄丕烈等人。刻书者的地域分布也有其特点，如江苏藏书家多以刻经书为主，浙江藏书家多以刊刻丛书为主，而安徽藏书家则以版画为特色。处于浙江的台州藏书家，受风气影响， 也积极投入刊刻的队伍中去，作出一定的贡献。清代台州私家刻书大多以书斋、藏书楼署名。临海洪氏小停云山馆、叶氏荫玉阁，黄岩王氏后凋草堂、牟氏（牟浚）耕读堂，天台齐氏（齐周华）寄生草堂、（齐毓川）研古斋，张氏（张廷琛） 两铭楼，太平江氏（江涵）培桂轩，仙居王氏（王镜澜）留余斋等，刻书较多。由上可见，台州藏书家群体是台州私人刻书的主力。洪颐煊不仅是台州最大的藏书家，在刻书方面，也有优秀的成绩，其所刻的《蜀水经》、《穆天子传》、《平津馆读碑记》等书，对于书的流传刊布有一定作用，其中《穆天子传》是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里的一种，其“鉴别之精、校订之确，洵能备三善而能绝五弊”。台州藏书家刻书也以丛书为主，有地方性的丛书汇编，如叶书的《荫玉阁丛书》、宋世荦的《台州丛书》、王棻的《台州丛书续编》、杨晨的《台州丛书》续集、后集、己集、金嗣献的《赤城遗书汇刊》、李镜渠的《仙居丛书》、临海李镠《钟秀盦丛书》等，其中尤以宋世荦的《台州丛书》为最著，这是国内刊刻的第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丛书。台州所刻还有不少私家单撰丛书，最早者为临海洪氏《传经堂丛书》，后来有太平戚学标《景文堂丛书》、路桥杨晨《崇雅堂丛书》、天台张廷琛《两铭楼丛书》、临海秦氏《四休堂丛书》等。
  台州藏书家刻书多数处于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年期间，这与直隶（今河北） 学者张之洞的提倡也有一定关系。张之洞曾作《劝刻书说》，号召社会人士翻刻古代文献，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叶德辉说：“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 台州藏书家刻书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惧文献消沉，为古人续命。一些书籍历经千百年，辗转传抄或翻刻，讹谬滋生，又历经残酷的兵攘、无情的水火，很多都残缺败坏，真正流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一些藏书家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刊刻秘籍，使之化身千万。在台州，洪氏所刻之书如《蜀水经》、《穆天子传》等，就是罕见之书，其刻书是为使之保存并流传。另外，地方性文献，由于名不见经传，流传少，更易散失，台州刻书家尤为重视的是对这方面内容的刊刻。台州的数种地方文献丛书即是此类。
  清末台州藏书家为保存文献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西方文化东入。清末民初中国动荡，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文明也随之传播。面对与之迥异的文化型态，中国耆宿鼓吹者有之，害怕者有之。一些人更是惧怕几千年的文化会被迎头冲来的文化撞击得粉碎，于是拼命护持。如黄岩藏书家金嗣献刊刻《赤城遗书汇刊》即为此。他在序中说：“今则世变日亟，国粹将沦，邪说淫辞，鸱张猬集，等六经如土苴，袭西人之毛皮，若不亟加表章，窃恐百十年后欲搜汲冢之虫文，补羽陵之蠹简，亦不可得也。”① 其次，刻书为了“传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困蒙”。台州藏书家刻书保存流传，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后来人学习研究，从中受惠。冯甦重刻王士性的《五岳游草》，是因为该书是“抱不世才，举险谲幽奇种种莫可名状者，以三寸管罗聚几案间，是又萃天地之大文章以自成其文章也”，是奇才妙笔，然两经剞劂，藏板俱失，冯氏恐妙笔湮没，才加重梓，“俾后之君子披览是书，或有才而啬于遇，欲游未遂者，不出户庭，展卷如对。即有一二高贤能如先生之游，亦将问途于已经，神交于异世”②。冯氏希望该书的光华对后来人有所裨益。
  其三，刻书为了发表个人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和文化交流。如洪氏所刊自撰的《读书丛录》、《筠轩文抄》、《管子义证》等，戚学标自刻的《毛诗证读》、《读诗或问》、《三台述异记》等，便属该类。他们为了读书做学问而将自己著述进行刊刻，如果请人代刻，不但豕鱼鲁亥，各类差错比比皆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倒不如自刻方便。
  藏书家刻书，需要一定财力，台州藏书家中有实力的不多，有些藏书家有心想刻书，然财力不足，不得不放弃。如黄瑞晚年谋划刊印《秋籁阁丛书》，并鸠集刻工已刻活字万余，终因资金跟不上，不得不中途而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４）藏书的管理方式古代藏书家对藏书的管理方式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封闭式的藏书家，在古代私藏中，占大多数，因为藏书家深知聚书之苦，也知散书之易，所以谨守其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宁波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就是典型。范钦在世时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为了避免书籍流失，还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这样进楼的机会就更少了。数百年来，六七万卷的典籍尘封于楼内，少有人阅览，导致藏书的利用率极低。
  从史料来看，台州藏书家也是前者为多。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 应是相对闭守的。洪氏藏书印中有多枚为“子孙宝之”、“子孙守之”等内容的印章，从这可看出，他们对图书非常珍视爱惜，有演变到为书看护者的角色的趋势，有一枚印却是“鬻及借人为不孝”，更是直接道出了封闭式的藏书心态。
  洪氏藏书楼一般人也是极难入内的，在《秋籁阁藏书记》中，项士元记述了黄瑞部分藏书得自洪氏馆中：“洪氏小停云山馆，为筠轩先生颐煊故庐，庋藏书画， 著称浙东。茂才应馆主子霞茂才之聘，寝馈其间，课读数年，馆中所藏金石书画及清代名儒手迹，悉为玩览，间加札录。”如不是受馆主洪子霞之聘，黄瑞恐怕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心态在台州其他藏书家中也时有反映，如清代临海潘日初为了告诫子孙，还特意在书橱上贴一条子云“余买书千余卷，留于子孙看读，如有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但愿世守文、行、忠、信、仁、义、礼、智八字。”“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与洪氏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异曲同工，同样体现了“书不出阁，不能借书于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
  封闭式管理图书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书，但也往往禁锢了一些稀传孤本古籍的流传。这些古书“举世不得寓目”，“使人致疑于散佚”，甚至还会随着藏书楼的湮灭而失传。近代学者陈登原先生就曾说过：“居尝谓保存古籍，端赖藏家。然摧残古籍，藏家亦有罪焉。”这里摧残古籍也包括藏书家对图书的禁闭。然而在古代，藏书家收藏书籍只是个人自发的行为，对图书的禁闭，其深层的原因是由封建性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自产自销、相对封闭的特点，使得藏书家们很难超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在行为上有不可避免的自闭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古代藏书家们的某些行为，也不必过于苛责。
  然而台州藏书楼的封闭也是相对的，当友朋亲戚需要时，藏书家们也会慷慨解囊。比如观念中深藏“鬻及借人为不孝”的洪氏家族中，借人于急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王棻刊行《台州丛书续编》，其中弘治版《赤城新志》所据底本就是借洪氏小停云山馆抄录的。《（嘉定）赤城志》是台州地方名志，虽经明代谢铎翻刻，但至清代流传甚为稀少，郭协寅为保存桑梓文化，欲进行重刻，但他所藏谢氏刊本不全，只得其半，他就从洪氏藏本中补抄，才得全帙。黄瑞秋籁阁藏书也曾多次借予同乡谢咏雪、叶书等人阅览。清光绪间，临海志局重修郡邑志，向黄借书，黄又出借藏书多部。从这些事例可看出，即使闭守型的藏书楼，也并非完全封闭，一些藏书家将“鬻”与“借人”列为不孝，究其原因是怕图籍流失，但当图书关乎家乡图书事业或对人有用时，他们也会作出相对开明的举动。
  台州藏书家之间相互抄录活动频繁，也说明其在私密之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借人助刊的也很多，如温岭陈树钧所藏中有十数种书曾借于人，其中有《久庵文选》、《绿天亭集》等图书。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也同样靠的是许多藏书家的帮助。
  台州有些藏书家观念不那么保守，如前所述为台州培养人才的藏书家如王所、陈孚、王棻等人，他们的藏书更加注重藏书致用的特点。即使其他的藏书家，也可能对某些人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供其阅览，并非像私密成性的江苏藏书家钱谦益那样吝啬，连同图书见一面也成奢侈，有的也说成无。
  ３．藏书流散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开始，亦有它的结束。就私人藏书个体而言，其过程是相当短的，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从藏书的收集到散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走完整个过程，藏书楼才终结了它的使命，藏书家也完成了其在藏书史中的一小节书籍保存历史。因此藏书的流散及去向，也是藏书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探讨。这对于了解书籍的流向有很重要的意义。
  藏书的流散从大处来分主要有三方面：藏书受到人为破坏，藏书受到自然破坏，以及藏书的转移。
  （１）藏书的人为破坏政治经济因素与藏书的兴衰密切相关。私家藏书在发展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最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迅速、最明显的，是在政治形势方面。安定、昌明的政治局面，必然为私家藏书事业提供一个自由积累的机会。反之，严厉的政治控制，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网”，窒息文化事业，限制私家藏书的发展；极端的政治冲突，更会引起战乱，对典籍造成极大的破坏。① 牛弘早在隋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续之又提出“八盛”、“八厄”之说。虽然他们针对的是公家藏书，私人藏书的命运一样地与此攸切相关。
  这一点从台州藏书史上也可反映出来。如各代建朝之初，私人藏书人数往往较少，而在中期后藏书业繁荣。到末期，政治的冲突，特别是战乱，对藏书影响尤其大，私人藏书不论是规模还是藏书人数迅速锐减，很大一部分书籍在战火中化为云烟。
  古代台州史料上有明确记载藏书毁于战火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一次是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是近现代的日军侵略和抗战时期。明末清初，因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台州社会动荡不安。洪若皋为避战乱进行迁移，藏书才得以保存，而在其居住地临海，私人藏书遭受破坏的不计其数，当时台州城中屯兵十余万，“军人搜士君子家藏书，拆毁编辑以裹甲铠，寇退后闾里无片纸之遗。”② 太平天国运动时，临海城曾是忠王李秀成屯兵之地，在这一次暴乱中，私人藏书受到严重摧毁。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的三四万卷藏书此时付诸一炬，从此一蹶不振。宋世荦的古铜爵书屋也在这场战乱中被一场大火烧毁。同时，葛凤喈的绿阴阁藏书也被破坏，万卷藏书，悉成焦土。台州城中最著名的几座藏书楼同时遭劫，这对台州私人藏书来说，也是一大厄。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略中国，中国多数地区沦为战场，日军敌机同样盘旋在台州城上空，不少私人藏书也因此散亡，其中包括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藏书，忆绿阴室被日军轰炸后，藏书楼化为废墟，只留下断片残简千余卷书， 再也难觅往日雄风，这是继其父之绿阴阁藏书厄运后再一次遭厄。
  新旧朝代更替之际，私人藏书也都会受到一定破坏，只是大小程度不同。
  因为限于资料，不能一一罗列。由于历史因素，台州私人藏书的人为破坏还应包括倭寇的侵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前后侵扰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元末明初，台州的倭患非常严重。他们常渡海而来，在台州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台州整个社会一片血腥，人人谈倭色变。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有一小节论述了倭寇对东南沿海藏书的破坏的酷烈。台州是其中倭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的生命财产尚且受到危害，藏书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除战乱外，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禁锢，对书籍的禁毁，也很大程度上对藏书造成破坏。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致使私人藏书遭灭顶之灾。宋代政治相对开明，私人藏书在这方面毁损较少，元、清二代是异族统治时期，尤其是清代，为了压制人们反抗，统治阶级制造文字狱，不少书被列为禁书，禁止流传， 最后致使泯没。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文化大灾难，大量书籍被毁坏，台州藏书被毁的就有李镠“钟秀盦”藏书和王舟瑶函雅堂藏书，两者均被拿去烧毁，所存寥寥。
  （２）藏书的自然破坏藏书除人为破坏外，书籍毁于自然因素的情况也不少。要言之，自然因素的破坏有火、水、虫三大害。尽管历代藏书家慎而又慎，但火灾、水祸、虫蛀依然吞噬了大量古籍。
  火灾。火灾应是私人藏书的头号大敌，其对藏书的破坏最为严重。因为水还可控，只要远离，尚可避免，而火灾则防不胜防。台州私人藏书中，遭火焚毁的很多。金嗣献、宋世荦、黄濬、潘日初、秦枬的书均毁于火。黄濬去官归里时，积得万卷书册，拟将捆载回故乡，以便兄弟几人日后雠校阅读，他托弟子保管，不料弟子不慎，所积之书尽数被火所焚，无情的火灾使得黄濬的藏书读书之梦破灭。宋世荦的书除被太平天国动乱中的大火烧毁，余下之书为子孙收藏，然而还是再次遭火，所有藏书付之一炬。金嗣献是台州被火灾害得最惨的一位藏书家。金嗣献祖父的藏书楼所积乡邦文献极多，然在其去逝后十年内， 家遭火，所有文献被火焚光，为了重振书业，金嗣献重建鸿远楼，东寻西搜，抄访不懈，终于积得不少卷册，光乡贤著作就不下四百种，然而１９１６年，其家再次遭火，金氏的努力再一次化为灰烬。就像金氏一样，藏书家藏书的历史就是不停地与水灾、火灾斗争的过程。要想保得书籍，就得想方设法避免火灾的发生。因此古人在藏书的同时，想出了不少方法。藏书楼往往建在水边，一旦有火灾发生，即可尽快将之扑灭。也有人建议将书藏于石仓中，以断绝火源，或者将藏书楼与居住区分离，书室专人专管，平时小心火烛等。
  水灾。水灾对藏书的也有很大威胁。因为书页是纸做的，相当脆弱，一旦浸水，或泡烂成糊，或粘连板结，无法揭示。台州私人藏书毁于水的也位数不少。一位是宋代的林表民。陈耆卿在《竹村居士林君墓碑》中记道：“吾观近世藏书之家，多毁于火，而君复圮于水也。或曰至宝难久聚，有是哉！”虽然火灾对藏书是最大祸害，然水灾也是一大杀手，林氏之书就因水灾，“并失富，故寥寥也”①。另一位是清代的黄瑞。黄瑞的秋籁阁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遭水灾，阁垂垂圪矣。阁内所藏之书，悉被浸没，渐致腐烂废弃。尽管黄瑞积极抢救，最终仅剩其自著之书，以及数种乡邦文献。清代临海的陈春晖，原藏古砖甚多， 著有《运甓录》，然而“咸丰癸丑（１８５３）水灾，旧藏书画，半付波臣，此帙亦归乌有”。② 其半生心血，付诸殆尽。水灾来时，藏书家辛勤搜访的书籍，顷刻荡去， 这对藏书家来说如同灭顶之灾，因此不能不防。水祸还可能由于藏书之处潮湿，水汽蒸滋，而使书籍粘糊板结，最终受损。鉴于此种情况，有些藏书家经常晒晾书籍，以防霉气。
  虫蛀。虫蛀之害不比水灾、火灾来势凶猛，它是一种慢性的破坏。因此古书上对此记载较少。但年深日久，这种祸害便显现。古书中多空白破损之页， 便为蠹虫之所为。项士元过访秋籁阁时，秋籁阁已衰败，一片荒凉，“阁原藏金石拓本及古砖甓甚多，今拓本早为波神荡去，古砖皆埋于颓垣荒陇间，间有残拓，亦蚀鼠啮随之”③。叶书在《石园遗诗》序中也认为书之保存不易，即使大刊深刻，不久还是要被兵火、鼠蠹毁去，“问昔之长篇短章、娄心刻骨而出者，已半还之太虚冥冥中矣”④。可见鼠蠹之害也是藏书的一大问题。古代藏书时有以芸草等物去虫蠹的，因此书便有了书香，其实书香即是芸草之香。
  （３）藏书转移藏书的转移是原为自己收藏的，后归他人收藏。概而言之，藏书转移的方式主要有几种： 一是藏书赠送。有些藏书家因兴趣爱好的转移，收藏重点有所变化，因此前期所藏之物会转送他人。比如宋代谢奕修的旧物不少转赠于其侄谢堂。元代柯九思，前期所藏书画并重，后期则重视对画的收藏，不少法书转赠于人。
  明赵琦美《铁网珊瑚·书品》卷三，虞集题苏轼《天际乌云帖》：“（柯九思）家藏魏晋唐宋名贤法书殆百十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弗留。在其几格间，独见苏轼《天际乌云帖》。”后此苏帖，柯九思在南归时转让于王仲德。清代葛咏裳的忆绿荫室藏书，在其逝世后，由其继室屈云珊馈送予屈映光的“精一堂”。
  还有一例是明代的赵季潜。黄孔昭《蔡俟轩先生墓表》一文中有记：“蔡仟，字尚朋，号俟轩，明黄岩人。清静狷介，而心实平恕。自幼读书慕利，乐于人为善，里巷子弟有愿从学者，悉教之无倦，给资贫无书者，居常葛巾布裳，萧然世外。至于故师赵季潜临终，报谢以古书数千卷，再拜却之。”①临终赠书，是非常郑重的事，由此可见，古人将藏书当作非常珍贵的个人财产。而藏物也并非随意给人，一般赠送的对象是与其有相同爱好的藏书家或某些品格高尚之人，且与藏书者个人之间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否则，乱送于人，等于暴殄天物。
  二是转售他人。这是藏书家们最不愿意做的。一般藏书家将书视为珍宝，“鬻及借人为不孝”，售书简直可以与“禽兽相提并论”。然而在情非得已下，个别藏书家也只得落个售书的结局，比如临海郭协寅，晚年生存艰难，只得拿藏书转卖，后“八砖书库”之书多数归潘氏三之斋。多数藏书家，即使再穷还是舍不得鬻书，然而在其去世后，其子孙不能守，转卖他人者有之。如李诚的敦说楼藏书、戴勖屏慎余书屋藏书等。临海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遭劫后残存的藏书，亦陆续由其孙辈售出，其中包括由洪瞻墉所刻的八册名人法书拓本《倦舫法帖》，有部分藏书转归到项士元手中。对比小停云山馆之盛日与其晚境的凄凉，近代诗人罗华不胜感慨，他作诗云：“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 转售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藏书散失。因为藏书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收藏，书的价值因人而异。识货者会将之视若珍宝，然在一般平民眼里，或许一本破书就一文不值了。因此在书被藏书家后裔售出时，多数书会当作废纸处理而遭沦亡。如李诚的藏书，售出时价格仅每本几十文，而某些较珍贵之本， 买者反嫌字迹模糊，价格更便宜。有些售不出的，只能用糊壁生火之用。
  如果说藏书转售他人，藏书至少还有所归，那么另一部分藏书当废纸论， 无故散亡，则更是藏书界的损失了。
  三是藏书归公。归公的方式也有数种。一种是政府军队通过战争掠夺来藏书，如历代王朝在征战中所收的私人藏书。一种是没收充公。比如宋代天台人贾似道，身败后，朝廷命王孟孙薄录其家，其藏品悉数充公。南宋内府所藏旧物中，很多原为贾氏旧藏，上都有明确的贾似道收藏印，和抄贾府所得收藏时所钤之“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后这些藏物与南宋内府其他藏物，一同流入元内府中。后又入明内府。再就是自愿捐献归公。这一浪潮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共图书馆兴起，私人藏书楼奄奄一息，不少藏书家将旧有之物捐给政府。如黄瑞、叶书、王棻、李镠等人藏书的残存部分，杨晨的部分藏书也转归到黄岩博物馆。王舟瑶的“后凋草堂”，是台州私人藏书中保存地相对完善的，后其家属王子允也将旧藏捐献给临海博物馆收藏。项士元寒石草堂的藏书尽数转赠于临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