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美术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组莅临仙居县朱溪镇小方岩，考察鉴定了二处总面积７０平方米的岩画，填补了浙江岩画考古的空白。之后近十年来，仙居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广度中央坑岩画、福应送龙山岩画、上张西塘岩画、大战余岭岩画、淡竹对山岗岩画。目前，仙居岩画的总面积在１３００平方米以上，从规模、数量上讲，位居我国东南地区岩画之首。
  仙居位于浙江东南部括苍山脉中段、海滨城市台州市的西部，地处台州与温州、丽水、金华三市的交汇处。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瓯越先民下汤人生活栖息于永安溪两岸的河谷平原；商周时期，仙居为东瓯小方国属地。仙居岩画的发现，为探索瓯越族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和新的视域。
  几年前，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仙居岩画述论》（以下简称《述论》）一文①，在海内外的岩画研究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和关注。这几年，笔者对仙居岩画的学术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觉得仙居岩画的诸多问题尚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现不揣浅陋，对岩画的刻制时代、作者族源及文化意蕴等再一次提出新的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一、关于刻制时代关于仙居岩画的刻制时代，笔者在《述论》一文中从岩画的刻凿工具、图像特征、民俗学材料等方面分析，初步定为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和深化思考，笔者觉得其时代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些岩画可能还要往上推，其上限可能要到新时期时代中晚期。
  《述论》中，笔者认为：仙居岩画的刻痕大多较深，深者有１．３厘米，一般的则是０．５厘米至０．８厘米。岩画的轮廓线条不是很宽厚，一般粗细在１ 厘米—１．６厘米之间，不像东南沿海的珠海宝镜湾史前岩画，其线条宽达２ 厘米—５厘米不等。而且仙居诸多岩画的刻线凹进去的边缘呈锯齿痕，可见当时刻凿的工具有相当的坚硬度，非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莫为。经过审慎地思索，笔者觉得可能是过高地估计了瓯越先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仙居仅在湫山上田村①和城关水底门村②出土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青铜器，说明该地域还没有普遍使用青铜工具。根据仙居岩画分布比较广泛、面积宽阔的特点，瓯越先民要完成那么宏大的崖刻叙事工程，就需要大量的比较坚硬的刻凿工具，这是还没有普遍使用的青铜工具所不能承担的，那么，最大可能使用的工具就应该是硬度较高的某类石器。用硬度较高的石器刻凿石器，已经为考古材料所证实，比如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发现的仙居下汤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出土了许多青石质带孔石斧③，其中的孔部，很有可能就是用硬度较高的石器钻刻而成的。据此，仙居地区相当一部分的岩画，特别是刻痕较浅的那部分岩画，很有可能就是石器类工具所刻的。如朱溪小方岩的俗名为“小方岩下”处那七个锄耙形图纹、上张西塘部分蛇头形、锄耙形图纹、广度中央坑２号崖刻似鸟头、猴子等６个图纹， 刻痕都较浅，平均深度为０．２至０．３厘米，风格稚拙，不似青铜工具所刻，较合理的解释是硬度较高的石器所刻，那么这部分岩画就很有可能是史前时期的作品，根据仙居地区近二十多年来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存的情况，初步定这部分岩画的刻制时代为新石器中晚期，可能较为合理。
  当然，那些刻痕较深的岩画，也不能都说是青铜工具所为，估计相当一部分也是用硬度较高的石器工具慢慢刻制而成的。这里关键还要看岩画的线条是粗拙还是尖细，线条粗拙的当为石器工具刻凿，尖细者，则很有可能为青铜工具所刻，那么其刻制时代也判然有早晚之别。据此，仙居朱溪小方岩、福应送龙山、上张西塘岩画等处的岩画，线条较粗拙，其时代的上限应当推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度中央坑１号崖刻，线条深细，时代可能较晚，但下限也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综上，仙居的大部分岩画的刻制时代，很有可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二、关于岩画作者的族源从地理位置上看，仙居地区处于古代瓯越族的分布范围之内，岩画的作者，笼统地说，是瓯越先民，当然也不会错。但若对仙居地域远古时代的自然环境进行考古学观察，同时根据历史文献的蛛丝马迹的记载，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
  目前发现的仙居岩画群，大部分都位于海拔３００米以上的深山密林里，而且分布范围遍及全县东南西北各个区域，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仙居的大部分山区都栖息着数量不少的古越先民。关于这批古越先民的族源，按常理说，当然是“土生土长”的土著先民，但根据近年仙居各地高山上陆续发现的留有泊船系缆遗迹的“吊船崖”，更根据仙居山民近年来在永安溪上游的高山上捡到过贝壳化石，笔者不禁联想到中国东部地区史前时期的海侵现象。由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想，仙居这批与岩画有关的先民，一部分是被海侵赶上高山的别处的族人，那么会是哪一支族人呢？一条短小的地方文献史料似乎透露出了个中消息，也许会让人找到答案。
  《嘉定赤城志》“仙居韦羌山”条记载：“韦羌山，在县西四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晋义熙中周廷尉为郡，造飞梯以蜡摹之，然莫识其义。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①这是一条有关韦羌山上蝌蚪文崖刻的记载，笔者认为，此处所说的蝌蚪文，在晋代即已“莫识其义”，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抽象性较强的岩画。笔者在这里尤其关注的是“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这一片言只语，认为它虽然短小，却蕴涵着仙居岩画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试论述之。
  此处“夏帝”，当为大禹。说明先秦时期，仙居境内也流传着大禹的神话传说，考《临海记》，为南朝刘宋孙诜所著，笔者推测，至迟在南朝宋，这一“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仍广泛地传播于古老的瓯越腹地。那么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更早。关于禹的神话传说，越文化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有极高明的论断，他在《越文化研究四题》中说：“在越人的史前文化中，最最伟大而意义深远的，是他们在海进时期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创造出来的禹的神话。”①关于大禹神话的产生背景，陈先生另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也有所论证：“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的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②可见大禹的神话传说与地理学上的“海侵”说有关。关于地质史上的“海侵”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不少， 通常引用的是王靖泰、汪品先的《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文③。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海侵的高峰时期在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浙南的灵江、瓯江及飞云江下游河口附近曾经发生过局部海侵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居于海湾与海峡之间的瓯越先民一部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离乡背井流散到瓯越内陆腹地的崇山峻岭之间。同时，浙东的宁绍平原也由于海侵造成的环境恶化，带来了于越族人的大规模的南迁。笔者推测，一部分瓯越先民和于越先民循着灵江上溯，来到了仙居永安溪畔，或居于高山丘陵，或居于河谷平原，与当地土著先民一起继续繁衍生息。
  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论证的那样，他们虽然蛰居于瓯越内陆腹地，但仍缅怀故土，希望伟大的神明大禹治好水，让他们重返家园。于是在这瓯越内陆腹地的仙居境内也产生了“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了。
  综上，笔者认为，仙居岩画的作者，其族源应该是仙居境内的土著瓯越族先民和由于海侵而内迁的原居于沿海一带的部分瓯越人以及原居于浙东宁绍平原一带的部分于越人。
  三、关于岩画的原始宗教意识在《述论》一文中，笔者只是粗略地论及仙居岩画所体现的瓯越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不够系统，也不够丰满，今结合岩画发现新材料，在进一步梳理和深化思考的基础上，重新考论之。
  仙居岩画所反映的瓯越先民的原始宗教意识，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 鸟、蛇图腾崇拜仙居是个内陆山区，境内万山叠翠，树木蓊郁，生态环境十分优越，自古以来，禽鸟遍布，种类繁多，据《万历仙居县志》卷四“禽属”条记载，仙居山区比较多见的鸟类有“鹳、鹊、鹰、鸠、莺、凫、燕、鹭、雉鸡、竹鸡、山鸡、郭公、画眉、啄木”等２９种之多，我们可以推想，古越先民与这些鸟类朝夕相处，对它们非常熟悉，也十分愿意与它们“结亲”，终而把它们作为图腾而加以崇拜。古代越人的鸟图腾崇拜现象，已被文献资料、考古发掘报告和民俗学资料所证明。根据民俗学调查，至今仙居许多乡村仍将燕子等益鸟视为吉祥动物，家中屋檐下若做燕窝，则认为是吉事、喜事，全家小心呵护，不得骚扰。家中外墙上若安有鸟巢，家中长辈则会认为是福气降临，屡屡告诫稚童不得乱掏，另外，仙居方言将小男孩的生殖器亲昵地唤为“卵雕（鸟）”。所有这些，都应该是鸟图腾崇拜（连带也有生殖崇拜）的一种文化遗孑。仙居小方岩岩画中，刻有一鸟头人身形图像，四肢作舞蹈状（见本书《仙居岩画述论》图１０）。中央坑崖刻也至少刻有三个鸟头鱼身形图像（见本书《仙居岩画述论》图４）。这些岩画图像应该就是古越人鸟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
  越人以蛇为图腾。《说文解字·中部》说：“南蛮，蛇种。”又说：“东越，蛇种也。”这里的“南蛮”、“东越”总体上说的就是越民族，所谓“蛇种”意即信奉蛇图腾的民族。对于蛇，仙居民间至今还颇存敬畏之心。春夏时节，山里人家常有蛇爬行入室，长辈们不敢轻易打死它，而是在其四周撒些盐米，并以尊敬的口气轻声细语：“你家娘舅来了，请回家。”然后用竹帚慢慢地将它“请”出家门。
  仙居西塘村“高山塘”岩画中，有多个蛇形图像，一般长都在一米以上，最长者竟达二米（见本书《仙居岩画述论》图７）。这些图像应该是古越先民蛇崇拜的一种体现。
  （二） 生殖崇拜仙居广度乡大雷山以及俗名“十五窟”的山岙里都发现多个人的脚印和牛的蹄印岩画。人类脚印和动物蹄印岩画“是岩画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其分布范围也包括世界各地，举凡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脚印岩画。”①广度乡境内的人类脚印外形呈椭圆形， 牛蹄印则近似三角形，两者构图都如同女阴，很容易使人觉得它们是女阴符号的象征。仙居朱溪的小方岩、大战的余岭，都发现了蛇头形、倒三角形图纹的岩画（见本书《仙居岩画述论》图８）。中外学者现在基本上普遍认为，蛇与生殖文化关系密切，英国学者哈雷克特涅研究认为，“蛇象征色情，性欲，及性姿”②。
  杨知勇先生也说：“几千年来，蛇一直是性激情的象征。”③原始先民早已注意到蛇的某一外部特征与男根相似，故以蛇喻男根。据《路史·后纪一》注引《宝椟记》：“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成庖牺。”所谓感蛇而孕，就是与某男子交媾而孕，蛇在这里象征男根乃至男性。台湾省高山族的溯源神话说： “昔有二灵蛇，所产之卵中生出人类。”④这里的蛇也是表示男根及男根之“卵”。
  倒三角形图纹颇似女阴，学术界也普遍认为是女阴崇拜的象征。仙居岩画中的此类图纹，也应该是女性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存。仙居朱溪小方岩、大战余岭岩画中把蛇头形、倒三角形图纹刻画在一起，实际含有男女交媾之意，体现了古越族先民期盼人口繁衍、族类兴旺的意识。
  （三） 太阳崇拜古越族也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对太阳非常崇拜。至少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越族先民就有这种原始宗教意识，２００２年，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八千年前的“太阳纹”彩陶⑤就是明证。仙居诸多岩画点，如广度乡的东坪、淡竹乡的对山岗（图１）、福应街道的送龙山都发现太阳纹岩画（见本书《仙居岩画述论》图３），也是瓯越先民太阳崇拜的体现。
  图１　淡竹乡对山岗岩画的太阳纹拓片 （四） 尚高意识作为南方百越民族一支的瓯越族，其先民的“尚高”意识似乎比其他周边的民族更为强烈。考古材料证明，古代瓯越地区的土坑墓、土墩墓、石棚墓和悬棺，或葬于高岗、山巅，或朝天翘起，“都有尚高倾向，这可能反映了古代南方民族的崇天观念或灵魂归天的观念”①实际上，仙居岩画也体现了这一观念。
  仙居岩画所处的地势都比较高，海拔大多在３００—５００米以上，特别是岩画所在的岩面，或朝向一座或多座高耸云天的山峦，或背倚巍峨挺拔的山体，如朱溪小方岩岩画，不但处于高岭顶上，还北靠一座更高的山峦；广度中央坑岩画东向翠峦叠嶂，高不可攀；福应送龙山岩画东北边不远，五座高峰紧紧相连，平列如屏；上张西塘、大战余岭岩画，都南对一座高山，由此可见古越先民在选择崖刻地点时，也存在如杨超先生在研究世界岩画时所提出的“为什么在这里， 不在那里”的问题①，也就是说不是随意乱来的，而是择善而作的，他们在刻制岩画之前心中存有某种意识或理念，那么，这种意识或理念，笔者认为应该就是“尚高”思想。我们可以大胆推想，那些刻制于深山丛林中的岩画所在地，在史前时期，很可能是一个宗教祭仪场所。尤其是福应送龙山岩画所在的岩面， 共分十级，略向东南倾斜，形体本身就颇似祭坛；又如余岭岩画所在的山麓，共有三层梯田形山坡，亦似祭坛，南边３０米处，就屹立着突兀而起的高峰。这些宗教祭祀场所，选在崇山峻岭之上，而且对面或背后有更高的山峰巍然耸峙， 从一个侧面说明古越先民具有强烈的自然崇拜意识：即崇尚大山、崇尚高天的原始宗教色彩。
  （原载《三峡论坛》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① 张峋：《仙居岩画述论》，《东南文化》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①张峋：《仙居湫山乡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东方博物》第３６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②金祖明：《试谈台州先秦青铜文化》，《台州文物》（内部刊物），１９９０年３月。 ③ 金祖明：《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① 徐三见点校：《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二《山川门》四，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８页。 ①陈桥驿：《越文化研究四题》，载车越乔主编《越文化实勘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９页。 ②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③ 载《地理学报》第３５卷第４期，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①汤惠生：《脚印岩画与“大人迹”》，《艺术探索》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②〔英〕哈雷克特涅著，方智弘译：《性崇拜》，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７１页。 ③杨知勇：《宗教·神话·民俗》，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３页。 ④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６９页。 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编：《跨湖桥》，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彩版一八。 ① 黄舟松：《先秦瓯族史初探》，载《东方博物》二十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９页。 ① 杨超、范荣南：《追寻沙漠里的风———巴丹吉林岩画研究》，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