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上述文物遗迹对了解括苍洞的盛衰、认识其道教文化内涵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文物遗迹的全面梳理、研究，笔者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一） “金龙玉简”的出土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括苍洞道教文化的鼎盛投龙简是唐宋时代道教的一种普遍的仪式，据《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五记载，金龙玉简“投在名山大洞、灵泉龙穴及斋坛或住宅之中，以告盟天地水三府，使监证斋功”①。可知投金龙玉简有时是在深潭，有时也可在山洞或大海中，官方常常借助这样的仪式为皇帝和国家祈福。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不少龙简，如１９７７年浙江绍兴发现钱镠龙简，１９８２年嵩山峻极峰发现武则天金简，１９８３年太湖西山岛林屋洞发现唐宋金龙玉简②，１９９７年缙云仙都金龙洞出土铜龙木简③。
仙居括苍洞出土的金龙玉简是浙江地区投龙简这一道教仪式的又一历史见证。据《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二“括苍洞”条云：“国朝天禧二年（１０１８），投金龙白璧，赐额‘凝真宫’。”该记载与括苍洞出土文物的情形十分吻合。但志中记载的“金龙白璧”，据出土文物可知，当为“金龙玉简”。
括苍洞投放的金龙玉简与其时道教文化的兴盛背景有关。据任林豪、马曙明著的《台州道教考》，台州的道教文化在两宋时期达到鼎盛，括苍洞也不例外。历史文献对此颇有记录，上文已提到北宋天禧二年，即投金龙玉简的当年，宋真宗还给括苍洞赐额“凝真宫”。北宋徽宗皇帝于公元１１０３年追封括苍洞首任住持东汉徐来勒为“灵应真人”，《宋大诏令集》第一百三十七卷有《台州仙居县括苍洞徐真人封灵应真人制》，制曰：“台州仙居县括苍洞徐真人，至德之人，用心若鉴，损虚汎应，下视无方，加惠吾民，在所昭报，申之显号，兹谓国章。尸而祝之，俾永承事，可特封灵应真人。”①《嘉定赤城志》云：“（北宋）崇宁二年，令苏敖奏闻，封灵应真人。（南宋）光宗在储宫，书‘琼章宝藏’四字镇之。
今上龙潜，亦赐奎画及金铸星官像，由是洞宫增重矣。”②南宋淳熙九年（１１８２）， “道士陈会真得内赐《道藏》以归”，作为镇宫之宝③。
括苍洞的道教在两宋时期荣宠至极，这从其出土金龙的工艺水平也可看出。该金龙比金龙洞出土的铜龙略胜一筹。括苍洞的金龙装饰繁复有致，线条刚劲有力，体现了雍容华贵的气度。而周边地区如缙云仙都金龙洞的铜龙整体装饰简洁无华，刚劲之中稍显稚拙，显示的是平易质朴的风格④。
（二） 摩崖石刻“真源”的刻制年代疑为唐宋时期纵观括苍洞道教文化的发展史，它兴于唐，盛于宋，“真源”两字的刻制也当在此一时期。又考“真源”词义，可解为“真气之源”。据《宝藏名山记》载： “唐天宝七年，有庆云覆（括苍）洞，太史奏：‘有真气见于台宿。’诏建洞宫，榜曰‘成德隐元’。”⑤对此，我们是否可推想“真源”两字的刻制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呢？退一步说，如果此两字不是刻制于唐代，那么也不会晚于两宋。因为元明清时期，整个台州的道教呈衰微态势，括苍洞也不例外。历史文献有关括苍洞元明清时期的道教活动情况的记载几近空白。倒是上文已引的明代安庆县教谕徐崇点题括苍洞诗如“洞口寂寂静尘埃，旧日仙翁去不回”、“夜月每怜丹灶冷”、“苔没碑文卧草莱”、“往事凄凉宁可数，前身谁复说天台”等句，让人想见括苍洞的凄凉衰败景象。
（三） “洞宫界”等诸多历代碑记、石刻、石雕、匾额反映了括苍洞的盛衰变化轨迹三通“洞宫界”碑记唯有立于南界的有明确纪年，为南宋绍兴辛巳年（１１６１），其他两通也当立于此时。据《嘉定赤城志》记载，括苍洞在南宋时所管辖的宫田１１６９亩、宫地１２７６亩、山林１８５８亩、合计４３０３亩①，这与近年新发现的三通“洞宫界”碑所提示的范围十分吻合，也体现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的兴盛。
“镇山碑记”和“费都正居山”石刻以及六十四卦图案都刻于南宋乾道年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文化的繁荣景象。其中“镇山碑记” 所提到的“福星山”、“马自善”等历史信息与历史文献记载也相吻合，《光绪仙居县志》载：“（括苍洞）洞口有石云，其山曰福星山，道士马自善所手培云。”② 另外上文提及的“别有洞天”木制匾额，仙居学者杨总灯先生疑为宋匾，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这和括苍洞的兴衰史相符。
元明清时期括苍洞道教渐趋衰微。有元一代，括苍洞虽仍作宫观，但已渐呈衰象，查遍地方史志，目前我们仅发现一首元人吴淳题咏括苍洞的诗，这与两宋的题诗之富适成鲜明对比。明代，括苍洞已佛道两用，一些士子也喜登临洞府，觞咏读书，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共融的局面。从立于明天启丁卯年（１６２７） 的《凝真宫新建楼居助田记》碑文中，我们约略可知该时期的凝真宫已被允许建造僧舍，于是“四方响应”，输粟纳缗，捐田舍地，佛教文化呈现了“梵宇日拓， 金轮日转，暮鼓晨钟”，声播遐迩的繁盛景象。碑文中提到的“余家司寇”当指曾任司寇即刑部尚书的应大猷，他的故里下各村与括苍洞仅距数里，年轻时曾与友人同住洞中读书有年，作为名重台州的儒学人物，对括苍洞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当起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括苍洞的道教文化已跌至低谷，《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云：“但灶冷烟寒，而田则竟归乌有矣！”而佛教文化却是“晨钟暮鼓，不减畴囊”。虽然佛教稍盛，但却有当地“豪强复谋兼并”之虞。另外，从上述《万楼重新》碑记、《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和清代凝真宫纪事顶梁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禅院已经登堂入室，凝真宫也已更名为凝真禅院。在台州府、仙居县地方政府官吏的直接参与下，道士淡出，僧尼登场，更有甚者，胡公大帝作为民间俗神也被信众塑以金身，供奉洞中，括苍洞一时之间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俗神信仰混杂共融的“大杂烩”局面。清代，括苍洞道教文化虽呈衰败之象，但从至今尚留存洞口附近的四眼石脸盆、石马槽、石臼等遗物看，其他各类宗教的信众当不在少数。可以想见，作为通往括苍洞的要路，至少在民国初年，天仙桥上每天还是人来人往，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原载《东方博物》第４２辑。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凝真宫修复筹备组领导郑西炉、杨总灯先生和住持闻玄真道长、羊棚头村成洪运医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参考了杨总灯先生编撰的《括苍咏道》的有关资料，谨致谢忱！）
仙居括苍洞出土的金龙玉简是浙江地区投龙简这一道教仪式的又一历史见证。据《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二“括苍洞”条云：“国朝天禧二年（１０１８），投金龙白璧，赐额‘凝真宫’。”该记载与括苍洞出土文物的情形十分吻合。但志中记载的“金龙白璧”，据出土文物可知，当为“金龙玉简”。
括苍洞投放的金龙玉简与其时道教文化的兴盛背景有关。据任林豪、马曙明著的《台州道教考》，台州的道教文化在两宋时期达到鼎盛，括苍洞也不例外。历史文献对此颇有记录，上文已提到北宋天禧二年，即投金龙玉简的当年，宋真宗还给括苍洞赐额“凝真宫”。北宋徽宗皇帝于公元１１０３年追封括苍洞首任住持东汉徐来勒为“灵应真人”，《宋大诏令集》第一百三十七卷有《台州仙居县括苍洞徐真人封灵应真人制》，制曰：“台州仙居县括苍洞徐真人，至德之人，用心若鉴，损虚汎应，下视无方，加惠吾民，在所昭报，申之显号，兹谓国章。尸而祝之，俾永承事，可特封灵应真人。”①《嘉定赤城志》云：“（北宋）崇宁二年，令苏敖奏闻，封灵应真人。（南宋）光宗在储宫，书‘琼章宝藏’四字镇之。
今上龙潜，亦赐奎画及金铸星官像，由是洞宫增重矣。”②南宋淳熙九年（１１８２）， “道士陈会真得内赐《道藏》以归”，作为镇宫之宝③。
括苍洞的道教在两宋时期荣宠至极，这从其出土金龙的工艺水平也可看出。该金龙比金龙洞出土的铜龙略胜一筹。括苍洞的金龙装饰繁复有致，线条刚劲有力，体现了雍容华贵的气度。而周边地区如缙云仙都金龙洞的铜龙整体装饰简洁无华，刚劲之中稍显稚拙，显示的是平易质朴的风格④。
（二） 摩崖石刻“真源”的刻制年代疑为唐宋时期纵观括苍洞道教文化的发展史，它兴于唐，盛于宋，“真源”两字的刻制也当在此一时期。又考“真源”词义，可解为“真气之源”。据《宝藏名山记》载： “唐天宝七年，有庆云覆（括苍）洞，太史奏：‘有真气见于台宿。’诏建洞宫，榜曰‘成德隐元’。”⑤对此，我们是否可推想“真源”两字的刻制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呢？退一步说，如果此两字不是刻制于唐代，那么也不会晚于两宋。因为元明清时期，整个台州的道教呈衰微态势，括苍洞也不例外。历史文献有关括苍洞元明清时期的道教活动情况的记载几近空白。倒是上文已引的明代安庆县教谕徐崇点题括苍洞诗如“洞口寂寂静尘埃，旧日仙翁去不回”、“夜月每怜丹灶冷”、“苔没碑文卧草莱”、“往事凄凉宁可数，前身谁复说天台”等句，让人想见括苍洞的凄凉衰败景象。
（三） “洞宫界”等诸多历代碑记、石刻、石雕、匾额反映了括苍洞的盛衰变化轨迹三通“洞宫界”碑记唯有立于南界的有明确纪年，为南宋绍兴辛巳年（１１６１），其他两通也当立于此时。据《嘉定赤城志》记载，括苍洞在南宋时所管辖的宫田１１６９亩、宫地１２７６亩、山林１８５８亩、合计４３０３亩①，这与近年新发现的三通“洞宫界”碑所提示的范围十分吻合，也体现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的兴盛。
“镇山碑记”和“费都正居山”石刻以及六十四卦图案都刻于南宋乾道年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括苍洞道教文化的繁荣景象。其中“镇山碑记” 所提到的“福星山”、“马自善”等历史信息与历史文献记载也相吻合，《光绪仙居县志》载：“（括苍洞）洞口有石云，其山曰福星山，道士马自善所手培云。”② 另外上文提及的“别有洞天”木制匾额，仙居学者杨总灯先生疑为宋匾，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因为这和括苍洞的兴衰史相符。
元明清时期括苍洞道教渐趋衰微。有元一代，括苍洞虽仍作宫观，但已渐呈衰象，查遍地方史志，目前我们仅发现一首元人吴淳题咏括苍洞的诗，这与两宋的题诗之富适成鲜明对比。明代，括苍洞已佛道两用，一些士子也喜登临洞府，觞咏读书，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共融的局面。从立于明天启丁卯年（１６２７） 的《凝真宫新建楼居助田记》碑文中，我们约略可知该时期的凝真宫已被允许建造僧舍，于是“四方响应”，输粟纳缗，捐田舍地，佛教文化呈现了“梵宇日拓， 金轮日转，暮鼓晨钟”，声播遐迩的繁盛景象。碑文中提到的“余家司寇”当指曾任司寇即刑部尚书的应大猷，他的故里下各村与括苍洞仅距数里，年轻时曾与友人同住洞中读书有年，作为名重台州的儒学人物，对括苍洞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当起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清代，括苍洞的道教文化已跌至低谷，《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云：“但灶冷烟寒，而田则竟归乌有矣！”而佛教文化却是“晨钟暮鼓，不减畴囊”。虽然佛教稍盛，但却有当地“豪强复谋兼并”之虞。另外，从上述《万楼重新》碑记、《凝真禅院———仙居凝真讲堂碑记》和清代凝真宫纪事顶梁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禅院已经登堂入室，凝真宫也已更名为凝真禅院。在台州府、仙居县地方政府官吏的直接参与下，道士淡出，僧尼登场，更有甚者，胡公大帝作为民间俗神也被信众塑以金身，供奉洞中，括苍洞一时之间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俗神信仰混杂共融的“大杂烩”局面。清代，括苍洞道教文化虽呈衰败之象，但从至今尚留存洞口附近的四眼石脸盆、石马槽、石臼等遗物看，其他各类宗教的信众当不在少数。可以想见，作为通往括苍洞的要路，至少在民国初年，天仙桥上每天还是人来人往，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原载《东方博物》第４２辑。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凝真宫修复筹备组领导郑西炉、杨总灯先生和住持闻玄真道长、羊棚头村成洪运医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参考了杨总灯先生编撰的《括苍咏道》的有关资料，谨致谢忱！）
附注
①《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五，《道藏》第九册，第３６１页。
②钱镠龙简的消息见于梁志明《水府告文考释》，载《东南文化》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武则天金简的消息，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１日报道；唐宋龙简的消息，见《新民晚报》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２日报道。
③ 黄彩红：《缙云仙都金龙洞出土铜龙与木简》，《东方博物》第３８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①《宋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七，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４８７页。
②《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二，徐三见点校，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３３页。
③同上，第４２６页。
④黄彩红：《缙云仙都金龙洞出土铜龙与木简》，《东方博物》第３８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⑤ 《光绪仙居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５页。
①《嘉定赤城志》卷十四，徐三见点校，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６５页。
②《光绪仙居县志》卷二《地理志中》，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５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