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明代后期，阉党专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末农民起义不断。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关，中国进入异族统治时期社会天崩地解。
  十六、十七世纪，西学东浙，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异于佛教、道教的天主教，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新颖的科学知识。这些被视作“奇技淫巧”或“雕虫小技”而遭到轻视的科学技术，在西方却受到重视并大加发展，使其在实力上超过中国。这使一向自尊自大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
  上述的一系列变化迫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得不进行反思，因此在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开始勇敢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维护专制政治的儒家学说，提倡唯物主义，宣扬经世务实思想。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他们认为学风空疏是明代覆灭的根本原因，因此学风上，他们主张实事求是。
  清政府建立后，为加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等，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为避祸上身，士子们不闻世事，也从空谈心性逐渐地转变为以实事求是为宗。于是他们就埋首在故书里，“白首穷经”。
  因此自清初以来，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考据学———所谓“汉学”，大大地发展起来。
  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因而又称为“朴学”、“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诗文等，无不笼罩在朴实考据的风气之中。这一学术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乾嘉学派”。
  清代台州许多知识分子受这一学风影响，也以训诂考证见称。较有成就的学者有《水道提纲》的作者齐召南，《万山纲目》和《水道提纲补订》的作者李诚，《汉学谐声》的作者戚学标，《管子义证》与《诸史考异》的作者洪颐煊，以及方志学家王棻等。此外，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二百四十三卷，是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以史料见长。
  要从事学术研究，就需要大量而广泛地占有各种有关史料，这就必须博览前代和当代的许多典籍。因而，学术研究促进了藏书建设，而藏书富而精，又有利于学术研究，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台州学者藏书活动，尤以重视乡邦文献为特色。嘉庆年间，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为清末藏书家掀起收藏刊刻乡邦文献之风。
  清末台州乃至浙江各藏书家渐以收藏版本及乡邦文献二途为己任，宋世荦是临海藏书家，平素对乡邦文献最为留心。从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他先后分俸为家乡刊印了著名的《台州丛书》。这部丛书分甲、乙两集，一共九种九十二卷，不仅选题广泛，学术性强，而且是国内较早出版而又比较完善的郡邑丛书。
  《台州丛书》问世后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它不仅为后人保存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台州历史上著名的文献，还影响台州甚至浙江乃至全国刊刻地方丛书的风气。
  在台州，受宋氏影响后来陆续刊刻的丛书有：临海藏书家叶书刊刻的《荫玉阁丛书》；黄岩教育家、藏书家王棻刊刻的《台州丛书续编》十三种；路桥藏书家、实业家杨晨刊刻的《台州丛书》后集、已集；温岭藏书家金嗣献刊刻的《赤城遗书丛稿》十六种；仙居藏书家李镜渠刊刻的《仙居丛书》等。浙江省内刊刻的郡地丛书有：胡丹凤的《金华丛书》、孙衣言的《永嘉丛书》、孙福清的《檇李遗书》、丁丙的《武林掌故丛编》和《武林先哲遗书》、许增的《湖州丛书》、陆心源的《湖州先哲遗书》、胡宗茂的《续金华丛书》等。陈训慈（１９０１—１９９１）说：“清代浙江郡邑丛书之辑刊，以临海宋氏《台州丛书》为最先。”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亦认为“浙中乡贤丛书之刊刻，亦以世荦此书为鹄矢”。
  要刊刻地方丛书首先要有文献收集。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刊印资源，各藏书家纷纷转向地方文献的收集。台州藏书家收藏乡邦文献的风气在这时达到极盛。临海藏书家有竞以专职收藏乡邦文献的，如临海郭协寅的八砖书库， 专聚三台一辈书并将之刻为印文以自勉。其他收集并刊刻的藏书家有如上所述的叶书、王棻、杨晨外，还有温岭陈树均等人。收藏未及刊刻的有临海黄瑞秋籁阁、潘日初三之斋、黄岩王舟瑶后凋草堂，也都以多藏乡贤著作而出名。
  受风气影响，曾著《（民国）台州府志》的黄岩人喻长霖也曾续辑《台州丛书》，积至八百三十三卷，然终因卷数众多，有心无力，未能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