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三通“洞宫界”碑记唯有立于南界的有明确纪年，为南宋绍兴辛巳年（１１６１），其他两通也当立于此时。据《嘉定赤城志》记载，括苍洞在南宋时所管辖的宫田１１６９亩、宫地１２７６亩、山林１８５８亩、合计４３０３亩①，这与近年新发现的三通“洞宫界”碑所提示的范围十分吻合，也体现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的兴盛。
“镇山碑记”和“费都正居山”石刻以及六十四卦图案都刻于南宋乾道年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文化的繁荣景象。其中“镇山碑记” 所提到的“福星山”、“马自善”等历史信息与历史文献记载也相吻合，《光绪仙居县志》载：“（括苍洞）洞口有石云，其山曰福星山，道士马自善所手培云。”② 另外上文提及的“别有洞天”木制匾额，仙居学者杨总灯先生疑为宋匾，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这和括苍洞的兴衰史相符。
元明清时期括苍洞道教渐趋衰微。有元一代，括苍洞虽仍作宫观，但已渐呈衰象，查遍地方史志，目前我们仅发现一首元人吴淳题咏括苍洞的诗，这与两宋的题诗之富适成鲜明对比。明代，括苍洞已佛道两用，一些士子也喜登临洞府，觞咏读书，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共融的局面。从立于明天启丁卯年（１６２７） 的《凝真宫新建楼居助田记》碑文中，我们约略可知该时期的凝真宫已被允许建造僧舍，于是“四方响应”，输粟纳缗，捐田舍地，佛教文化呈现了“梵宇日拓， 金轮日转，暮鼓晨钟”，声播遐迩的繁盛景象。碑文中提到的“余家司寇”当指曾任司寇即刑部尚书的应大猷，他的故里下各村与括苍洞仅距数里，年轻时曾与友人同住洞中读书有年，作为名重台州的儒学人物，对括苍洞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当起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括苍洞的道教文化已跌至低谷，《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云：“但灶冷烟寒，而田则竟归乌有矣！”而佛教文化却是“晨钟暮鼓，不减畴囊”。虽然佛教稍盛，但却有当地“豪强复谋兼并”之虞。另外，从上述《万楼重新》碑记、《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和清代凝真宫纪事顶梁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禅院已经登堂入室，凝真宫也已更名为凝真禅院。在台州府、仙居县地方政府官吏的直接参与下，道士淡出，僧尼登场，更有甚者，胡公大帝作为民间俗神也被信众塑以金身，供奉洞中，括苍洞一时之间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俗神信仰混杂共融的“大杂烩”局面。清代，括苍洞道教文化虽呈衰败之象，但从至今尚留存洞口附近的四眼石脸盆、石马槽、石臼等遗物看，其他各类宗教的信众当不在少数。可以想见，作为通往括苍洞的要路，至少在民国初年，天仙桥上每天还是人来人往，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镇山碑记”和“费都正居山”石刻以及六十四卦图案都刻于南宋乾道年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文化的繁荣景象。其中“镇山碑记” 所提到的“福星山”、“马自善”等历史信息与历史文献记载也相吻合，《光绪仙居县志》载：“（括苍洞）洞口有石云，其山曰福星山，道士马自善所手培云。”② 另外上文提及的“别有洞天”木制匾额，仙居学者杨总灯先生疑为宋匾，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这和括苍洞的兴衰史相符。
元明清时期括苍洞道教渐趋衰微。有元一代，括苍洞虽仍作宫观，但已渐呈衰象，查遍地方史志，目前我们仅发现一首元人吴淳题咏括苍洞的诗，这与两宋的题诗之富适成鲜明对比。明代，括苍洞已佛道两用，一些士子也喜登临洞府，觞咏读书，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共融的局面。从立于明天启丁卯年（１６２７） 的《凝真宫新建楼居助田记》碑文中，我们约略可知该时期的凝真宫已被允许建造僧舍，于是“四方响应”，输粟纳缗，捐田舍地，佛教文化呈现了“梵宇日拓， 金轮日转，暮鼓晨钟”，声播遐迩的繁盛景象。碑文中提到的“余家司寇”当指曾任司寇即刑部尚书的应大猷，他的故里下各村与括苍洞仅距数里，年轻时曾与友人同住洞中读书有年，作为名重台州的儒学人物，对括苍洞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当起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括苍洞的道教文化已跌至低谷，《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云：“但灶冷烟寒，而田则竟归乌有矣！”而佛教文化却是“晨钟暮鼓，不减畴囊”。虽然佛教稍盛，但却有当地“豪强复谋兼并”之虞。另外，从上述《万楼重新》碑记、《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和清代凝真宫纪事顶梁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禅院已经登堂入室，凝真宫也已更名为凝真禅院。在台州府、仙居县地方政府官吏的直接参与下，道士淡出，僧尼登场，更有甚者，胡公大帝作为民间俗神也被信众塑以金身，供奉洞中，括苍洞一时之间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俗神信仰混杂共融的“大杂烩”局面。清代，括苍洞道教文化虽呈衰败之象，但从至今尚留存洞口附近的四眼石脸盆、石马槽、石臼等遗物看，其他各类宗教的信众当不在少数。可以想见，作为通往括苍洞的要路，至少在民国初年，天仙桥上每天还是人来人往，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