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众所周知，江南是中国古代藏书最发达的地区。江南，特别是江浙地区， 随着南宋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藏书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藏书密集地区。
  明、清之后，藏书发展增速尤其迅猛，全国藏书几乎为江浙两省所独占。据史料记载统计，历代藏书家４７１５人中，浙江藏书家１０６２人，江苏藏书家９６７ 人；明代藏书家８６９人，清代藏书家１９７０人，大多为江浙地区的藏书家。① 江浙藏书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所建藏书楼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大多数知名的、有影响的藏书楼基本上集中于东南一隅。明有范钦天一阁、祁承澹生堂、赵琦美脉望馆等。清有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黄宗羲续抄堂、黄虞稷千顷堂、孙诒让玉海楼等。他们的主人不仅仅是藏书家，还是文学家、史学家、校勘学家和版本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极大。到了清末，号称清代四大藏书楼中，江浙就占了三家，他们是钱塘丁丙、丁申的“八千卷楼”、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和常熟瞿氏“铁琴铜剑藏书楼”。
  藏书密集的江浙地区，经过历史的嬗递，逐步形成了不少藏书中心，如浙东地区，浙西的杭、嘉、湖地区，江苏常熟、金陵、吴县等地。其中，常熟被誉为历代私家藏书重心，虞山（即常熟）派藏书成为富有特色的藏书流派和传统。
  僻在海隅的浙东地区藏书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藏书流派———浙东派。
  虞山藏书流派，是文化源远流长的虞山派画派、诗派、琴派、印派诸学术文化流派之一，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其藏书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在全国都占有领先地位。据《江苏刻书》、《江苏出版人物志》、《江苏艺文志》、《琴川志》载，明代常熟的藏书家有１５０多人，其中１２４人有刻书活动，清代常熟藏书家与明代相当，有１２５位有过刻书经历。明清两代常熟一地藏书家有近３００位，名贯全国的藏书楼比比皆是，像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赵琦美的脉望馆，翁同龢的双桂轩，张蓉镜的小嫏嬛福地，陈揆的稽瑞楼等，不胜枚举。
  虞山派藏书家最大的特点是好古者之藏书，其主要表现为专重收藏宋元版刻，注重版本研究。嗜宋的癖好一般认为起源于虞山钱谦益。曹溶曾在《绛云楼书目序》中指出钱氏这一特性：“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钱曾、毛晋、张金吾这些虞山藏书家都有嗜古佞宋的特点。钱曾在《述古堂藏书目》序中自述“生平所嗜， 宋椠本为最”，被人称为“佞宋刻”。毛晋对于宋本计页酬钱，在大门口贴一告示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门”。张金吾也重古本，其《爱日精庐藏书志》“止取宋元旧椠及抄帙之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瞿氏铁琴铜剑楼是虞山派藏书的集大成者，其收藏图书有１１９４种，其中宋元刊本就达３６３种。虞山藏书流派影响很大，不仅在常熟一地，还以常熟为中心形成一个辐射地带，在明清之际掀起偏好宋、元版刻之风。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十中说：“自钱牧斋、毛子晋先后提倡宋元旧刻，季沧苇、钱述古、徐传是继之，流于乾嘉，古刻愈稀，嗜书者众，零篇断叶，宝若球琳。盖已成一种汉石柴窑，虽残碑破器，有不惜重赀以购者矣。”虞山派藏书的理论集中反映于孙从添的《藏书纪要》中，严佐之认为：“《藏书纪要》反映的是以钱谦益、钱曾、毛晋、季振宜、黄丕烈为代表的常熟藏书家一派的藏书和目录学思想观点，图书版本重于图书内容，版本形式重于版本内容，鉴赏收藏重于读书考订。”① 由于重视收藏宋元版本，“考其版刻源流，校订古今同异”，虞山派的藏书家在版本目录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读书敏求记》对宋元精椠和旧抄，详考其授受源流，提出从版刻、刀法、字体、行款、刻工、纸张、墨色来比较科学地确定雕印年代，从祖本、子本、原本、修本来定版本价值的理论，最初确立了鉴定古籍版本以物质形态和版刻风格等外在形式来衡量的标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著。《读书敏求记》还开启了编纂善本书目之端，善本实际上是较好的版本，此一做法引起后世人们对善本书的关注和收集。此后，张金吾、瞿镛等分别又撰《爱日精庐藏书志》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目录学著作，在版本目录学中做出重要贡献。
  与虞山藏书派相对的是浙东藏书派。在藏书事业上，浙东一地自南宋开始就非常兴盛，明、清之后，名家名楼更是不断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宁波范氏天一阁。天一阁藏书达七万余卷，以保存明代历史文献为特色，藏书中多明代地方志、政书、诗文集、登科录等。“天一阁”藏书楼楼名取自《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在楼旁建池，以水制火，并制定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用特制的“芸草”给书防蠹，因而，它历经几百年风雨至清代仍岿然屹立。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皇帝下诏纂修《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６３８种，朝廷嘉奖《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又依天一阁范式建立著名的“南北七阁”，天一阁从此名闻全国。山阴祁氏是藏书大族，祁承在祖辈藏书的基础上，不断购求，藏书最盛时达九千余种十万卷，为当时江南各藏书家之冠。他藏书不以宋、元本为贵，而是讲求实用为先，藏书中以明代文集、明代史料与地方史志最为丰富。他重视野史、杂著的搜集，搜藏的府志、县志等地方文献，《各家杂剧》、《今古杂剧》等戏剧著作，都是一般藏书家不注意搜集的。祁承本人就是戏剧家，藏书使得他在戏剧上有很深的造诣。其子祁彪佳也嗜藏书，他继承“澹生堂”藏书，又筑“旷园”，藏书娱乐其中。崇祯年间，建书楼“八求楼”，藏书三万余卷，以收藏戏曲文献为特色。据《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记载，曲品有４６６种，剧品有２４２种。温州有玉海楼，它是孙衣言于清光绪年间创建，其子孙诒让从小受父亲熏陶，遍游书肆，访求善本，使玉海楼藏书积至八九万卷。玉海楼的藏书特色是乡邦文献极多，尤其是温州本地的文献收罗非常齐备。玉海楼与宁波天一阁、湖州南浔嘉业堂并称为浙江三大著名藏书楼。民国鄞县张寿镛是近代藏书大家，他分别购进武进藏书家陶湘涉园的藏书和歙县宋氏一览楼藏书，五十年间搜集藏书达十六万卷，四万余册。重视收藏明刻本、名人精抄本及未刻稿本，是张氏的藏书特色。
  另浙东著名的藏书楼还有绍兴黄澄量的五桂楼，聚书六万余卷，绍兴李慈铭越缦堂藏书九千余册，会稽姚振宗师石山房藏书六万卷。绍兴徐友兰八杉斋、铸学斋所藏在十万卷以上。宁波冯贞群藏书十二万卷。
  浙东藏书家还开创了私人公共藏书楼。如清末绍兴就出现了著名的公共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其创建者徐树兰懂得书籍对人才成长的影响，于光绪年间开始捐资创办。藏书楼开办之日，订有《古越藏书楼章程》７章３０节， 其中不少内容颇有见地。藏书楼所藏书籍分两类，即“学部”和“政部”。并规定“凡已译、未译中西书籍一律收藏”。其收藏范围很广泛，包括教科书、地图、实业图，各种学报、日报等。涉及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书籍也在收藏之列，这在当时的藏书楼中是绝对没有的。章程还设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和阅书流程规范。徐氏去世后，其子继续经营，使藏书增至十万余卷。这是我国最早私人举办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它已具有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其所立之《古越藏书楼章程》为丰富我国藏书理论和近代图书馆的创办提供了经验。
  浙东藏书家有自己的藏书理论。《澹生堂藏书约》即是其一。祁承在长期的藏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澹生堂藏书约》的《藏书训略》中对如何收集、鉴别图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选书标准有三：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即在求购图书时，要放开眼界，搜集的图书才会品种齐全， 做到包罗万象，应有尽有。选书时要专心，聚精会神。并且要充分发挥想象， 多动脑筋、多想办法收集图书，求书途径要灵活。对于图书收集的途径，祁氏在郑樵的“求书八法”上，又加上三条，即辑佚法、分析法、书目书序索引法。
  祁氏对藏书价值的鉴别也十分重视，他提出了鉴书五法，即“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审轻重”指典籍按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顺序来判断其品位，按书的内容和成书时间的先后区别先后次序。他认为“得史十者不如得一遗经”，“得百千小说者不如得汉唐实录一”。“辨真伪”指辨别图书的真假。“核名实”指对有名无实的书要注意辨别。“权缓急” 指对各类图书给予不同的重视。他认为藏书应重视史部收集，“古人经济之易见者，莫备于史”，“凡涉国朝典故者，不特小史宜收，即有街谈巷议，亦当尽采”。“别品类”是要注意图书的分类编目，即指对典籍进行分类和编目等方面的文献整理问题。
  在《澹生堂藏书约》中，祁氏还对图书的分类编目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 认为编目要遵循“因”、“益”、“互”、“通”四原则。其中“互”指将涉及两类及两类以上的书同时著录于这些不同类目中。章学诚所说的“别裁”、“互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浙东派藏书有其特点，它与虞山派藏书最大的不同，在收藏志趣上。虞山派藏书家重视的是宋元刻本，而浙东派藏书家则比较重视收集当代人的著作。
  赵万里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里称范氏选书标准是“取法乎下”的，“明以前刊本书籍，很少受他收容，除了吴兴张氏藏的宋小字本《欧阳文忠公集》， 是天一阁旧藏外，很少有此例外。惟其如此，明人著述和明代所刊的明以前古籍，因他保存了不少。”①天一阁藏书中最多的是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实录和诗文集，这些当时通行书乃至内部资料，由于搜罗齐备，保存完好，随着岁月的推移，就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
  浙东派与虞山派藏书第二大不同体现在收藏内容上。在中国古代，经书作为统一思想，教化百姓的工具，一直被统治阶级提倡，因此社会上流行尊经好古之风。在经史子集中，必将经摆在第一位，收藏中也必以经书为重。虞山派的藏书家收藏的图书就偏重正经正史，尤其尊经。这一点在孙从添的《藏书纪要》中有所总结：“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四种，取其精华，去其糠秕。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所以书籍首重经史。”而浙东派藏书家敢于冲破这一藩篱，重视收藏史部、集部图书，史也不限正史。据《天一阁遗存书目》统计， 天一阁共有图书１６７６部，８４７２册，２１２４５卷，其中经部６４部，子部２４２部，集部２４３部，史部１１２７部，占６７％。“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部”①。
  浙东藏书家的某些理论也反映着这一特点，如在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约》中，虽然在传统的影响下，藏书价值仍遵循“经、史、子、集”排序，但他有些思想还是反映着浙东藏书家的某些特点的。如“眼界欲宽”指要博采众书，不仅收集宋元版本，还要收集其他类别的书。鉴别藏书价值中“权缓急”就是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史部书的收集。
  浙东派藏书的两大特点，刚好与浙东学术的特点相一致的。因为学术与藏书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学者为了研究学问，会注意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书籍，另一方面，他的藏书以及乡邻朋友所藏之书，又会对他的学术产生一定的影响。浙东地区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该地区藏书的发展，使其藏书也打上了浙东派的烙印。浙东派藏书重视当代著作，是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特点的体现。浙东学术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使浙东藏书家们并不拘泥于古书，讲求实用，灵活变通，不被虞山派藏书家所看好的今人作品也被重视，因此他们不像虞山派那样讲究古书和版本，而是像古越藏书楼一样，凡是有用的“中西书籍一律收藏”。浙东藏书派不一味尊经，而在实践上表现出重史的特点，也是与浙东学术一脉相承的。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均重史学，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均有重视研究历史的特点，因此在藏书中，就表现为他们重视史学资料搜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空言心性”的经书。
  浙东派不是一味地盲从经典，盲从古书旧刻，又囿于地域特点，在实践中表现为重视乡邦文献收集的特色。对乡邦文献的收藏之风在甬、台、温三地表现尤为浓厚。如宁波慈溪郑性二老阁所藏以黄宗羲续抄堂为其专题收藏，声闻海内。雍乾间宁波全祖望双韭山房所藏有关宁波一地地方掌故典籍称备， 宋、元、明三代之宁波地方志若宋代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元代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等宁波古志皆有入藏，明永乐、成化、嘉靖等朝之《宁波府志》无一缺失。乾嘉间卢址抱经楼所藏以宁波乡邦文献称多，尝辑《四明文献集》，自言“非四明之掌故不录”。温州玉海楼藏书达八九万卷，其藏书特色之一就是乡邦文献甚多，收藏了大量的浙江地方文献，仅温州地区乡贤先哲遗著就收藏了四百六十多种，内有明刊本三十二种，还有抄本稿本等。正因为有如此充足的资源，孙氏所编的《永嘉丛书》，无论从选择之精、校勘之甚等都超过同时代编刊的诸家丛书。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史》清代私人藏书风尚一节中说，清代各地藏书家重视乡邦文献收藏已渐成风气，但据他所知，以浙江为盛。而在浙江地区中，此风应以浙东一地为最。应该说注重地方文献收藏是浙东藏书流派的一大特色。
  地理因素对浙东藏书派重视乡邦文献的特点有一定影响。古代交通不发达，地理位置对一区域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就地理形势而言，浙西杭、嘉、湖三地与江苏的苏州、南京等地，位于太湖之滨，水网交错，有京杭大运河贯穿，方便的水上交通，使该几个地区连为一体，成为太湖流域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之间商品交换频繁，市镇发展很快。书籍可通过船只往来流通，书贾业相当发达，这些都为藏书家们获取稀世的宋元版刻提供条件。而处于钱塘江以南的台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比较相似，处山靠海，相对比较闭塞，交通不太便利，形成与上述地区相对的浙东地区。浙东地区书籍流通相对较少，得书较为不易。因此不少藏书家转向了对乡邦文献的收藏。如临海曾士瀛曾在《叶伯丹墓志铭》中提及叶书生前所说的话，“吾不幸生在台州，遨游不出故乡，海内秘藏未能广摭”。这说明地理因素对藏书的制约，于是叶书立足台州，广搜博藏乡邦文献。久而久之，在浙东就形成一种风尚。在这群体内的藏书家会相互影响。比如洪颐煊，少时就有收藏乡邦文献的倾向，后来出外谋生，受外乡风俗之熏染，这一习惯少有更改，老来还乡，忆起旧年收集桑梓的爱好，遂对旧年所收，加以整理考证，编成《台州札记》一书。另外好古收藏要有经济实力，尤其是在一庄换一书的情况下，购求大量古本，耗资巨大，虞山属富饶之地，士民殷实，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购求古本，以满足藏书家们好古之志趣。浙东地区则“鲜巨商大贾”，要想系统收罗宋元古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浙东藏书家另辟蹊径，转向收藏同样流传少易泯灭的桑梓文献了。
  虞山派藏书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归诸国库的大量宋、元本珍贵古籍，经许多虞山派藏书家递藏，有虞山派藏书家的重大贡献。虞山派好古求全的收藏，又推动了校勘、辑佚、编纂、出版等学术事业的发展。但是浙东派藏书家的作用也不可小视，他们面向当代，重史、求专的特色收藏却正好可补其他收藏系统之缺，成为后人研究历史文化的珍贵宝藏。与虞山派一样，浙东派藏书家对区域学术文化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对于浙东学术发展起到过一定的助推作用。

①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概述［Ａ］．虞浩旭．天一阁论丛［Ｃ］．宁波：宁波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５９ ２８２① 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１ ４２① 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４（１） ① 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４（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