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私人藏书文化同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春秋战国是私人藏书的发源期，此时私人藏书只是个别行为，而且只是出于保护或利用的某种目的而进行，并非有意识地进行保存。此时藏书还未形成大规模的风气， 私人藏书文化也未真正形成。即使是在秦汉时期，私人藏书仍还零星，藏书活动内容很少，也无多少文化内涵可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进步，历史发展，在私人藏书成为一种风尚后，私人藏书文化的内涵才开始形成。魏晋南北朝是私人藏书的大发展时期，纸的普遍应用，引起图书载体革命，收书来源拓宽，藏书量增多，私人藏书活动的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此期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已不限于收藏，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对藏书进行整理，开展一些校勘、编目等工作，在对藏书的整理和爱护方面有所进展，具备了一定的藏书文化内涵。
  隋唐五代，私人藏书数量上进一步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此时私人藏书活动内容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拓展。如藏书章得到了初次使用， 现已知最早的私人藏书章是唐时魏王李泰的“龟益”，钟绍京的“书印”，张彦远之高祖的“河东张氏”之印。对藏书的分类管理进一步细化，唐人柳仲郢藏书万卷，每种收有三本，分别作镇库、披览和教育子弟之用；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开创，读书入仕思想开始出现，藏书思想和图书价值观开始分化。
  宋代之后，雕版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迅速发展，以及政治的一些因素，私人藏书呈蓬勃发展之势。藏书文化内涵随藏书活动的深入，进一步丰富，如宋代藏书家更加重视对图书的整理，在编目中出现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一些具有开创性的目录学著作，郑樵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雠略》，藏书家私人刻书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明、清二代，对宋元版本的嗜好、鉴别，对善本书的识别方法等都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藏书理论进一步丰富。如明代祁承■的《澹生堂藏书训约》，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清末叶德辉的《藏书十约》，都将藏书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私人藏书实践深入的结果，进一步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