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藏书家藏书受图书数量的影响。在明清之前，图书来源有限，藏书家得书不易，往往不分类别，有则收之，以尽可能扩大藏书量，因此藏书家的收藏特点不很明显。至明代后期，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图书生产变得愈来愈容易，市面上可搜集到的图书成倍增长，面对眼花缭乱的图书，藏书家们不会鱼龙并抓，往往会有所取弃，一般的图籍不再吸引藏书家的眼球，他们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对罕本、珍本的收集上，因此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藏书系统，藏书内容开始分化。藏书家们所藏图籍，“有皆综四部者，有专搜一部或一类者，有精究版本者，有博访金石者，有特别注重地方文献者，有加校雠或题识者”，各有侧重。而台州地处浙东一隅，受浙东文化和浙东藏书派影响，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特别关注乡邦文献和乡贤著述。
  台州藏书家关注乡邦先哲文献的表现： （１）搜求资料勤，所藏数量多文献记载，台州藏书家一般都留心乡邦文献，搜求资料非常勤勉，其中以清一代表现得最为明显。清初，虽然藏书家不多，但这为数不多的数位藏书家都表现出了对地方文献的偏爱。如临海的应■，惟收藏先世手泽及乡邦文献， 兢兢不敢失坠。洪若皋和冯甦于明清战火纷飞时期保护乡邦文献不遗余力。
  冯甦不仅保存了台州的地方文献，在云南任职期间，还特别注重对云南地区文献的收集。云南地处边境，战事多起，资料非常稀缺，冯氏心系文献，“每抵则咨询典故”①，凡遇断篇残简，均加关注。清初藏书家们不仅注重收藏文献，还注重对文献的整理利用。如应隽对所藏文献加以整理，著有《黄岩诗传因录》； 冯、洪二人据其所藏台州文献，编成《（康熙）台州府志》。冯氏还感慨云南方志“中间兵燹频仍，老成调谢”②，勤勤恳恳编成地方著述多种，如《滇省通志》、《云南府志》、《见闻随笔》、《滇考》等，成为修明史时云南边境资料的重要来源。
  清代中期台州收藏乡邦文献突出者，有宋世荦、郭协寅、戚学标等人。宋世荦古铜爵书屋所藏台州地方文献很多，为丰富所藏还专程去杭州和本地藏书家借抄。戚学标学问淹博，尤留心乡邦文献，凡遇地方志乘所未载者，一一抄录。其于《台州外书》序中曰：“余才不逮，颇尝留心乡里文献，或志所未及， 或与志有异同，有见随手纪录。”又于《三台诗录》自序中曰：“余留心桑梓故实有年。遨游燕鲁吴越，多阅乡邦未有载籍，既成《外志》一书，补郡邑乘所未备， 自外有邦人一文一诗，靡不手录，积久遂夥。加之近搜远访，同好亦有所邮寄， 惧其聚而散也，因先辑为《三台诗录》……续又成补遗数卷。”宋、戚二人也同样注重文献利用，编成地方著述多种。
  收藏乡邦文献的藏书家中，清中期以郭协寅为最富，郭氏对乡贤著述用力甚勤，凡遇乡邦文献，“辄手录以归”③。在如此孜孜搜求之下，八砖书库所藏仅乡先辈书即达数百种。其著述有《台诗录存》、《赤城续集》、《三台书画识》、《台州金石录》、《三台世谱》、《临海著录考》、《郭氏诗综》、《郭氏遗芳诗别编》等，几乎全是对本地文献的考证汇编。他的藏书印中有两枚方印名为“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专聚三台一辈书”，也反映了他对该类书的嗜好。
  郭氏所藏乡邦文献之富，从王棻这段话中可见一斑： 临海叶伯丹书，好搜罗乡先辈遗书，与余有同志。一日得郭石斋先生《三台书画志》四卷，函录副本示余，请为序。余读其书，凡官于台，籍于台者，皆备录无遗，其搜录可谓勤矣。书画虽小道，然皆起于黄帝之世。宋郑渔仲所谓书与画同出，而帝舜欲观古人之象，即画衣也。吾辈终日读书写字，而或忽于画，岂知古者图书并重之旨也乎！石斋先生留心文献，著述甚多，此特其不经意之作，然已足见其网罗之富矣。① 郭协寅因对乡邦文献有特殊嗜好，被洪颐煊目为“当世之林表民”。
  清代晚期台州藏书家数量众多，但多数因力不能及，所藏数量并不突出， 但是关注收藏乡邦文献的特点却愈加突出，藏书家们纷纷转向以收藏乡邦文献为中心，以藏乡邦文献为己任的藏书家数量较之前翻倍。其中以临海藏书家黄瑞最为典型。黄瑞一生不出台州，其藏书主要从本地藏书家中抄录所得， 藏书内容也以本地著作为主。他自己著述甚多，有《（康熙）临海志补遗》、《台州书画识》、《台州金石录》、《台故日札》、《临海古迹记》、《天台后集》、《赤城三集》、《三台士族表》、《台山访碑录》等，几乎全是乡贤写本，这也可反观出他藏书的倾向性。藏书是为了著述，而为了编著乡贤著述，黄瑞更加勤勉地搜集乡邦文献。出于对乡邦文献的偏爱，黄瑞的藏书楼秋籁阁中，还专辟一间斋室用以收藏乡邦掌故丛书。王棻在《三台名媛诗辑》序中说：吾邑留心乡邦文献， “临海则子珍（黄瑞）为最”。
  清代晚期，其他以收藏乡邦文献出名的台州藏书家，亦数不胜数，其中突出者有王棻、叶书、王魏胜、陈树钧、戴勖屏、金嗣献、王舟瑶等人。王棻曾多方搜集发掘乡邦文献，他借得明抄本《杜清献集》，加以抄录并刊印，保存了宋代台州名相杜范的遗文。向孙氏玉海楼借得失传的台州古籍抄本，刻印宋代车若水《脚气集》、明代方孝孺《逊志斋集》。同时还向范氏天一阁藏书楼借得台州失传抄本，刻印清代金鹗《求古录礼说》等乡贤遗著。王魏胜在阅读各种书籍时，只要有单词只字与乡邦文献相关，就随手抄录下来。叶书好聚书博览， 藏书处称“荫玉阁”，内藏书三万余卷，“多储乡邦各种写本”①。王咏霓为文鸿博雅赡，究心乡邦故实。清末黄岩藏书家王魏胜“尤留心桑梓文献”②，“曾以厚藏台州地方文献闻名三台”③。黄岩藏书家王舟瑶非常留心乡邦文献，“收藏台州遗书甚富”④。
  就所藏数量而言，他们少的几百种，多的有达七八百种。如，陈树钧之“枕经阁”，除浙省府县志外，还藏有台州先哲著述四百余种。金嗣献所藏台贤遗迹五百余部，其祖父金芾斋所藏至少五六百部。潘氏三之斋藏书多得自郭协寅的八砖书库旧藏，程霖在《（咸丰）临海县志稿》序中说，咸丰十年（１８６０），程霖、洪瞻台等在修《临海县志》时，他们“借书于潘上舍日初，得其可据者百余种”⑤。这足以说明潘日初的三之斋藏书楼所藏乡贤著作相当丰厚。
  到了民国，临海藏书家项士元，更以搜集台州历代乡贤著述和地方文献为己志。对这两类书，他凡有所知，无不专程往访，截至１９３５年，所藏已达７１５ 种，并编有目录。此前台州藏书家所藏之乡贤遗述，若有残留的也多归项士元所有。可以说项士元对台州乡邦文献作了一个很好的文化集成。
  （２）编纂地方志书台州私人藏书家有藏以致用的特点。对于乡邦文献，台州藏书家进行收藏的同时，还进行整理，汇编成集，纂成很多乡贤著述，而对地方志书的编纂是其一个重要的方面。
  台州学者在编修府县志书方面，一向有优秀的传统。自宋陈耆卿编修现存的台州地区第一部方志《（嘉定）赤城志》以来，台州各代学者修志连绵不绝， 所修志书蔚为大观。戚学标曾在《台州外书》序中称：“台之志视他郡善。” 要修方志，首先要占有大量的乡邦文献，因此在修志人中，藏书家占了不少位数。台州藏书家利用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源，编撰了很多地方性著述，这些著述或为自己日后修志之积累，或者通过藏书家之间的交往，为后人修志作准备。前者如戚学标、王棻等人。戚学标所著地方著作丰富，有《三台诗录》、《台州外书》、《风雅遗闻》等，对于乡邦资料非常熟悉，“学博文赡”，因此所修《（嘉定）太平县志》能“于旧志多所补正”。王棻一贯重视文献，他说：“邑之所重在文献，而文不足则献何自而传？”他所编文集有《方城遗献后集》、《黄岩集》、《仙居集》等，正因为其广泛地占有资料，再加上其学识渊博，态度严谨，其所修志书均为人称道。后者如黄瑞，黄瑞很少参与修志，但其著作《（光绪）临海志拟稿》、《临海古迹记》、《临海著录考》等，均为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后叶书修《（光绪）临海县志》时，就采纳了不少内容。总之乡邦文献的收集，对于繁荣地方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编撰方志又促使藏书家更加勤勉地搜集地方资料。虽然藏书家已藏有很多资料，但文献资料是愈详细愈完备愈有利于成书，而且资料因年月久远，残缺颇多，要想尽可能完备地占有资料并不容易，因此，修志又促成了藏书家东奔西走，四处搜罗，丰富了他们的藏书量。比如陈耆卿、林表民借用修志之机，搜索文献，增加藏书，保存了不少地方性资料，陈耆卿在序《（嘉定）赤城志》中云：“……逾年报政，遂复以命余。于是郡博士姜君容总榷之，邑大夫蔡君范以下分订之。又再嘱陈维及林表民采益之。”可见林氏与其修志团体多次采访，终于搜集到相对完备的资料。叶书修《（光绪）临海县志》，同样也是广泛搜寻。他不仅如前所述，参考了黄瑞所著多种著述，还“走甬，逾申，过禾，泛姚江，溯淡水，三年之中，四五往返，故家载籍，耆旧遗闻，广搜饫聆，以资考订”。
  同时又采择了杨晨“浏览抄录之本”。因此，叶氏藏书在修志中起到的作用也与日俱增。
  台州藏书家所编的方志多优秀之作。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南宋陈耆卿所纂的《（嘉定）赤城志》。此志可称之处甚多，《四库全书总目》称它“文笔法度， 具有师承，叙述咸中体裁”。清代学者宋世荦在重刊本书序中也说它“词旨博赡，笔法精严，繁而不芜，简而不陋，洵杰作已”。《赤城志》的小序每篇数百字， 然篇篇精警，传达出它的“微言大义”。该志的出现意义深远，它非惟“补职方氏之缺，虽山川人物亦将由是而发扬”，成为台州后来修志之典范。
  清代府县志中，喻长霖所撰的《（民国）台州府志》是府志的集大成著作，汇集了大量台州民国以前的资料，其价值不言而喻。其实喻氏《台州府志》很大程度上承袭了王舟瑶《（光绪）台州府志》的内容，王氏之作，“体例妥善，内容充实”，“态度谨严”，凡所引据，资料均注出处，前人之见或有抵牾或异同的，则折衷考订附于每卷之末，这都是它的创新之处，是不错的方志。所有县志中，王棻《（光绪）黄岩县志》、褚传诰《（民国）天台县志》、王棻《（光绪）仙居县志》、何奏簧《（民国）临海县志》、戚学标《（嘉庆）太平县志》，均是各县志中的佼佼者， 与《（民国）台州府志》一起，被收入１９９３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所出的《中国地方志集成》中，是各县方志的代表之作。这些书的撰者除何奏簧外，均是台州藏书家。其中何氏所撰《（民国）临海县志》亦本自叶书《（光绪）临海县志》，而叶志甚善。这些都说明藏书家对编修地方志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如果没有藏书家大量收藏乡邦文献的嗜好，台州地方志的编撰成果将会逊色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