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清代台州政治经济因素明清交接之际，台州一度成为浙东抗清势力的政治中心，抗清活动彼伏此起，长达二三百年。抗清将领郑成功、张煌言所率领的队伍占领台州天台、仙居、宁海等县后，联军北伐，台州是主战场和他们的驻军地之一。直到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仍有“海贼掠温州、台州、宁波，复联结贼众数万犯舟山”。所谓“海贼”实际上是指退到海上的抗清义军。在这场斗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台州又遭耿精忠叛乱的战火蹂躏。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七月，耿精忠队伍自温州北上，攻陷太平、黄岩、海门、仙居等城池，分兵天台，围攻府城，与清军相互攻杀， 直到第二年八月才撤回温州。这一次战乱，长达一年之久，战事遍及台州各县，双方投入兵力都达１０万以上，给台州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战乱不利于藏书，台州私人藏书在清初毁损严重，藏书家人数和藏书数量锐减，文化事业受到重创。
因是清初反清活动剧烈之地，台州受到统治者疑忌。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台州又发生两庠退学案。起因是台州知府郭曰燧责打庠生赵齐芳，致使伤重死亡，引起府县两庠学生公忿，要求退学以示抗议。巡道杨三辰以“诸生近海， 谋且叵测”上告，罗织成狱。这一案件中，造成８人死亡，６０人流放。次年刑部又行文台州，涉案之人妻子同流。台州学府血泪成河。这一事件，致使台州一时读书种子俱尽，师资断绝，后继乏人，临海科举更是百年绝榜，其他各县无不受影响。雍正四到十四年（１７２６—１７３２），台州又被停止乡试和会试。因此，在长达２６６年的清朝统治中，台州各县中进士的只有３８人，不到明代的七分之一。
文教事业的严重挫折，造成了人才的匮乏。不仅科举寥落，而且即使有人中榜也得不到重用。多数只发配以一任知县，随即打发回老家。如果把眼光放到台州的历史长卷上去浏览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南宋进士最多，后来做丞相就有６人；明代进士人数仅次于宋代，后有一人入阁，到了清代，大多是县一级的任用，有些终其一生只是幕僚。清代台州人中官职最高的是乾隆时的天台人齐召南，他的最高官职也只不过是礼部右侍郎。这说明清代时台州的政治地位是比较低的。
清代中期，随着政治相对稳定，台州经济始有所发展。不过这种好转的状态在嘉庆时又开始逆转。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鸦片战争后，台州的封建势力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加速裂变，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道路。洋货开始从宁波等通商口岸涌入台州，西方的宗教、文化也随之侵入。此时台州亦开始动荡。
（二） 清政府的“文字狱”和征书活动为了加强统治，清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汉族人民，另一方面又加强思想控制，对一切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残酷镇压，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主要集中于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著名的有“明史狱”、“南山集狱”和“查嗣庭狱”等。在浙江，涉及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即是雍正时制造的“吕留良一案”。吕留良（１６２９—１６８３），浙江桐乡人，康熙间曾拒绝“博学鸿词”的推荐，著书鼓吹反满思想，强调“华夷之分”，后又削发为僧以示抗议。湖南人曾静发动谋反，后查明是受吕留良学说的影响。于是案发。吕留良与其子葆中被剖棺戮尸，吕葆中之子斩立决，其他吕氏子孙、亲友被牵连者无数。
被卷入此案的台州人有齐周华。齐周华（１６９８—１７６８），天台人，字漆若，号巨山。他本与此案无涉。但他为人豪直，义气冲天，不满于此案，仗义上疏，招致入狱。出狱后便心灰意懒，无意于功名，云游四方。晚年归家，将自著《名山藏副本》呈浙江巡抚熊学鹏作序，并再上《为吕留良事独抒己见奏稿》，熊目为大逆不道，呈报朝廷，遂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被下诏“凌迟处死”。他的著作也被列入禁书之列，被销毁。 大兴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和典籍的流传，“其搜采各书，并有来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砍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①清代的学者惧怕文字狱，一些学术领域，特别是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敢触及，影响了学术的发展。
清政府除采取禁书、文字狱外，又采取了征书和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活动， 显示了朝廷对图书文化的重视，客观上又促进了社会上藏书、读书风气的发展。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清政府集中大批文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当时乾隆曾发布诏书，向全国各地征集各种图书，以备采录，并说明用后一律发还。浙江一些著名藏书楼均有书进呈。乾隆对某些进呈图书特多的藏书楼，如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汪氏开万楼等，赐予《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御制诗，这种双重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在当时被视作无上的光荣。在一系列血腥的文字狱中饱受惊吓、无所适从的文人学者由此发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于是有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藏书活动中去。
（三） 清朝学风的改变明代后期，阉党专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末农民起义不断。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关，中国进入异族统治时期社会天崩地解。
十六、十七世纪，西学东浙，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异于佛教、道教的天主教，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新颖的科学知识。这些被视作“奇技淫巧”或“雕虫小技”而遭到轻视的科学技术，在西方却受到重视并大加发展，使其在实力上超过中国。这使一向自尊自大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
上述的一系列变化迫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得不进行反思，因此在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开始勇敢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维护专制政治的儒家学说，提倡唯物主义，宣扬经世务实思想。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他们认为学风空疏是明代覆灭的根本原因，因此学风上，他们主张实事求是。
清政府建立后，为加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等，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为避祸上身，士子们不闻世事，也从空谈心性逐渐地转变为以实事求是为宗。于是他们就埋首在故书里，“白首穷经”。
因此自清初以来，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考据学———所谓“汉学”，大大地发展起来。
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因而又称为“朴学”、“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诗文等，无不笼罩在朴实考据的风气之中。这一学术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乾嘉学派”。
清代台州许多知识分子受这一学风影响，也以训诂考证见称。较有成就的学者有《水道提纲》的作者齐召南，《万山纲目》和《水道提纲补订》的作者李诚，《汉学谐声》的作者戚学标，《管子义证》与《诸史考异》的作者洪颐煊，以及方志学家王棻等。此外，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二百四十三卷，是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以史料见长。
要从事学术研究，就需要大量而广泛地占有各种有关史料，这就必须博览前代和当代的许多典籍。因而，学术研究促进了藏书建设，而藏书富而精，又有利于学术研究，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台州学者藏书活动，尤以重视乡邦文献为特色。嘉庆年间，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为清末藏书家掀起收藏刊刻乡邦文献之风。
清末台州乃至浙江各藏书家渐以收藏版本及乡邦文献二途为己任，宋世荦是临海藏书家，平素对乡邦文献最为留心。从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他先后分俸为家乡刊印了著名的《台州丛书》。这部丛书分甲、乙两集，一共九种九十二卷，不仅选题广泛，学术性强，而且是国内较早出版而又比较完善的郡邑丛书。
《台州丛书》问世后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它不仅为后人保存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台州历史上著名的文献，还影响台州甚至浙江乃至全国刊刻地方丛书的风气。
在台州，受宋氏影响后来陆续刊刻的丛书有：临海藏书家叶书刊刻的《荫玉阁丛书》；黄岩教育家、藏书家王棻刊刻的《台州丛书续编》十三种；路桥藏书家、实业家杨晨刊刻的《台州丛书》后集、已集；温岭藏书家金嗣献刊刻的《赤城遗书丛稿》十六种；仙居藏书家李镜渠刊刻的《仙居丛书》等。浙江省内刊刻的郡地丛书有：胡丹凤的《金华丛书》、孙衣言的《永嘉丛书》、孙福清的《檇李遗书》、丁丙的《武林掌故丛编》和《武林先哲遗书》、许增的《湖州丛书》、陆心源的《湖州先哲遗书》、胡宗茂的《续金华丛书》等。陈训慈（１９０１—１９９１）说：“清代浙江郡邑丛书之辑刊，以临海宋氏《台州丛书》为最先。”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亦认为“浙中乡贤丛书之刊刻，亦以世荦此书为鹄矢”。
要刊刻地方丛书首先要有文献收集。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刊印资源，各藏书家纷纷转向地方文献的收集。台州藏书家收藏乡邦文献的风气在这时达到极盛。临海藏书家有竞以专职收藏乡邦文献的，如临海郭协寅的八砖书库， 专聚三台一辈书并将之刻为印文以自勉。其他收集并刊刻的藏书家有如上所述的叶书、王棻、杨晨外，还有温岭陈树均等人。收藏未及刊刻的有临海黄瑞秋籁阁、潘日初三之斋、黄岩王舟瑶后凋草堂，也都以多藏乡贤著作而出名。
受风气影响，曾著《（民国）台州府志》的黄岩人喻长霖也曾续辑《台州丛书》，积至八百三十三卷，然终因卷数众多，有心无力，未能付梓。
（四） 清代台州藏书活动概述清朝实行“文字狱”与文化专制，对图书的查禁一直非常严密，全国的图书出版与藏书活动也大受挫折甚至打击，写书、刻书、买书、读书、藏书等都受到文字狱的束缚。且清初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典籍毁损严重，因此在清初， 台州藏书家不多，只有洪若皋、冯甦、应隽等数位。但受“人文渊薮”和学风活跃等传统文化的熏陶，浙江的文人学士依然嗜书成癖，矢志不渝；朝廷也采取笼络文人、稽古右文等怀柔手段，对于出版不存在思想问题的古书给予鼓励。
又江浙地区造纸、印刷技术发达，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藏书事业也慢慢好转。 台州出现了一批闻名一时的经学家，他们嗜书、刻书，并且藏以致学、学以致用，涌现了临海洪颐煊、宋世荦、郭协寅等富有代表性的藏书家。这时的藏书风气之盛可谓空前绝后。但随之而来清末的腐败和太平天国起义，又给藏书事业重大一击，不少珍贵典籍，如洪颐煊、宋世荦、葛凤喈的藏书，在太平天国动乱中毁损。这一时期，虽然致力于藏书的人数很多，但藏书的规模已经基本趋于中小型。
总体上，清代台州的藏书事业超越了宋、元、明，达到了鼎盛。
台州的私人藏书的特点在此阶段也有所变化。首先，是藏书家们保存本土文化的意识加强。比如金嗣献刊刻丛书，就认为是世风亟变，如若不对传统文化加以保存，将会致使沦亡。这是由于西方文化侵入引起了他们保存传统文化的急迫感。其次，藏书家队伍中多了一些实业家的身影。以往的藏书家一般以传统的士人儒生为主，清末随着国门被打开，一部分实业家也加入到藏书的队伍中来。比如黄岩人杨晨，曾创办过越东公司，提倡创办台州实业，但他不忘传统文化，藏书读书，弘扬传播台学。临海藏书家金铭之也通过经营店铺积聚了丰富的资产。
因清代人物较多，故将时代分清初、清中叶和清后期三阶段。划分大致为：清初（自顺治至雍正，１６３８—１７３５）； 清中叶（乾隆、嘉庆，１７３５—１８２０）； 清后期（道光至宣统，１８２０—１９１１）。
因是清初反清活动剧烈之地，台州受到统治者疑忌。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台州又发生两庠退学案。起因是台州知府郭曰燧责打庠生赵齐芳，致使伤重死亡，引起府县两庠学生公忿，要求退学以示抗议。巡道杨三辰以“诸生近海， 谋且叵测”上告，罗织成狱。这一案件中，造成８人死亡，６０人流放。次年刑部又行文台州，涉案之人妻子同流。台州学府血泪成河。这一事件，致使台州一时读书种子俱尽，师资断绝，后继乏人，临海科举更是百年绝榜，其他各县无不受影响。雍正四到十四年（１７２６—１７３２），台州又被停止乡试和会试。因此，在长达２６６年的清朝统治中，台州各县中进士的只有３８人，不到明代的七分之一。
文教事业的严重挫折，造成了人才的匮乏。不仅科举寥落，而且即使有人中榜也得不到重用。多数只发配以一任知县，随即打发回老家。如果把眼光放到台州的历史长卷上去浏览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南宋进士最多，后来做丞相就有６人；明代进士人数仅次于宋代，后有一人入阁，到了清代，大多是县一级的任用，有些终其一生只是幕僚。清代台州人中官职最高的是乾隆时的天台人齐召南，他的最高官职也只不过是礼部右侍郎。这说明清代时台州的政治地位是比较低的。
清代中期，随着政治相对稳定，台州经济始有所发展。不过这种好转的状态在嘉庆时又开始逆转。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鸦片战争后，台州的封建势力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冲击下加速裂变，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道路。洋货开始从宁波等通商口岸涌入台州，西方的宗教、文化也随之侵入。此时台州亦开始动荡。
（二） 清政府的“文字狱”和征书活动为了加强统治，清政府一方面残酷镇压汉族人民，另一方面又加强思想控制，对一切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残酷镇压，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主要集中于清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中著名的有“明史狱”、“南山集狱”和“查嗣庭狱”等。在浙江，涉及面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即是雍正时制造的“吕留良一案”。吕留良（１６２９—１６８３），浙江桐乡人，康熙间曾拒绝“博学鸿词”的推荐，著书鼓吹反满思想，强调“华夷之分”，后又削发为僧以示抗议。湖南人曾静发动谋反，后查明是受吕留良学说的影响。于是案发。吕留良与其子葆中被剖棺戮尸，吕葆中之子斩立决，其他吕氏子孙、亲友被牵连者无数。
被卷入此案的台州人有齐周华。齐周华（１６９８—１７６８），天台人，字漆若，号巨山。他本与此案无涉。但他为人豪直，义气冲天，不满于此案，仗义上疏，招致入狱。出狱后便心灰意懒，无意于功名，云游四方。晚年归家，将自著《名山藏副本》呈浙江巡抚熊学鹏作序，并再上《为吕留良事独抒己见奏稿》，熊目为大逆不道，呈报朝廷，遂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被下诏“凌迟处死”。他的著作也被列入禁书之列，被销毁。 大兴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和典籍的流传，“其搜采各书，并有来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砍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①清代的学者惧怕文字狱，一些学术领域，特别是对明末清初的历史，不敢触及，影响了学术的发展。
清政府除采取禁书、文字狱外，又采取了征书和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活动， 显示了朝廷对图书文化的重视，客观上又促进了社会上藏书、读书风气的发展。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清政府集中大批文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当时乾隆曾发布诏书，向全国各地征集各种图书，以备采录，并说明用后一律发还。浙江一些著名藏书楼均有书进呈。乾隆对某些进呈图书特多的藏书楼，如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汪氏开万楼等，赐予《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御制诗，这种双重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在当时被视作无上的光荣。在一系列血腥的文字狱中饱受惊吓、无所适从的文人学者由此发现“柳暗花明”的前景， 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于是有更多的人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藏书活动中去。
（三） 清朝学风的改变明代后期，阉党专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末农民起义不断。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关，中国进入异族统治时期社会天崩地解。
十六、十七世纪，西学东浙，西方传教士不仅带来了异于佛教、道教的天主教，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新颖的科学知识。这些被视作“奇技淫巧”或“雕虫小技”而遭到轻视的科学技术，在西方却受到重视并大加发展，使其在实力上超过中国。这使一向自尊自大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
上述的一系列变化迫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不得不进行反思，因此在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开始勇敢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维护专制政治的儒家学说，提倡唯物主义，宣扬经世务实思想。黄宗羲驳斥轻视工商业的传统思想，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顾炎武、王夫之主张文人多研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反对空谈。他们认为学风空疏是明代覆灭的根本原因，因此学风上，他们主张实事求是。
清政府建立后，为加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等，对百姓进行思想控制。为避祸上身，士子们不闻世事，也从空谈心性逐渐地转变为以实事求是为宗。于是他们就埋首在故书里，“白首穷经”。
因此自清初以来，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考据学———所谓“汉学”，大大地发展起来。
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因而又称为“朴学”、“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考据学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诗文等，无不笼罩在朴实考据的风气之中。这一学术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乾嘉学派”。
清代台州许多知识分子受这一学风影响，也以训诂考证见称。较有成就的学者有《水道提纲》的作者齐召南，《万山纲目》和《水道提纲补订》的作者李诚，《汉学谐声》的作者戚学标，《管子义证》与《诸史考异》的作者洪颐煊，以及方志学家王棻等。此外，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二百四十三卷，是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以史料见长。
要从事学术研究，就需要大量而广泛地占有各种有关史料，这就必须博览前代和当代的许多典籍。因而，学术研究促进了藏书建设，而藏书富而精，又有利于学术研究，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台州学者藏书活动，尤以重视乡邦文献为特色。嘉庆年间，宋世荦刊刻《台州丛书》，为清末藏书家掀起收藏刊刻乡邦文献之风。
清末台州乃至浙江各藏书家渐以收藏版本及乡邦文献二途为己任，宋世荦是临海藏书家，平素对乡邦文献最为留心。从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到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他先后分俸为家乡刊印了著名的《台州丛书》。这部丛书分甲、乙两集，一共九种九十二卷，不仅选题广泛，学术性强，而且是国内较早出版而又比较完善的郡邑丛书。
《台州丛书》问世后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它不仅为后人保存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台州历史上著名的文献，还影响台州甚至浙江乃至全国刊刻地方丛书的风气。
在台州，受宋氏影响后来陆续刊刻的丛书有：临海藏书家叶书刊刻的《荫玉阁丛书》；黄岩教育家、藏书家王棻刊刻的《台州丛书续编》十三种；路桥藏书家、实业家杨晨刊刻的《台州丛书》后集、已集；温岭藏书家金嗣献刊刻的《赤城遗书丛稿》十六种；仙居藏书家李镜渠刊刻的《仙居丛书》等。浙江省内刊刻的郡地丛书有：胡丹凤的《金华丛书》、孙衣言的《永嘉丛书》、孙福清的《檇李遗书》、丁丙的《武林掌故丛编》和《武林先哲遗书》、许增的《湖州丛书》、陆心源的《湖州先哲遗书》、胡宗茂的《续金华丛书》等。陈训慈（１９０１—１９９１）说：“清代浙江郡邑丛书之辑刊，以临海宋氏《台州丛书》为最先。”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亦认为“浙中乡贤丛书之刊刻，亦以世荦此书为鹄矢”。
要刊刻地方丛书首先要有文献收集。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刊印资源，各藏书家纷纷转向地方文献的收集。台州藏书家收藏乡邦文献的风气在这时达到极盛。临海藏书家有竞以专职收藏乡邦文献的，如临海郭协寅的八砖书库， 专聚三台一辈书并将之刻为印文以自勉。其他收集并刊刻的藏书家有如上所述的叶书、王棻、杨晨外，还有温岭陈树均等人。收藏未及刊刻的有临海黄瑞秋籁阁、潘日初三之斋、黄岩王舟瑶后凋草堂，也都以多藏乡贤著作而出名。
受风气影响，曾著《（民国）台州府志》的黄岩人喻长霖也曾续辑《台州丛书》，积至八百三十三卷，然终因卷数众多，有心无力，未能付梓。
（四） 清代台州藏书活动概述清朝实行“文字狱”与文化专制，对图书的查禁一直非常严密，全国的图书出版与藏书活动也大受挫折甚至打击，写书、刻书、买书、读书、藏书等都受到文字狱的束缚。且清初台州是抗清主战场之一，典籍毁损严重，因此在清初， 台州藏书家不多，只有洪若皋、冯甦、应隽等数位。但受“人文渊薮”和学风活跃等传统文化的熏陶，浙江的文人学士依然嗜书成癖，矢志不渝；朝廷也采取笼络文人、稽古右文等怀柔手段，对于出版不存在思想问题的古书给予鼓励。
又江浙地区造纸、印刷技术发达，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藏书事业也慢慢好转。 台州出现了一批闻名一时的经学家，他们嗜书、刻书，并且藏以致学、学以致用，涌现了临海洪颐煊、宋世荦、郭协寅等富有代表性的藏书家。这时的藏书风气之盛可谓空前绝后。但随之而来清末的腐败和太平天国起义，又给藏书事业重大一击，不少珍贵典籍，如洪颐煊、宋世荦、葛凤喈的藏书，在太平天国动乱中毁损。这一时期，虽然致力于藏书的人数很多，但藏书的规模已经基本趋于中小型。
总体上，清代台州的藏书事业超越了宋、元、明，达到了鼎盛。
台州的私人藏书的特点在此阶段也有所变化。首先，是藏书家们保存本土文化的意识加强。比如金嗣献刊刻丛书，就认为是世风亟变，如若不对传统文化加以保存，将会致使沦亡。这是由于西方文化侵入引起了他们保存传统文化的急迫感。其次，藏书家队伍中多了一些实业家的身影。以往的藏书家一般以传统的士人儒生为主，清末随着国门被打开，一部分实业家也加入到藏书的队伍中来。比如黄岩人杨晨，曾创办过越东公司，提倡创办台州实业，但他不忘传统文化，藏书读书，弘扬传播台学。临海藏书家金铭之也通过经营店铺积聚了丰富的资产。
因清代人物较多，故将时代分清初、清中叶和清后期三阶段。划分大致为：清初（自顺治至雍正，１６３８—１７３５）； 清中叶（乾隆、嘉庆，１７３５—１８２０）； 清后期（道光至宣统，１８２０—１９１１）。
附注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５５５ ５５６
① 陈训慈．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Ｊ］．文澜学报，１９３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