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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北面俗名“汤墩”的台地上，面积约二万五千平方米，保存较完整的约一万一千平方米。遗址周围多山，三面环河，浙江第三大河灵江上游永安溪流经遗址南面。
  遗址于１９８４年由村民取土时发现，之后两年，省、地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多次进行调查。经调查发现，遗址上层已被历年取土削去，现存文化层厚度１— １．５米。从断面看，文化层内涵较丰富，灰炭、灰烬、红烧土块、石器、陶片等堆积成层。在地面上也采集到大量磨制石器、陶器。关于遗址的文化内涵，刊载于《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１２期上的《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有较详细的论述①。对于遗址的时代，简报执笔者金祖明也作了简略的讨论。可能囿于当时考古材料的相对缺乏，简报对遗址的时代仅提出较为谨慎的初步看法，对文化内涵的思考也没有展开。近年来下汤遗址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和挖掘，使下汤遗址一些器物具有考古类型学上的可比性，从而使我们对遗址的时代和文化内涵有了新的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蒋乐平先生曾先后多次莅临仙居文物办库房，对器物进行仔细考察分析，认为一些器物与浦江上山遗址和嵊州小黄山遗址所出器物具有可比性，下汤遗址的时代应该更早。笔者深受启发，今不揣浅陋，试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遗址时代笔者赞同金祖明先生对下汤遗址时代的一些认识，即一些器物的时代可① 台州地区文管会、仙居县文化局：《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执笔者金祖明），《考古》１９８７ 能较早，另一些器物如带铤的石镞形式较先进，时代也可能较晚。也就是说， 下汤遗址前后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但具体早到什么年代，金文大概囿于当时考古材料的缺乏，没有详加考析。
  关于遗址时代的上限，由于器物都是采集而来，缺乏明确的地层关系， ２００３年的试掘，除１件完整器黑陶杯外，其他几乎都是陶片，况且文化层也不是很明确。因此，笔者对遗址时代上限的新认识，主要还是用考古类型学的比较方法，将仙居下汤遗址的文化内涵乃至一些具体器物与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进行比较而得出的新推断。
  对照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的文化内涵，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少的相似性，主要有： （一）陶器方面，仙居下汤遗址采集的陶片和陶器以夹炭红衣陶、夹砂红衣陶为主，其中最突出的是夹炭红陶，以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为羼合料，陶质粗松，普遍在器物表里涂一层红衣。上山文化遗存早期也一样，“陶器以夹炭红衣陶为主，夹砂陶极少量，后期细砂（粗泥）陶增加”①。“陶胎羼和大量的有机质，最引人注目的是稻壳、稻叶、稻茎”②。小黄山一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夹砂红衣陶占绝大多数，少量夹炭陶”③。小黄山二期遗存，“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黑陶、夹炭红衣陶有相当的数量”④。
  （二）石器方面，仙居下汤遗址出石球９件、石磨盘５件、石磨棒２件、穿孔石器１件，上山遗址所出的“砾石石器分穿孔石器、石球、磨盘、磨块（棒），另外还有少量的砍砸器、尖状器”⑤。小黄山一期遗存“石磨石、石磨盘是出土数量最多的石器”⑥。
  在具体器物上，最有可比性的是下汤遗址出土的Ⅳ式罐，夹炭红陶，表里涂上红衣，胎骨掺入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质地粗松。敛口，腹鼓，矮圈足，与口沿两侧齐平有两个桥形耳，素面①。这与上山遗址出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器形几乎一模一样，所别者，是上山遗址这件罐是平底的。下汤遗址出土的Ⅳ式罐，也近似于小黄山遗址的双耳罐。
  依据遗址堆积的地层关系、出土器物形态特征及其所显示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结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１４Ｃ测年数据，上山遗址的年代确定在距今１００００—８５００年间，小黄山遗址早期年代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晚期年代距今７５００年上下，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初步确定仙居下汤遗址也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因素，拟想中的遗址早期文化层的年代可能在１００００—９０００ 年间。
  下汤遗址出土的Ⅱ式石镞，青石质，磨制精细，呈柳叶形，有铤，中起棱脊， 有翼，此类石镞与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那件良渚文化时期的纵７．５厘米、横２．７厘米的石镞颇为相似②。估计时代也相近。据原调查简报称，下汤遗址还采集到１件石簪，石质细腻如玉，笔者仔细观察，认为其质地实为玉器，其器名当为“锥形器”，颜色也实为鸡骨白，横断面呈正方形，有圆榫。该锥形器与好川墓地出土的Ａ 型锥形器十分相似③。２００３年试掘时，出土了１件陶杯，细泥黑陶，器物外表似有黑色陶衣，直口，桶状腹，平底。上述石镞、锥形器、黑陶杯的时代可能较晚，应当出于下汤遗址的晚期文化层。根据良渚文化和好川文化的延续时代，笔者认为，拟想中的下汤遗址晚期文化层的时代在５２００— ３７００年间。
  上述关于下汤遗址上下限年代的考析，当然是十分粗浅的，更进一步地明确遗址的时代，还须今后做更多的调查甚至正式的发掘工作。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仙居下汤遗址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遗存的不断发现及发掘，学者们对仙居下汤遗址时代的认识也进一步推进，目前浙江省考古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认为下汤遗址应该纳入上山文化的范畴。这里有两个事例可以说明：一是２０１３年９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龙游县人民政府主办的“龙游荷花山遗址暨钱塘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近年新发现的包括荷花山遗址和仙居下汤遗址在内的浙江１６ 处上山文化遗址许多出土器物“集体亮相”，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等３０余位专家达成共识：浙江１６处上山文化遗址的新发现， 呈现了与以往见到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谱系有别的另一文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是区域考古课题的新收获和新突破；二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蒋乐平先生在刊于《东南文化》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的《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一文中，已经明确地将下汤遗址列入上山文化的谱系中。他在文章中特地说明：“上山文化遗址共计１６处，其中１５处落在钱塘江流域，另有下汤遗址位于靠近钱塘江流域的灵江流域。” 二、文化内涵 （一） 稻作农业、狩猎经济的并行发展以及手工业的出现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视域看，仙居下汤遗址的器物形态既有原始、简朴的一面，也有先进、繁复的一面，这该与它的年代延续较长相关，同时也说明它具有多个文化层。
  与上山文化一样，在下汤遗址的早期阶段，石磨盘、石磨棒、石球发现的数量较多，远超周边的其他遗址，这与它比较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有关。下汤遗址的夹炭陶器（片）中，较多地发现了在胎骨中羼和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说明稻作农业在该地区也已经出现。据有关学者研究，陶器羼和料中，稻壳碎片所占比例不少，这是古稻脱壳利用的证据①。下汤遗址中出土石磨盘５件、石磨棒２件，极有可能是稻谷脱壳的工具。陶器羼和料中，发现未炭化稻草，遗址中也出土了１把扁平体石刀（简报中称为“石削”），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想，当时的下汤人已经开始用石刀连杆带叶进行收割稻谷。石球是原始人用以掷击野兽，或系在飞石索上猎取动物的工具。下汤遗址出土９件石球、３５件石镞、１件石网坠，反映了在较长时期内，狩猎（渔猎）经济与稻作农业是共存的，在下汤人的经济生活形态中，两者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下汤人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现根据出土情况综合分析，可能值得斟酌。考察下汤遗址的地理环境，它南临永安溪宽阔平旷的河谷平原，北依郁郁葱葱的白冠山，发展早期稻作农业和进行狩猎（渔猎）活动，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似乎不能单单侧重于某个方面。
  下汤遗址中曾采集到１６件陶纺轮，细泥灰陶，也采集到２件陶拍子，说明下汤人已开始发展纺织业和制陶业，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和早期的农业已经有了较明确的分工。
  （二） 既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本土的文化特色仙居地处浙中偏东，北边的浦江上山遗址、东北向的小黄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西南的好川墓地都不是很远，下汤遗址的文化面貌似乎在不同时期都受到周边史前文化遗存的影响。下汤遗址的陶器以夹炭红衣陶为主，且陶胎羼和稻壳和稻草，与上山文化的早期遗存、小黄山的一期遗存都有相似的一面。
  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石器中，石球、石磨盘、石磨棒、穿孔石器都有一定的数量，且都为磨制石器，这也和上山遗址的晚期、小黄山一期遗存文化内涵相近。
  具体器物上，下汤遗址的Ⅳ式双耳罐，与上山文化早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罐器形几乎一模一样，也近似于小黄山二期遗存的双耳罐。因此，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受上山文化及小黄山一、二期的遗存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下汤遗址的圆端式有段石锛，体型短肥厚重，磨制粗糙，斜面削刃，刃部平齐，近似河姆渡一、二期文化。两侧平齐方正，断面呈矩形的，相当于河姆渡三、四期文化。下汤遗址出土的“玉锥形器”，鸡骨白色，素面，顶端圆锥体，横断面呈正方形，有圆榫，榫部与器身的分界处有一个明显的平台，与好川墓地出土的Ａ 型玉锥形器十分相似。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这种体式的玉锥形器，也与良渚文化中期的福泉山墓地Ｍ１０１：７１、Ｍ９：４、Ｍ６５：８９、Ｍ７３：３６的玉锥形器属于同一形制①。据此似可推想下汤遗址与好川文化、良渚文化的渊源关系。
  下汤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下汤遗址的Ⅳ式双耳罐，与上山文化早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罐器形虽然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细微的差别，前者为矮圈足，后者为平底。下汤遗址的石磨盘，其中一块周沿突起，中间有一条棱脊，似乎显示它具有横向滚碾和倒顺旋转的多功能优势，似有异于中原所出的石磨盘，也不见于浙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三） 文化传播线路问题的臆想关于浙江的史前文化传播问题，近年来，浙江考古专家多有思考，蒋乐平先生研究认为：“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很可能代表了浙中丘陵地带向东部平原挺进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们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将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课题，这一课题将大大拓展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①王海明先生在论及河姆渡文化源头时，力主“上山论”②，他根据全新世以来海平面上升、宁绍平原成陆过程、年代，结合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及由姚江谷地向沿海平原扩散的空间分布特点，推断河姆渡文化早晚发展空间上是由平原南缘山地丘陵逐渐向沿海平原、海岛迁徙发展的。河姆渡文化源头应该在较宁绍平原海拔更高的低山丘陵区。根据以上两位学者论述的浙江史前文化的传播发展路线，仙居这个浙中偏东的区域，正好处于这条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我们有理由推想，下汤遗址的早期文化因素，正是受河姆渡文化源头———上山文化向东迁徙、发展所影响的结果。
  下汤遗址较晚期的文化，受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是较明显的。联系到浙东南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似乎可以探索到其中的背景或缘由。这里还是从一条短小的地方文献史料说起。
  《嘉定赤城志》“仙居韦羌山”条记载：“韦羌山，在县西四十里。绝险不可升。按《临海记》云：‘此众山之最高者，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③这是一条有关韦羌山上蝌蚪文崖刻的记载，笔者关注的是“俗传夏帝践历，故刻此石”。片言只语，虽然短小，却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试论述之。
  此处“夏帝”，当为大禹，说明先秦时期，仙居境内也流传着大禹的神话传说。考《临海记》，为南朝刘宋孙诜所著，笔者推测，至迟在南朝宋，这一“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仍广泛传播于古老的瓯越腹地，那么其产生的时代应该更早。关于禹的神话传说，越文化研究专家陈桥驿先生有极高明的论断，他在《越文化研究四题》中说：“在越人的史前文化中，最最伟大而意义深远的，是他们在海进时期的特殊地理环境中所创造出来的禹的神话。”①关于大禹神话的产生背景，陈先生另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也有所论证：“越族居民在会稽、四明山地的山麓冲积扇顶端，俯视这片茫茫大海，面对着这块他们的祖辈口口相传的、如今已经为洪水吞噬的美好故土，当然不胜感慨。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滔洪水，让他们回到祖辈相传的这块广阔、平坦、富庶美丽的土地上去。”②可见大禹的神话传说与地理学上的“海侵”说有关。关于地质史上的“海侵”现象，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不少， 通常引用的是王靖泰、汪品先的《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海面升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一文③，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海侵的高峰时期在距今约６０００年前，浙东的宁绍平原由于海侵造成的环境恶化，带来了于越族人的大规模南迁。笔者推测，一部分于越先民循着灵江上溯，来到了仙居永安溪畔，或居于高山丘陵，或居于河谷平原，与当地土著先民一起继续繁衍生息。
  正如陈桥驿先生所论证的那样，他们虽然蛰居于瓯越内陆腹地，但仍缅怀故土，希望伟大的神明大禹治好水，让他们重返家园。于是在这瓯越内陆腹地的仙居境内也产生了“夏帝践历”的神话传说了。综上，我们似乎可以推想，正是由于海侵现象，下汤人接纳了河姆渡文化的某些影响。
  笔者认为，仙居下汤文化遗存的晚期也应该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其缘由，应该同良渚文化向浙西南的传播有关系。目前考古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好川墓地是良渚文化末期以后向西南发展的例证。近年有考古材料证实， 比好川墓地更远的建德、衢州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因素。考察仙居下汤遗址的地理位置，其正处于良渚文化向西南传播路线的中间地带。良渚文化的消失，学界有好多人认为与当时洪水泛滥有关， 应该可以肯定，一部分“良渚人”或沿钱塘江上溯，或沿灵江、瓯江上溯，向浙西南迁徙了。仙居地处灵江上游，处于浙东南向浙西南迁徙的中间地带，其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① 台州地区文管会、仙居县文化局：《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执笔者金祖明），《考古》１９８７ 年第１２期。①蒋乐平、盛丹平：《上山遗址与上山文化———兼谈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相关问题》，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执笔者蒋乐平），《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③王海明：《嵊州小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浙江考古新纪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页。 ④同上。 ⑤蒋乐平：《浦江上山遗址》，载《浙江考古新纪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１５页。 ⑥ 同③。 ①台州地区文管会、仙居县文化局：《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调查简报》（执笔者金祖明），《考古》１９８７ 年第１２期。 ②浙江省博物馆藏。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① 蒋乐平：《浦江上山遗址》，载《浙江考古新纪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１５页。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执笔者蒋乐平），《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②王海明：《浙江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的探索与思考》，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九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③徐三见点校：《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二《山川门》四，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８页。 ①车越乔主编：《越文化实勘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９页。 ②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４６页。 ③载《地理学报》第３５卷第４期，１９８０年１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