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一批有识的藏书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他们藏书是为了教化风气，培育人才。其中又有所分化，有些是为了教育家族子弟，以使其能在科举考试中登榜题名。如宋朝黄岩蔡瑞积极入世，藏书为嘉惠学林之用。蔡瑞建读书堂于仙都岩，著名学者叶适《赠蔡茂材贯之子与》诗中说：“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在《石庵藏书目》中，叶适说他藏书的始发动机为“念及族人多贫，不尽能学”，他就特为购书造房，“愿读者处焉”。同样潘日初的藏书动机也是为了让子孙有书读，“余买书千余卷，留于子孙看读”，其字条就贴在书橱上，以时刻警示后代，使其牢志不忘。
  正因为书对后代有教化之功，有些藏书家就产生了遗书给后人的想法。
  “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留下了书，就有了读书的条件，子孙就有望能从中受益，史上最著名的遗书例子就是徐乾学传书的故事。据载，一日徐乾学率子登楼，自问：“吾何以传汝曹哉？”指书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传是楼”遂名。
  台州藏书史上也不乏有类似想法的藏书家，比如吴子良认为，林师蒧虽死于布衣，然其遗于其子林表民的财产却是丰厚的：“书者，义理之会也。圣贤渊微， 古今谟宪，进而范俗，退而提身，取之书，沛如也，林君之所以遗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遗其后也。”①明人谢铎“长留旧屐供山水，旋买新书寄子孙”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心态。以书相传，是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其目的是希望后代子孙能从中受到启迪，或跻身仕途，或明白做人道理。
  有些藏书家理想更为宏大，是为台州社会培养人才。这类藏书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见不多，在台州也只有寥寥数位。由于中国藏书楼的私有性，决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藏书家才能突破小农思想的束缚，达到这种境界，并身体力行地努力实践。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他为私密的藏书打开了广阔的利用空间，是私人藏书观念走向现代化的萌芽。在台州宋末元初时，黄岩人王所就是一位先锋。他藏书就是为了培育人才。他弃官隐居故里，筑建黄岩最早的书院———“南峰书院”，讲学授徒，远近求学者甚众。元朝建立后，朝廷下诏起用南宋旧官，听说王所的大名，马上派人上门相请，被他谢绝。之后，王所一直执教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旁及史书诗文，为黄岩培养了不少学子。王所曾先后购藏图书１９５０册，并编有台州最早的一本书院藏书目录《南峰书院书目》。元代王祎《万卷楼记》中有一段记载陈孚万卷楼的读书盛况，“东西两偏皆实以书，虚其中以为宾客之所登览，岁延名师，集弟子肄业于楼下”①，可见万卷楼对培养当地读书风气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藏书楼的建设就是为了方便读书，培养学子。王棻任职九峰书院时，曾购经籍数万卷藏于“名山阁”。他的咏怀诗有一句“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海滨变邹鲁”，怀着“使海滨变邹鲁”的宏愿，王棻藏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众生，启迪后进。民国时期的屈映光，官浙江巡按使时，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考虑到东塍塾中藏书缺乏， 乃私自出钱购买了大批书籍藏于其中。
  洪氏一族是临海大族，“自赵宋迄国朝，科第蝉联，宗支蕃衍”②。至清代愈显，自洪若皋下，出名者有洪枰、洪复煊、洪蒙煊，特别是清代中叶时出现了洪颐煊等名震一时的洪氏三兄弟，可谓荣兴之至。这里家族的荣兴离不开家族的教育。洪若皋建东壁书院（因楼上为藏书楼东壁楼而命名）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家族子弟。“初令就傅，既而自督，人授一经，俾足不窥户外，慈父犹严师。”为了使子孙读书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若皋放弃了“嚣纷浮竞”的南北山，酬应劳累的杭州城，特于山林水泽之间建藏书楼，“义取图书之府，日坐其中，朝经夕史，为子姓计”。其实教育本族子弟只是洪氏目的之一，洪氏更大的理想是为当地培养人才，他觉得“吾台人文衰歇”，“抑实吾辈之责”。下面这段话足可证明其真正目的： 先生建兹院不为子姓计，直欲鼓励后生，由乡而邑，由邑而郡，有开必先，无倡不和，凡有志者，群起而课其子弟，使吾台文运剥极而复，重光前哲，庶不负创建之意。而今家珍国器，萃于一堂，异时鹊起鲲腾，领袖多士，无疑也。若夫江山灵秀，献丽呈祥，寓目会心，以开发文人学士之才智，有非不才所及绘，而亦无取乎绘也。① “以开发文人学士才智为目的”，洪氏为台州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官至礼部右侍郎的齐召南就是其高足，加上洪氏家族中子弟的脱颖而出，真的使台州人才鹊起鲲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