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明代台州社会环境从元末方国珍割据时期起，台州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元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大明王朝，尔后荡平群雄，结束元末混乱，一统山河。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奖励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台州的农业生产效益开始回升。
自然经济开始分化，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开始出现雇佣工人的作坊。弘治时，台州年贡各色纸张近２５万张，造纸业规模相当庞大。沿海港口都有造船场，打造战船和民用船只。明末清初，随着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流域成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初发地区，台州也受其辐射，有了一定进步和发展。但发展步伐并不很大，且以贩盐和卖鱼为主。《（嘉靖）太平县志·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乎以农桑为业。间有贾者，盐利大，鱼次之，已而商次之，工又次之。”不仅太平，整个台州亦是如此。
台州经济的复苏在明代早期是比较明显的，但到了明代晚期，台州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台州海运的不通。因为海洋经济一直是台州社会经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自西汉在台州设立回浦，后改为章安后，台州经济开始崛起。章安是一个著名港口，具有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在中央向南推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台州郡治由章安迁至临海，但其政治军事地位仍较显要，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等岛屿的海运、商贸活动也日益活跃。南宋建都临安，台州成了辅郡，海运开拓，水利兴修，生齿日繁，台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进入新台阶。但是元、明以后，台州海运贸易一蹶不振，直趋下坡。元世祖远征日本时，因遇海难而全军覆没，影响了海上军防、阻抑了海上航运，台州海运亦受影响。明代之后，中央又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港口闭塞，海运枯竭，再加上台州倭寇的猖獗，商贸更是惨遭破坏。台州经济的发展与海运发达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台州海运的阻塞，台州经济发展也缓慢下来了。
二是倭患影响。明代后期影响台州经济最为严重的是倭寇作乱。日本海盗常出没于台州沿海一带，危及台州人民的财产和性命，一些地方豪绅、贪官污吏和失意士人，以及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出于暴利，或迫于生计，也参与倭寇侵扰活动。《元史·铁迈赤传》载：元武宗至大至仁宗延佑（１３０８—１３２６） 的十八年来，“倭人连寇濒海州郡，浙、闽沿海，首当其害”。明嘉靖初年岑港战役之后，倭寇的侵扰锋芒已由宁波、舟山一带，直接移向台州。倭寇杀人如麻， 焚烧庐舍，劫掠财货，吏民战死逃亡不下数十万。黄岩、温岭、三门、临海、玉环等地自不必说，即如仙居、天台等山区县城，也被烧杀殆尽，洗劫一空。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朝廷派戚继光来台领兵抗倭，他曾驻台州海门卫，现台州仍留有戚继光祠遗址。战乱使章安、宁海的海运大贾逐渐消失，造船基地先后崩溃。
原先有所发展的渔业、盐业，也因倭寇作乱，受到很大挫折。
（二） 明代重视文教的社会风气明代中央在文化上采取鼓励政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台州私人藏书的发展。朱元璋在位期间，由于急需人才，明政府采取了征召、荐辟与科举并行的办法，台州离当时的京城金陵（今南京）只有一省之隔，受征召、荐辟的文人不少。在科举制度中，明代废除了元代的族属和户别的限制，差不多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参试，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复兴。明代台州科举人才甚众，在明统治的２７９年间，台州中进士的有２７１人，这个数目低于宋代，而远超元、清两朝。仅临海一县，有进士１２５人，举人３３６人，贡生４３８人。明代台州还出现不少蝉联科第的文化世家。如临海的王宗沐、金贲亨、秦礼三大族。王宗沐一族有五人中进士，王氏是台州藏书家，详见后文明代藏书家。金贲亨与其子立爱、立敬、立相都是进士，秦礼与兄长秦文、弟秦武，以及次子秦鸣夏都是进士。黄岩则有黄彦俊、黄孔昭、黄俌，三代进士。此外，临海、黄岩、太平、天台、仙居等县，还有不少一门两进士。
在台州，宋时的几大学派到明代仍有传承。朱子学说在明台州继起者有方孝孺、谢铎、金贲亨等人。方孝孺拒为燕王朱棣起草登基诏书，致株连十族（九族及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但其“台州式的硬气”融入理学， 成为台州理学的重要标志。谢铎著有《伊洛渊源续录》，是书继朱熹《伊洛渊源录》而作，具有明显的朱学特色。宋代事功学与心学逐渐相融，到了明代王阳明合二为一，创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是明代的主流文化，在台州传播兴盛。黄岩黄绾，仙居应良、金克厚、林应麒，宁海石简，温岭叶慎，均为王阳明弟子，而阳明心学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则是黄岩理学家黄绾（１５５４— １４８０）。他将心学融入程朱理学，批判了心学“守心空无”思想和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建立自己综合融贯的理学体系，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总之，明代也是一个崇尚读书的朝代。明初天台学者徐一夔在《始丰稿》中说“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就反映了当时的读书盛况。学风的兴起，书籍需要量大增，城市和乡村“书香门第”、“诗书传家”、“耕读世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对明代藏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明代台州的刻书业明代台州刻书业比以往有进步，这对藏书也是有利的。明代台州刻书还是以官刻和寺院刻书为主。官刻本有知府王可大刻方孝孺《逊志斋集》，李时渐刻《三台文献录》。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台州府刻陈亮《龙川文集》。此外台州府刻还有《临海志》、《戴石屏诗》、《观乐生诗集》、《桃溪净稿》、《赤城论谏录》、《赤城炼录》。各种地方志书均为官刻。
由于技术进步，刻书相对容易，重刻本开始出现。如《寒山子诗集》有明永乐天台僧重刻本与明万历计谦亨刻本。《（嘉定）赤城志》有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天启六年（１６２６）等４ 种重刻本。
寺院刻书以天台寺院为多，如天台高明寺在天启、崇祯年间刻有《天台山方外志》、《幽溪别志》，又刻王士昌《台隐草》、柯夏卿《台游赓草》、吴执御《台寻草》、应可传《台游偶咏》、王立程《析醒草》、释受教《六朝僧诗》，均为吟咏天台山诗集，计十余种，具有丛书性质。
自然经济开始分化，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开始出现雇佣工人的作坊。弘治时，台州年贡各色纸张近２５万张，造纸业规模相当庞大。沿海港口都有造船场，打造战船和民用船只。明末清初，随着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流域成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初发地区，台州也受其辐射，有了一定进步和发展。但发展步伐并不很大，且以贩盐和卖鱼为主。《（嘉靖）太平县志·食货志》称：“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乎以农桑为业。间有贾者，盐利大，鱼次之，已而商次之，工又次之。”不仅太平，整个台州亦是如此。
台州经济的复苏在明代早期是比较明显的，但到了明代晚期，台州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台州海运的不通。因为海洋经济一直是台州社会经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自西汉在台州设立回浦，后改为章安后，台州经济开始崛起。章安是一个著名港口，具有有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在中央向南推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台州郡治由章安迁至临海，但其政治军事地位仍较显要，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等岛屿的海运、商贸活动也日益活跃。南宋建都临安，台州成了辅郡，海运开拓，水利兴修，生齿日繁，台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进入新台阶。但是元、明以后，台州海运贸易一蹶不振，直趋下坡。元世祖远征日本时，因遇海难而全军覆没，影响了海上军防、阻抑了海上航运，台州海运亦受影响。明代之后，中央又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港口闭塞，海运枯竭，再加上台州倭寇的猖獗，商贸更是惨遭破坏。台州经济的发展与海运发达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台州海运的阻塞，台州经济发展也缓慢下来了。
二是倭患影响。明代后期影响台州经济最为严重的是倭寇作乱。日本海盗常出没于台州沿海一带，危及台州人民的财产和性命，一些地方豪绅、贪官污吏和失意士人，以及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出于暴利，或迫于生计，也参与倭寇侵扰活动。《元史·铁迈赤传》载：元武宗至大至仁宗延佑（１３０８—１３２６） 的十八年来，“倭人连寇濒海州郡，浙、闽沿海，首当其害”。明嘉靖初年岑港战役之后，倭寇的侵扰锋芒已由宁波、舟山一带，直接移向台州。倭寇杀人如麻， 焚烧庐舍，劫掠财货，吏民战死逃亡不下数十万。黄岩、温岭、三门、临海、玉环等地自不必说，即如仙居、天台等山区县城，也被烧杀殆尽，洗劫一空。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朝廷派戚继光来台领兵抗倭，他曾驻台州海门卫，现台州仍留有戚继光祠遗址。战乱使章安、宁海的海运大贾逐渐消失，造船基地先后崩溃。
原先有所发展的渔业、盐业，也因倭寇作乱，受到很大挫折。
（二） 明代重视文教的社会风气明代中央在文化上采取鼓励政策，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台州私人藏书的发展。朱元璋在位期间，由于急需人才，明政府采取了征召、荐辟与科举并行的办法，台州离当时的京城金陵（今南京）只有一省之隔，受征召、荐辟的文人不少。在科举制度中，明代废除了元代的族属和户别的限制，差不多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参试，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复兴。明代台州科举人才甚众，在明统治的２７９年间，台州中进士的有２７１人，这个数目低于宋代，而远超元、清两朝。仅临海一县，有进士１２５人，举人３３６人，贡生４３８人。明代台州还出现不少蝉联科第的文化世家。如临海的王宗沐、金贲亨、秦礼三大族。王宗沐一族有五人中进士，王氏是台州藏书家，详见后文明代藏书家。金贲亨与其子立爱、立敬、立相都是进士，秦礼与兄长秦文、弟秦武，以及次子秦鸣夏都是进士。黄岩则有黄彦俊、黄孔昭、黄俌，三代进士。此外，临海、黄岩、太平、天台、仙居等县，还有不少一门两进士。
在台州，宋时的几大学派到明代仍有传承。朱子学说在明台州继起者有方孝孺、谢铎、金贲亨等人。方孝孺拒为燕王朱棣起草登基诏书，致株连十族（九族及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但其“台州式的硬气”融入理学， 成为台州理学的重要标志。谢铎著有《伊洛渊源续录》，是书继朱熹《伊洛渊源录》而作，具有明显的朱学特色。宋代事功学与心学逐渐相融，到了明代王阳明合二为一，创阳明心学。阳明心学是明代的主流文化，在台州传播兴盛。黄岩黄绾，仙居应良、金克厚、林应麒，宁海石简，温岭叶慎，均为王阳明弟子，而阳明心学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则是黄岩理学家黄绾（１５５４— １４８０）。他将心学融入程朱理学，批判了心学“守心空无”思想和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建立自己综合融贯的理学体系，在儒学发展史上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总之，明代也是一个崇尚读书的朝代。明初天台学者徐一夔在《始丰稿》中说“家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就反映了当时的读书盛况。学风的兴起，书籍需要量大增，城市和乡村“书香门第”、“诗书传家”、“耕读世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对明代藏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明代台州的刻书业明代台州刻书业比以往有进步，这对藏书也是有利的。明代台州刻书还是以官刻和寺院刻书为主。官刻本有知府王可大刻方孝孺《逊志斋集》，李时渐刻《三台文献录》。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台州府刻陈亮《龙川文集》。此外台州府刻还有《临海志》、《戴石屏诗》、《观乐生诗集》、《桃溪净稿》、《赤城论谏录》、《赤城炼录》。各种地方志书均为官刻。
由于技术进步，刻书相对容易，重刻本开始出现。如《寒山子诗集》有明永乐天台僧重刻本与明万历计谦亨刻本。《（嘉定）赤城志》有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天启六年（１６２６）等４ 种重刻本。
寺院刻书以天台寺院为多，如天台高明寺在天启、崇祯年间刻有《天台山方外志》、《幽溪别志》，又刻王士昌《台隐草》、柯夏卿《台游赓草》、吴执御《台寻草》、应可传《台游偶咏》、王立程《析醒草》、释受教《六朝僧诗》，均为吟咏天台山诗集，计十余种，具有丛书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