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１．反映了浙南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诸多考古资料表明，商周时期浙南地区已经进了青铜文化时期，尽管如此，浙南在该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缓慢而低潮的。考古学界普遍认为， 浙南的好川文化是良渚文化向该区域迁徙后形成的既有良渚文化因素又有当地土著文化元素的一种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好川墓地出土的随葬品玉器、石器、漆器、陶器组合齐全，数量丰富；玉器、陶器制作精美，说明距今４０００年左右的好川文化时期，浙南的社会发展面貌还是光彩夺目的。但到了距今３５００—３０００年左右的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代，浙南地区却进入了一个发展相对缓慢的时期。诸多文化遗存中，不见了好川文化时期的精美玉器，这和良渚文化的突然整体消失颇为相似。但是，我们不能低估该区域的青铜文化的历史。路桥梅屿文化遗存出土的青铜戈、短剑、斧制作较精致。杨府山的一组青铜鼎，虽然总体残损较严重，但其造型的精致、优美的纹饰还是隐约可见。说明浙南地区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成熟。
  浙南新出的这两组青铜器较１９９０年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和２００３年杨府山土墩墓的青铜器，虽不是科学发掘而获，且数量也较少，但也是足以反映浙南商周时期文化面貌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２．反映了商周时期瓯越族的社会性质瓯越，是百越民族的一支，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印象里，是荒服无烟之地。浙南新出的两组青铜器连同此前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却出人意外地向我们昭示了瓯越文明的曙光。
  这里还是先从１９８４年出土于台州地区温岭县琛山乡（现并入温峤镇）莞渭童村的商代晚期的青铜蟠龙夔纹大盘说起。该青铜大盘，体形硕大，纹饰富丽，气势非凡，是迄今发现的最大、最精美的青铜盘，为海内孤品，是深受商文化影响的国之重器①。它竟然出现于偏远的东南海滨，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但有一点至少可以说明，早在商代晚期，浙南的瓯越族已经进入方国时代，已与商朝王室有一定的联系。这与《逸周书·王会解》中“四方令”的记载是相吻合的。杨府山２００９年新出的一组青铜鼎中，两只兽蹄形的鼎，形制与２００３年同地土墩墓出土的青铜鼎形似，似乎隐隐告诉我们，这一地同出的４件青铜鼎都和那座土墩墓的墓主有关。墓中的青铜鼎是随葬品的话，那么墓外的３件青铜鼎很有可能就是祭祀用具。根据２００３年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出土大量青铜兵器和玉器的情况，又从杨府山一地同出４件青铜鼎在东南地区迄今为止是绝无仅有的情况看，可以初步认为墓主是西周时期瓯越小方国的首领。路桥梅屿山距离黄岩小人尖仅２公里，所出青铜器器形相似，虽然数量少多了，但如果说黄岩小人尖土墩墓墓主是瓯越小方国首领的话，同时假如梅屿山３件青铜器也是出于墓葬的话，那么梅屿山墓葬的墓主就应该是地位稍低的贵族或方国上层人士。总之，商周时期，瓯越之地可能存在一个或多个小方国。
  ３．为研究瓯越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资料根据浙南地区多年来的考古资料，先秦瓯越之地的文化面貌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如浙南发现的土墩墓随葬青铜器、浙南沿海一带的石棚墓分布较多等现象都是浙江其他地区所不见的。仔细考察浙南新出的两组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笔者认为，其显示的浙南地区的地方特色也是很明显的。２００９年杨府山出土的其中２件青铜鼎从三足中部开始起扉棱直抵腹部、口沿部，是中原地区青铜鼎中所不见的；中原地区青铜鼎的立耳常见的是门形耳，这两件鼎的立耳为绞索状，其中一件鼎器腹敛口、深圆腹、细长兽蹄形等特点也不见于别处。这类鼎从形制到纹饰都十分特别，即使与同处江南的宁镇、皖南等地的同类器物相比也有很大不同，是浙南地方特色的典型代表。梅屿山所出的青铜短剑与１９９０年黄岩小人尖、２００３年杨府山出土的青铜短剑具有共同的形态， 这类短剑也曾在皖南屯溪、闽北管九出现过，属于吴越系青铜剑的雏形，与中原西周时期的短剑分属不同的系统②。但仔细辨别，梅屿山等浙南短剑，无首无格，剑身总体呈卵形或柳叶形；而屯溪和管九出土的短剑有首有格，总体略呈瘦长的三角形。可见，梅屿山等浙南短剑虽属吴越剑系统，但在细部形态上还是具有浙南地区的地方特色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瓯越之地的青铜文明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浙南新出的两组青铜器为我们探索瓯越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了新的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