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私人藏书文化内涵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步丰富的私人藏书文化同所有的文化现象一样，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春秋战国是私人藏书的发源期，此时私人藏书只是个别行为，而且只是出于保护或利用的某种目的而进行，并非有意识地进行保存。此时藏书还未形成大规模的风气， 私人藏书文化也未真正形成。即使是在秦汉时期，私人藏书仍还零星，藏书活动内容很少，也无多少文化内涵可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进步，历史发展，在私人藏书成为一种风尚后，私人藏书文化的内涵才开始形成。魏晋南北朝是私人藏书的大发展时期，纸的普遍应用，引起图书载体革命，收书来源拓宽，藏书量增多，私人藏书活动的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此期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已不限于收藏，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对藏书进行整理，开展一些校勘、编目等工作，在对藏书的整理和爱护方面有所进展，具备了一定的藏书文化内涵。
隋唐五代，私人藏书数量上进一步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此时私人藏书活动内容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拓展。如藏书章得到了初次使用， 现已知最早的私人藏书章是唐时魏王李泰的“龟益”，钟绍京的“书印”，张彦远之高祖的“河东张氏”之印。对藏书的分类管理进一步细化，唐人柳仲郢藏书万卷，每种收有三本，分别作镇库、披览和教育子弟之用；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开创，读书入仕思想开始出现，藏书思想和图书价值观开始分化。
宋代之后，雕版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迅速发展，以及政治的一些因素，私人藏书呈蓬勃发展之势。藏书文化内涵随藏书活动的深入，进一步丰富，如宋代藏书家更加重视对图书的整理，在编目中出现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一些具有开创性的目录学著作，郑樵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雠略》，藏书家私人刻书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明、清二代，对宋元版本的嗜好、鉴别，对善本书的识别方法等都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藏书理论进一步丰富。如明代祁承■的《澹生堂藏书训约》，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清末叶德辉的《藏书十约》，都将藏书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私人藏书实践深入的结果，进一步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
（二） 私人藏书文化含义既然私人藏书文化内涵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步丰富的，那么各个发展时期藏书文化肯定有不同的内容。至清末、近现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它的整个历程，中国的私人藏书也经由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经历了初兴、兴盛、繁荣直至走向衰弱，私人藏书文化却随着历史积淀至清末臻于成熟。
私人藏书文化是在私人藏书的实践中形成的，私人藏书是指私人对典籍进行收藏、整理、研究以及传播的文化活动，私人藏书文化即指这一文化活动中所呈现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的总和。
私人藏书文化的内容包括藏书风尚、习俗、藏书心态等意识形态领域，又包括图书、藏书楼、藏书章等物质形态领域，同时还包括买书、藏书、对藏书进行整理编目等行为形态领域。其实私人藏书活动与私人藏书文化密不可分的，私人藏书活动本身体现着藏书文化，而藏书文化则包涵在整个藏书活动中。
台州私人藏书文化与中国私人藏书文化，是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因而，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适用于台州，把握中国私人藏书文化，可从更高处去理解台州私人藏书文化。当然台州私人藏书文化也有其特点，对其进行分析，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作有益的补充作用。
在此，本章将从藏书风尚和心态、藏书楼文化和藏书印文化、对藏书的购藏和整理三方面论述台州的私人藏书文化。
（三） 台州藏书家的藏书风尚和藏书心态藏书是一项艰辛的劳动，从购求、收藏到整理这一整个过程，不仅要付出辛勤的努力，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藏书家们不仅购买了那么多的书籍，还专门建大楼进行收藏；不仅建大楼进行收藏，还想出种种方法进行护理； 有许多藏书家为了藏书，生活一贫如洗，最后不得不靠鬻书度日。从现实来看，这种种行为既无利可图，又无益可得。可为什么那么多的藏书家还要像蚂蚁搬食一般储起这么一座座图书大厦呢？一种现象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社会现象的背后肯定有某种精神的因素在推动着。藏书也一样，推动私人藏书的，背后肯定是某种习俗、风尚和心态。
藏书家们藏书心态各异，但总的来说，有三种心态在私人藏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一是藏书家乐于读书的心态。
藏书家藏书，是因为他们喜欢读书。这是由书籍本身具有的品质决定的。
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自身具有价值，通过阅读有诸多好处，首先是能增长智慧。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即各门学科皆能增长人的智慧，增进人的才华。古今中外书籍的功用是一样的，我国西汉文献学家刘向也曾说过：“书尤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同样阐明了这一观点。因此读书是人成长中获取高级智慧的最重要途径。
其次，书中有做人的依据，读书是立身之本。书里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人如何立身处事，尤其是代表中国封建文化的儒学思想，凝结着“修身、治国、平太下”等一些入世做人的道理，更被人们看作是圣训。因此很多藏书家，乃至于一般的学士文人认为不读书，就无以知圣道。有些学者还将读书与不读书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依据，正如唐代诗人韩愈在《符读书城南》诗中所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因此为了使自己和后代端正做人，他们积极藏书、读书。
再次，书中还凝聚了古往今来的人文精神瑰宝，阅读可以怡悦性情、陶冶情操，是一种高级享受。读书能给人带来快乐，元代仙居人翁森很享受这种读书之乐，他曾作有《四时读书乐》，一时脍炙人口。诗中之《春》节云： 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春季读书真好，连庭草都忘了除了，同样，夏、秋、冬各季之读书莫不如此， 各有其乐。
翁森，字秀卿，号此庐，宋末元初仙居人。因喜爱读书，有“翁书厨”之号， 为学博，综条贯，宋亡后隐居教授以终。仙居地处穷僻之乡，学风不盛，翁森坚持以儒术教授乡里，经其力挽，仙居耕读之风“彬彬称盛”。著有《一瓢稿》、《百梅咏》等。此诗即收于《一瓢稿》内。
其实大多数古代读书人享受的就是这样一种天地忘我的读书境界。这种蕴含在文化传统中的读书意识，是一种不含功利得失的、自然的“天欲”，它不计较任何物质利益和功名利禄的得失，故能淡泊俗欲，安贫爱书，以藏书读书为乐。
二是读书求官的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学思想，是一种“入世”、“经世”哲学，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就是儒学“入世”、“经世”价值观的反映。人的行为从行为学角度讲，其最初动机无一不是功利的，只有对人有利的，人才会去做这件事。对书籍的爱好，从根源上讲可追溯到潜隐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功利思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隋唐之后又通过科举取士的方式，诱导士子书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用行政强力固定加强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诗人杜甫在《柏学士茅屋》诗中就曾说：“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儒生学子，希望通过读书，从而入仕、辅君、治国，以达到个人的自我完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这种心态驱使下的藏书家买书、藏书、读书的最终目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中，有许多人读书读了一辈子，到白发丛生，仍未搏得一科功名。可是他们还是继续读书、藏书，更加勤奋地念书，因为他们认为，唯有读书才是改变人生，通向显达的通途。有些人虽然一生布衣，但还是买书、藏书，希望子孙能读，这也是读书求仕心态的一种表现。就这样，因着求官的心态，社会上开始掀起崇尚读书的大潮，书籍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也受到士人的追捧。
这个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经过社会长年累月的作用，发生了异化。人们对做官的渴望、追求，逐渐地转变成对书的更狂热的喜好、热爱，书成了某种象征，拥有了无比尊崇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藏书也逐渐地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
一般藏书家或读书人的思想里多少都有读书做官、兼济天下的功利性读书思想，只不过被表面的爱好风雅化了。于是他们一般是达则读书求得仕途显达，穷则抱书独得其乐，这也不失为一种体面的活法。
三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心态。
书籍是文明的产物、文化的结晶，书里的思想浸透着古人辛勤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汗水，从大处来说，古代的书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保藏书籍，就是保存文化，保存传统。从最初孔子后裔冒着生命危险，将经籍藏之于故宅石壁间，到后来人不顾文字狱和战乱的影响，仍然私藏书籍，这都是藏书家们保护文化遗产心态的体现。虞山派藏书家重视古刻，浙东藏书家重视地方文献，他们同样都是为了保存文化，只不过所不同的是，在虞山派藏书家眼里，宋版元刻以及古代经书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当代人的著作，而对于浙东藏书家来说，史料，尤其是地方史料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因为古代许多学者、藏书家骨子里有很深的保存传统文化的情结，他们才不计得失地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把古代的藏书事业不断推向高潮。
以上三条应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藏书家之所以投入大量的财力、精力，乃至舍家弃业地蓄书保书的深层的动机。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藏书家，他们的藏书目的另有所图，有些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掠贩型藏书家，他们藏书是为了买卖，从中赚钱，有些是为了附庸风雅， 比如一些达官贵人和乡绅富贾，尽管他们并不真正需要大量的藏书，但他们在社会和潮流面前，不愿充当落伍者和无知者，也以购书藏书来装点门面。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的。而且这些滥竽充数的藏书家的存在，也正好可以反映出古代藏书事业的高尚和具有的强大吸引力。
（四） 台州藏书楼文化藏书文化体现在藏书楼的建设和命名上。藏书家们认为读书是一件雅事，他们藏书楼址都经过精心挑选，一般位于风景幽雅的胜地。如宋代李庚的书楼建在近郊的地方，屋前“古木交阴，庭草错列”①，环境幽静。林师蒧的藏书楼，在县北十里松岙，其地多梅花，徐大受《题林咏道浮冈别业》诗云：“密林凝昼寂，一叶动须惊。砌净飞花影，池深落果声。正宜铺枕簟，且复倒瓶罂。向晚催归急，烟江野艇横。”①梅林落果，别有一番情致。又如王绍汶所居，“溪水环于其屋壁门前，松枝压径，梅竹缘坡，又杂莳兰菊风”。②。元代陈孚的万卷楼面山临溪，且楼前有荷塘，一眼望过去，荷叶交茂，令人心旷神怡。又如明代的赵元镠，读书读的是一种境界，他的藏书楼建在大坞山上，名其曰“白云深处”， 试想在空气清新的深山上，白云自由自在地飘来荡去，人也如闲云野鹤般地只以读书为乐，是多么悠闲的一种生活。赵氏其实体现的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种追求。清代由于史料记载较为详细，可以提供更多的实例。如洪颐煊的小停云山馆，座落在巾子山麓，与山比邻，其地有“花木泉石之胜”③。如金铭之的鸥园，有竹数千杆，缚竹为屋，聚书画金石其间，极宾客诗酒之盛。
葛咏裳在《忆绿阴室图自序》中描写旧时绿阴阁的境况，真乃读书的神仙境地： 某家旧在巾子山麓，中有绿阴之室，小园半亩，隙地数弓，瓦屋三椽， 蛤墙四合。柯干铜石，则古桧千围覆其上焉。枝叶阑干，则高梧百尺蔽其前焉。老梅十许树，修竹百余竿。畦有余蔬，间植桃李，阶无杂草，唯滋蕙兰。种蕉学书，并用听雨，折柳樊圃，兼资舞风。家君读书其中，故人二三，过从朝夕，学徒四五，执经左右。鲜尘俗之扰，享天伦之欢。留连琴尊，优游岁月。④ 又如黄瑞的秋籁阁在山胜，颇占山水之胜。楼前翠竹苍松，栗树风声，别有韵致。黄瑞有一首自题诗：“绕屋青山带雨痕，丛篁深处古乡村。故人相忆如相访，一叶扁舟直到门。结习三生悔未除，华年孤负此幽居。何时了却尘缘累，容我焚香读异书。”⑤从中我们可窥见秋籁阁的景致，秋籁阁应是青山环绕， 竹木丛生，屋前有溪，可泛舟而达。在这样的环境中，焚香读书，真乃人生一大乐事。
藏书楼是藏书家精神所寄之地，若有条件，藏书家还喜请名人代作藏书楼记和藏书楼图，藏书楼两旁挂有楹联，更添读书人的雅趣。台州藏书家请人代作的藏书楼记有夏■的《业书楼记》、王祎的《万卷楼记》和冯登府所作的《小停云山馆记》等，名人的书传使藏书楼更加生辉。洪颐煊还请陈均、陈务滋为小停云山馆绘图，宋翔凤、蒋因培、王衍梅等多人为之诗。黄瑞的秋籁阁，也请名人绘过图，秀水著名画家蒲华曾为之作画，黄岩周松溪、安洲汪民沾等人也曾作过画。阁两边贴有楹联，云：“澹泊明志，宁静致远；隐居放言，穷愁著书。”体现了黄瑞淡泊明志，读书著述之决心。蒲华是近代著名画家，寓居台州时，曾为多所台州藏书楼题诗作画，为台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藏书楼因是藏书之所，是古雅的建筑，因而楼的建制或宏伟壮丽，或幽雅精致。如陈孚的万卷楼规模相当宏大，其楼有二层，五间，东西两偏间储之以书，中间为宾客登揽之所，可观景看书，楼下是弟子读书之所。其实临水有防火之功能。就像黄瑞的溪南书藏，门前有溪，既可观景，又防火起。明代黄俌业书楼的建制也甚为宏丽，《业书楼记》中记道：“是楼之制特为宏丽。”① 周少川在《藏书与文化》书中认为，古代藏书楼有“实构”和“虚拟”之分。
所谓“虚拟”，即虽有藏书楼的专号，而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专构楼堂以庋藏书籍。有的是在自己的居所辟一专室藏书，有的是将书籍藏于书主读书治学的书斋，有的甚至是随居藏书。② 考之台州之藏书楼，应是虚拟藏书楼为多。有些应是随居藏书的，如谢晟孙入元后，多人举荐不就，额所居堂曰“退乐”，蓄书数千卷。这里读书藏书处就是居室改造而成，没有另室以藏。台州虚拟的藏书楼，大多是在居室之旁僻一堂室的。如宋代林师蒧藏书处称“康吉”，是其所居“浮冈别业”的一部分。李庚买屋近郊，也应是指所居之所，聚书万卷于楼上，也没有专建藏书楼。其他的有谢铎特于其东辟藏书之阁曰“朝阳阁”；洪若皋所居之地名曰“东壁园”，筑室数楹于其地，上有东壁楼为藏书之所，等描述都可看出，藏书楼为虚拟，仅是所居的一部分。王绍汶的藏书处、金铭之的竹屋，王舟瑶的后凋草堂也是。郭协寅的八砖书库也是灵溪山馆的一部分。藏书楼大多虚拟，这并非台州藏书楼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藏书楼都是此种情况，如驰名天下的藏书楼绛云楼，也是与居室一起的。建一座专门的藏书楼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小藏书家或者一般藏书家，由于他们的藏量本就不多，加上经济状况的限制，一般在居处专辟一室，也是理所当然。黄俌的业书楼也可能是该类。
实楼指专门建有楼房用以藏书的。这意味着非常大的藏书量。像天一阁，就是专门建造的一幢木制阁楼。考之台州藏书楼，似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陈孚万卷楼或是这样的实例。“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书益多矣。
楼为楹间者五，东西两偏皆实以书，虚其中以为宾客之所登览，而岁延名师，集弟子肄业于楼下。”由其描写看，应是专门藏书楼。楼上两偏房为书房，中间是客厅，楼下是读书之处。即此楼既是藏书处，又是培养子弟之所。
藏书楼的命名，或寄托自己的志向，或显示情操志趣。藏书楼取名是藏书达到一定规模后才有的。在台州第一位藏书家陈贻范所建的庆善楼也是第一座有命名的藏书楼。清代前，台州藏书楼已有命名的不多，到了清代，藏书处有室名斋号的就已比较普遍，因为彼时文人骚客，书家画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已的斋号。
总的看来，台州私人藏书楼号以堂、阁、斋等名号为多，也有楼、馆、轩、室等。其中以显示楼主志向、情趣命名为多：康吉堂、养浩斋、退乐堂、知还堂、添香吟馆、慎余书屋、三之斋、知非求是、函雅堂、崇雅堂、知所止斋、知止书巢等。如退乐堂体现的是谢晟孙坚不仕元、退乐休养之决心；养浩斋、添香吟馆、函雅堂、崇雅堂等，表达的是一种情趣；慎余书屋（《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三之斋、知所止斋、知止书巢反映的是对人生的勉励；康吉堂寄寓了书对心灵的润泽，“夫心恬于义理之谓康”，“家裕于义理之谓吉”。① 形容数量之多的有：万卷楼、万卷阁，取名万卷只是取其整数，其实际数或许不止万卷，如陈孚的万卷楼，“其书之藏，以卷计不啻万数，而曰万卷焉，万盈数，总称之也”①。
以环境或特点命名的：肖岩、白云深处、鸥园、东壁楼；“石庵”的取名是因蔡瑞门前有一石，温润如玉，特以名楼；“寒石草堂”是项士元向陈忠节之裔购地于杨柳巷之南，并购“谁园”废石置于庭前，因命之，“谁园”是忠节之士小寒山陈函辉的故宅，故石曰“寒石”，取名体现了项对陈的人格有景仰之意；秋籁阁起名，因风过竹松，如闻秋籁，项士元在《秋籁阁之残影》中说，“（秋籁阁）南瞰佛窟诸山，俯视粟园，翠竹苍松，间以杂树，风过屑屑骚骚，萧槭相和，秋籁阁之名诚允矣哉！”王咏霓为《秋籁阁图》作序时也云：“黄子生长松之阁，画而咏， 有声从林际来，倾听之，意甚适也，因以秋籁阁名其阁。” 显示尊经好古之意：敦书乐古斋、枕经阁、传经楼、读古楼。
也有用典的：如小停云山馆是取意陶渊明诗，陶渊明有一首著名的《停云诗》，诗前旁曰“停云，思故人也”，当然也有追慕前贤文徵明的意思；卢克三的秀当楼，楼名出自“南山当户秀”诗句。
也有得珍贵藏书，欣然以之命名的：柯九思曾得晋人《黄庭内景经》真迹， 因题其室曰“玉文堂”。郭协寅的“八砖书库”，是因得八块古砖而命名。
追念先人的：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起名怀有追念之意，葛氏之父原先建有绿阴室，与友朋在其中读书谈事，不亦乐乎，后被炸毁，葛氏非常怀念先前的读书之境，因而取名，初名“补绿阴室”，后改今名。
（五） 台州藏书印文化除藏书楼外，体现私人藏书文化的物质载体还有藏书印。中国历史上，见之于古书画上的第一枚钤印，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字，钤于皇家藏书上，之后臣民效仿，后世竞趋，历代的官、私藏书上便有了难以计数、五花八门的藏书印。
台州见之于史册的最早藏书印出现于宋代，为贾似道的印章，贾氏刻有多枚印章，且风格别具，有葫芦形的，有曲脚形的。元代的藏书印属书画家柯九思为多，在鉴赏完书画后要钤上“柯氏真赏”等印。另明人陶九成也有数枚藏书印。总的来说，宋、元、明三代发现的印章不多，且以士大夫和画家为藏书钤印的先锋和主力。到了清代，台州私人藏书钤印成风，几乎每一个文人、藏书家都刻有印章，有的藏书家的印章竟达数十枚。有些藏书家有钤书印之癖，如临海郭协寅，项士元曾从戴勖屏处借得郭氏之书，其书每卷印章累累。
印章的款目和形式各不相同。就刻印方式而言有阴文、阳文，就形状而言有圆形、方形，就内容而言除名章外，加入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情趣章。有的藏书家还精通篆刻、书法，自己设计篆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如临海“秋籁阁”主黄瑞，工篆刻，私印很多，所刻各印刀法不一，大小殊致，其为张夫人所刻三印，文曰“丹徒”、“张娴”、“守仪女史”，“印皆极小，字画如丝，洵闺阁中之雅玩也”①，甚为当时人所称赏，其自刻的藏书印也当有很高的观赏水平。
这数枚到数十枚不同形状的藏书印，也是藏书家们精神生活的一方天地， 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作为文人生活的雅趣，在此我们对此略作分析。藏书印就印文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１．名章这类藏书印最为常见。印文内容多为姓名、别名、字号，也有的刻上馆斋。
如冯甦的“冯甦之印”、“冯再来少寇印章”，宋世荦的“世荦小印”，王咏霓的“咏霓”、“小字子裳”，叶书的“叶氏藏书”，葛咏裳的“葛咏裳字叔霓”等。以馆斋入印的有洪颐煊的“倦舫在小停云山馆东”，叶书的“荫玉阁”，齐召南的“曹源书屋”。
有的藏书家刻上里居，如黄瑞有“华严山下人家”、“家居产圣村”等。
２．鉴赏章鉴赏章也很常见。这类藏书章往往在名字、别号后加刻鉴赏、珍藏等字样，以示藏书家对该书作过收藏、鉴别、珍赏等举动。如柯九思有“柯氏真赏”、“柯氏秘笈”，杨晨有“台州杨定孚鉴藏图籍”，郭协寅有“石斋手抄”、“石斋经眼”、“石斋过眼”，洪颐煊有“临海洪颐煊过眼”，黄瑞有“黄瑞借读”、“子珍所见”、“辛酉乱后临海黄瑞购”、“子珍闽南游稿”、“黄氏秋籁阁寄存”，王舟瑶“黄岩王玫伯校阅金石文字印”。
名章与鉴赏章两类在台州私人藏书印中占７０％以上。这两类共同的特点是印章上都刻上藏书家的名姓字号，表达所有权，这是印章最初的使用方式， 表明某物为某人占有、使用等，简单明了。这同时也反映了一类藏书家的心态，即借书扬名。钤上藏书印的同时，将自己的名字盖在书籍上，与书一同流传，是不少藏书家的心愿。如书更是珍贵，那么钤印表明占有此书，也是一件无比荣耀之事。
３．训诫章训诫章多以成语、警句、典故、诗文入印，常常用来抒发印主对治学、处事的态度以及对书籍的眷恋。台州训诫类的藏书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反映藏书家子孙相守的愿望的，如洪氏之印“子子孙孙永为宝”、“子孙宝之”、“子孙世守”、“子孙保之”、“承先遗后”等，贾似道也有一枚藏书印“贾似道图书子孙永宝之”，虽然贾氏醉心声色，但对于载道的书籍却同样热爱珍藏的态度，又不得不让人感叹。由爱书而惜书，从而引出不愿借书与人的想法也有，如洪颐煊的“鬻及借人为不孝”。
另一类是反映藏书志向的，如郭协寅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专聚三台一辈书”，就体现了藏书家对于收集乡邦文献的专注和钟爱。
４．情趣章情趣章大多是抒发个人情趣和心态的，此类藏书章内容可自由拓展， 更可淋漓尽致地表达自我。如表达淡泊处事，与世无争心态的有洪颐煊或为洪瞻陛的“宁静以致远”，洪氏晚年幽居小停云山馆读书，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郭协寅的两枚印章“小桥流水印沧州”、“别出新意成家”，也体现出别样如流水的心境。
黄瑞也有一枚情趣章别具个性，“一恨名山未游二恨异书未读三恨美人未遇”，将名山、异书、美人放在一起，认为拥有三者是人生的最大乐事，有憧憬、有向往，在旁人看似枯燥的旧纸堆里，尽情享受人生快慰。
文人有时是自嘲的，台州私人藏书印中也有体现，如葛咏裳有枚印就名“无赖酒徒”，这是对自己嗜酒的戏谑，是对一般文人清高、拘谨形象的一种叛离，显得狂放不羁。藏书印是其释放、展示个性的自由天地。
贾似道是纨绔子弟，其藏书印中也有反映其纵情享乐的心态的，如“贤者而后乐此”。他制作的印章别出心裁，而且极其奢华。其“封”字印，相传为古玉所制。印章甚多，有十数枚之多，其形状有曲脚形的，也有葫芦形的。其印章的华丽与其身份的显赫，反映了宋代部分贪官奢华腐朽的生活状态。
藏书印过度滥用，会损害和糟蹋图书的本来面貌，有“美人黥面”之嫌，但若运用恰当，不但为后世人了解图籍的授受源流提供依据，而且还能增添图书的艺术性，提高审美价值，为藏书提供一份乐趣。
（六） 藏书过程藏书家的藏书行为贯穿于整个藏书过程中，因此藏书过程本身也蕴含着藏书文化内涵。藏书过程可分为图书的收聚，对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和藏书的遗散三个部分。
１．图书的收聚藏书过程中，第一步是图书的收聚。台州藏书家获得书籍的途径主要有四方面： （１）购买。以钱币易得书籍是私家藏书扩增的主要方法之一。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印本书已相当普遍，因此购买已成为藏书的重要来源。文献中市书、购书事例已不鲜见。如林师蒧“远求近购，积至数千卷”，但由于家贫， 无钱购买，有时只能“质衣货家具购书”①，连其妻之嫁妆也被典卖殆尽。蔡瑞石庵藏书，是“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王汶多购古今书籍，藏于书楼。王公乂，淡泊无所嗜好，唯市书积数千卷。孙九叙，好购书，延良师以教子。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立朝时间不长，且社会多动荡，因而继承先人遗书，在藏书中占很大比例，购书事例相对少些。明代史料记载不明，但黄孔昭万卷书籍，和谢铎的朝阳阁藏书，也多为购求所得，由此可见其他藏书家藏书中，购书也是藏书重要来源。
清代出版业更加发达，书贾业繁荣，置书更为容易。台州藏书家中，从外地购书现象普遍，他们大多为出官外任时，在当地或沿途购得。如冯甦“年来往还滇洱间，残编断简，以次购集”①。宋世荦辗转各地任职，常去访碑购书，引退时已有书万卷；洪颐煊在广东时购买了不少卷册，盖因广东卖旧书的多，而收藏人少，价格不昂，对于经济不很宽裕的洪氏，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藏机会；王棻、王咏霓、王舟瑶等人，利用职位之便，每到一地广购博览；葛咏裳的藏书大多购自北京，北京有很多书肆，得书容易，十年间葛氏购得书万余卷；黄濬任官彭泽时，购得万余卷；项士元在杭州工作时，买了不少书，就聘于浙江图书馆时，“所得馆俸，悉购旧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又购得杭州藏书家散出之书，其中有不少罕见珍本。
台州不少藏书家很少出台州，其藏书也有很多购自本地的。所购之书来源有三，一是来自书贾，如郭协寅曾从书贾购得《滇考》初印本，然仅止上卷。
二是藏书家散出之书。如李诚藏书散出时，价格非常便宜，也在本地流散，应有部分为本地藏书者所得。潘氏三之斋购得郭协寅的旧藏本，屈光映购得忆绿阴室的旧藏本，项士元购得的不少乡邦文献，都是此类，即从藏书家到另一藏书家之间的流传。这时的藏书就像接力赛，“你方唱罢我登场”，使藏书得以代代相传，珍贵的书种续传不灭。三是其他处，一般为书作者之后裔，如郭协寅购得同乡洪若皋之《左传正业》，“《左传正业》世罕流传，余从故家购得知正堂写本”②。
（２）抄写。抄写自古以来就是增藏图书的重要手段。在印刷术还未发明的唐代以前，它还是产生图书副本的唯一手段。宋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致书较易，抄写之风仍盛行。古人抄书原因有以下：一是世人著述未为尽刻，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抄稿本流传，二是书籍之中秘本，如当世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三是抄书乃读书之一法，且精抄本，别具艺术价值，鉴赏情趣。
台州藏书家也如此，很多藏书家手不释卷地抄，甚至以此为乐。比如在宋代，林师蒧抄书是出名的，其藏书除部分购求所得外，一部分也是抄写而来，即使藏书很多了，仍然抄写不倦，“近购远求，家已数千卷，犹典衣传抄恐晚”①。
即使在印刷业相当发达的明、清二代，藏书家的抄书之风仍然盛行。如戴勖屏“生平无他好，唯癖储书，尤留心地方文献，喜抄书。晚年家贫，仍抄写不倦”②。郭协寅由于家贫不能买书，他的书大多都从同乡宋世荦处借抄来的，每每见到善本及其藏稿，便录副以归。所抄“或行或楷，工整可观，素不草率。”③ 所抄数量甚多，有数百种。黄瑞的秋籁阁藏书，亦大多为辛勤抄录所得，路桥杨晨在《瀛洲咫闻》中称他“收藏台人著述最富，多旧抄本”。晚清临海叶书藏书３万多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④。
有时碰到极罕见的本子，不能购买或赠送获得，藏书家们只能抄录以藏。
如王咏霓得宋黄岩车若水《脚气集》，就是下榻于四明（今宁波）陈氏旧雨草堂时，从其书架中检获，没有别的方法占有，只能录副。杜范之《杜清献集》为泰州藏书家钱馨伯所有，王棻也只能抄录一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资料来自公家，不能出借，只得抄录。比如王彦威，其所藏多为朝廷外交档案，由于这些档案的特殊属性，只有抄录才能保存，为以后刊行《清季外交史料》打下基础。谢铎亦曾于官府秘阁中抄得部分藏书，如台州著名的方志《（嘉定）赤城志》，就是谢氏就秘阁中抄录所得，《（嘉定）赤城志》明谢铎跋中记：“成化丁未（１４８７），余始得是《志》于秘阁中，遂手录以出。”之后林鹗、黄孔昭又从谢处抄录。杨晨所藏谢铎《尊乡录节要》、《拾遗》，是其在翰林院任职时从中抄出。齐召南所藏很多珍秘之本来自《四库全书》，是其任内阁纂编时有机会从中抄录。
藏书家抄写一般都为自己动手。但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其他某种目的，会请人代抄。如王棻在京师时得朱右的《白云稿》，就请多人代劳，李芳春、周郇雨、杨晨、王咏霓、葛咏裳等都是台州名贤。晚清抄本中有一本《三台文献录》， 即为王舟瑶托多人所抄，该书第二册书口下端还记有抄写者名氏如鲁祜、祜、李仕、李、文、云等。
藏书家抄书是为了保存，因此他们有时会用特殊的纸书写。如王舟瑶托人抄写的《三台文献录》，是用印有蓝丝■的元书纸，靠书根处印有“光绪赤城三志稿”诸字。王棻曾抄录有王诗《缶鸣集》，此抄本用纸为印好的“台州先哲遗书九峰图书馆抄本”（中缝）蓝格纸。有时如失去抄写者姓名，亦可根据书写纸的特点，判别是谁家抄本。
（３）赐赠。赐赠也是丰富藏书的途径之一，其中有包括朝廷赐书和朋友亲戚赠书。朝廷赐书一般是皇帝宠幸的大臣或皇亲国戚比较有机会获得。明代很多藩王的藏书就是皇帝所赐。台州历史上贾似道曾是权臣，《清河书画舫》称：“似道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 “乞请得之”实际上是向理宗、度宗请赏的方式将内府珍藏转为己有。其中复州裂本《兰亭》就是其受赏赐的藏物之一，元陶宗仪曾记：“复州裂本《兰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赐贾平章一百十七种，此其一也。”① 另柯九思也曾受赐，柯氏任奎章阁监书博士时，于书画鉴定成就突出，深得文宗皇帝宠爱，“特赐牙章，得通禁籍”，并蒙赐李成《寒林采芝图》予他。虽然朝廷所赐不多，但所赐之物一般都是精品，且是荣誉的象征，收藏家们会倍加珍爱。
朋友亲戚相赠的，如谢堂，其收藏也因亲友赠送有所增益，周密《云烟过眼录》载，“谢奕修养浩斋所藏书画数十种，并贾宪师故物，惠送谢堂”。宋世荦之子经畲，有父遗风，亦爱好古砖，其自记得砖之途云：“予不敏，从诸君后，足不能登山，手不能淘井，目力才及寸许耳，万无获砖之理，幸诸厘米其畸零副块以相饷，一如残盏冷炙，藉饱老饕也者。又诸君得砖，手加洗剔，遇文字模糊，辄举以畀予，予斯受之，又如朋友通才、指囷相赠也。”②上述经畲所述虽有自谦之意，然也说明朋友相赠是其获得藏物的途径之一。
（４）交换。通过交换获得所需图书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中以藏物换藏物较为常见，其他的也有用土地、器物乃至奴婢、官爵等相交换的。虽然此种来源并不多见，但台州藏书史上也时有见之。前者的见之于柯九思，康里巙巙题《定武兰亭五字损本》云：“《定武兰亭》此本犹为精绝，而加之以御宝，如五云晴日，辉映于蓬瀛。臣以董画于九思处得之，何啻获和璧随珠，当永宝藏之。”柯九思用其《定武兰亭五字损本》换得巙巙藏董源的《水石幽禽图》，这是柯氏后期收藏观改变后所为，后期他更注重名画的收藏，往往让出法帖。
台州藏书家大多都以自己的资财和辛劳为代价获取书籍，但也有少数人通过权势巧取豪夺。贾似道便是一例。贾擅国柄，收藏的书画除皇帝赐赠外， 还令门客陈振、谭玉、赵与柟等人，通过很多手段广收奇玩珍宝、法书名画。不少人投其所好，“当时趋附之人尽心搜访以献”。吴兴向氏、宋氏三世好古，多蓄法书名画古器，时有人刘暄（字渊道），以计取其籍，献之贾似道，贾氏遂按图尽索之，皆六朝神品。贾氏在当时权势熏天，甚至连皇室宗亲都要攀附于他， 赵孟坚就曾送他唐人《马上娇》图。
藏书家中多学问渊博之士，他们终日与书为伍，自有书之因缘。如桑梓文献刊刻之前请他们作序，他们就有可能得书。这从杨晨与《天台山方外志》可见。虽然杨氏为得此书，曾于天台山方广寺内遍阅藏经，又于京师等各地到处搜访，终是未得。一日天台僧敏曦欲刻此书，讫杨氏作序，杨氏才得获见此书。
后来杨氏崇雅堂应藏有此刊本。因藏书家的名望学问，由其鉴别，或将珍罕之书示之同好，他们亦可能由此得书。如黄濬、王棻得《委羽山志》，即是由人出示或由人告之。
２．对藏书的整理和利用收集到一定数量的书籍之后，就需对典籍进行辨别、分类、保藏、管理等活动，以保证图书排放有序，更好地得到保存，从而更方便地加以利用。对藏书的整理利用，主要包括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校书、刻书等内容，图书的利用方式有两种：保守和开放式。因此本节拟从以下四方面分述： （１）对藏书的整理编目藏书多了，就需对书籍进行排列整理，因为藏书繁富，如不作整理则杂乱无序，寻检维艰，更谈不上辨章学术，虽有其书，实亦若无。故藏书家、文献学家郑樵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九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亡也。”因此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是藏书达到一定数量后的必然结果。
书目的编纂最早是在公藏中出现，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最早的公藏目录。私人藏书目出现略迟于公藏书目，齐梁间的任昉家可能就编有家藏目录，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 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① 宋代随着私人藏书的繁荣，目录学大发展，私家目录超过了官修目录，出现了三部重要的私家目录学著作：一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二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三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开创了解题目录的形式，《直斋书录解题》仿前者用解题形式，创立纪录版本的先例。《遂初堂书目》可查到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图书及其流传和印刷情况，为第一部版本目录。
至明清代，私家藏书目录成果不胜枚举，其中著名的有钱曾的《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形式更是多样化，不仅出现了专科目录、善本目录，还出现了版本目录。
考台州所撰私藏书目，最早为宋代的《庆善楼家藏书目》，元、明亦有书目， 但所编不多。清代目录学成为显学，台州所编书目遂多，其中有《保蕴斋书目》、《八砖书库目录》、《敦说楼书目》、《秋籁阁书目》、《兰雪轩书目》、《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慎余书屋书目》、《默庵藏书目》、《崇雅堂书目》、《秋灯课诗屋书目》、《鸿远楼藏台州书目》、《倦舫书目》、《精一堂书目》、《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等。台州藏书家不仅对藏书进行编目，还对所藏金石书画等专门类别进行编目。台州藏书家重视乡邦文献的特点在藏书目中亦有反映，不少藏书家特地编有台州书目，如叶书编有《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项士元编有《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金嗣献编有《鸿远楼藏台州书目》、陈树钧编有《台书存目》等。
台州藏书家所编书目多为比较简单的书目，只记作者姓名简介，卷数版刻等基本的信息，对文献进行初步汇总。比如金嗣献所编的书目，只注明著作者之履历，序跋者之姓名，卷册数目版刻存否等信息。《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按作者时代先后为序，亦仅记书名、作者、卷数，临海博物馆所藏可能为项士元抄，此目前有项氏识云：“此为叶伯丹明经荫玉阁所藏台郡先哲遗著之目录也。
明经殁后，全部藏书归予寒石草堂。但今检敝藏，《镜园藏稿》、《临海续志》、《金石稿》等尚属缺如，又陈涣中《白云楼摘稿》曾亲见于阁中，此目未有，殆未全之簿录。” 陈树钧《台书总目录》除记先代、书名、作者外，还记册数，并记作者之所在县，如是抄本，在作者下端注“抄”字。临海博物馆所藏书目抄本，写在红格本上，字体端正，抄写工整。《临海许氏小石室藏书目录》记作者、卷数，如有序跋，一并标明。不过此目仅记清代之书。
这些书目虽然简单，却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一个藏书家所收之书的总体概貌。因此，如果能对台州历史上的藏书目进行综合，就能大致反映出台州历代文献的收藏和流通情况，私人藏书目其实是十分有用的情报资料。
除私藏书目外，还有私撰书目，即以一人之力著录社会上流传图书而成的目录。台州的私撰目录有《三台金石略》、《台州金石考》、《台州艺文略》、《临海著录考》、《台州经籍志》等。台州藏书家偏爱桑梓文献，编成多部地方文献目录，最后项士元汇总各家所藏或所录著作目录，编成台州史上地方文献的集大成著作《台州经籍志》。《台州经籍志》采录了自隋以至近代台州所属各县人士著作，共四千余种，基本上反映了台州一郡自隋至民国初文艺之概况，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目录学著作。该书大体上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在分类中又吸收了目录学的新思想，形成三级分类体系。如在总类之下又分子类，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经总、四书、乐、小学１０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奏议、传记、史抄、谱牒、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１６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格致、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说家、释家、道家１５类；集部分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５类。部分子类又续分属类，如传记类下分杂录之属、分录之属、总录之属；地理类下分都会郡县之属、河渠之属、山水之属、古迹之属、杂记之属、游记之属；职官类下分官制之属、官箴之属；政书类又分通制之属、仪制之属、邦记之属、军政之属；目录类下分经籍与金石之属，杂家类则分为杂著之属与杂编之属。
《台州经籍志》不是一本简单的书目，而是深得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髓，书目之下皆有解题，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目录学著作。“是志分类则略依纪氏库目，解题则仿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复遵马氏《文献通考》、朱氏《经义考》，详载序跋论断存佚；参《铁网珊瑚》、《天禄琳琅》，间采题跋姓名、收藏印记，盖欲藉以阐发潜幽。”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姓名、时代、籍贯，今存者略著其版本，未见者注“今未见”，确定已佚的注“今佚”，书名下标明出处，以存著录源流。著者名下，或考其出身仕历，或录各书序跋及诸家评论， 取材较丰，考订周详。
《台州经籍志》成书之后，受到广泛好评，当代著名学者马一浮称之“考证详密，大裨文献。”章箴（章太炎之兄）也给予了很高评价，称其“合已见未见之四千余种，一一派别支分，各从其类，虽义例不离四库，然撰人爵里事实，本书序跋，诸家论断，苟有可考，悉皆甄录而无遗，可谓洋洋大观者矣。以视瑞安孙氏之《温州经籍志》，吾不知何如。若钱唐吴氏之《杭州艺文志》，则敢决其有过无不及也。” 其实《台州经籍志》视《温州经籍志》也是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台州经籍志》是台州藏书家收藏、研究地方文献而结出的最重要的目录学成果之一。
（２）台州藏书家之校书古人抄书难免有鲁鱼亥豕之别，容易出现讹字、缺字，或者有衍文，刻本也有同样状况，往往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因此藏书家都重视校书。孙从添说， “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学者所校之书，因内容完善，错误少，往往被世人所看重，有“善本”之称。一个藏书家所藏善本之多寡，也反映着其藏书质量的高下。
为了提高藏书质量，为学习研究提供更可靠的资料，台州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也重视校书，他们对所藏之书仔细校对，互通有无，修补错漏，尽量保存版本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如宋代林师蒧“书法名帖亦数千卷，每一卷入手校雠考订，继日忘夜”①。明临海林鹗爱藏书，如闻人有奇书，必想方设法求之。到手之后，亲自校对。如发现有疑义，必“访其善本是正”②。明代藏书家谢铎在重修郡志时曾就多家参订校对，他自己藏有秘阁本《（嘉定）赤城志》，后又访得东门周氏本，不久叶先生之孙定中又取来家藏本，此三者皆嘉定间刻本，谢铎“因得彼此互订，以从其是”③。
清代朴学盛行，更是讲究字句的出处和精确度，因而校书更是学术的必要前提。清代出现的藏书家中，在校书方面，洪颐煊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洪氏校《穆天子传》时，所用底本为“郑本”，并参照“吴本”、“程本”、“汪本”、钱塘赵君坦所校吴山《道藏》本。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又从前代类书古注等著作中择取《穆传》引文用以校勘，还吸取了钱大昕、孙同元、洪震煊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其校勘成就超过了以前任何人，成为“今本中最善者”。宋世荦也重视校书，他当时所编的《台州丛书》之乙集清冯甦《见闻随笔》，就曾借郭氏所藏抄本互校。
李诚敦说楼里藏书数千卷，中多善本，也经其多次校过。叶书博学多识，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他受邀编写《临海县志》，兼摄补遗，并负责全书校订。“凡前志之舛误而有疑似者，缀案语于后”④。郭协寅凡有入藏之书，均仔细校对，如他所藏《滇考》一书，在比较诸家传抄本的同时，又借同乡黄润川之手抄之本， 重加补校，遂成全书。黄岩学问家王舟瑶曾校过不少书，其所校书，有《台州书画识》、《说郛》、《容庵集》等。
台州藏书家们的校书之勤从王棻所得《白云稿》的过程就可以窥见一斑。
同治辛未（１８７１），余集京师，假朱伯贤右《白云稿》五卷，嘱同县蔡竹篪、李子笃庆、临海周黍香郇雨、太平陈尹珊莹、天台范聘石珍、仙居李天隐芳春分卷缮录，而同县杨定夫晨、王子裳咏霓、临海葛逸仙咏裳、瑞安孙仲容诒让为之雠校，既毕携归，而临海黄子珍瑞又覆校焉。考《四库全书总目》，谓《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是伯贤之文传世者止于此矣。光绪甲午（１８９４），钱塘丁松生丙以新刊《徐始丰稿》见赠，其附录中有朱右《知学斋记》，为五卷本所未有。乙未客杭，寓丁氏求已斋中，问所从得，则松生所藏《白云稿》自六卷至十一卷灿然完备，《知学斋记》则卷六第一篇也。亟假其书，属友人录副以归。① 王棻先在京师抄得五卷本《白云稿》，分别由杨晨、王咏霓、葛咏裳、孙诒让等数人校对，回到临海后又叫黄瑞重校。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杭州丁丙藏有其他版本的《白云稿》，于是又赶赴抄录，对原先所藏本加以补正。对一本书如此，对其他书也是如此。正是这样一遍遍的不厌其烦的缮录、校对、补正，才保证了藏书的质量，为学习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３）台州藏书家之刻书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其道不更广邪？”因此很多有识的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也进行刻书。五代后蜀的毋昭裔是第一位见诸史册从事过刻书的藏书家。
台州的刻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南宋初年，台州刻书业已具规模，台州是南宋浙江主要的刻书地之一。当时公使库、郡斋、寺院均有刻书。而且台州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刻书家唐仲友，所刻之书颇为精湛，尤其是《荀子》， 可称得上宋刊中的上乘之作。其时刻书以官刻为主。私人藏书家刻书甚鲜。
明、清时代，刻书更加普遍，一般平民，如稍有资力，便可刊刻。因而明、清私人刻书大为盛行，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地，掀起了私人藏书家刻书的高潮，其中著名的有毛晋、鲍廷博、黄丕烈等人。刻书者的地域分布也有其特点，如江苏藏书家多以刻经书为主，浙江藏书家多以刊刻丛书为主，而安徽藏书家则以版画为特色。处于浙江的台州藏书家，受风气影响， 也积极投入刊刻的队伍中去，作出一定的贡献。清代台州私家刻书大多以书斋、藏书楼署名。临海洪氏小停云山馆、叶氏荫玉阁，黄岩王氏后凋草堂、牟氏（牟浚）耕读堂，天台齐氏（齐周华）寄生草堂、（齐毓川）研古斋，张氏（张廷琛） 两铭楼，太平江氏（江涵）培桂轩，仙居王氏（王镜澜）留余斋等，刻书较多。由上可见，台州藏书家群体是台州私人刻书的主力。洪颐煊不仅是台州最大的藏书家，在刻书方面，也有优秀的成绩，其所刻的《蜀水经》、《穆天子传》、《平津馆读碑记》等书，对于书的流传刊布有一定作用，其中《穆天子传》是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里的一种，其“鉴别之精、校订之确，洵能备三善而能绝五弊”。台州藏书家刻书也以丛书为主，有地方性的丛书汇编，如叶书的《荫玉阁丛书》、宋世荦的《台州丛书》、王棻的《台州丛书续编》、杨晨的《台州丛书》续集、后集、己集、金嗣献的《赤城遗书汇刊》、李镜渠的《仙居丛书》、临海李镠《钟秀盦丛书》等，其中尤以宋世荦的《台州丛书》为最著，这是国内刊刻的第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丛书。台州所刻还有不少私家单撰丛书，最早者为临海洪氏《传经堂丛书》，后来有太平戚学标《景文堂丛书》、路桥杨晨《崇雅堂丛书》、天台张廷琛《两铭楼丛书》、临海秦氏《四休堂丛书》等。
台州藏书家刻书多数处于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年期间，这与直隶（今河北） 学者张之洞的提倡也有一定关系。张之洞曾作《劝刻书说》，号召社会人士翻刻古代文献，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叶德辉说：“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 台州藏书家刻书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惧文献消沉，为古人续命。一些书籍历经千百年，辗转传抄或翻刻，讹谬滋生，又历经残酷的兵攘、无情的水火，很多都残缺败坏，真正流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一些藏书家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刊刻秘籍，使之化身千万。在台州，洪氏所刻之书如《蜀水经》、《穆天子传》等，就是罕见之书，其刻书是为使之保存并流传。另外，地方性文献，由于名不见经传，流传少，更易散失，台州刻书家尤为重视的是对这方面内容的刊刻。台州的数种地方文献丛书即是此类。
清末台州藏书家为保存文献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西方文化东入。清末民初中国动荡，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文明也随之传播。面对与之迥异的文化型态，中国耆宿鼓吹者有之，害怕者有之。一些人更是惧怕几千年的文化会被迎头冲来的文化撞击得粉碎，于是拼命护持。如黄岩藏书家金嗣献刊刻《赤城遗书汇刊》即为此。他在序中说：“今则世变日亟，国粹将沦，邪说淫辞，鸱张猬集，等六经如土苴，袭西人之毛皮，若不亟加表章，窃恐百十年后欲搜汲冢之虫文，补羽陵之蠹简，亦不可得也。”① 其次，刻书为了“传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困蒙”。台州藏书家刻书保存流传，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后来人学习研究，从中受惠。冯甦重刻王士性的《五岳游草》，是因为该书是“抱不世才，举险谲幽奇种种莫可名状者，以三寸管罗聚几案间，是又萃天地之大文章以自成其文章也”，是奇才妙笔，然两经剞劂，藏板俱失，冯氏恐妙笔湮没，才加重梓，“俾后之君子披览是书，或有才而啬于遇，欲游未遂者，不出户庭，展卷如对。即有一二高贤能如先生之游，亦将问途于已经，神交于异世”②。冯氏希望该书的光华对后来人有所裨益。
其三，刻书为了发表个人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和文化交流。如洪氏所刊自撰的《读书丛录》、《筠轩文抄》、《管子义证》等，戚学标自刻的《毛诗证读》、《读诗或问》、《三台述异记》等，便属该类。他们为了读书做学问而将自己著述进行刊刻，如果请人代刻，不但豕鱼鲁亥，各类差错比比皆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倒不如自刻方便。
藏书家刻书，需要一定财力，台州藏书家中有实力的不多，有些藏书家有心想刻书，然财力不足，不得不放弃。如黄瑞晚年谋划刊印《秋籁阁丛书》，并鸠集刻工已刻活字万余，终因资金跟不上，不得不中途而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４）藏书的管理方式古代藏书家对藏书的管理方式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封闭式的藏书家，在古代私藏中，占大多数，因为藏书家深知聚书之苦， 也知散书之易，所以谨守其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宁波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就是典型。范钦在世时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为了避免书籍流失，还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这样进楼的机会就更少了。数百年来，六七万卷的典籍尘封于楼内，少有人阅览，导致藏书的利用率极低。
从史料来看，台州藏书家也是前者为多。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 应是相对闭守的。洪氏藏书印中有多枚为“子孙宝之”、“子孙守之”等内容的印章，从这可看出，他们对图书非常珍视爱惜，有演变到为书看护者的角色的趋势，有一枚印却是“鬻及借人为不孝”，更是直接道出了封闭式的藏书心态。
洪氏藏书楼一般人也是极难入内的，在《秋籁阁藏书记》中，项士元记述了黄瑞部分藏书得自洪氏馆中：“洪氏小停云山馆，为筠轩先生颐煊故庐，庋藏书画， 著称浙东。茂才应馆主子霞茂才之聘，寝馈其间，课读数年，馆中所藏金石书画及清代名儒手迹，悉为玩览，间加札录。”如不是受馆主洪子霞之聘，黄瑞恐怕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心态在台州其他藏书家中也时有反映，如清代临海潘日初为了告诫子孙，还特意在书橱上贴一条子云“余买书千余卷，留于子孙看读，如有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但愿世守文、行、忠、信、仁、义、礼、智八字。”“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与洪氏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异曲同工，同样体现了“书不出阁，不能借书于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
封闭式管理图书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书，但也往往禁锢了一些稀传孤本古籍的流传。这些古书“举世不得寓目”，“使人致疑于散佚”，甚至还会随着藏书楼的湮灭而失传。近代学者陈登原先生就曾说过：“居尝谓保存古籍，端赖藏家。然摧残古籍，藏家亦有罪焉。”这里摧残古籍也包括藏书家对图书的禁闭。然而在古代，藏书家收藏书籍只是个人自发的行为，对图书的禁闭，其深层的原因是由封建性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自产自销、相对封闭的特点，使得藏书家们很难超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在行为上有不可避免的自闭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古代藏书家们的某些行为，也不必过于苛责。
然而台州藏书楼的封闭也是相对的，当友朋亲戚需要时，藏书家们也会慷慨解囊。比如观念中深藏“鬻及借人为不孝”的洪氏家族中，借人于急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王棻刊行《台州丛书续编》，其中弘治版《赤城新志》所据底本就是借洪氏小停云山馆抄录的。《（嘉定）赤城志》是台州地方名志，虽经明代谢铎翻刻，但至清代流传甚为稀少，郭协寅为保存桑梓文化，欲进行重刻，但他所藏谢氏刊本不全，只得其半，他就从洪氏藏本中补抄，才得全帙。黄瑞秋籁阁藏书也曾多次借予同乡谢咏雪、叶书等人阅览。清光绪间，临海志局重修郡邑志，向黄借书，黄又出借藏书多部。从这些事例可看出，即使闭守型的藏书楼，也并非完全封闭，一些藏书家将“鬻”与“借人”列为不孝，究其原因是怕图籍流失，但当图书关乎家乡图书事业或对人有用时，他们也会作出相对开明的举动。
台州藏书家之间相互抄录活动频繁，也说明其在私密之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借人助刊的也很多，如温岭陈树钧所藏中有十数种书曾借于人，其中有《久庵文选》、《绿天亭集》等图书。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也同样靠的是许多藏书家的帮助。
台州有些藏书家观念不那么保守，如前所述为台州培养人才的藏书家如王所、陈孚、王棻等人，他们的藏书更加注重藏书致用的特点。即使其他的藏书家，也可能对某些人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供其阅览，并非像私密成性的江苏藏书家钱谦益那样吝啬，连同图书见一面也成奢侈，有的也说成无。
３．藏书流散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开始，亦有它的结束。就私人藏书个体而言，其过程是相当短的，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从藏书的收集到散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走完整个过程，藏书楼才终结了它的使命，藏书家也完成了其在藏书史中的一小节书籍保存历史。因此藏书的流散及去向，也是藏书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探讨。这对于了解书籍的流向有很重要的意义。
藏书的流散从大处来分主要有三方面：藏书受到人为破坏，藏书受到自然破坏，以及藏书的转移。
（１）藏书的人为破坏政治经济因素与藏书的兴衰密切相关。私家藏书在发展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最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迅速、最明显的，是在政治形势方面。安定、昌明的政治局面，必然为私家藏书事业提供一个自由积累的机会。反之，严厉的政治控制，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网”，窒息文化事业，限制私家藏书的发展；极端的政治冲突，更会引起战乱，对典籍造成极大的破坏。① 牛弘早在隋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续之又提出“八盛”、“八厄”之说。虽然他们针对的是公家藏书，私人藏书的命运一样地与此攸切相关。
这一点从台州藏书史上也可反映出来。如各代建朝之初，私人藏书人数往往较少，而在中期后藏书业繁荣。到末期，政治的冲突，特别是战乱，对藏书影响尤其大，私人藏书不论是规模还是藏书人数迅速锐减，很大一部分书籍在战火中化为云烟。
古代台州史料上有明确记载藏书毁于战火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一次是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是近现代的日军侵略和抗战时期。明末清初，因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台州社会动荡不安。洪若皋为避战乱进行迁移，藏书才得以保存，而在其居住地临海，私人藏书遭受破坏的不计其数，当时台州城中屯兵十余万，“军人搜士君子家藏书，拆毁编辑以裹甲铠，寇退后闾里无片纸之遗。”② 太平天国运动时，临海城曾是忠王李秀成屯兵之地，在这一次暴乱中，私人藏书受到严重摧毁。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的三四万卷藏书此时付诸一炬，从此一蹶不振。宋世荦的古铜爵书屋也在这场战乱中被一场大火烧毁。同时，葛凤喈的绿阴阁藏书也被破坏，万卷藏书，悉成焦土。台州城中最著名的几座藏书楼同时遭劫，这对台州私人藏书来说，也是一大厄。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略中国，中国多数地区沦为战场，日军敌机同样盘旋在台州城上空，不少私人藏书也因此散亡，其中包括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藏书，忆绿阴室被日军轰炸后，藏书楼化为废墟，只留下断片残简千余卷书， 再也难觅往日雄风，这是继其父之绿阴阁藏书厄运后再一次遭厄。
新旧朝代更替之际，私人藏书也都会受到一定破坏，只是大小程度不同。
因为限于资料，不能一一罗列。由于历史因素，台州私人藏书的人为破坏还应包括倭寇的侵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前后侵扰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元末明初，台州的倭患非常严重。他们常渡海而来，在台州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台州整个社会一片血腥，人人谈倭色变。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有一小节论述了倭寇对东南沿海藏书的破坏的酷烈。台州是其中倭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的生命财产尚且受到危害，藏书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除战乱外，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禁锢，对书籍的禁毁，也很大程度上对藏书造成破坏。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致使私人藏书遭灭顶之灾。宋代政治相对开明，私人藏书在这方面毁损较少，元、清二代是异族统治时期，尤其是清代，为了压制人们反抗，统治阶级制造文字狱，不少书被列为禁书，禁止流传， 最后致使泯没。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文化大灾难，大量书籍被毁坏，台州藏书被毁的就有李镠“钟秀盦”藏书和王舟瑶函雅堂藏书，两者均被拿去烧毁，所存寥寥。
（２）藏书的自然破坏藏书除人为破坏外，书籍毁于自然因素的情况也不少。要言之，自然因素的破坏有火、水、虫三大害。尽管历代藏书家慎而又慎，但火灾、水祸、虫蛀依然吞噬了大量古籍。
火灾。火灾应是私人藏书的头号大敌，其对藏书的破坏最为严重。因为水还可控，只要远离，尚可避免，而火灾则防不胜防。台州私人藏书中，遭火焚毁的很多。金嗣献、宋世荦、黄濬、潘日初、秦枬的书均毁于火。黄濬去官归里时，积得万卷书册，拟将捆载回故乡，以便兄弟几人日后雠校阅读，他托弟子保管，不料弟子不慎，所积之书尽数被火所焚，无情的火灾使得黄濬的藏书读书之梦破灭。宋世荦的书除被太平天国动乱中的大火烧毁，余下之书为子孙收藏，然而还是再次遭火，所有藏书付之一炬。金嗣献是台州被火灾害得最惨的一位藏书家。金嗣献祖父的藏书楼所积乡邦文献极多，然在其去逝后十年内， 家遭火，所有文献被火焚光，为了重振书业，金嗣献重建鸿远楼，东寻西搜，抄访不懈，终于积得不少卷册，光乡贤著作就不下四百种，然而１９１６年，其家再次遭火，金氏的努力再一次化为灰烬。就像金氏一样，藏书家藏书的历史就是不停地与水灾、火灾斗争的过程。要想保得书籍，就得想方设法避免火灾的发生。因此古人在藏书的同时，想出了不少方法。藏书楼往往建在水边，一旦有火灾发生，即可尽快将之扑灭。也有人建议将书藏于石仓中，以断绝火源，或者将藏书楼与居住区分离，书室专人专管，平时小心火烛等。
水灾。水灾对藏书的也有很大威胁。因为书页是纸做的，相当脆弱，一旦浸水，或泡烂成糊，或粘连板结，无法揭示。台州私人藏书毁于水的也位数不少。一位是宋代的林表民。陈耆卿在《竹村居士林君墓碑》中记道：“吾观近世藏书之家，多毁于火，而君复圮于水也。或曰至宝难久聚，有是哉！”虽然火灾对藏书是最大祸害，然水灾也是一大杀手，林氏之书就因水灾，“并失富，故寥寥也”①。另一位是清代的黄瑞。黄瑞的秋籁阁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遭水灾，阁垂垂圪矣。阁内所藏之书，悉被浸没，渐致腐烂废弃。尽管黄瑞积极抢救，最终仅剩其自著之书，以及数种乡邦文献。清代临海的陈春晖，原藏古砖甚多， 著有《运甓录》，然而“咸丰癸丑（１８５３）水灾，旧藏书画，半付波臣，此帙亦归乌有”。② 其半生心血，付诸殆尽。水灾来时，藏书家辛勤搜访的书籍，顷刻荡去， 这对藏书家来说如同灭顶之灾，因此不能不防。水祸还可能由于藏书之处潮湿，水汽蒸滋，而使书籍粘糊板结，最终受损。鉴于此种情况，有些藏书家经常晒晾书籍，以防霉气。
虫蛀。虫蛀之害不比水灾、火灾来势凶猛，它是一种慢性的破坏。因此古书上对此记载较少。但年深日久，这种祸害便显现。古书中多空白破损之页， 便为蠹虫之所为。项士元过访秋籁阁时，秋籁阁已衰败，一片荒凉，“阁原藏金石拓本及古砖甓甚多，今拓本早为波神荡去，古砖皆埋于颓垣荒陇间，间有残拓，亦蚀鼠啮随之”③。叶书在《石园遗诗》序中也认为书之保存不易，即使大刊深刻，不久还是要被兵火、鼠蠹毁去，“问昔之长篇短章、娄心刻骨而出者，已半还之太虚冥冥中矣”④。可见鼠蠹之害也是藏书的一大问题。古代藏书时有以芸草等物去虫蠹的，因此书便有了书香，其实书香即是芸草之香。
（３）藏书转移藏书的转移是原为自己收藏的，后归他人收藏。概而言之，藏书转移的方式主要有几种： 一是藏书赠送。有些藏书家因兴趣爱好的转移，收藏重点有所变化，因此前期所藏之物会转送他人。比如宋代谢奕修的旧物不少转赠于其侄谢堂。元代柯九思，前期所藏书画并重，后期则重视对画的收藏，不少法书转赠于人。
明赵琦美《铁网珊瑚·书品》卷三，虞集题苏轼《天际乌云帖》：“（柯九思）家藏魏晋唐宋名贤法书殆百十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弗留。在其几格间，独见苏轼《天际乌云帖》。”后此苏帖，柯九思在南归时转让于王仲德。清代葛咏裳的忆绿荫室藏书，在其逝世后，由其继室屈云珊馈送予屈映光的“精一堂”。
还有一例是明代的赵季潜。黄孔昭《蔡俟轩先生墓表》一文中有记：“蔡仟，字尚朋，号俟轩，明黄岩人。清静狷介，而心实平恕。自幼读书慕利，乐于人为善，里巷子弟有愿从学者，悉教之无倦，给资贫无书者，居常葛巾布裳，萧然世外。至于故师赵季潜临终，报谢以古书数千卷，再拜却之。”①临终赠书，是非常郑重的事，由此可见，古人将藏书当作非常珍贵的个人财产。而藏物也并非随意给人，一般赠送的对象是与其有相同爱好的藏书家或某些品格高尚之人，且与藏书者个人之间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否则，乱送于人，等于暴殄天物。
二是转售他人。这是藏书家们最不愿意做的。一般藏书家将书视为珍宝，“鬻及借人为不孝”，售书简直可以与“禽兽相提并论”。然而在情非得已下，个别藏书家也只得落个售书的结局，比如临海郭协寅，晚年生存艰难，只得拿藏书转卖，后“八砖书库”之书多数归潘氏三之斋。多数藏书家，即使再穷还是舍不得鬻书，然而在其去世后，其子孙不能守，转卖他人者有之。如李诚的敦说楼藏书、戴勖屏慎余书屋藏书等。临海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遭劫后残存的藏书，亦陆续由其孙辈售出，其中包括由洪瞻墉所刻的八册名人法书拓本《倦舫法帖》，有部分藏书转归到项士元手中。对比小停云山馆之盛日与其晚境的凄凉，近代诗人罗华不胜感慨，他作诗云：“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 转售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藏书散失。因为藏书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收藏，书的价值因人而异。识货者会将之视若珍宝，然在一般平民眼里，或许一本破书就一文不值了。因此在书被藏书家后裔售出时，多数书会当作废纸处理而遭沦亡。如李诚的藏书，售出时价格仅每本几十文，而某些较珍贵之本， 买者反嫌字迹模糊，价格更便宜。有些售不出的，只能用糊壁生火之用。
如果说藏书转售他人，藏书至少还有所归，那么另一部分藏书当废纸论， 无故散亡，则更是藏书界的损失了。
三是藏书归公。归公的方式也有数种。一种是政府军队通过战争掠夺来藏书，如历代王朝在征战中所收的私人藏书。一种是没收充公。比如宋代天台人贾似道，身败后，朝廷命王孟孙薄录其家，其藏品悉数充公。南宋内府所藏旧物中，很多原为贾氏旧藏，上都有明确的贾似道收藏印，和抄贾府所得收藏时所钤之“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后这些藏物与南宋内府其他藏物，一同流入元内府中。后又入明内府。再就是自愿捐献归公。这一浪潮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共图书馆兴起，私人藏书楼奄奄一息，不少藏书家将旧有之物捐给政府。如黄瑞、叶书、王棻、李镠等人藏书的残存部分，杨晨的部分藏书也转归到黄岩博物馆。王舟瑶的“后凋草堂”，是台州私人藏书中保存地相对完善的，后其家属王子允也将旧藏捐献给临海博物馆收藏。项士元寒石草堂的藏书尽数转赠于临海博物馆。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进步，历史发展，在私人藏书成为一种风尚后，私人藏书文化的内涵才开始形成。魏晋南北朝是私人藏书的大发展时期，纸的普遍应用，引起图书载体革命，收书来源拓宽，藏书量增多，私人藏书活动的内容也比以前丰富了。此期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已不限于收藏，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对藏书进行整理，开展一些校勘、编目等工作，在对藏书的整理和爱护方面有所进展，具备了一定的藏书文化内涵。
隋唐五代，私人藏书数量上进一步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此时私人藏书活动内容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拓展。如藏书章得到了初次使用， 现已知最早的私人藏书章是唐时魏王李泰的“龟益”，钟绍京的“书印”，张彦远之高祖的“河东张氏”之印。对藏书的分类管理进一步细化，唐人柳仲郢藏书万卷，每种收有三本，分别作镇库、披览和教育子弟之用；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开创，读书入仕思想开始出现，藏书思想和图书价值观开始分化。
宋代之后，雕版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迅速发展，以及政治的一些因素，私人藏书呈蓬勃发展之势。藏书文化内涵随藏书活动的深入，进一步丰富，如宋代藏书家更加重视对图书的整理，在编目中出现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一些具有开创性的目录学著作，郑樵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雠略》，藏书家私人刻书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明、清二代，对宋元版本的嗜好、鉴别，对善本书的识别方法等都得到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随着图书事业的发展，藏书理论进一步丰富。如明代祁承■的《澹生堂藏书训约》，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清末叶德辉的《藏书十约》，都将藏书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是私人藏书实践深入的结果，进一步丰富了藏书文化的内涵。
（二） 私人藏书文化含义既然私人藏书文化内涵是随着历史发展逐步丰富的，那么各个发展时期藏书文化肯定有不同的内容。至清末、近现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它的整个历程，中国的私人藏书也经由了秦、汉、唐、宋、元、明、清，经历了初兴、兴盛、繁荣直至走向衰弱，私人藏书文化却随着历史积淀至清末臻于成熟。
私人藏书文化是在私人藏书的实践中形成的，私人藏书是指私人对典籍进行收藏、整理、研究以及传播的文化活动，私人藏书文化即指这一文化活动中所呈现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的总和。
私人藏书文化的内容包括藏书风尚、习俗、藏书心态等意识形态领域，又包括图书、藏书楼、藏书章等物质形态领域，同时还包括买书、藏书、对藏书进行整理编目等行为形态领域。其实私人藏书活动与私人藏书文化密不可分的，私人藏书活动本身体现着藏书文化，而藏书文化则包涵在整个藏书活动中。
台州私人藏书文化与中国私人藏书文化，是个别与整体的关系，因而，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适用于台州，把握中国私人藏书文化，可从更高处去理解台州私人藏书文化。当然台州私人藏书文化也有其特点，对其进行分析，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私人藏书文化作有益的补充作用。
在此，本章将从藏书风尚和心态、藏书楼文化和藏书印文化、对藏书的购藏和整理三方面论述台州的私人藏书文化。
（三） 台州藏书家的藏书风尚和藏书心态藏书是一项艰辛的劳动，从购求、收藏到整理这一整个过程，不仅要付出辛勤的努力，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藏书家们不仅购买了那么多的书籍，还专门建大楼进行收藏；不仅建大楼进行收藏，还想出种种方法进行护理； 有许多藏书家为了藏书，生活一贫如洗，最后不得不靠鬻书度日。从现实来看，这种种行为既无利可图，又无益可得。可为什么那么多的藏书家还要像蚂蚁搬食一般储起这么一座座图书大厦呢？一种现象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社会现象的背后肯定有某种精神的因素在推动着。藏书也一样，推动私人藏书的，背后肯定是某种习俗、风尚和心态。
藏书家们藏书心态各异，但总的来说，有三种心态在私人藏书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一是藏书家乐于读书的心态。
藏书家藏书，是因为他们喜欢读书。这是由书籍本身具有的品质决定的。
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自身具有价值，通过阅读有诸多好处，首先是能增长智慧。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即各门学科皆能增长人的智慧，增进人的才华。古今中外书籍的功用是一样的，我国西汉文献学家刘向也曾说过：“书尤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同样阐明了这一观点。因此读书是人成长中获取高级智慧的最重要途径。
其次，书中有做人的依据，读书是立身之本。书里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人如何立身处事，尤其是代表中国封建文化的儒学思想，凝结着“修身、治国、平太下”等一些入世做人的道理，更被人们看作是圣训。因此很多藏书家，乃至于一般的学士文人认为不读书，就无以知圣道。有些学者还将读书与不读书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依据，正如唐代诗人韩愈在《符读书城南》诗中所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因此为了使自己和后代端正做人，他们积极藏书、读书。
再次，书中还凝聚了古往今来的人文精神瑰宝，阅读可以怡悦性情、陶冶情操，是一种高级享受。读书能给人带来快乐，元代仙居人翁森很享受这种读书之乐，他曾作有《四时读书乐》，一时脍炙人口。诗中之《春》节云： 山光拂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春季读书真好，连庭草都忘了除了，同样，夏、秋、冬各季之读书莫不如此， 各有其乐。
翁森，字秀卿，号此庐，宋末元初仙居人。因喜爱读书，有“翁书厨”之号， 为学博，综条贯，宋亡后隐居教授以终。仙居地处穷僻之乡，学风不盛，翁森坚持以儒术教授乡里，经其力挽，仙居耕读之风“彬彬称盛”。著有《一瓢稿》、《百梅咏》等。此诗即收于《一瓢稿》内。
其实大多数古代读书人享受的就是这样一种天地忘我的读书境界。这种蕴含在文化传统中的读书意识，是一种不含功利得失的、自然的“天欲”，它不计较任何物质利益和功名利禄的得失，故能淡泊俗欲，安贫爱书，以藏书读书为乐。
二是读书求官的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学思想，是一种“入世”、“经世”哲学，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就是儒学“入世”、“经世”价值观的反映。人的行为从行为学角度讲，其最初动机无一不是功利的，只有对人有利的，人才会去做这件事。对书籍的爱好，从根源上讲可追溯到潜隐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功利思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隋唐之后又通过科举取士的方式，诱导士子书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用行政强力固定加强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诗人杜甫在《柏学士茅屋》诗中就曾说：“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儒生学子，希望通过读书，从而入仕、辅君、治国，以达到个人的自我完善。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这种心态驱使下的藏书家买书、藏书、读书的最终目的。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中，有许多人读书读了一辈子，到白发丛生，仍未搏得一科功名。可是他们还是继续读书、藏书，更加勤奋地念书，因为他们认为，唯有读书才是改变人生，通向显达的通途。有些人虽然一生布衣，但还是买书、藏书，希望子孙能读，这也是读书求仕心态的一种表现。就这样，因着求官的心态，社会上开始掀起崇尚读书的大潮，书籍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也受到士人的追捧。
这个深层次的思想观念，经过社会长年累月的作用，发生了异化。人们对做官的渴望、追求，逐渐地转变成对书的更狂热的喜好、热爱，书成了某种象征，拥有了无比尊崇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藏书也逐渐地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
一般藏书家或读书人的思想里多少都有读书做官、兼济天下的功利性读书思想，只不过被表面的爱好风雅化了。于是他们一般是达则读书求得仕途显达，穷则抱书独得其乐，这也不失为一种体面的活法。
三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心态。
书籍是文明的产物、文化的结晶，书里的思想浸透着古人辛勤的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汗水，从大处来说，古代的书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保藏书籍，就是保存文化，保存传统。从最初孔子后裔冒着生命危险，将经籍藏之于故宅石壁间，到后来人不顾文字狱和战乱的影响，仍然私藏书籍，这都是藏书家们保护文化遗产心态的体现。虞山派藏书家重视古刻，浙东藏书家重视地方文献，他们同样都是为了保存文化，只不过所不同的是，在虞山派藏书家眼里，宋版元刻以及古代经书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当代人的著作，而对于浙东藏书家来说，史料，尤其是地方史料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因为古代许多学者、藏书家骨子里有很深的保存传统文化的情结，他们才不计得失地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把古代的藏书事业不断推向高潮。
以上三条应是中国封建社会里藏书家之所以投入大量的财力、精力，乃至舍家弃业地蓄书保书的深层的动机。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藏书家，他们的藏书目的另有所图，有些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掠贩型藏书家，他们藏书是为了买卖，从中赚钱，有些是为了附庸风雅， 比如一些达官贵人和乡绅富贾，尽管他们并不真正需要大量的藏书，但他们在社会和潮流面前，不愿充当落伍者和无知者，也以购书藏书来装点门面。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的。而且这些滥竽充数的藏书家的存在，也正好可以反映出古代藏书事业的高尚和具有的强大吸引力。
（四） 台州藏书楼文化藏书文化体现在藏书楼的建设和命名上。藏书家们认为读书是一件雅事，他们藏书楼址都经过精心挑选，一般位于风景幽雅的胜地。如宋代李庚的书楼建在近郊的地方，屋前“古木交阴，庭草错列”①，环境幽静。林师蒧的藏书楼，在县北十里松岙，其地多梅花，徐大受《题林咏道浮冈别业》诗云：“密林凝昼寂，一叶动须惊。砌净飞花影，池深落果声。正宜铺枕簟，且复倒瓶罂。向晚催归急，烟江野艇横。”①梅林落果，别有一番情致。又如王绍汶所居，“溪水环于其屋壁门前，松枝压径，梅竹缘坡，又杂莳兰菊风”。②。元代陈孚的万卷楼面山临溪，且楼前有荷塘，一眼望过去，荷叶交茂，令人心旷神怡。又如明代的赵元镠，读书读的是一种境界，他的藏书楼建在大坞山上，名其曰“白云深处”， 试想在空气清新的深山上，白云自由自在地飘来荡去，人也如闲云野鹤般地只以读书为乐，是多么悠闲的一种生活。赵氏其实体现的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种追求。清代由于史料记载较为详细，可以提供更多的实例。如洪颐煊的小停云山馆，座落在巾子山麓，与山比邻，其地有“花木泉石之胜”③。如金铭之的鸥园，有竹数千杆，缚竹为屋，聚书画金石其间，极宾客诗酒之盛。
葛咏裳在《忆绿阴室图自序》中描写旧时绿阴阁的境况，真乃读书的神仙境地： 某家旧在巾子山麓，中有绿阴之室，小园半亩，隙地数弓，瓦屋三椽， 蛤墙四合。柯干铜石，则古桧千围覆其上焉。枝叶阑干，则高梧百尺蔽其前焉。老梅十许树，修竹百余竿。畦有余蔬，间植桃李，阶无杂草，唯滋蕙兰。种蕉学书，并用听雨，折柳樊圃，兼资舞风。家君读书其中，故人二三，过从朝夕，学徒四五，执经左右。鲜尘俗之扰，享天伦之欢。留连琴尊，优游岁月。④ 又如黄瑞的秋籁阁在山胜，颇占山水之胜。楼前翠竹苍松，栗树风声，别有韵致。黄瑞有一首自题诗：“绕屋青山带雨痕，丛篁深处古乡村。故人相忆如相访，一叶扁舟直到门。结习三生悔未除，华年孤负此幽居。何时了却尘缘累，容我焚香读异书。”⑤从中我们可窥见秋籁阁的景致，秋籁阁应是青山环绕， 竹木丛生，屋前有溪，可泛舟而达。在这样的环境中，焚香读书，真乃人生一大乐事。
藏书楼是藏书家精神所寄之地，若有条件，藏书家还喜请名人代作藏书楼记和藏书楼图，藏书楼两旁挂有楹联，更添读书人的雅趣。台州藏书家请人代作的藏书楼记有夏■的《业书楼记》、王祎的《万卷楼记》和冯登府所作的《小停云山馆记》等，名人的书传使藏书楼更加生辉。洪颐煊还请陈均、陈务滋为小停云山馆绘图，宋翔凤、蒋因培、王衍梅等多人为之诗。黄瑞的秋籁阁，也请名人绘过图，秀水著名画家蒲华曾为之作画，黄岩周松溪、安洲汪民沾等人也曾作过画。阁两边贴有楹联，云：“澹泊明志，宁静致远；隐居放言，穷愁著书。”体现了黄瑞淡泊明志，读书著述之决心。蒲华是近代著名画家，寓居台州时，曾为多所台州藏书楼题诗作画，为台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藏书楼因是藏书之所，是古雅的建筑，因而楼的建制或宏伟壮丽，或幽雅精致。如陈孚的万卷楼规模相当宏大，其楼有二层，五间，东西两偏间储之以书，中间为宾客登揽之所，可观景看书，楼下是弟子读书之所。其实临水有防火之功能。就像黄瑞的溪南书藏，门前有溪，既可观景，又防火起。明代黄俌业书楼的建制也甚为宏丽，《业书楼记》中记道：“是楼之制特为宏丽。”① 周少川在《藏书与文化》书中认为，古代藏书楼有“实构”和“虚拟”之分。
所谓“虚拟”，即虽有藏书楼的专号，而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专构楼堂以庋藏书籍。有的是在自己的居所辟一专室藏书，有的是将书籍藏于书主读书治学的书斋，有的甚至是随居藏书。② 考之台州之藏书楼，应是虚拟藏书楼为多。有些应是随居藏书的，如谢晟孙入元后，多人举荐不就，额所居堂曰“退乐”，蓄书数千卷。这里读书藏书处就是居室改造而成，没有另室以藏。台州虚拟的藏书楼，大多是在居室之旁僻一堂室的。如宋代林师蒧藏书处称“康吉”，是其所居“浮冈别业”的一部分。李庚买屋近郊，也应是指所居之所，聚书万卷于楼上，也没有专建藏书楼。其他的有谢铎特于其东辟藏书之阁曰“朝阳阁”；洪若皋所居之地名曰“东壁园”，筑室数楹于其地，上有东壁楼为藏书之所，等描述都可看出，藏书楼为虚拟，仅是所居的一部分。王绍汶的藏书处、金铭之的竹屋，王舟瑶的后凋草堂也是。郭协寅的八砖书库也是灵溪山馆的一部分。藏书楼大多虚拟，这并非台州藏书楼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藏书楼都是此种情况，如驰名天下的藏书楼绛云楼，也是与居室一起的。建一座专门的藏书楼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小藏书家或者一般藏书家，由于他们的藏量本就不多，加上经济状况的限制，一般在居处专辟一室，也是理所当然。黄俌的业书楼也可能是该类。
实楼指专门建有楼房用以藏书的。这意味着非常大的藏书量。像天一阁，就是专门建造的一幢木制阁楼。考之台州藏书楼，似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陈孚万卷楼或是这样的实例。“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书益多矣。
楼为楹间者五，东西两偏皆实以书，虚其中以为宾客之所登览，而岁延名师，集弟子肄业于楼下。”由其描写看，应是专门藏书楼。楼上两偏房为书房，中间是客厅，楼下是读书之处。即此楼既是藏书处，又是培养子弟之所。
藏书楼的命名，或寄托自己的志向，或显示情操志趣。藏书楼取名是藏书达到一定规模后才有的。在台州第一位藏书家陈贻范所建的庆善楼也是第一座有命名的藏书楼。清代前，台州藏书楼已有命名的不多，到了清代，藏书处有室名斋号的就已比较普遍，因为彼时文人骚客，书家画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已的斋号。
总的看来，台州私人藏书楼号以堂、阁、斋等名号为多，也有楼、馆、轩、室等。其中以显示楼主志向、情趣命名为多：康吉堂、养浩斋、退乐堂、知还堂、添香吟馆、慎余书屋、三之斋、知非求是、函雅堂、崇雅堂、知所止斋、知止书巢等。如退乐堂体现的是谢晟孙坚不仕元、退乐休养之决心；养浩斋、添香吟馆、函雅堂、崇雅堂等，表达的是一种情趣；慎余书屋（《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三之斋、知所止斋、知止书巢反映的是对人生的勉励；康吉堂寄寓了书对心灵的润泽，“夫心恬于义理之谓康”，“家裕于义理之谓吉”。① 形容数量之多的有：万卷楼、万卷阁，取名万卷只是取其整数，其实际数或许不止万卷，如陈孚的万卷楼，“其书之藏，以卷计不啻万数，而曰万卷焉，万盈数，总称之也”①。
以环境或特点命名的：肖岩、白云深处、鸥园、东壁楼；“石庵”的取名是因蔡瑞门前有一石，温润如玉，特以名楼；“寒石草堂”是项士元向陈忠节之裔购地于杨柳巷之南，并购“谁园”废石置于庭前，因命之，“谁园”是忠节之士小寒山陈函辉的故宅，故石曰“寒石”，取名体现了项对陈的人格有景仰之意；秋籁阁起名，因风过竹松，如闻秋籁，项士元在《秋籁阁之残影》中说，“（秋籁阁）南瞰佛窟诸山，俯视粟园，翠竹苍松，间以杂树，风过屑屑骚骚，萧槭相和，秋籁阁之名诚允矣哉！”王咏霓为《秋籁阁图》作序时也云：“黄子生长松之阁，画而咏， 有声从林际来，倾听之，意甚适也，因以秋籁阁名其阁。” 显示尊经好古之意：敦书乐古斋、枕经阁、传经楼、读古楼。
也有用典的：如小停云山馆是取意陶渊明诗，陶渊明有一首著名的《停云诗》，诗前旁曰“停云，思故人也”，当然也有追慕前贤文徵明的意思；卢克三的秀当楼，楼名出自“南山当户秀”诗句。
也有得珍贵藏书，欣然以之命名的：柯九思曾得晋人《黄庭内景经》真迹， 因题其室曰“玉文堂”。郭协寅的“八砖书库”，是因得八块古砖而命名。
追念先人的：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起名怀有追念之意，葛氏之父原先建有绿阴室，与友朋在其中读书谈事，不亦乐乎，后被炸毁，葛氏非常怀念先前的读书之境，因而取名，初名“补绿阴室”，后改今名。
（五） 台州藏书印文化除藏书楼外，体现私人藏书文化的物质载体还有藏书印。中国历史上，见之于古书画上的第一枚钤印，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字，钤于皇家藏书上，之后臣民效仿，后世竞趋，历代的官、私藏书上便有了难以计数、五花八门的藏书印。
台州见之于史册的最早藏书印出现于宋代，为贾似道的印章，贾氏刻有多枚印章，且风格别具，有葫芦形的，有曲脚形的。元代的藏书印属书画家柯九思为多，在鉴赏完书画后要钤上“柯氏真赏”等印。另明人陶九成也有数枚藏书印。总的来说，宋、元、明三代发现的印章不多，且以士大夫和画家为藏书钤印的先锋和主力。到了清代，台州私人藏书钤印成风，几乎每一个文人、藏书家都刻有印章，有的藏书家的印章竟达数十枚。有些藏书家有钤书印之癖，如临海郭协寅，项士元曾从戴勖屏处借得郭氏之书，其书每卷印章累累。
印章的款目和形式各不相同。就刻印方式而言有阴文、阳文，就形状而言有圆形、方形，就内容而言除名章外，加入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情趣章。有的藏书家还精通篆刻、书法，自己设计篆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如临海“秋籁阁”主黄瑞，工篆刻，私印很多，所刻各印刀法不一，大小殊致，其为张夫人所刻三印，文曰“丹徒”、“张娴”、“守仪女史”，“印皆极小，字画如丝，洵闺阁中之雅玩也”①，甚为当时人所称赏，其自刻的藏书印也当有很高的观赏水平。
这数枚到数十枚不同形状的藏书印，也是藏书家们精神生活的一方天地， 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作为文人生活的雅趣，在此我们对此略作分析。藏书印就印文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１．名章这类藏书印最为常见。印文内容多为姓名、别名、字号，也有的刻上馆斋。
如冯甦的“冯甦之印”、“冯再来少寇印章”，宋世荦的“世荦小印”，王咏霓的“咏霓”、“小字子裳”，叶书的“叶氏藏书”，葛咏裳的“葛咏裳字叔霓”等。以馆斋入印的有洪颐煊的“倦舫在小停云山馆东”，叶书的“荫玉阁”，齐召南的“曹源书屋”。
有的藏书家刻上里居，如黄瑞有“华严山下人家”、“家居产圣村”等。
２．鉴赏章鉴赏章也很常见。这类藏书章往往在名字、别号后加刻鉴赏、珍藏等字样，以示藏书家对该书作过收藏、鉴别、珍赏等举动。如柯九思有“柯氏真赏”、“柯氏秘笈”，杨晨有“台州杨定孚鉴藏图籍”，郭协寅有“石斋手抄”、“石斋经眼”、“石斋过眼”，洪颐煊有“临海洪颐煊过眼”，黄瑞有“黄瑞借读”、“子珍所见”、“辛酉乱后临海黄瑞购”、“子珍闽南游稿”、“黄氏秋籁阁寄存”，王舟瑶“黄岩王玫伯校阅金石文字印”。
名章与鉴赏章两类在台州私人藏书印中占７０％以上。这两类共同的特点是印章上都刻上藏书家的名姓字号，表达所有权，这是印章最初的使用方式， 表明某物为某人占有、使用等，简单明了。这同时也反映了一类藏书家的心态，即借书扬名。钤上藏书印的同时，将自己的名字盖在书籍上，与书一同流传，是不少藏书家的心愿。如书更是珍贵，那么钤印表明占有此书，也是一件无比荣耀之事。
３．训诫章训诫章多以成语、警句、典故、诗文入印，常常用来抒发印主对治学、处事的态度以及对书籍的眷恋。台州训诫类的藏书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反映藏书家子孙相守的愿望的，如洪氏之印“子子孙孙永为宝”、“子孙宝之”、“子孙世守”、“子孙保之”、“承先遗后”等，贾似道也有一枚藏书印“贾似道图书子孙永宝之”，虽然贾氏醉心声色，但对于载道的书籍却同样热爱珍藏的态度，又不得不让人感叹。由爱书而惜书，从而引出不愿借书与人的想法也有，如洪颐煊的“鬻及借人为不孝”。
另一类是反映藏书志向的，如郭协寅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专聚三台一辈书”，就体现了藏书家对于收集乡邦文献的专注和钟爱。
４．情趣章情趣章大多是抒发个人情趣和心态的，此类藏书章内容可自由拓展， 更可淋漓尽致地表达自我。如表达淡泊处事，与世无争心态的有洪颐煊或为洪瞻陛的“宁静以致远”，洪氏晚年幽居小停云山馆读书，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郭协寅的两枚印章“小桥流水印沧州”、“别出新意成家”，也体现出别样如流水的心境。
黄瑞也有一枚情趣章别具个性，“一恨名山未游二恨异书未读三恨美人未遇”，将名山、异书、美人放在一起，认为拥有三者是人生的最大乐事，有憧憬、有向往，在旁人看似枯燥的旧纸堆里，尽情享受人生快慰。
文人有时是自嘲的，台州私人藏书印中也有体现，如葛咏裳有枚印就名“无赖酒徒”，这是对自己嗜酒的戏谑，是对一般文人清高、拘谨形象的一种叛离，显得狂放不羁。藏书印是其释放、展示个性的自由天地。
贾似道是纨绔子弟，其藏书印中也有反映其纵情享乐的心态的，如“贤者而后乐此”。他制作的印章别出心裁，而且极其奢华。其“封”字印，相传为古玉所制。印章甚多，有十数枚之多，其形状有曲脚形的，也有葫芦形的。其印章的华丽与其身份的显赫，反映了宋代部分贪官奢华腐朽的生活状态。
藏书印过度滥用，会损害和糟蹋图书的本来面貌，有“美人黥面”之嫌，但若运用恰当，不但为后世人了解图籍的授受源流提供依据，而且还能增添图书的艺术性，提高审美价值，为藏书提供一份乐趣。
（六） 藏书过程藏书家的藏书行为贯穿于整个藏书过程中，因此藏书过程本身也蕴含着藏书文化内涵。藏书过程可分为图书的收聚，对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和藏书的遗散三个部分。
１．图书的收聚藏书过程中，第一步是图书的收聚。台州藏书家获得书籍的途径主要有四方面： （１）购买。以钱币易得书籍是私家藏书扩增的主要方法之一。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印本书已相当普遍，因此购买已成为藏书的重要来源。文献中市书、购书事例已不鲜见。如林师蒧“远求近购，积至数千卷”，但由于家贫， 无钱购买，有时只能“质衣货家具购书”①，连其妻之嫁妆也被典卖殆尽。蔡瑞石庵藏书，是“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王汶多购古今书籍，藏于书楼。王公乂，淡泊无所嗜好，唯市书积数千卷。孙九叙，好购书，延良师以教子。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立朝时间不长，且社会多动荡，因而继承先人遗书，在藏书中占很大比例，购书事例相对少些。明代史料记载不明，但黄孔昭万卷书籍，和谢铎的朝阳阁藏书，也多为购求所得，由此可见其他藏书家藏书中，购书也是藏书重要来源。
清代出版业更加发达，书贾业繁荣，置书更为容易。台州藏书家中，从外地购书现象普遍，他们大多为出官外任时，在当地或沿途购得。如冯甦“年来往还滇洱间，残编断简，以次购集”①。宋世荦辗转各地任职，常去访碑购书，引退时已有书万卷；洪颐煊在广东时购买了不少卷册，盖因广东卖旧书的多，而收藏人少，价格不昂，对于经济不很宽裕的洪氏，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藏机会；王棻、王咏霓、王舟瑶等人，利用职位之便，每到一地广购博览；葛咏裳的藏书大多购自北京，北京有很多书肆，得书容易，十年间葛氏购得书万余卷；黄濬任官彭泽时，购得万余卷；项士元在杭州工作时，买了不少书，就聘于浙江图书馆时，“所得馆俸，悉购旧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又购得杭州藏书家散出之书，其中有不少罕见珍本。
台州不少藏书家很少出台州，其藏书也有很多购自本地的。所购之书来源有三，一是来自书贾，如郭协寅曾从书贾购得《滇考》初印本，然仅止上卷。
二是藏书家散出之书。如李诚藏书散出时，价格非常便宜，也在本地流散，应有部分为本地藏书者所得。潘氏三之斋购得郭协寅的旧藏本，屈光映购得忆绿阴室的旧藏本，项士元购得的不少乡邦文献，都是此类，即从藏书家到另一藏书家之间的流传。这时的藏书就像接力赛，“你方唱罢我登场”，使藏书得以代代相传，珍贵的书种续传不灭。三是其他处，一般为书作者之后裔，如郭协寅购得同乡洪若皋之《左传正业》，“《左传正业》世罕流传，余从故家购得知正堂写本”②。
（２）抄写。抄写自古以来就是增藏图书的重要手段。在印刷术还未发明的唐代以前，它还是产生图书副本的唯一手段。宋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的广泛使用，致书较易，抄写之风仍盛行。古人抄书原因有以下：一是世人著述未为尽刻，有相当一部分只有抄稿本流传，二是书籍之中秘本，如当世罕见者，非抄录则不可得，三是抄书乃读书之一法，且精抄本，别具艺术价值，鉴赏情趣。
台州藏书家也如此，很多藏书家手不释卷地抄，甚至以此为乐。比如在宋代，林师蒧抄书是出名的，其藏书除部分购求所得外，一部分也是抄写而来，即使藏书很多了，仍然抄写不倦，“近购远求，家已数千卷，犹典衣传抄恐晚”①。
即使在印刷业相当发达的明、清二代，藏书家的抄书之风仍然盛行。如戴勖屏“生平无他好，唯癖储书，尤留心地方文献，喜抄书。晚年家贫，仍抄写不倦”②。郭协寅由于家贫不能买书，他的书大多都从同乡宋世荦处借抄来的，每每见到善本及其藏稿，便录副以归。所抄“或行或楷，工整可观，素不草率。”③ 所抄数量甚多，有数百种。黄瑞的秋籁阁藏书，亦大多为辛勤抄录所得，路桥杨晨在《瀛洲咫闻》中称他“收藏台人著述最富，多旧抄本”。晚清临海叶书藏书３万多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④。
有时碰到极罕见的本子，不能购买或赠送获得，藏书家们只能抄录以藏。
如王咏霓得宋黄岩车若水《脚气集》，就是下榻于四明（今宁波）陈氏旧雨草堂时，从其书架中检获，没有别的方法占有，只能录副。杜范之《杜清献集》为泰州藏书家钱馨伯所有，王棻也只能抄录一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有些资料来自公家，不能出借，只得抄录。比如王彦威，其所藏多为朝廷外交档案，由于这些档案的特殊属性，只有抄录才能保存，为以后刊行《清季外交史料》打下基础。谢铎亦曾于官府秘阁中抄得部分藏书，如台州著名的方志《（嘉定）赤城志》，就是谢氏就秘阁中抄录所得，《（嘉定）赤城志》明谢铎跋中记：“成化丁未（１４８７），余始得是《志》于秘阁中，遂手录以出。”之后林鹗、黄孔昭又从谢处抄录。杨晨所藏谢铎《尊乡录节要》、《拾遗》，是其在翰林院任职时从中抄出。齐召南所藏很多珍秘之本来自《四库全书》，是其任内阁纂编时有机会从中抄录。
藏书家抄写一般都为自己动手。但有时为了赶时间或其他某种目的，会请人代抄。如王棻在京师时得朱右的《白云稿》，就请多人代劳，李芳春、周郇雨、杨晨、王咏霓、葛咏裳等都是台州名贤。晚清抄本中有一本《三台文献录》， 即为王舟瑶托多人所抄，该书第二册书口下端还记有抄写者名氏如鲁祜、祜、李仕、李、文、云等。
藏书家抄书是为了保存，因此他们有时会用特殊的纸书写。如王舟瑶托人抄写的《三台文献录》，是用印有蓝丝■的元书纸，靠书根处印有“光绪赤城三志稿”诸字。王棻曾抄录有王诗《缶鸣集》，此抄本用纸为印好的“台州先哲遗书九峰图书馆抄本”（中缝）蓝格纸。有时如失去抄写者姓名，亦可根据书写纸的特点，判别是谁家抄本。
（３）赐赠。赐赠也是丰富藏书的途径之一，其中有包括朝廷赐书和朋友亲戚赠书。朝廷赐书一般是皇帝宠幸的大臣或皇亲国戚比较有机会获得。明代很多藩王的藏书就是皇帝所赐。台州历史上贾似道曾是权臣，《清河书画舫》称：“似道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 “乞请得之”实际上是向理宗、度宗请赏的方式将内府珍藏转为己有。其中复州裂本《兰亭》就是其受赏赐的藏物之一，元陶宗仪曾记：“复州裂本《兰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赐贾平章一百十七种，此其一也。”① 另柯九思也曾受赐，柯氏任奎章阁监书博士时，于书画鉴定成就突出，深得文宗皇帝宠爱，“特赐牙章，得通禁籍”，并蒙赐李成《寒林采芝图》予他。虽然朝廷所赐不多，但所赐之物一般都是精品，且是荣誉的象征，收藏家们会倍加珍爱。
朋友亲戚相赠的，如谢堂，其收藏也因亲友赠送有所增益，周密《云烟过眼录》载，“谢奕修养浩斋所藏书画数十种，并贾宪师故物，惠送谢堂”。宋世荦之子经畲，有父遗风，亦爱好古砖，其自记得砖之途云：“予不敏，从诸君后，足不能登山，手不能淘井，目力才及寸许耳，万无获砖之理，幸诸厘米其畸零副块以相饷，一如残盏冷炙，藉饱老饕也者。又诸君得砖，手加洗剔，遇文字模糊，辄举以畀予，予斯受之，又如朋友通才、指囷相赠也。”②上述经畲所述虽有自谦之意，然也说明朋友相赠是其获得藏物的途径之一。
（４）交换。通过交换获得所需图书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中以藏物换藏物较为常见，其他的也有用土地、器物乃至奴婢、官爵等相交换的。虽然此种来源并不多见，但台州藏书史上也时有见之。前者的见之于柯九思，康里巙巙题《定武兰亭五字损本》云：“《定武兰亭》此本犹为精绝，而加之以御宝，如五云晴日，辉映于蓬瀛。臣以董画于九思处得之，何啻获和璧随珠，当永宝藏之。”柯九思用其《定武兰亭五字损本》换得巙巙藏董源的《水石幽禽图》，这是柯氏后期收藏观改变后所为，后期他更注重名画的收藏，往往让出法帖。
台州藏书家大多都以自己的资财和辛劳为代价获取书籍，但也有少数人通过权势巧取豪夺。贾似道便是一例。贾擅国柄，收藏的书画除皇帝赐赠外， 还令门客陈振、谭玉、赵与柟等人，通过很多手段广收奇玩珍宝、法书名画。不少人投其所好，“当时趋附之人尽心搜访以献”。吴兴向氏、宋氏三世好古，多蓄法书名画古器，时有人刘暄（字渊道），以计取其籍，献之贾似道，贾氏遂按图尽索之，皆六朝神品。贾氏在当时权势熏天，甚至连皇室宗亲都要攀附于他， 赵孟坚就曾送他唐人《马上娇》图。
藏书家中多学问渊博之士，他们终日与书为伍，自有书之因缘。如桑梓文献刊刻之前请他们作序，他们就有可能得书。这从杨晨与《天台山方外志》可见。虽然杨氏为得此书，曾于天台山方广寺内遍阅藏经，又于京师等各地到处搜访，终是未得。一日天台僧敏曦欲刻此书，讫杨氏作序，杨氏才得获见此书。
后来杨氏崇雅堂应藏有此刊本。因藏书家的名望学问，由其鉴别，或将珍罕之书示之同好，他们亦可能由此得书。如黄濬、王棻得《委羽山志》，即是由人出示或由人告之。
２．对藏书的整理和利用收集到一定数量的书籍之后，就需对典籍进行辨别、分类、保藏、管理等活动，以保证图书排放有序，更好地得到保存，从而更方便地加以利用。对藏书的整理利用，主要包括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校书、刻书等内容，图书的利用方式有两种：保守和开放式。因此本节拟从以下四方面分述： （１）对藏书的整理编目藏书多了，就需对书籍进行排列整理，因为藏书繁富，如不作整理则杂乱无序，寻检维艰，更谈不上辨章学术，虽有其书，实亦若无。故藏书家、文献学家郑樵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九流百家各有条理，虽亡而不亡也。”因此对藏书的整理编目是藏书达到一定数量后的必然结果。
书目的编纂最早是在公藏中出现，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是最早的公藏目录。私人藏书目出现略迟于公藏书目，齐梁间的任昉家可能就编有家藏目录，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 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① 宋代随着私人藏书的繁荣，目录学大发展，私家目录超过了官修目录，出现了三部重要的私家目录学著作：一是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二为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三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开创了解题目录的形式，《直斋书录解题》仿前者用解题形式，创立纪录版本的先例。《遂初堂书目》可查到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图书及其流传和印刷情况，为第一部版本目录。
至明清代，私家藏书目录成果不胜枚举，其中著名的有钱曾的《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形式更是多样化，不仅出现了专科目录、善本目录，还出现了版本目录。
考台州所撰私藏书目，最早为宋代的《庆善楼家藏书目》，元、明亦有书目， 但所编不多。清代目录学成为显学，台州所编书目遂多，其中有《保蕴斋书目》、《八砖书库目录》、《敦说楼书目》、《秋籁阁书目》、《兰雪轩书目》、《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慎余书屋书目》、《默庵藏书目》、《崇雅堂书目》、《秋灯课诗屋书目》、《鸿远楼藏台州书目》、《倦舫书目》、《精一堂书目》、《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等。台州藏书家不仅对藏书进行编目，还对所藏金石书画等专门类别进行编目。台州藏书家重视乡邦文献的特点在藏书目中亦有反映，不少藏书家特地编有台州书目，如叶书编有《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项士元编有《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金嗣献编有《鸿远楼藏台州书目》、陈树钧编有《台书存目》等。
台州藏书家所编书目多为比较简单的书目，只记作者姓名简介，卷数版刻等基本的信息，对文献进行初步汇总。比如金嗣献所编的书目，只注明著作者之履历，序跋者之姓名，卷册数目版刻存否等信息。《荫玉阁台州故书总目》按作者时代先后为序，亦仅记书名、作者、卷数，临海博物馆所藏可能为项士元抄，此目前有项氏识云：“此为叶伯丹明经荫玉阁所藏台郡先哲遗著之目录也。
明经殁后，全部藏书归予寒石草堂。但今检敝藏，《镜园藏稿》、《临海续志》、《金石稿》等尚属缺如，又陈涣中《白云楼摘稿》曾亲见于阁中，此目未有，殆未全之簿录。” 陈树钧《台书总目录》除记先代、书名、作者外，还记册数，并记作者之所在县，如是抄本，在作者下端注“抄”字。临海博物馆所藏书目抄本，写在红格本上，字体端正，抄写工整。《临海许氏小石室藏书目录》记作者、卷数，如有序跋，一并标明。不过此目仅记清代之书。
这些书目虽然简单，却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一个藏书家所收之书的总体概貌。因此，如果能对台州历史上的藏书目进行综合，就能大致反映出台州历代文献的收藏和流通情况，私人藏书目其实是十分有用的情报资料。
除私藏书目外，还有私撰书目，即以一人之力著录社会上流传图书而成的目录。台州的私撰目录有《三台金石略》、《台州金石考》、《台州艺文略》、《临海著录考》、《台州经籍志》等。台州藏书家偏爱桑梓文献，编成多部地方文献目录，最后项士元汇总各家所藏或所录著作目录，编成台州史上地方文献的集大成著作《台州经籍志》。《台州经籍志》采录了自隋以至近代台州所属各县人士著作，共四千余种，基本上反映了台州一郡自隋至民国初文艺之概况，是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目录学著作。该书大体上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在分类中又吸收了目录学的新思想，形成三级分类体系。如在总类之下又分子类，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经总、四书、乐、小学１０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奏议、传记、史抄、谱牒、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１６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格致、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说家、释家、道家１５类；集部分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５类。部分子类又续分属类，如传记类下分杂录之属、分录之属、总录之属；地理类下分都会郡县之属、河渠之属、山水之属、古迹之属、杂记之属、游记之属；职官类下分官制之属、官箴之属；政书类又分通制之属、仪制之属、邦记之属、军政之属；目录类下分经籍与金石之属，杂家类则分为杂著之属与杂编之属。
《台州经籍志》不是一本简单的书目，而是深得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髓，书目之下皆有解题，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目录学著作。“是志分类则略依纪氏库目，解题则仿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复遵马氏《文献通考》、朱氏《经义考》，详载序跋论断存佚；参《铁网珊瑚》、《天禄琳琅》，间采题跋姓名、收藏印记，盖欲藉以阐发潜幽。”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姓名、时代、籍贯，今存者略著其版本，未见者注“今未见”，确定已佚的注“今佚”，书名下标明出处，以存著录源流。著者名下，或考其出身仕历，或录各书序跋及诸家评论， 取材较丰，考订周详。
《台州经籍志》成书之后，受到广泛好评，当代著名学者马一浮称之“考证详密，大裨文献。”章箴（章太炎之兄）也给予了很高评价，称其“合已见未见之四千余种，一一派别支分，各从其类，虽义例不离四库，然撰人爵里事实，本书序跋，诸家论断，苟有可考，悉皆甄录而无遗，可谓洋洋大观者矣。以视瑞安孙氏之《温州经籍志》，吾不知何如。若钱唐吴氏之《杭州艺文志》，则敢决其有过无不及也。” 其实《台州经籍志》视《温州经籍志》也是后来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台州经籍志》是台州藏书家收藏、研究地方文献而结出的最重要的目录学成果之一。
（２）台州藏书家之校书古人抄书难免有鲁鱼亥豕之别，容易出现讹字、缺字，或者有衍文，刻本也有同样状况，往往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因此藏书家都重视校书。孙从添说， “书籍不论抄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学者所校之书，因内容完善，错误少，往往被世人所看重，有“善本”之称。一个藏书家所藏善本之多寡，也反映着其藏书质量的高下。
为了提高藏书质量，为学习研究提供更可靠的资料，台州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也重视校书，他们对所藏之书仔细校对，互通有无，修补错漏，尽量保存版本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如宋代林师蒧“书法名帖亦数千卷，每一卷入手校雠考订，继日忘夜”①。明临海林鹗爱藏书，如闻人有奇书，必想方设法求之。到手之后，亲自校对。如发现有疑义，必“访其善本是正”②。明代藏书家谢铎在重修郡志时曾就多家参订校对，他自己藏有秘阁本《（嘉定）赤城志》，后又访得东门周氏本，不久叶先生之孙定中又取来家藏本，此三者皆嘉定间刻本，谢铎“因得彼此互订，以从其是”③。
清代朴学盛行，更是讲究字句的出处和精确度，因而校书更是学术的必要前提。清代出现的藏书家中，在校书方面，洪颐煊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洪氏校《穆天子传》时，所用底本为“郑本”，并参照“吴本”、“程本”、“汪本”、钱塘赵君坦所校吴山《道藏》本。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又从前代类书古注等著作中择取《穆传》引文用以校勘，还吸取了钱大昕、孙同元、洪震煊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其校勘成就超过了以前任何人，成为“今本中最善者”。宋世荦也重视校书，他当时所编的《台州丛书》之乙集清冯甦《见闻随笔》，就曾借郭氏所藏抄本互校。
李诚敦说楼里藏书数千卷，中多善本，也经其多次校过。叶书博学多识，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他受邀编写《临海县志》，兼摄补遗，并负责全书校订。“凡前志之舛误而有疑似者，缀案语于后”④。郭协寅凡有入藏之书，均仔细校对，如他所藏《滇考》一书，在比较诸家传抄本的同时，又借同乡黄润川之手抄之本， 重加补校，遂成全书。黄岩学问家王舟瑶曾校过不少书，其所校书，有《台州书画识》、《说郛》、《容庵集》等。
台州藏书家们的校书之勤从王棻所得《白云稿》的过程就可以窥见一斑。
同治辛未（１８７１），余集京师，假朱伯贤右《白云稿》五卷，嘱同县蔡竹篪、李子笃庆、临海周黍香郇雨、太平陈尹珊莹、天台范聘石珍、仙居李天隐芳春分卷缮录，而同县杨定夫晨、王子裳咏霓、临海葛逸仙咏裳、瑞安孙仲容诒让为之雠校，既毕携归，而临海黄子珍瑞又覆校焉。考《四库全书总目》，谓《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是伯贤之文传世者止于此矣。光绪甲午（１８９４），钱塘丁松生丙以新刊《徐始丰稿》见赠，其附录中有朱右《知学斋记》，为五卷本所未有。乙未客杭，寓丁氏求已斋中，问所从得，则松生所藏《白云稿》自六卷至十一卷灿然完备，《知学斋记》则卷六第一篇也。亟假其书，属友人录副以归。① 王棻先在京师抄得五卷本《白云稿》，分别由杨晨、王咏霓、葛咏裳、孙诒让等数人校对，回到临海后又叫黄瑞重校。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知杭州丁丙藏有其他版本的《白云稿》，于是又赶赴抄录，对原先所藏本加以补正。对一本书如此，对其他书也是如此。正是这样一遍遍的不厌其烦的缮录、校对、补正，才保证了藏书的质量，为学习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３）台州藏书家之刻书清人张海鹏认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其道不更广邪？”因此很多有识的藏书家，在藏书的同时也进行刻书。五代后蜀的毋昭裔是第一位见诸史册从事过刻书的藏书家。
台州的刻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南宋初年，台州刻书业已具规模，台州是南宋浙江主要的刻书地之一。当时公使库、郡斋、寺院均有刻书。而且台州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著名的刻书家唐仲友，所刻之书颇为精湛，尤其是《荀子》， 可称得上宋刊中的上乘之作。其时刻书以官刻为主。私人藏书家刻书甚鲜。
明、清时代，刻书更加普遍，一般平民，如稍有资力，便可刊刻。因而明、清私人刻书大为盛行，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地，掀起了私人藏书家刻书的高潮，其中著名的有毛晋、鲍廷博、黄丕烈等人。刻书者的地域分布也有其特点，如江苏藏书家多以刻经书为主，浙江藏书家多以刊刻丛书为主，而安徽藏书家则以版画为特色。处于浙江的台州藏书家，受风气影响， 也积极投入刊刻的队伍中去，作出一定的贡献。清代台州私家刻书大多以书斋、藏书楼署名。临海洪氏小停云山馆、叶氏荫玉阁，黄岩王氏后凋草堂、牟氏（牟浚）耕读堂，天台齐氏（齐周华）寄生草堂、（齐毓川）研古斋，张氏（张廷琛） 两铭楼，太平江氏（江涵）培桂轩，仙居王氏（王镜澜）留余斋等，刻书较多。由上可见，台州藏书家群体是台州私人刻书的主力。洪颐煊不仅是台州最大的藏书家，在刻书方面，也有优秀的成绩，其所刻的《蜀水经》、《穆天子传》、《平津馆读碑记》等书，对于书的流传刊布有一定作用，其中《穆天子传》是孙星衍《平津馆丛书》里的一种，其“鉴别之精、校订之确，洵能备三善而能绝五弊”。台州藏书家刻书也以丛书为主，有地方性的丛书汇编，如叶书的《荫玉阁丛书》、宋世荦的《台州丛书》、王棻的《台州丛书续编》、杨晨的《台州丛书》续集、后集、己集、金嗣献的《赤城遗书汇刊》、李镜渠的《仙居丛书》、临海李镠《钟秀盦丛书》等，其中尤以宋世荦的《台州丛书》为最著，这是国内刊刻的第一部比较完善的地方丛书。台州所刻还有不少私家单撰丛书，最早者为临海洪氏《传经堂丛书》，后来有太平戚学标《景文堂丛书》、路桥杨晨《崇雅堂丛书》、天台张廷琛《两铭楼丛书》、临海秦氏《四休堂丛书》等。
台州藏书家刻书多数处于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年期间，这与直隶（今河北） 学者张之洞的提倡也有一定关系。张之洞曾作《劝刻书说》，号召社会人士翻刻古代文献，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叶德辉说：“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相倍。” 台州藏书家刻书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惧文献消沉，为古人续命。一些书籍历经千百年，辗转传抄或翻刻，讹谬滋生，又历经残酷的兵攘、无情的水火，很多都残缺败坏，真正流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一些藏书家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刊刻秘籍，使之化身千万。在台州，洪氏所刻之书如《蜀水经》、《穆天子传》等，就是罕见之书，其刻书是为使之保存并流传。另外，地方性文献，由于名不见经传，流传少，更易散失，台州刻书家尤为重视的是对这方面内容的刊刻。台州的数种地方文献丛书即是此类。
清末台州藏书家为保存文献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西方文化东入。清末民初中国动荡，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文明也随之传播。面对与之迥异的文化型态，中国耆宿鼓吹者有之，害怕者有之。一些人更是惧怕几千年的文化会被迎头冲来的文化撞击得粉碎，于是拼命护持。如黄岩藏书家金嗣献刊刻《赤城遗书汇刊》即为此。他在序中说：“今则世变日亟，国粹将沦，邪说淫辞，鸱张猬集，等六经如土苴，袭西人之毛皮，若不亟加表章，窃恐百十年后欲搜汲冢之虫文，补羽陵之蠹简，亦不可得也。”① 其次，刻书为了“传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困蒙”。台州藏书家刻书保存流传，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后来人学习研究，从中受惠。冯甦重刻王士性的《五岳游草》，是因为该书是“抱不世才，举险谲幽奇种种莫可名状者，以三寸管罗聚几案间，是又萃天地之大文章以自成其文章也”，是奇才妙笔，然两经剞劂，藏板俱失，冯氏恐妙笔湮没，才加重梓，“俾后之君子披览是书，或有才而啬于遇，欲游未遂者，不出户庭，展卷如对。即有一二高贤能如先生之游，亦将问途于已经，神交于异世”②。冯氏希望该书的光华对后来人有所裨益。
其三，刻书为了发表个人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和文化交流。如洪氏所刊自撰的《读书丛录》、《筠轩文抄》、《管子义证》等，戚学标自刻的《毛诗证读》、《读诗或问》、《三台述异记》等，便属该类。他们为了读书做学问而将自己著述进行刊刻，如果请人代刻，不但豕鱼鲁亥，各类差错比比皆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倒不如自刻方便。
藏书家刻书，需要一定财力，台州藏书家中有实力的不多，有些藏书家有心想刻书，然财力不足，不得不放弃。如黄瑞晚年谋划刊印《秋籁阁丛书》，并鸠集刻工已刻活字万余，终因资金跟不上，不得不中途而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４）藏书的管理方式古代藏书家对藏书的管理方式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封闭式的藏书家，在古代私藏中，占大多数，因为藏书家深知聚书之苦， 也知散书之易，所以谨守其业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宁波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就是典型。范钦在世时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为了避免书籍流失，还将阁门和书橱的钥匙分房掌管，这样进楼的机会就更少了。数百年来，六七万卷的典籍尘封于楼内，少有人阅览，导致藏书的利用率极低。
从史料来看，台州藏书家也是前者为多。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 应是相对闭守的。洪氏藏书印中有多枚为“子孙宝之”、“子孙守之”等内容的印章，从这可看出，他们对图书非常珍视爱惜，有演变到为书看护者的角色的趋势，有一枚印却是“鬻及借人为不孝”，更是直接道出了封闭式的藏书心态。
洪氏藏书楼一般人也是极难入内的，在《秋籁阁藏书记》中，项士元记述了黄瑞部分藏书得自洪氏馆中：“洪氏小停云山馆，为筠轩先生颐煊故庐，庋藏书画， 著称浙东。茂才应馆主子霞茂才之聘，寝馈其间，课读数年，馆中所藏金石书画及清代名儒手迹，悉为玩览，间加札录。”如不是受馆主洪子霞之聘，黄瑞恐怕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心态在台州其他藏书家中也时有反映，如清代临海潘日初为了告诫子孙，还特意在书橱上贴一条子云“余买书千余卷，留于子孙看读，如有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但愿世守文、行、忠、信、仁、义、礼、智八字。”“私自借人，作不孝论”与洪氏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异曲同工，同样体现了“书不出阁，不能借书于人”的封闭式管理模式。
封闭式管理图书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书，但也往往禁锢了一些稀传孤本古籍的流传。这些古书“举世不得寓目”，“使人致疑于散佚”，甚至还会随着藏书楼的湮灭而失传。近代学者陈登原先生就曾说过：“居尝谓保存古籍，端赖藏家。然摧残古籍，藏家亦有罪焉。”这里摧残古籍也包括藏书家对图书的禁闭。然而在古代，藏书家收藏书籍只是个人自发的行为，对图书的禁闭，其深层的原因是由封建性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自产自销、相对封闭的特点，使得藏书家们很难超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因而在行为上有不可避免的自闭性。所以今天我们看古代藏书家们的某些行为，也不必过于苛责。
然而台州藏书楼的封闭也是相对的，当友朋亲戚需要时，藏书家们也会慷慨解囊。比如观念中深藏“鬻及借人为不孝”的洪氏家族中，借人于急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王棻刊行《台州丛书续编》，其中弘治版《赤城新志》所据底本就是借洪氏小停云山馆抄录的。《（嘉定）赤城志》是台州地方名志，虽经明代谢铎翻刻，但至清代流传甚为稀少，郭协寅为保存桑梓文化，欲进行重刻，但他所藏谢氏刊本不全，只得其半，他就从洪氏藏本中补抄，才得全帙。黄瑞秋籁阁藏书也曾多次借予同乡谢咏雪、叶书等人阅览。清光绪间，临海志局重修郡邑志，向黄借书，黄又出借藏书多部。从这些事例可看出，即使闭守型的藏书楼，也并非完全封闭，一些藏书家将“鬻”与“借人”列为不孝，究其原因是怕图籍流失，但当图书关乎家乡图书事业或对人有用时，他们也会作出相对开明的举动。
台州藏书家之间相互抄录活动频繁，也说明其在私密之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借人助刊的也很多，如温岭陈树钧所藏中有十数种书曾借于人，其中有《久庵文选》、《绿天亭集》等图书。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也同样靠的是许多藏书家的帮助。
台州有些藏书家观念不那么保守，如前所述为台州培养人才的藏书家如王所、陈孚、王棻等人，他们的藏书更加注重藏书致用的特点。即使其他的藏书家，也可能对某些人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供其阅览，并非像私密成性的江苏藏书家钱谦益那样吝啬，连同图书见一面也成奢侈，有的也说成无。
３．藏书流散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开始，亦有它的结束。就私人藏书个体而言，其过程是相当短的，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从藏书的收集到散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走完整个过程，藏书楼才终结了它的使命，藏书家也完成了其在藏书史中的一小节书籍保存历史。因此藏书的流散及去向，也是藏书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探讨。这对于了解书籍的流向有很重要的意义。
藏书的流散从大处来分主要有三方面：藏书受到人为破坏，藏书受到自然破坏，以及藏书的转移。
（１）藏书的人为破坏政治经济因素与藏书的兴衰密切相关。私家藏书在发展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最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迅速、最明显的，是在政治形势方面。安定、昌明的政治局面，必然为私家藏书事业提供一个自由积累的机会。反之，严厉的政治控制，自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文网”，窒息文化事业，限制私家藏书的发展；极端的政治冲突，更会引起战乱，对典籍造成极大的破坏。① 牛弘早在隋代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五厄”之说，明代胡应麟续之又提出“八盛”、“八厄”之说。虽然他们针对的是公家藏书，私人藏书的命运一样地与此攸切相关。
这一点从台州藏书史上也可反映出来。如各代建朝之初，私人藏书人数往往较少，而在中期后藏书业繁荣。到末期，政治的冲突，特别是战乱，对藏书影响尤其大，私人藏书不论是规模还是藏书人数迅速锐减，很大一部分书籍在战火中化为云烟。
古代台州史料上有明确记载藏书毁于战火的主要有三次，一次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一次是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再一次是近现代的日军侵略和抗战时期。明末清初，因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台州社会动荡不安。洪若皋为避战乱进行迁移，藏书才得以保存，而在其居住地临海，私人藏书遭受破坏的不计其数，当时台州城中屯兵十余万，“军人搜士君子家藏书，拆毁编辑以裹甲铠，寇退后闾里无片纸之遗。”② 太平天国运动时，临海城曾是忠王李秀成屯兵之地，在这一次暴乱中，私人藏书受到严重摧毁。台州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的三四万卷藏书此时付诸一炬，从此一蹶不振。宋世荦的古铜爵书屋也在这场战乱中被一场大火烧毁。同时，葛凤喈的绿阴阁藏书也被破坏，万卷藏书，悉成焦土。台州城中最著名的几座藏书楼同时遭劫，这对台州私人藏书来说，也是一大厄。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略中国，中国多数地区沦为战场，日军敌机同样盘旋在台州城上空，不少私人藏书也因此散亡，其中包括葛咏裳的忆绿阴室藏书，忆绿阴室被日军轰炸后，藏书楼化为废墟，只留下断片残简千余卷书， 再也难觅往日雄风，这是继其父之绿阴阁藏书厄运后再一次遭厄。
新旧朝代更替之际，私人藏书也都会受到一定破坏，只是大小程度不同。
因为限于资料，不能一一罗列。由于历史因素，台州私人藏书的人为破坏还应包括倭寇的侵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前后侵扰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元末明初，台州的倭患非常严重。他们常渡海而来，在台州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台州整个社会一片血腥，人人谈倭色变。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有一小节论述了倭寇对东南沿海藏书的破坏的酷烈。台州是其中倭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人的生命财产尚且受到危害，藏书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除战乱外，统治阶级对思想的禁锢，对书籍的禁毁，也很大程度上对藏书造成破坏。比如秦代的“焚书坑儒”，致使私人藏书遭灭顶之灾。宋代政治相对开明，私人藏书在这方面毁损较少，元、清二代是异族统治时期，尤其是清代，为了压制人们反抗，统治阶级制造文字狱，不少书被列为禁书，禁止流传， 最后致使泯没。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文化大灾难，大量书籍被毁坏，台州藏书被毁的就有李镠“钟秀盦”藏书和王舟瑶函雅堂藏书，两者均被拿去烧毁，所存寥寥。
（２）藏书的自然破坏藏书除人为破坏外，书籍毁于自然因素的情况也不少。要言之，自然因素的破坏有火、水、虫三大害。尽管历代藏书家慎而又慎，但火灾、水祸、虫蛀依然吞噬了大量古籍。
火灾。火灾应是私人藏书的头号大敌，其对藏书的破坏最为严重。因为水还可控，只要远离，尚可避免，而火灾则防不胜防。台州私人藏书中，遭火焚毁的很多。金嗣献、宋世荦、黄濬、潘日初、秦枬的书均毁于火。黄濬去官归里时，积得万卷书册，拟将捆载回故乡，以便兄弟几人日后雠校阅读，他托弟子保管，不料弟子不慎，所积之书尽数被火所焚，无情的火灾使得黄濬的藏书读书之梦破灭。宋世荦的书除被太平天国动乱中的大火烧毁，余下之书为子孙收藏，然而还是再次遭火，所有藏书付之一炬。金嗣献是台州被火灾害得最惨的一位藏书家。金嗣献祖父的藏书楼所积乡邦文献极多，然在其去逝后十年内， 家遭火，所有文献被火焚光，为了重振书业，金嗣献重建鸿远楼，东寻西搜，抄访不懈，终于积得不少卷册，光乡贤著作就不下四百种，然而１９１６年，其家再次遭火，金氏的努力再一次化为灰烬。就像金氏一样，藏书家藏书的历史就是不停地与水灾、火灾斗争的过程。要想保得书籍，就得想方设法避免火灾的发生。因此古人在藏书的同时，想出了不少方法。藏书楼往往建在水边，一旦有火灾发生，即可尽快将之扑灭。也有人建议将书藏于石仓中，以断绝火源，或者将藏书楼与居住区分离，书室专人专管，平时小心火烛等。
水灾。水灾对藏书的也有很大威胁。因为书页是纸做的，相当脆弱，一旦浸水，或泡烂成糊，或粘连板结，无法揭示。台州私人藏书毁于水的也位数不少。一位是宋代的林表民。陈耆卿在《竹村居士林君墓碑》中记道：“吾观近世藏书之家，多毁于火，而君复圮于水也。或曰至宝难久聚，有是哉！”虽然火灾对藏书是最大祸害，然水灾也是一大杀手，林氏之书就因水灾，“并失富，故寥寥也”①。另一位是清代的黄瑞。黄瑞的秋籁阁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遭水灾，阁垂垂圪矣。阁内所藏之书，悉被浸没，渐致腐烂废弃。尽管黄瑞积极抢救，最终仅剩其自著之书，以及数种乡邦文献。清代临海的陈春晖，原藏古砖甚多， 著有《运甓录》，然而“咸丰癸丑（１８５３）水灾，旧藏书画，半付波臣，此帙亦归乌有”。② 其半生心血，付诸殆尽。水灾来时，藏书家辛勤搜访的书籍，顷刻荡去， 这对藏书家来说如同灭顶之灾，因此不能不防。水祸还可能由于藏书之处潮湿，水汽蒸滋，而使书籍粘糊板结，最终受损。鉴于此种情况，有些藏书家经常晒晾书籍，以防霉气。
虫蛀。虫蛀之害不比水灾、火灾来势凶猛，它是一种慢性的破坏。因此古书上对此记载较少。但年深日久，这种祸害便显现。古书中多空白破损之页， 便为蠹虫之所为。项士元过访秋籁阁时，秋籁阁已衰败，一片荒凉，“阁原藏金石拓本及古砖甓甚多，今拓本早为波神荡去，古砖皆埋于颓垣荒陇间，间有残拓，亦蚀鼠啮随之”③。叶书在《石园遗诗》序中也认为书之保存不易，即使大刊深刻，不久还是要被兵火、鼠蠹毁去，“问昔之长篇短章、娄心刻骨而出者，已半还之太虚冥冥中矣”④。可见鼠蠹之害也是藏书的一大问题。古代藏书时有以芸草等物去虫蠹的，因此书便有了书香，其实书香即是芸草之香。
（３）藏书转移藏书的转移是原为自己收藏的，后归他人收藏。概而言之，藏书转移的方式主要有几种： 一是藏书赠送。有些藏书家因兴趣爱好的转移，收藏重点有所变化，因此前期所藏之物会转送他人。比如宋代谢奕修的旧物不少转赠于其侄谢堂。元代柯九思，前期所藏书画并重，后期则重视对画的收藏，不少法书转赠于人。
明赵琦美《铁网珊瑚·书品》卷三，虞集题苏轼《天际乌云帖》：“（柯九思）家藏魏晋唐宋名贤法书殆百十函，爱而不私，随以与人，弗留。在其几格间，独见苏轼《天际乌云帖》。”后此苏帖，柯九思在南归时转让于王仲德。清代葛咏裳的忆绿荫室藏书，在其逝世后，由其继室屈云珊馈送予屈映光的“精一堂”。
还有一例是明代的赵季潜。黄孔昭《蔡俟轩先生墓表》一文中有记：“蔡仟，字尚朋，号俟轩，明黄岩人。清静狷介，而心实平恕。自幼读书慕利，乐于人为善，里巷子弟有愿从学者，悉教之无倦，给资贫无书者，居常葛巾布裳，萧然世外。至于故师赵季潜临终，报谢以古书数千卷，再拜却之。”①临终赠书，是非常郑重的事，由此可见，古人将藏书当作非常珍贵的个人财产。而藏物也并非随意给人，一般赠送的对象是与其有相同爱好的藏书家或某些品格高尚之人，且与藏书者个人之间有亲戚或朋友关系的。否则，乱送于人，等于暴殄天物。
二是转售他人。这是藏书家们最不愿意做的。一般藏书家将书视为珍宝，“鬻及借人为不孝”，售书简直可以与“禽兽相提并论”。然而在情非得已下，个别藏书家也只得落个售书的结局，比如临海郭协寅，晚年生存艰难，只得拿藏书转卖，后“八砖书库”之书多数归潘氏三之斋。多数藏书家，即使再穷还是舍不得鬻书，然而在其去世后，其子孙不能守，转卖他人者有之。如李诚的敦说楼藏书、戴勖屏慎余书屋藏书等。临海最大的藏书楼小停云山馆遭劫后残存的藏书，亦陆续由其孙辈售出，其中包括由洪瞻墉所刻的八册名人法书拓本《倦舫法帖》，有部分藏书转归到项士元手中。对比小停云山馆之盛日与其晚境的凄凉，近代诗人罗华不胜感慨，他作诗云：“十年前记过筠轩，今日犹存竹满园。先后与君同一慨，买书人有卖书孙。” 转售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藏书散失。因为藏书不同于一般的物质收藏，书的价值因人而异。识货者会将之视若珍宝，然在一般平民眼里，或许一本破书就一文不值了。因此在书被藏书家后裔售出时，多数书会当作废纸处理而遭沦亡。如李诚的藏书，售出时价格仅每本几十文，而某些较珍贵之本， 买者反嫌字迹模糊，价格更便宜。有些售不出的，只能用糊壁生火之用。
如果说藏书转售他人，藏书至少还有所归，那么另一部分藏书当废纸论， 无故散亡，则更是藏书界的损失了。
三是藏书归公。归公的方式也有数种。一种是政府军队通过战争掠夺来藏书，如历代王朝在征战中所收的私人藏书。一种是没收充公。比如宋代天台人贾似道，身败后，朝廷命王孟孙薄录其家，其藏品悉数充公。南宋内府所藏旧物中，很多原为贾氏旧藏，上都有明确的贾似道收藏印，和抄贾府所得收藏时所钤之“台州市房务抵当库记”印。后这些藏物与南宋内府其他藏物，一同流入元内府中。后又入明内府。再就是自愿捐献归公。这一浪潮主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公共图书馆兴起，私人藏书楼奄奄一息，不少藏书家将旧有之物捐给政府。如黄瑞、叶书、王棻、李镠等人藏书的残存部分，杨晨的部分藏书也转归到黄岩博物馆。王舟瑶的“后凋草堂”，是台州私人藏书中保存地相对完善的，后其家属王子允也将旧藏捐献给临海博物馆收藏。项士元寒石草堂的藏书尽数转赠于临海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