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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一词在古代中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它与“浙西”相对。“浙东”的概念肇始于唐代，彼时浙江属江南东道，唐肃宗乾元元年（７５８），江南东道拆分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和福建道，“浙东”即是浙江东道简称。北宋浙江属两浙路，南宋时将两浙路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两浙东路辖绍兴府、庆元府、瑞安府、婺州、台州、衢州、处州，简称浙东路，两浙西路辖临安府、平江府、镇江府、嘉兴府、湖州、常州、严州、江阴军，简称浙西路。
元代两浙范围缩小，始为浙江省之别称，明洪武年间嘉兴、湖州划入浙江， 浙东、浙西重新界定，区域至此划分明晰，并沿用至今。清乾隆元年刊刻的《（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云：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
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即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 凡八府皆江之左，是为浙东。
浙东文化是古越文化的余脉。七千多年前的浙东，地属越地，滨江临海，全境多为草泽丘陵，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直至越王勾践统治越地，这种情形亦未有根本改变。同时北方有吴国，国势日强，严重威胁着越国的生存， “夫吴之与越，仇雠敌战之国。……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险恶的自然环境，加上强国压境的生存条件，迫使越人将谋求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地域特有的品格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磨砺而出。据潘起造《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一文所言，古越民族具有四种品格：首先是励志图强的拼搏精神。二是具有开放和尚武的精神。三是理性务实的精神。四是进取却因循守旧的矛盾性格。① 古越文化的这些精神，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植于浙东区域文化中。浙东文化一方面传承了古越文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在又在适应各代变化中逐渐创新。
浙东文化的精华是浙东学术，浙东学术是浙东一地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比较独特的区域学术流派。南宋都城南迁，杭州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围绕杭州的浙东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地灵人杰，人文荟萃。“永嘉学派”、“四明学派”、“金华学派”相继而起，它们便是明清浙东学派的先驱。明代中叶后浙东有阳明之学，但阳明之学太过空玄，清初黄宗羲率先提出反对空谈心性，讲求实事求是的主张。黄宗羲通过讲学、培养弟子，使其学风遍乎江左。
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人继承这一学风，形成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
对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最早始于清代中期的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中叙述了“浙东学派”的源流：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 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②晚清以降，同处浙江的章太炎在《清儒》中再次提到“浙东学术”，此后梁启超《论近世之学术》便使用了“浙东学派”这一名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又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①今天学术界一般沿用梁启超的主张，认为其传承依次为：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
“史学所以经世”是明清浙东学派的明确口号，也是浙东学派的最大特点。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重视史学研究，一是经世致用。
浙东学术重史，关于这一点，除章学诚外，很多其他浙东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阐述，并达成共识。章太炎也认为：“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浙东之学的“最大贡献者实在于史学。实斋（章学诚） 可称‘历史哲学家’”。③ 清一代史家中，有创见、有贡献、有作为、有影响的大多出自浙东学派。黄宗羲对学术文化的贡献最显著的是其《明儒学案》。此书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专著，而且形成了一种新史体———学案体。仓良修认为“像这样全面而有组织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在中国封建社会还是首创。”④万斯同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有《明史》，时人认为他于修《明史》“指陈得失，洞中肯綮”、“刘知幾、郑樵不能及也”。历来史家对《明史》评价颇高，以为是历代官修断代史中最好的一部。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章学诚对史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继承历代《六经》皆史的思想，进一步辨正前人对经史关系的模糊认识： 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他从《六经》中探究中国史学的源头， 突破了前人研究史学固守《史》、《汉》以下藩篱的格局，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外延。他的史学史观念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浙东学派研究史学，但并未限于史学，他们研究史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即由史学入手，但其旨归仍在明道经世。他们提倡的“经世”，就是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而要重今重当前人事。黄宗羲就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①为宗旨的。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天崩地解”之时，黄宗羲反对当时空谈心性的学风，以为书生不应“束书不观”，更不应该整日埋头故纸堆里，而应该关心世事。他以毕生精力总结明亡教训，并致力于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万斯同治学的中心思想，也是史以致用，治史经世。他认为，研究学问，如果仅仅是“溺于诗文”、“但知举业”，“不知经济为何物”，那都是陋儒的自私之学，同时他指出研究学问的目的在“经世”，所谓“经世”，并不是眼前的“因时补救”，而是长远久治之策，研究历史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在他看来，如果治史做不到经世，对史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发言权。
浙东学派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方面强调博通，注意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善于创新，无门户之见。还有爱乡爱国，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是浙东学派人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在章学诚之后，浙东史学家“不绝如线”。在舟山、宁波、绍兴、温州等地都有浙东史学的传人。舟山有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宁波有陈汉章，绍兴有平步清、李慈铭、蔡元培、陶成章等，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其特点基本与前代浙东学派一致。蔡清骄在《论晚清浙东史学》中认为，晚清浙东学术仍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二经世致用和民族主义精神。三注重学术史和乡邦文献。②
元代两浙范围缩小，始为浙江省之别称，明洪武年间嘉兴、湖州划入浙江， 浙东、浙西重新界定，区域至此划分明晰，并沿用至今。清乾隆元年刊刻的《（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云：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
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即钱塘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 凡八府皆江之左，是为浙东。
浙东文化是古越文化的余脉。七千多年前的浙东，地属越地，滨江临海，全境多为草泽丘陵，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直至越王勾践统治越地，这种情形亦未有根本改变。同时北方有吴国，国势日强，严重威胁着越国的生存， “夫吴之与越，仇雠敌战之国。……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险恶的自然环境，加上强国压境的生存条件，迫使越人将谋求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地域特有的品格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磨砺而出。据潘起造《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一文所言，古越民族具有四种品格：首先是励志图强的拼搏精神。二是具有开放和尚武的精神。三是理性务实的精神。四是进取却因循守旧的矛盾性格。① 古越文化的这些精神，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植于浙东区域文化中。浙东文化一方面传承了古越文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在又在适应各代变化中逐渐创新。
浙东文化的精华是浙东学术，浙东学术是浙东一地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比较独特的区域学术流派。南宋都城南迁，杭州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围绕杭州的浙东地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地灵人杰，人文荟萃。“永嘉学派”、“四明学派”、“金华学派”相继而起，它们便是明清浙东学派的先驱。明代中叶后浙东有阳明之学，但阳明之学太过空玄，清初黄宗羲率先提出反对空谈心性，讲求实事求是的主张。黄宗羲通过讲学、培养弟子，使其学风遍乎江左。
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人继承这一学风，形成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浙东学派。
对于“浙东学派”的研究最早始于清代中期的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中叙述了“浙东学派”的源流：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 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②晚清以降，同处浙江的章太炎在《清儒》中再次提到“浙东学术”，此后梁启超《论近世之学术》便使用了“浙东学派”这一名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又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①今天学术界一般沿用梁启超的主张，认为其传承依次为：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
“史学所以经世”是明清浙东学派的明确口号，也是浙东学派的最大特点。
它有两层意思：一是重视史学研究，一是经世致用。
浙东学术重史，关于这一点，除章学诚外，很多其他浙东学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有阐述，并达成共识。章太炎也认为：“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浙东之学的“最大贡献者实在于史学。实斋（章学诚） 可称‘历史哲学家’”。③ 清一代史家中，有创见、有贡献、有作为、有影响的大多出自浙东学派。黄宗羲对学术文化的贡献最显著的是其《明儒学案》。此书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专著，而且形成了一种新史体———学案体。仓良修认为“像这样全面而有组织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在中国封建社会还是首创。”④万斯同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有《明史》，时人认为他于修《明史》“指陈得失，洞中肯綮”、“刘知幾、郑樵不能及也”。历来史家对《明史》评价颇高，以为是历代官修断代史中最好的一部。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章学诚对史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继承历代《六经》皆史的思想，进一步辨正前人对经史关系的模糊认识： 史之部次后于经，而史之原起实先于经。他从《六经》中探究中国史学的源头， 突破了前人研究史学固守《史》、《汉》以下藩篱的格局，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外延。他的史学史观念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浙东学派研究史学，但并未限于史学，他们研究史学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即由史学入手，但其旨归仍在明道经世。他们提倡的“经世”，就是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而要重今重当前人事。黄宗羲就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①为宗旨的。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天崩地解”之时，黄宗羲反对当时空谈心性的学风，以为书生不应“束书不观”，更不应该整日埋头故纸堆里，而应该关心世事。他以毕生精力总结明亡教训，并致力于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万斯同治学的中心思想，也是史以致用，治史经世。他认为，研究学问，如果仅仅是“溺于诗文”、“但知举业”，“不知经济为何物”，那都是陋儒的自私之学，同时他指出研究学问的目的在“经世”，所谓“经世”，并不是眼前的“因时补救”，而是长远久治之策，研究历史也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在他看来，如果治史做不到经世，对史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发言权。
浙东学派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一方面强调博通，注意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善于创新，无门户之见。还有爱乡爱国，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是浙东学派人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在章学诚之后，浙东史学家“不绝如线”。在舟山、宁波、绍兴、温州等地都有浙东史学的传人。舟山有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宁波有陈汉章，绍兴有平步清、李慈铭、蔡元培、陶成章等，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其特点基本与前代浙东学派一致。蔡清骄在《论晚清浙东史学》中认为，晚清浙东学术仍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二经世致用和民族主义精神。三注重学术史和乡邦文献。②
附注
①潘起造．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４）：１０５ １１０ 。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５２３。
①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98。
②章太炎. 清儒(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74。
③同①④仓修良.黄宗姜和清代渐东史学[].东南文化.1989(6): 209- 213。
①潘起造. 浙东学术的地城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J].浙江社会科学,2006(4); 105- 110。
②藥清骄.论晚清浙东史学[].江西社会科学,2005(2): 85-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