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历代私人藏书目的各有不同，有为了治学修身、嘉惠学林，也有为了流芳百世、追求儒雅，或把藏书作为夸耀的资本。台州的藏书家们受浙东文化和浙东精神的影响，在藏书上是为了治学修身、学以致用，或者担起社会责任，为家族、为社会培养人才。
  （１）为自己治学修身之用台州藏书家们藏书，或是用以养志，读书自娱，开阔视野，或是用以研究， 埋头学问，校勘著述。前者多见以富室子弟，他们觉得隐居读书是一种高韬行为，于是于大山之中，或是山水奇秀之地，建楼藏书读书。比如明代的赵氏兄弟，他们出身高贵，富盛累世，两人分别于大坞山中建“白云深处”和“万卷阁” 藏书楼。他们藏书是为了自己读，“坐咏古人书，千载无自足”。他们嘲笑虽有牙签万轴但触手如新的藏书者，认为这些藏书家有藏还不如无藏。赵元镠谓其兄曰：“书岂在多，以致用为贵。书不能读，读不能用，奚取万卷哉。”赵元鉊答曰：“老我年来人所弃，赖渠勉力继前芳。”读书为了追随前贤，有所作为，就是赵氏兄弟的藏书观。
  台州藏书家藏书大多为了做学问，他们藏书目的性非常明确，即为了读书校勘、考订著述。他们不同于收藏型的藏书家，只收藏而不读书；也不同于掠版型的藏书家，藏书只为了盈利。他们更关心书的内容，学习知识，并利用书中知识转化出更多的知识。
  学问型藏书家，台州史上比比皆是。如宋代有陈耆卿、吴子良、林师蒧、林表民、蔡瑞、蔡镐、李庚等，元代有陈孚，明代有陶宗仪、黄孔昭、谢铎、林鹗、叶良佩等，清代更是数不胜数，几乎全是此类藏书家，大概与清代学风相联系。
  藏书家中更是学者云集，像洪颐煊、宋世荦、王棻、叶书、黄瑞、郭协寅等人，无不以研究学术为己任，且著述丰富。清代学问型的藏书家首推洪颐煊。洪氏在《倦舫书目》自序中说，“书犹海也，凡海者，不必涉十洲三岛以穷海之量，藏书者亦不必尽八索九丘，以求书之全。各随其力之所能到，而汪洋万顷亦足以开荡心胸。学者图书万卷、三冬经史，足用得以多志，前言往行亦足以自豪，正不必探颐索隐，多文以为富也。”①也就是说，藏书是为了扩大眼界，开荡心胸， 而不必以多藏而自耀。于是他潜心学问，“取经史百家，朝研夕稽，证其异同， 辨其得失”，著成著作多种，名扬海内。其中《读书丛录》和《诸史考异》是其最重要的成果。
  宋世荦也是学者型藏书家。他在诗文方面有很高造诣，是台州史上较出名的文学家。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经学方面，代表作为《周礼故书疏正》、《仪礼古今文疏证》等，对郑注古今文的出处一一疏通证明，被王引之认为“于古人通假之义，颇有发明”，“非熟于谐声假借之例，不能有此”，是经学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著作。
  齐召南虽官居高位，仍潜心学术，其藏书也是为了治学。他是一个大学问家，精习礼乐，融通经史，“于学无不博，自天文律历，以至山川疆域，险阻要隘， 了若指掌”。乾隆皇帝对他倍加赏识，说他是经学“礼乐之宗”，“真不愧为博学鸿词也”。秦瀛在序《宝纶堂文抄》时说：“次风先杰，天子知迂，其学之大者，乃在经史。文章经术，一时罕有伦比，识与不识，无不知有先生者。”他在地理学上也颇有贡献，著作《水道提纲》叙述翔实，资料凿实，体系严密科学，是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划时代的著作。
  戚学标虽一生官位不高，最高只做过涉县、林县知县，但他埋头典籍，勤奋好学，四十岁中进士后，依然昼夜苦学，“闭门抄书，手腕欲脱”。友人劝他注意身体，谓其“功名已粗就”，就没有必要如此勤苦读书了，但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明理，而非为了科举。因此藏书读书是其毕生追求。戚氏一生著述鸿富，其中《汉学谐声》是其训诂学方面的代表作。清著名学者、文学家李慈铭誉此书“辩证二徐（徐铉、徐锴兄弟）及孙缅《唐韵》之误，征引传注，精确为多”。是一部“征引最博”且具“独辟之论”的文字训诂著作。
  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所列清代台州籍学者中，藏书家就占了４人，他们是经学家、地理学家齐召南，经学家宋世荦，经学家、金石学家洪颐煊，小学家戚学标。
  （２）为培养人才之用一批有识的藏书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他们藏书是为了教化风气，培育人才。其中又有所分化，有些是为了教育家族子弟，以使其能在科举考试中登榜题名。如宋朝黄岩蔡瑞积极入世，藏书为嘉惠学林之用。蔡瑞建读书堂于仙都岩，著名学者叶适《赠蔡茂材贯之子与》诗中说：“蔡家五千卷，藏向石庵中。”在《石庵藏书目》中，叶适说他藏书的始发动机为“念及族人多贫，不尽能学”，他就特为购书造房，“愿读者处焉”。同样潘日初的藏书动机也是为了让子孙有书读，“余买书千余卷，留于子孙看读”，其字条就贴在书橱上，以时刻警示后代，使其牢志不忘。
  正因为书对后代有教化之功，有些藏书家就产生了遗书给后人的想法。
  “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留下了书，就有了读书的条件，子孙就有望能从中受益，史上最著名的遗书例子就是徐乾学传书的故事。据载，一日徐乾学率子登楼，自问：“吾何以传汝曹哉？”指书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传是楼”遂名。
  台州藏书史上也不乏有类似想法的藏书家，比如吴子良认为，林师蒧虽死于布衣，然其遗于其子林表民的财产却是丰厚的：“书者，义理之会也。圣贤渊微， 古今谟宪，进而范俗，退而提身，取之书，沛如也，林君之所以遗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遗其后也。”①明人谢铎“长留旧屐供山水，旋买新书寄子孙”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心态。以书相传，是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其目的是希望后代子孙能从中受到启迪，或跻身仕途，或明白做人道理。
  有些藏书家理想更为宏大，是为台州社会培养人才。这类藏书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见不多，在台州也只有寥寥数位。由于中国藏书楼的私有性，决定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藏书家才能突破小农思想的束缚，达到这种境界，并身体力行地努力实践。但无论如何，这种思想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他为私密的藏书打开了广阔的利用空间，是私人藏书观念走向现代化的萌芽。在台州宋末元初时，黄岩人王所就是一位先锋。他藏书就是为了培育人才。他弃官隐居故里，筑建黄岩最早的书院———“南峰书院”，讲学授徒，远近求学者甚众。元朝建立后，朝廷下诏起用南宋旧官，听说王所的大名，马上派人上门相请，被他谢绝。之后，王所一直执教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旁及史书诗文，为黄岩培养了不少学子。王所曾先后购藏图书１９５０册，并编有台州最早的一本书院藏书目录《南峰书院书目》。元代王祎《万卷楼记》中有一段记载陈孚万卷楼的读书盛况，“东西两偏皆实以书，虚其中以为宾客之所登览，岁延名师，集弟子肄业于楼下”①，可见万卷楼对培养当地读书风气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藏书楼的建设就是为了方便读书，培养学子。王棻任职九峰书院时，曾购经籍数万卷藏于“名山阁”。他的咏怀诗有一句“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海滨变邹鲁”，怀着“使海滨变邹鲁”的宏愿，王棻藏书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众生，启迪后进。民国时期的屈映光，官浙江巡按使时，不忘家乡的教育事业，考虑到东塍塾中藏书缺乏， 乃私自出钱购买了大批书籍藏于其中。
  洪氏一族是临海大族，“自赵宋迄国朝，科第蝉联，宗支蕃衍”②。至清代愈显，自洪若皋下，出名者有洪枰、洪复煊、洪蒙煊，特别是清代中叶时出现了洪颐煊等名震一时的洪氏三兄弟，可谓荣兴之至。这里家族的荣兴离不开家族的教育。洪若皋建东壁书院（因楼上为藏书楼东壁楼而命名）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家族子弟。“初令就傅，既而自督，人授一经，俾足不窥户外，慈父犹严师。”为了使子孙读书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若皋放弃了“嚣纷浮竞”的南北山，酬应劳累的杭州城，特于山林水泽之间建藏书楼，“义取图书之府，日坐其中，朝经夕史，为子姓计”。其实教育本族子弟只是洪氏目的之一，洪氏更大的理想是为当地培养人才，他觉得“吾台人文衰歇”，“抑实吾辈之责”。下面这段话足可证明其真正目的： 先生建兹院不为子姓计，直欲鼓励后生，由乡而邑，由邑而郡，有开必先，无倡不和，凡有志者，群起而课其子弟，使吾台文运剥极而复，重光前哲，庶不负创建之意。而今家珍国器，萃于一堂，异时鹊起鲲腾，领袖多士，无疑也。若夫江山灵秀，献丽呈祥，寓目会心，以开发文人学士之才智，有非不才所及绘，而亦无取乎绘也。① “以开发文人学士才智为目的”，洪氏为台州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官至礼部右侍郎的齐召南就是其高足，加上洪氏家族中子弟的脱颖而出，真的使台州人才鹊起鲲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