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稻作农业、狩猎经济的并行发展以及手工业的出现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视域看，仙居下汤遗址的器物形态既有原始、简朴的一面，也有先进、繁复的一面，这该与它的年代延续较长相关，同时也说明它具有多个文化层。
与上山文化一样，在下汤遗址的早期阶段，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发现的数量较多，远超周边的其他遗址，这与它比较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有关。下汤遗址的夹炭陶器（片）中，较多地发现了在胎骨中羼和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说明稻作农业在该地区也已经出现。据有关学者研究，陶器羼和料中，稻壳碎片所占比例不少，这是古稻脱壳利用的证据①。下汤遗址中出土石磨盘５件、石磨棒２件，极有可能是稻谷脱壳的工具。陶器羼和料中，发现未炭化稻草，遗址中也出土了１把扁平体石刀（简报中称为“石削”），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想，当时的下汤人已经开始用石刀连杆带叶进行收割稻谷。石球是原始人用以掷击野兽，或系在飞石索上猎取动物的工具。下汤遗址出土９件石球、３５件石镞、１件石网坠，反映了在较长时期内，狩猎（渔猎）经济与稻作农业是共存的，在下汤人的经济生活形态中，两者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下汤人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现根据出土情况综合分析，可能值得斟酌。考察下汤遗址的地理环境，它南临永安溪宽阔平旷的河谷平原，北依郁郁葱葱的白冠山，发展早期稻作农业和进行狩猎（渔猎）活动，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似乎不能单单侧重于某个方面。
下汤遗址中曾采集到１６件陶纺轮，细泥灰陶，也采集到２件陶拍子，说明下汤人已开始发展纺织业和制陶业，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和早期的农业已经有了较明确的分工。
（二） 既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本土的文化特色仙居地处浙中偏东，北边的浦江上山遗址、东北向的小黄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西南的好川墓地都不是很远，下汤遗址的文化面貌似乎在不同时期都受到周边史前文化遗存的影响。下汤遗址的陶器以夹炭红衣陶为主，且陶胎羼和稻壳和稻草，与上山文化的早期遗存、小黄山的一期遗存都有相似的一面。
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石器中，石球、石磨盘、石磨棒、穿孔石器都有一定的数量，且都为磨制石器，这也和上山遗址的晚期、小黄山一期遗存文化内涵相近。
具体器物上，下汤遗址的Ⅳ式双耳罐，与上山文化早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罐器形几乎一模一样，也近似于小黄山二期遗存的双耳罐。因此，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受上山文化及小黄山一、二期的遗存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下汤遗址的圆端式有段石锛，体型短肥厚重，磨制粗糙，斜面削刃，刃部平齐，近似河姆渡一、二期文化。两侧平齐方正，断面呈矩形的，相当于河姆渡三、四期文化。下汤遗址出土的“玉锥形器”，鸡骨白色，素面，顶端圆锥体，横断面呈正方形，有圆榫，榫部与器身的分界处有一个明显的平台，与好川墓地出土的Ａ 型玉锥形器十分相似。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这种体式的玉锥形器，也与良渚文化中期的福泉山墓地Ｍ１０１：７１、Ｍ９：４、Ｍ６５：８９、Ｍ７３：３６的玉锥形器属于同一形制①。据此似可推想下汤遗址与好川文化、良渚文化的渊源关系。
下汤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下汤遗址的Ⅳ式双耳罐，与上山文化早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罐器形虽然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细微的差别，前者为矮圈足，后者为平底。下汤遗址的石磨盘，其中一块周沿突起，中间有一条棱脊，似乎显示它具有横向滚碾和倒顺旋转的多功能优势，似有异于中原所出的石磨盘，也不见于浙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三） 文化传播线路问题的臆想关于浙江的史前文化传播问题，近年来，浙江考古专家多有思考，蒋乐平先生研究认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很可能代表了浙中丘陵地带向东部平原挺进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们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这一课题将大大拓展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①王海明先生在论及河姆渡文化源头时，力主“上山论”②，他根据全新世以来海平面上升、宁绍平原成陆过程、年代，结合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及由姚江谷地向沿海平原扩散的空间分布特点，推断河姆渡文化早晚发展空间上是由平原南缘山地丘陵逐渐向沿海平原、海岛迁徙发展的。河姆渡文化源头应该在较宁绍平原海拔更高的低山丘陵区。根据以上两位学者论述的浙江史前文化的传播发展路线，仙居这个浙中偏东的区域，正好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我们有理由推想，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因素，正是受河姆渡文化源头———上山文化向东迁徙、发展所影响的结果。
下汤遗址较晚期的文化，受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是较明显的。联系到浙东南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似乎可以探索到其中的背景或缘由。这里还是从一条短小的地方文献史料说起。
《嘉定赤城志》“仙居韦羌山”条记载：“韦羌山，在县西四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③这是一条有关韦羌山上蝌蚪文崖刻的记载，笔者关注的是“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片言只语，虽然短小，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试论述之。
此处“夏帝”，当为大禹，说明先秦时期，仙居境内也流传着大禹的神话传说。考《临海记》，为南朝刘宋孙诜所著，笔者推测，至迟在南朝宋，这一“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仍广泛传播于古老的瓯越腹地，那么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更早。关于禹的神话传说，越文化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有极高明的论断，他在《越文化研究四题》中说：“在越人的史前文化中，最最伟大而意义深远的，是他们在海进时期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创造出来的禹的神话。”①关于大禹神话的产生背景，陈先生另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也有所论证：“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的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②可见大禹的神话传说与地理学上的“海侵”说有关。关于地质史上的“海侵”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不少， 通常引用的是王靖泰、汪品先的《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文③，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海侵的高峰时期在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浙东的宁绍平原由于海侵造成的环境恶化，带来了于越族人的大规模南迁。笔者推测，一部分于越先民循着灵江上溯，来到了仙居永安溪畔，或居于高山丘陵，或居于河谷平原，与当地土著先民一起继续繁衍生息。
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论证的那样，他们虽然蛰居于瓯越内陆腹地，但仍缅怀故土，希望伟大的神明大禹治好水，让他们重返家园。于是在这瓯越内陆腹地的仙居境内也产生了“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了。综上，我们似乎可以推想，正是由于海侵现象，下汤人接纳了河姆渡文化的某些影响。
笔者认为，仙居下汤文化遗存的晚期也应该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其缘由，应该同良渚文化向浙西南的传播有关系。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好川墓地是良渚文化末期以后向西南发展的例证。近年有考古材料证实， 比好川墓地更远的建德、衢州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因素。考察仙居下汤遗址的地理位置，其正处于良渚文化向西南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良渚文化的消失，学界有好多人认为与当时洪水泛滥有关， 应该可以肯定，一部分“良渚人”或沿钱塘江上溯，或沿灵江、瓯江上溯，向浙西南迁徙了。仙居地处灵江上游，处于浙东南向浙西南迁徙的中间地带，其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与上山文化一样，在下汤遗址的早期阶段，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发现的数量较多，远超周边的其他遗址，这与它比较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有关。下汤遗址的夹炭陶器（片）中，较多地发现了在胎骨中羼和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说明稻作农业在该地区也已经出现。据有关学者研究，陶器羼和料中，稻壳碎片所占比例不少，这是古稻脱壳利用的证据①。下汤遗址中出土石磨盘５件、石磨棒２件，极有可能是稻谷脱壳的工具。陶器羼和料中，发现未炭化稻草，遗址中也出土了１把扁平体石刀（简报中称为“石削”），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想，当时的下汤人已经开始用石刀连杆带叶进行收割稻谷。石球是原始人用以掷击野兽，或系在飞石索上猎取动物的工具。下汤遗址出土９件石球、３５件石镞、１件石网坠，反映了在较长时期内，狩猎（渔猎）经济与稻作农业是共存的，在下汤人的经济生活形态中，两者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下汤人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现根据出土情况综合分析，可能值得斟酌。考察下汤遗址的地理环境，它南临永安溪宽阔平旷的河谷平原，北依郁郁葱葱的白冠山，发展早期稻作农业和进行狩猎（渔猎）活动，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似乎不能单单侧重于某个方面。
下汤遗址中曾采集到１６件陶纺轮，细泥灰陶，也采集到２件陶拍子，说明下汤人已开始发展纺织业和制陶业，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和早期的农业已经有了较明确的分工。
（二） 既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本土的文化特色仙居地处浙中偏东，北边的浦江上山遗址、东北向的小黄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西南的好川墓地都不是很远，下汤遗址的文化面貌似乎在不同时期都受到周边史前文化遗存的影响。下汤遗址的陶器以夹炭红衣陶为主，且陶胎羼和稻壳和稻草，与上山文化的早期遗存、小黄山的一期遗存都有相似的一面。
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石器中，石球、石磨盘、石磨棒、穿孔石器都有一定的数量，且都为磨制石器，这也和上山遗址的晚期、小黄山一期遗存文化内涵相近。
具体器物上，下汤遗址的Ⅳ式双耳罐，与上山文化早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罐器形几乎一模一样，也近似于小黄山二期遗存的双耳罐。因此，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受上山文化及小黄山一、二期的遗存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下汤遗址的圆端式有段石锛，体型短肥厚重，磨制粗糙，斜面削刃，刃部平齐，近似河姆渡一、二期文化。两侧平齐方正，断面呈矩形的，相当于河姆渡三、四期文化。下汤遗址出土的“玉锥形器”，鸡骨白色，素面，顶端圆锥体，横断面呈正方形，有圆榫，榫部与器身的分界处有一个明显的平台，与好川墓地出土的Ａ 型玉锥形器十分相似。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这种体式的玉锥形器，也与良渚文化中期的福泉山墓地Ｍ１０１：７１、Ｍ９：４、Ｍ６５：８９、Ｍ７３：３６的玉锥形器属于同一形制①。据此似可推想下汤遗址与好川文化、良渚文化的渊源关系。
下汤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下汤遗址的Ⅳ式双耳罐，与上山文化早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罐器形虽然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细微的差别，前者为矮圈足，后者为平底。下汤遗址的石磨盘，其中一块周沿突起，中间有一条棱脊，似乎显示它具有横向滚碾和倒顺旋转的多功能优势，似有异于中原所出的石磨盘，也不见于浙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三） 文化传播线路问题的臆想关于浙江的史前文化传播问题，近年来，浙江考古专家多有思考，蒋乐平先生研究认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很可能代表了浙中丘陵地带向东部平原挺进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们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这一课题将大大拓展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①王海明先生在论及河姆渡文化源头时，力主“上山论”②，他根据全新世以来海平面上升、宁绍平原成陆过程、年代，结合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及由姚江谷地向沿海平原扩散的空间分布特点，推断河姆渡文化早晚发展空间上是由平原南缘山地丘陵逐渐向沿海平原、海岛迁徙发展的。河姆渡文化源头应该在较宁绍平原海拔更高的低山丘陵区。根据以上两位学者论述的浙江史前文化的传播发展路线，仙居这个浙中偏东的区域，正好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我们有理由推想，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因素，正是受河姆渡文化源头———上山文化向东迁徙、发展所影响的结果。
下汤遗址较晚期的文化，受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是较明显的。联系到浙东南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似乎可以探索到其中的背景或缘由。这里还是从一条短小的地方文献史料说起。
《嘉定赤城志》“仙居韦羌山”条记载：“韦羌山，在县西四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③这是一条有关韦羌山上蝌蚪文崖刻的记载，笔者关注的是“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片言只语，虽然短小，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试论述之。
此处“夏帝”，当为大禹，说明先秦时期，仙居境内也流传着大禹的神话传说。考《临海记》，为南朝刘宋孙诜所著，笔者推测，至迟在南朝宋，这一“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仍广泛传播于古老的瓯越腹地，那么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更早。关于禹的神话传说，越文化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有极高明的论断，他在《越文化研究四题》中说：“在越人的史前文化中，最最伟大而意义深远的，是他们在海进时期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创造出来的禹的神话。”①关于大禹神话的产生背景，陈先生另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也有所论证：“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的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②可见大禹的神话传说与地理学上的“海侵”说有关。关于地质史上的“海侵”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不少， 通常引用的是王靖泰、汪品先的《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文③，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海侵的高峰时期在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浙东的宁绍平原由于海侵造成的环境恶化，带来了于越族人的大规模南迁。笔者推测，一部分于越先民循着灵江上溯，来到了仙居永安溪畔，或居于高山丘陵，或居于河谷平原，与当地土著先民一起继续繁衍生息。
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论证的那样，他们虽然蛰居于瓯越内陆腹地，但仍缅怀故土，希望伟大的神明大禹治好水，让他们重返家园。于是在这瓯越内陆腹地的仙居境内也产生了“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了。综上，我们似乎可以推想，正是由于海侵现象，下汤人接纳了河姆渡文化的某些影响。
笔者认为，仙居下汤文化遗存的晚期也应该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其缘由，应该同良渚文化向浙西南的传播有关系。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好川墓地是良渚文化末期以后向西南发展的例证。近年有考古材料证实， 比好川墓地更远的建德、衢州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因素。考察仙居下汤遗址的地理位置，其正处于良渚文化向西南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良渚文化的消失，学界有好多人认为与当时洪水泛滥有关， 应该可以肯定，一部分“良渚人”或沿钱塘江上溯，或沿灵江、瓯江上溯，向浙西南迁徙了。仙居地处灵江上游，处于浙东南向浙西南迁徙的中间地带，其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