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内容
最近正在进行国家重点课题“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研究”的结项工作，像个猿人一样镇日摆弄石器，琢磨着用什么样的石器猎获什么样的动物，离周遭环境和现代社会很远很远。这应该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整个搞专业考古的恐怕都这样，身在现代，心在史前，褒义词称之为“敬业”。不过，最近看了台州博物馆张峋同志行将付梓的新作《台州文物考论》后，突然发现，原来考古也可以距现代、距社会，以及距生活很近。
不仅是台州，整个浙南地区的考古发掘进行得并不多，史前文化面貌不清，更谈不上文化序列，先秦文物大多为采集品。对文物工作者来说，要确定其时代与文化属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从“先秦史迹”和“青铜文化”两编， 看得出作者深谙“交叉断代”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这在我国被称为“横联法”， 是我国最为经典和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作者在对下汤遗址进行分析时认为：“下汤遗址出土的Ⅳ式罐，夹炭红陶，表里涂上红衣，胎骨掺入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质地粗松。敛口，腹鼓，矮圈足，与口沿两侧齐平有两个桥形耳，素面。这与上山遗址出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器形几乎一模一样，所别者， 是上山遗址这件罐是平底的。下汤遗址出土的Ⅳ式罐，也近似于小黄山遗址的双耳罐。”通过类型学，把下汤遗址和上山遗址联系起来，从而为下汤遗址文化属性和时代的确认找到了依据。对于路桥、瓯海、湫山乡等地出土的青铜器，除了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器物进行形制分析外，作者还对这批中原风格的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在浙南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也就是说对出土器物除了进行考古学研究外，还进行历史性的探讨，这一点殊为可贵。例如对三门县发现的一对既有古韵又有创新意味的宋代青铜仿古贯耳瓶进行形制、纹饰、时代等考古研究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关于它出现的缘由，从大的 时代背景讲，应该和宋代的复古运动或者说复古风潮有关。并进一步具体到台州地区：“从台州的区域文化背景看，北宋时期，以承继道统、振兴儒学为目标，且与复古运动相表里的‘宋学’在台州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南宋时期，由于政治、文化重心的南移，‘宋学’演变为朱子学、陆学和浙东学派，而台州视为辅郡，亦成为上述三大儒学流派的文化整合之地，有‘小邹鲁’之称的台州复古风潮更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器物进行考古和历史分析的综合研究，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对于经院式考古学家们来说，其研究往往止步于物质文化的形态研究，剩下的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事。这种泾渭分明的学科划分显然不适于第一线的文物研究，高大上的东西往往不实用，纯粹的学科研究每每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或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对出土遗迹遗物进行历史角度的回答后，文物便鲜活起来，牵挂着普通人的关注，勾连着文物工作者的感情，从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贡献，也正是此书闪光的地方。
比之专业考古学者的专精，一线文物工作者更需要的是广博。《台州文物考论》包括先秦史迹、青铜文化、佛道遗存、岩画石雕、墓葬墓志、谈人说物、文史札记等七个部分，举凡台州出土的文物，莫不论及，成为查询地方文物材料方面最便捷和最全面准确的工具。张峋一直从事第一线的文物工作，所谓第一线是指县和乡一级的基层文物工作。第一线的文物工作者特点是从旧石器到近现代革命文物，从石器、陶器、青铜器到纸墨笔砚、木雕石刻，以及民情旧俗等，不仅要关注，而且很熟悉。比起高校或研究所的职业考古学家，他们更靠近社会，更贴近生活。他们有着更为宽泛的地方知识和更为真切的社会生活体验，从而对文物也有着更深厚的感情，对工作也有着更为强烈的挚爱。在经院考古学者眼里，考古是工作，是研究；而在基层文物工作者眼里，考古更多是生活，是爱好。这个区别注定了该书的平易近人，充满时代和生活气息。
在这一点上，本书所论尽管均为文物，但因其写作方法、研究角度、内容对象以及写作目的的不同，看上去更靠近包罗万象的地方史志研究，较之专业考古研究，更富“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所谓存史，即“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该书“墓葬墓志”等后三章的存史价值，即在于此。对于郑氏族谱考订，辑补了文献之阙疑，确认和丰富了郑虔在台州的史实。在分析仙居湫山乡出土的青铜器窖藏时，将这些青铜兵器与这一带发现的有关“勾·２· 台州文物考论 践遗迹”的非物质文化关联在一起，此举不仅使非物质文化有据可依，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诉求，即对文物除了考古学研究外，还应进行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这也是“资治”之要求。
当然，地方史志不仅仅是“存史”和“资政”的“官书”，也是百姓生活必备之书，能够起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教育作用。渔樵耕读、孝悌忠信、惆恤宗族、安贫乐道、修身笃学、惩恶扬善等不仅作为主题屡屡见诸墓志碑铭，同时更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对墓志碑铭厘定和地方名人专论，更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在现今世风日下的情况下，此举当视为一种大众最乐意接受的教化。
“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正因为《台州文物考论》少了学究气， 才更接地气，具有更现实的社会意义。希望作者以后继续沿着这条亲民和贴近社会的方向走下去。同时，也希望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更加实证的历史个案研究方法，而不是将器物与宏大历史背景相关联的人类学研究路线。
是为序。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序 ·３·
不仅是台州，整个浙南地区的考古发掘进行得并不多，史前文化面貌不清，更谈不上文化序列，先秦文物大多为采集品。对文物工作者来说，要确定其时代与文化属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从“先秦史迹”和“青铜文化”两编， 看得出作者深谙“交叉断代”的考古类型学方法。这在我国被称为“横联法”， 是我国最为经典和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作者在对下汤遗址进行分析时认为：“下汤遗址出土的Ⅳ式罐，夹炭红陶，表里涂上红衣，胎骨掺入未炭化稻草和稻谷壳。质地粗松。敛口，腹鼓，矮圈足，与口沿两侧齐平有两个桥形耳，素面。这与上山遗址出土的Ａ 型Ⅰ式的夹炭红衣陶器形几乎一模一样，所别者， 是上山遗址这件罐是平底的。下汤遗址出土的Ⅳ式罐，也近似于小黄山遗址的双耳罐。”通过类型学，把下汤遗址和上山遗址联系起来，从而为下汤遗址文化属性和时代的确认找到了依据。对于路桥、瓯海、湫山乡等地出土的青铜器，除了运用考古类型学对器物进行形制分析外，作者还对这批中原风格的青铜器之所以出现在浙南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也就是说对出土器物除了进行考古学研究外，还进行历史性的探讨，这一点殊为可贵。例如对三门县发现的一对既有古韵又有创新意味的宋代青铜仿古贯耳瓶进行形制、纹饰、时代等考古研究之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关于它出现的缘由，从大的 时代背景讲，应该和宋代的复古运动或者说复古风潮有关。并进一步具体到台州地区：“从台州的区域文化背景看，北宋时期，以承继道统、振兴儒学为目标，且与复古运动相表里的‘宋学’在台州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南宋时期，由于政治、文化重心的南移，‘宋学’演变为朱子学、陆学和浙东学派，而台州视为辅郡，亦成为上述三大儒学流派的文化整合之地，有‘小邹鲁’之称的台州复古风潮更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器物进行考古和历史分析的综合研究，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对于经院式考古学家们来说，其研究往往止步于物质文化的形态研究，剩下的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的事。这种泾渭分明的学科划分显然不适于第一线的文物研究，高大上的东西往往不实用，纯粹的学科研究每每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或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对出土遗迹遗物进行历史角度的回答后，文物便鲜活起来，牵挂着普通人的关注，勾连着文物工作者的感情，从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贡献，也正是此书闪光的地方。
比之专业考古学者的专精，一线文物工作者更需要的是广博。《台州文物考论》包括先秦史迹、青铜文化、佛道遗存、岩画石雕、墓葬墓志、谈人说物、文史札记等七个部分，举凡台州出土的文物，莫不论及，成为查询地方文物材料方面最便捷和最全面准确的工具。张峋一直从事第一线的文物工作，所谓第一线是指县和乡一级的基层文物工作。第一线的文物工作者特点是从旧石器到近现代革命文物，从石器、陶器、青铜器到纸墨笔砚、木雕石刻，以及民情旧俗等，不仅要关注，而且很熟悉。比起高校或研究所的职业考古学家，他们更靠近社会，更贴近生活。他们有着更为宽泛的地方知识和更为真切的社会生活体验，从而对文物也有着更深厚的感情，对工作也有着更为强烈的挚爱。在经院考古学者眼里，考古是工作，是研究；而在基层文物工作者眼里，考古更多是生活，是爱好。这个区别注定了该书的平易近人，充满时代和生活气息。
在这一点上，本书所论尽管均为文物，但因其写作方法、研究角度、内容对象以及写作目的的不同，看上去更靠近包罗万象的地方史志研究，较之专业考古研究，更富“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所谓存史，即“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该书“墓葬墓志”等后三章的存史价值，即在于此。对于郑氏族谱考订，辑补了文献之阙疑，确认和丰富了郑虔在台州的史实。在分析仙居湫山乡出土的青铜器窖藏时，将这些青铜兵器与这一带发现的有关“勾·２· 台州文物考论 践遗迹”的非物质文化关联在一起，此举不仅使非物质文化有据可依，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基层工作者的一种诉求，即对文物除了考古学研究外，还应进行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这也是“资治”之要求。
当然，地方史志不仅仅是“存史”和“资政”的“官书”，也是百姓生活必备之书，能够起到“扬善惩恶，表彰风化”的教育作用。渔樵耕读、孝悌忠信、惆恤宗族、安贫乐道、修身笃学、惩恶扬善等不仅作为主题屡屡见诸墓志碑铭，同时更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对墓志碑铭厘定和地方名人专论，更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尤其是在现今世风日下的情况下，此举当视为一种大众最乐意接受的教化。
“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正因为《台州文物考论》少了学究气， 才更接地气，具有更现实的社会意义。希望作者以后继续沿着这条亲民和贴近社会的方向走下去。同时，也希望作者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更加实证的历史个案研究方法，而不是将器物与宏大历史背景相关联的人类学研究路线。
是为序。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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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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