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关于浙江的史前文化传播问题，近年来，浙江考古专家多有思考，蒋乐平先生研究认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很可能代表了浙中丘陵地带向东部平原挺进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们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这一课题将大大拓展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①王海明先生在论及河姆渡文化源头时，力主“上山论”②，他根据全新世以来海平面上升、宁绍平原成陆过程、年代，结合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及由姚江谷地向沿海平原扩散的空间分布特点，推断河姆渡文化早晚发展空间上是由平原南缘山地丘陵逐渐向沿海平原、海岛迁徙发展的。河姆渡文化源头应该在较宁绍平原海拔更高的低山丘陵区。根据以上两位学者论述的浙江史前文化的传播发展路线，仙居这个浙中偏东的区域，正好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我们有理由推想，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因素，正是受河姆渡文化源头———上山文化向东迁徙、发展所影响的结果。
  下汤遗址较晚期的文化，受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是较明显的。联系到浙东南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似乎可以探索到其中的背景或缘由。这里还是从一条短小的地方文献史料说起。
  《嘉定赤城志》“仙居韦羌山”条记载：“韦羌山，在县西四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③这是一条有关韦羌山上蝌蚪文崖刻的记载，笔者关注的是“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片言只语，虽然短小，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试论述之。
  此处“夏帝”，当为大禹，说明先秦时期，仙居境内也流传着大禹的神话传说。考《临海记》，为南朝刘宋孙诜所著，笔者推测，至迟在南朝宋，这一“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仍广泛传播于古老的瓯越腹地，那么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更早。关于禹的神话传说，越文化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有极高明的论断，他在《越文化研究四题》中说：“在越人的史前文化中，最最伟大而意义深远的，是他们在海进时期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创造出来的禹的神话。”①关于大禹神话的产生背景，陈先生另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也有所论证：“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的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②可见大禹的神话传说与地理学上的“海侵”说有关。关于地质史上的“海侵”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不少， 通常引用的是王靖泰、汪品先的《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文③，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海侵的高峰时期在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浙东的宁绍平原由于海侵造成的环境恶化，带来了于越族人的大规模南迁。笔者推测，一部分于越先民循着灵江上溯，来到了仙居永安溪畔，或居于高山丘陵，或居于河谷平原，与当地土著先民一起继续繁衍生息。
  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论证的那样，他们虽然蛰居于瓯越内陆腹地，但仍缅怀故土，希望伟大的神明大禹治好水，让他们重返家园。于是在这瓯越内陆腹地的仙居境内也产生了“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了。综上，我们似乎可以推想，正是由于海侵现象，下汤人接纳了河姆渡文化的某些影响。
  笔者认为，仙居下汤文化遗存的晚期也应该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其缘由，应该同良渚文化向浙西南的传播有关系。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好川墓地是良渚文化末期以后向西南发展的例证。近年有考古材料证实， 比好川墓地更远的建德、衢州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因素。考察仙居下汤遗址的地理位置，其正处于良渚文化向西南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良渚文化的消失，学界有好多人认为与当时洪水泛滥有关， 应该可以肯定，一部分“良渚人”或沿钱塘江上溯，或沿灵江、瓯江上溯，向浙西南迁徙了。仙居地处灵江上游，处于浙东南向浙西南迁徙的中间地带，其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