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关于仙居岩画的刻制时代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曹锦炎先生所持的“春秋战国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他在《关于推荐仙居古越族摩崖石刻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估意见》上写道：“从三处地点（指朱溪小方岩、福应送龙山、广度中央坑，当时上张西塘尚未发现岩画———笔者按）的崖刻观察，其文字或岩画均用金属工具凿刻，其年代不可能早至史前，其上限似不早于商代，其下限也不会晚于秦统一后。根据其图像及文字特点，参照邻近福建漳州崖刻的年代，应为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是王伯敏先生的“西汉初年说”，他自“台州岩画鉴定会”后，即投入大量精力，搜寻考稽地方文献，揣摩研究岩画图片，初步提出了仙居岩画的制作年代：“台州仙居小方岩岩画，其制作年代，初步定在公元前１００年前后……距今为两千余年。”① 他是从三个方面推测的：一、从台州（仙居）这一地区的地理、历史情况探究； 二、从小方岩岩画刻凿的线条变化与作风来考虑；三、从小方岩岩画画面的能识别的一些内容去追寻①。
  笔者认为，两位学术前辈推测岩画制作年代的思路、角度皆不无道理，但如果再结合当地及附近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民俗文化等方面来考虑问题，可能推论的逻辑性会更强一些。笔者受曹、王两位先生推测思路的启发，又结合古代瓯越地区的考古发现、民俗文化等因素，横向比较仙居诸岩画点的画面内容，认为仙居岩画的刻制年代确如曹先生鉴定的，当在春秋战国时期。现试从以下诸方面论述之。
  （一） 从仙居岩画的刻凿工具看古代岩画一般分为崖刻岩画和彩绘岩画。崖刻岩画的工具一般为石块和金属。用石块磨刻的岩画线条断面呈“Ｕ”状，其刻痕也较浅，“这种‘Ｕ’形线条，对于光线的要求非常敏感。只有在特定的阳光角度下，岩画图案才会显得格外清晰而产生特定的神秘效果”②。这种岩画一般为史前岩画。从仙居岩画刻凿线条的现存状况来看，刻痕大多比较深，深的竟有１．３厘米，浅的也有０．３ 厘米，一般的则是０．５厘米至０．８厘米。岩画的轮廓线条不是很宽厚，一般粗细在１厘米至１．６厘米之间，不像东南沿海的珠海宝镜湾史前岩画，其线条宽达２厘米至５厘米不等。而且仙居诸多岩画的刻线凹进去的边缘呈锯齿痕， 可见当时刻凿的工具有相当的坚硬度。综观仙居岩画的线条风格，其刻凿手法不是用尖石块磨刻，也不是以颜料涂绘，而应当是用金属工具刻凿。那么仙居地区金属工具的使用始于何时？这是界定岩画刻制年代的关键。这就要从仙居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来考察问题。
  据《万历仙居县志》之《建置》中记载：仙居在春秋战国时期为越地。从历史地理看，浙江当时属越国中心区域，仙居则位于古越国的腹地，秦统一以前的当地民族为百越民族中的于越族。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业与冶铁业是越国的重要经济基础，青铜农具、兵器、铁器农具的制造在整个冶铸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金属工具已普遍使用，“为越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它们不仅提高了土地开发的广度，而且也为精耕细作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①。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已证实了上述史实。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浙江绍兴城东面的西施山等地，出土了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刀、削、镰、斧、锯、凿、犁、锄等青铜工具，并伴出冶炼遗址②。１９６３年８月，温州市文管会收集到永嘉县永临区西岸大队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有铜铲、铜锸、铜耨、铁锸各１ 件，铜块５０多公斤和少量锡块，说明这些铜器是当地铸造的，考其形制，年代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③。台州地区近十几年来，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也较多。“已在仙居上田村和水底门，临海上山冯、水洋，温岭楼旗村，玉环三合潭等地出土，其中上山冯遗址出土二窖藏近百斤饼形铜料，属加工铜。仙居上田村窖藏出土饼形铜料１４斤，但制成品却都为铜与铝、锡合金铸制，主要品种是生活用具（盛、炊、饮和祭器）、生产工具（破土、锯木、削割）、兵器（剑、矛、镟、驽机）等。从这些铜器的质量看，合金成分配料合理，火候得宜，质地坚韧锋利，铸造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台州金属冶炼的出现，呈现了清新的青铜文明。”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仙居古越先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铜、铁等金属工具。他们用质地坚硬的铜、铁凿刀在山崖上刻制岩画，完全是有可能的。因此，仙居岩画的断代定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不成问题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一些岩画专家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岩画时代判别的论述上得到佐证。盖山林先生认为：“东南沿海岩画，从目前已发现岩画看，年代都较早，约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作品。”⑤上面已提到，仙居岩画不似珠海宝镜湾岩画是石器时代的作品，那么，作为越国腹地而处于深山之中的仙居岩画，应该是青铜器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
  （二） 从仙居岩画的图像特征看仙居岩画画面图像在总体风格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写实性强。根据盖山林先生的研究成果，“早期岩画具象性强，力求逼肖对象。其后，向程式化发展，再往后，图形向抽象化、符号化发展。”①仙居岩画的时代不会太迟，而应属于早期时代的作品。
  仙居四个区域八个地点的岩画基本上都有一些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图像，如锄耙形、平口锄头形、柴刀形等图像在诸多岩画点上都存在，且刻凿的深浅度大体相等，线条粗细也差别不大，说明仙居诸多岩画属于同一时代的作品。其中平口锄头形图像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普遍使用的青铜锄十分相似（图５）。《释名》：“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说明它是松土、除草的农具。青铜锄也是历年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农具中最多的一种，以绍兴地区为例，总计共出土了３２件，占出土农具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可见其用途之广。作为越国腹地的仙居，当时也应该普遍使用这种农具。直至今天，仙居广大农村地区还在广泛地使用它。
  仙居福应送龙山岩画中，有９个房屋形的图像过去一直被人认为是锄耙形，仔细辨认，它与锄耙形图像是有别的，因为它的底部是封闭的，与房屋的形状倒是十分相像，而锄耙形图像的底部是敞开的。看到这种房屋形图像，笔者难免要联想到１９８２年在绍兴坡塘一座先秦墓葬中出土的一个保存十分完整的铜质房屋模型，这个模型恰好也是春秋时期铸造的，“它为我们了解古代越人的建筑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这座房屋模型，表面作长方形……３开间……南面一律敞开，无墙、门、窗，立圆形明柱两根。”② 我们惊喜地发现福应送龙山岩画中房屋形图像与它何其相似。对照这座房屋型的结构，送龙山岩画的房屋形图像也应该是古代越人建筑形式的一般形制。
  送龙山岩画的房屋形图像共九个，挤挤挨挨密集于一块岩面，很像是一个小型村落（图６）。笔者认为这是高祭台类型的聚落形式在岩画上的反映。“高祭台类型是浙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它是一种与古越族有密切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根据考古学家对江山土墩墓的研究，高祭台类型的时代，上限相当于中原的商代或夏代，下限可延续到西周晚期或春秋，大致能和越国的历史相衔接。”①高祭台类型的聚落主要分布在半山区的丘陵岗地上，而且经常位于溪流的交汇口附近。送龙山岩画的周遭也多为丘陵岗地，而送龙山山麓正处于金加坑溪流的交汇口附近，因此， 我们推测，春秋战国时期，送龙山一带很有可能是古越人建立聚落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有关史籍中找到重要的依据。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秦汉时期曾在浙江南部山区第二大盆地新（昌）嵊（州）盆地设有剡县。剡也是一个古越语地名，因此，剡也可能是越族在南部山区建立的大型聚落。仙居距剡县较近，越族人在其山区建立聚落是完全有可能的。当代学者也多有持此观点者。如学者徐建春就认为仙居等山间盆地以及山区的第四纪夷平面是古越先民的理想聚居地，“从地形等自然条件看，最利于越族人民建立聚落的有３类。一是山间盆地。浙江有大小盆地３０ 多处，遍布全省各地，其中分布最密集、面积最大的位于浙江中部。这些盆地的大小、形状和分布大多与地质构造有关。主要盆地有金衢盆地、永康盆地、仙居盆地、新嵊盆地、天台盆地、诸暨盆地、浦江盆地、南马盆地、丽水盆地、松古盆地、武义盆地、常山盆地、江山盆地、云和盆地等。这些盆地有一定的海拔高度，不受海侵的影响，地形较为平坦，很适宜于越族先民建立聚落……三是山区较高处的第四纪夷平面，也即俗称的‘平台’。这些平台地势平坦开阔，常伴有溪流，也是先民建立聚落的理想地点。”① 考察仙居朱溪小方岩、福应送龙山、广度中央坑、上张西塘等地的地形地貌，或属于山间盆地（如上张西塘），或属于山间平台（如小方岩、送龙山、中央坑），其地附近皆伴有溪流，古越先民在其间建立聚落，完全是有可能的。仙居岩画特别是其中的送龙山岩画的“村落图”，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当地越族人民对自己生活形态形象的反映。
  综上所述，笔者从仙居岩画的图像特征来推测其刻制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该不是无稽之考。
  （三） 从民俗学角度看上文笔者提到，春秋战国时期，仙居丘陵岗地、山间盆地及山区较高处的第四纪夷平面，完全有可能建立了适宜于古越先民居住的聚落，这已在仙居送龙山岩画内容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既然在春秋战国时期，仙居已活动着数量不少的古越先民，那么从非物质文化性质的民俗文化遗存方面考察，是否能够找到一些有关越族或越国的历史信息呢？答案是肯定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仙居县文化部门在民间文学普查时，调查收集到溪港的缙（云）仙（居）边界一带广为流传的有关越王勾践的传说。杨建武的《仙居史话》对此记载颇详：相传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王和吴王的军队在缙云和仙居边界的一山岙里打了一仗。结果越王勾践大败，单枪匹马，落荒而逃，吴国士兵则紧追不放。当越王逃到一处种着络麻的田地时，眼见追兵即将来，危急之下便弃了白马一头钻进麻田，暂时躲过了追兵。而后越王移步往东，又躲藏在一块巨石后良久，见追兵确已过去，才在距巨石东边不远的一个小山岙里搭草寮暂居。事后，越王想起了在情急之下遗弃的心爱白马，一气之下扔掉了马鞭。这个传说，千百年来一直传颂不衰。为纪念越王，这一带留下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地名：吴越军队交战过的那座山叫“越王山”，山上还建有越王庙。吴越军队交战的山岙叫“越阵”。越王躲藏过的两个地方，一个叫“麻田”，另一个叫“叶岩头”（原名“隐岩头”，因“隐”与“叶”仙居方言是近音）。
  越王暂居之地则谓“王寮”（今黄寮）。此外，为纪念白马，叶岩头村后那座山名叫“白马山”，白马经过的永安溪叫“白马经坑”（今名金坑），越王扔马鞭的地方叫“马鞭头”。人们还在越王丢失白马的前桩（今名前庄）修建白马殿以示纪念。上述提及的有关越王的各个村名、山名，均相邻而存。其中越王山、越阵、麻田三村现属缙云县章源镇，而叶岩头、黄寮、金坑、前庄四村均属仙居县的溪港乡。
  对于这一传说，原台州市文管会主任金祖明先生结合史书记载和近年来的文物考古发现，在《括苍山麓楚越战争遗迹之我见》一文中，认为：“历代相传仙缙边界有越王勾践遗迹，吴越曾在此发生过一次非常激烈的战斗。吴越是民间口碑传借的，吴越战争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台州，应该是楚越战争才合乎历史地理事实。”不过笔者认为，这一民间传说的主人公不一定真的是越王勾践， 很有可能是越国的一员大将或者王子。
  上述民间传说，由于结合了史书记载和文物考古发现加以印证，其可信度是较高的，这一民间传说既然得以代代广为相传，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仙居境内古越先民人口数量不在少数，其集聚而居，建立村落，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仙居横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下汤遗址，我们可以推想，这些古越先民绝大部分应该是生活栖息在仙居境内的土著民族下汤人的后代。
  文献资料、考古发掘报告和民俗学资料都表明，古代越人有鸟、蛇等图腾崇拜现象，这一现象直至今天还可以经过民俗学考察，找到它的文化遗存。至今仙居境内大部分乡村仍将燕子等益鸟视为吉祥动物，家中若做燕窝，则被认为是吉事、喜事，举家不得骚扰之。住房土墙上若安有鸟巢，家中或邻居老者则喋喋不休地告诫稚童不得乱掏，并说这是家中的福气。另外，仙居方言将小男孩的生殖器亲昵地唤为“小鸡鸡”或“卵雕（鸟）”，也是鸟图腾崇拜（连带也有生殖崇拜）的一种遗孑。对于蛇，仙居民间也多存有敬畏之心。夏天，乡野人家多有蛇行入室现象，家中长辈不会轻易打死它，而是在其四周撒些盐米，之后才以尊敬的口气念念有词将其请出门：“你家娘舅来了，请回家。” 这些鸟、蛇图腾崇拜现象，在仙居岩画上也得到体现，广度中央坑的崖刻图像中，有３个图像顶部很像鸟头（图４）；西塘岩画有３个蛇的图像，其中１条蛇竟长达２米（图７）。
  因此，从仙居境内的民俗文化因素，再结合岩画的部分内容和考古发现， 也可以大体推测出：仙居岩画是春秋战国时期古越先民的作品。

① 王伯敏：《台州仙居小方岩岩画制作年代初探》，见张峋编著《仙居历史文化论丛》，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页。 ①王伯敏：《台州仙居小方岩岩画制作年代初探》，见张峋编著《仙居历史文化论丛》，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 ② 李世源：《珠海宝镜湾岩画判读》，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０４页。 ①金普森、陈剩勇主编，徐建春著：《浙江通史》第２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１６０— １６１页。 ②《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③徐定水：《浙江省永嘉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简介》，载《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④金祖明：《从考古发现看台州秦以前文化》，载《东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⑤ 盖山林：《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４页。 ①盖山林：《中国岩画》，广东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９页。 ②金普森、陈剩勇主编，徐建春著：《浙江通史》第２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２页。 ①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徐建春著：《浙江通史》第２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６页。 ①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徐建春著：《浙江通史》第２卷，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８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