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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认为：因《温州府志》记载东瓯王都城在瓯江南岸瓯浦，故不是传统所说在瓯江北岸，还举例说南朝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是历史差错，而是“水出宁山”。
先说南朝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还是“水出宁山”。南朝郑缉之《永嘉记》，又名《永嘉郡记》和《永嘉地记》。郑缉之，里籍不详，南朝宋员外郎，著《孝子传》十卷，《永嘉记》、《东阳记》各一卷。
“胡文”认为：《史记索隐·东越列传》所引“《永嘉记》是比较原始的本子， 作‘水出宁山’；孙诒让所依据的是较后的本子，作‘水出永宁山’。”并引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按云“《隋书·经籍志》不录此书，《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下，引有《永嘉记》之文，当即是此书，书久佚”。胡老先生据此认为“《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指出“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第十一目‘瓯水’条‘宁山’上多‘永’字”。
“胡文”称：“由于南宋《路史》远远迟于唐《初学记》，证明原始本子是‘水出宁山’，不是‘水出永宁山’。”并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笔者不仅要请教胡老先生，您是否查核过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原文？ “《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是历史最为原始吗？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胡老先生又重蹈“误解文献”之覆辙：一是唐徐坚《初学记》并非最早引用《永嘉记》，最早引用《永嘉记》是南北朝时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二是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所引《永嘉记》之文，并非“瓯水”之内容。所引《永嘉记》条文内容是：“（鱼下龙升）郑缉之《永嘉记》曰：怀化县有蒋公湖。父老传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五所引条文内容是“永嘉八辈蚕”。三是查检《四库全书》凡引《永嘉记》虽有八十五处，但唯一引“水出永宁山”佚文则是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七《东瓯》：“王摇王东瓯，今温之永嘉也，有瓯水。《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郡国志》云：永嘉为东瓯，汉之治县；郭（璞）氏以临海永宁为东瓯）。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故章安之东瓯乡也。地有回浦，浦东乃汉侯官都尉理。（闽越王东瓯，告急，遣严助救之，未至止。东瓯为徙国于江淮间。而遗人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光武以回浦为章安。）” 这是《四库全书》中唯一引《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的古文献，引《永嘉记》佚文最多的是北宋《太平御览》，多达十一处。胡老先生一面说《永嘉记》古本是“水出宁山”，一面又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殊不知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对《史记索隐》做了订正为“水出永宁山”。《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十四《史部》： 《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 闽越王无诸，《索隐》故字从虫门声，刊本门讹闽，据说文改。
又以其地为闽中郡，《索隐》小颜以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案此句《索隐》无。
又都东瓯，《索隐》《永嘉记》：水出永宁山，刊本脱永字，据毛本增。
又今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索隐》在洪崖山，刊本崖讹崔，据毛本改。
又入白沙、武林，《索隐》名曰白沙坑，刊本坑讹沙，据毛本改。
一则《史记·东越列传》，《史记索隐》差错就那么多，更何况整个《史记索隐》差错知多少？ 清王太岳、王燕绪等编著的《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是清代考据学的标志性工程，乾隆曾颁下谕旨要求将此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起置于《四库全书》之首，可见乾隆对此书之重视（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北京外国语学院程金造教授在《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１０版）一书中对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促进理解、传播史记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众多不足之处。
第一，司马贞所引据之书，均为传抄之书，“盖小司马生当唐初，诸所引据， 皆传抄之本，非为锓刻之出于南宋以后者”。当时因无雕版印刷，故《史记索隐》所引皆传抄之本。
第二，司马贞虽旁征博引，但“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很不规范。程金造教授认为“唐人注书，习沿六朝”，撰注者“万卷胸罗，信手著定”，而“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结果或“误举书名，或错标篇目”。不像清代“乾嘉考据学” 那样严谨：“殊不似清乾嘉学者，注释经子，大名小名，备举无遗，检寻校核，准确不误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 因此《史记索隐》的差错亦不少，如《吕氏春秋》误作《春秋》，“天官小宰”误为“司寇”，长沙王吴芮玄孙“吴差”误为“吴产”等，“至其传抄、锓刻、伪误、敷脱之端，亦多有之”（见同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出版说明》（１９８６年）中指出： “《史记》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 由此可见，《永嘉记》的“瓯水”佚文是“水出永宁山”，而非“水出宁山”！更何况现存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中根本无“宁山”之名。
混淆名实：东瓯都城，还是东瓯都亭。
第一是混淆“瓯水”与“瓯江”之名。
“胡文”认为：“首先是瓯浦，顾名思义，即瓯水之浦。故水名相符。”查现存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中根本无“瓯水” 之名，亦无“瓯浦即瓯水”之说。
倒是温州瑞安籍的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他不仅下注云“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二十五》引姚氏云：‘瓯，水名。’《永嘉记》云云。”并作了按语：“永宁山在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
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今永宁江。明以来，郡县志并以永宁江为瓯江，至于瓯水本派，不能复识。不知永宁山原出处州，乃大溪下流，与瓯水同委异原也。” 胡老先生虽爱乡，但似乎对这位被章太炎尊为“海内耆硕，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的国学大师孙诒让并不尊崇， “胡文”竟认为其“瓯水盖今楠溪”的结论是“纯属主观臆测”！笔者认为：孙诒让不仅近代中国的一位难得的国学大师，更是近代温州的一张永恒的名片。
即使是“瓯水盖即今楠溪”不怎么科学，那也是一种难得的探索。起码比胡老先生的“瓯浦即瓯水之浦”要准确得多。因“瓯浦”在瓯江南岸，即是“瓯江之浦”，并非“瓯水之浦”。要是“瓯水即瓯江”，孙诒让也是温州籍学者，不会不知道“瓯水即瓯江”的道理，又何必作出“瓯水盖即今楠溪”的结论！胡老先生在此又重犯“混淆概念”之误了。
我们看看《（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叙水》是如何说的： 楠溪，在城北十五里（《方舆纪要》、《嘉靖志》俱作十里），源出天台、仙居诸山，有大源、小源，从东南流入界。与本邑仙居乡李樟蓬三溪、清通乡小藤珍欓四溪、贤宰乡之罗溪共八溪合流，而南至潮漈，逶迤三百余里，入永宁江为楠溪港；盖合北境四乡诸水。源远流长，下通潮汐，俗称“北港”。
此即《永嘉记》所云“瓯水出永宁山，去郡城五里入江”也。
那瓯江原名啥呢？如果“瓯水”是“瓯江”的简名，“瓯江”作为浙江第二大水系，即使正史无载，其他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明代《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代温州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等史籍，总应有记载吧。结果查检《四库全书》引《永嘉记》八十五处，除唯一《路史》引“瓯水”外，其他典籍均无“瓯水”之名。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江南道·温州》：“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晋立为县。上元二年，于此置温州，县移在州东百八十步。永嘉江： 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温州》：“东山，子城西四里，其山北临永嘉江，东接苍海”；“楠溪，在州西南一十五里，水入温江”；“石室山，《名山志》云： 楠溪八百三十里，有石室，北对清泉，高七丈，广十三丈，深六十步，可坐千人， 状如龟背，石色黄白，扣之声如鼓。” 明《明一统志》卷四十八《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旧名慎江，一名永嘉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唐元和中，刺史韦宥于江浒沙上获筝弦， 引之蜿蜒舒展，投之江中，化为白龙，腾空而去，故又名蜃江。孟浩然《宿永嘉江寄友诗》：‘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 《大清一统志·温州府》：“永宁江，在永嘉县北。《元和志》：永嘉江，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寰宇记》：永嘉江，一名温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旧《志》：在县北门外，今名瓯江，又名蜃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
东至盘石安村，汇于海洋。茫无际涯，是谓瓯海。潮汐往来，旁流四达。南抵瑞安，北抵乐清，内通三州、四溪及十三乡、十三浦，无不悉贯焉。”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叙·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一名瓯江，一名蜃江，古名慎江，亦曰永嘉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又东合大小溪流，以输于海。” 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四《水》载：“永宁江，在郡城北门外。旧名慎江，一名蜃江；一名永嘉江；又名温江，瓯江。” 从上似可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江名是随着行政域名的变化而变化。永宁江，因东汉永宁县而名。
永嘉江，因东晋永嘉郡而名。慎江与蜃江，据《集异记》载：唐元和（８０６—８２０） 中永嘉郡守韦宥，在江浒游宴中获筝弦，投入江中，化为白龙，故名蜃江。温江，系唐上元二年（６７５），分“温峤山（今台州温岭市）之南”置温州后，为“温州江”之简称。温州自东汉设县至于清代，永宁江一直作为“正名”而存在，“瓯江”只不过是永宁江的“别名”而已。在明代，“瓯江”虽名见于“府志”与《明史》，且以别名居后；而在“国志”《明一统志》中，尚未“挂单”。因而陈桥驿先生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瓯江》词条载“其名瓯江，始于明清”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是温州历史上并无“瓯水”之水名，只有“瓯江”别名。其实《永嘉记》只称“水出永宁山”，并未称“瓯水”，上注可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东越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注引《永嘉记》，均无“瓯”字。可见，“瓯”字系后人辑佚者所添。虽然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中解释为“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都四乡。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入永宁江”，但历史上并无“瓯水即楠溪”记载。即使按孙诒让“瓯水即楠溪”说，永宁江又名“瓯江”，那岂非“瓯水入瓯江”？按此逻辑推理，台州是“灵水入灵江”；宁波应是“甬水入甬江”；杭州应是“钱水入钱江”。
这无论是语言逻辑，还是名物事理，都是“自说古难圆”。
而南朝史家姚察（５３３—６０６）“瓯，水名”的解释，似应出于所著《汉书训纂》（已佚）。据《陈书·姚察传》，一生踪迹未至今台、温二州。其所本应是郑缉之的《永嘉记》。瓯原为泛名，后演为地名、国名、族名，而从未称为水名。瓯江之名，始于明清；楠溪之名，始见于《谢灵运集·游名山志·石室山》。姚察“瓯， 水名”，是指称永宁江（即今瓯江），还是指称源于台州括苍山的楠溪。如果指称今瓯江，其时瓯江尚称永宁江；如果指称楠溪，那早百余年前的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在《游名山志·石室山》中就有“楠溪入一百三十里有石室（山）” 的记载。又何需“瓯，水名”这种不明所指的泛称。即使按姚察“瓯，水名”来理解，也无法确指是永宁江，还是楠溪江。看来姚察自己也是“以其昏昏”，又何以“使人昭昭”？ 如姚察有所确指，又何须唐代司马贞“桥接”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更令人不解的是，除姚察“瓯，水名”注释外，古今文献再也未出现同类注释。就是永嘉县地名办编纂的永嘉县地名专志《永嘉县地名概况》中，亦无姚察“瓯，水名”这种不明所指的注释！ 从温州“瓯”之名称发展来看：一方面，随着温州对外交往的需要，因“瓯江”比永宁江容易简称，且能借古东瓯之光，故以“瓯”自称。久而久之，遂相沿成习。另一方面，由于《山海经》的“郭注”与《史记三家注》的“郑记”等典籍的影响，历代不少学者也出现了自觉与不自觉的“东瓯即瓯江”的思维定式。因姚察未亲临实地，只能作出“瓯，水名”，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明所指的结论！二是漠视考古成果，硬改文献史料。
“胡文”引《（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孝义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达江。以伊孝子名。旧里名六：开宗、礼贤、山门、仙源、龙翔、澡溪。二十都瓯浦（原注：东瓯王故城）、下仙（原注：今称夏仙岙）。” 又引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二十八《温州府·永嘉县》载：“东瓯故城在县西南三十里。司马贞云：‘瓯，水名。’《永嘉记》：‘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 “胡文”又认为：“其次，‘东瓯王故城’与‘昔有东瓯王都城’吻合；再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达江’，而入瓯江的浦桥距城西郭仅五里，和‘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吻合。’” 东瓯王故城今温州学者历来有瓯江南北之说。洪亮吉说“东瓯王故城在瓯江南岸”，这也无非因循温州旧志的“间注”而已。那洪亮吉引《永嘉记》说“水出永宁山”，请问胡老先生：永宁山究竟在瓯江北岸，还是在瓯江南岸？这又如何解释？胡老先生钩沉古籍，寻章摘句，说东瓯王故城在南岸，甚至不惜采取“嫁接地名、将错就错、转移方位”的混淆手法，硬将“永宁山”改为“宁山”， “瓯浦”误解为“瓯水之浦”，将东瓯王故城从记载中的瓯江北岸，转移到南岸； 其实也无非因循温州旧志的“间注”而已！但这种“将错就错、混淆视听”的手法与永嘉实学之风相去甚远。
除《（嘉靖）温州府志》无载外，其他三种《温州府志》在建置、城池、古迹等方面正面记叙没并无“东瓯王故城”的记载，只是在介绍“邑里”或“乡都”时，才在“瓯浦”下间注“东瓯王故城”几字。温州学者远者如孙诒让，近则１９９８年版的《温州市志》（上册）、蔡克骄先生《瓯越文化史》等多认为：永宁县初治在瓯江北岸，故“东瓯王故城”也应在瓯江北岸；“东瓯王故城”南岸说者寥寥无几， 胡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那就请教胡老先生，既然您言之凿凿说“东瓯王故城”在温州市郊瓯浦，那里有“东瓯王故城”遗址吗？有无经过权威部门考古发掘吗？有无足以证明“东瓯王故城”文物发现了吗？温州史籍不是记载“东瓯王墓有五处”吗，是否挖掘一下，证明是“东瓯王真墓”，还是“东瓯王衣冠冢”？您为何只字不提台州温岭的东瓯考古最新成果呢？ 前几年，因台州温岭东瓯考古既发现了浙江西汉最大墓葬———东瓯贵族大墓，还试掘了西汉东瓯故城遗址，证明此为东瓯故城无疑。据说温州有关方面提议要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要挖掘温州“东瓯王真墓”，后因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知道是“东瓯王衣冠冢”，遂婉言谢绝了温州方面的提议。
一个区域文明史开发的早与迟，可以通过一个区域的“金石记录”来反映。
浙江金石方面的最早记录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２１０）东巡会稽郡时，秦始皇命李斯所书的“秦会稽石刻”（见清阮元《两浙金石录》卷一）。台州则据晚清台州学者黄瑞编纂的《台州金石录·台州砖录》卷一载：台州最早的铭文砖是临海章安（今为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出土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铭文砖”； 而温州据晚清温州学者戴咸弼、孙诒让编纂的《东瓯金石志》卷一载：温州最早的铭文砖是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瑞安出土的“陈卓人铭文（墓）砖”。可见， “金石记录”是一个区域文明史早与迟的标志。古会稽绍兴是中国古越文化的中心，在是浙江文明史开发最早的区域，因此古越绍兴在清阮元所编《两浙金石录》中名列浙江金石记录第一。从历史看，台州文明史开发迟于绍兴、早于温州。因此台州最早的“金石记录”，则是汉武帝建元三年的铭文砖。而温州真正的文明开发则是在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从台州的临海郡分设永嘉郡之后， 故温州最早的“金石记录”，也是在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的“陈卓人铭文（墓） 砖”。与其文明史开发基本一致。
据此，温州市境内并未真的建立过东瓯都城。且不说其有无东瓯都城遗址，就连东瓯都城建在瓯北、还是在瓯南，一千七百多年来根本无法确认。如果说有，也是建立在后人的误解和附会上。后人的误解和附会的主要源头就是郑缉之《永嘉记》的佚文“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
据考：这段佚文应为“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此佚文见于清代咸丰年间的永嘉学者黄汉所辑反映古代温州地方文化的史籍《瓯乘补》二十卷（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五十八册）。其卷一《逸周书·王会》条下注引《永嘉郡记》并非是“昔有东瓯王都城”，而是“昔有东瓯王都亭”：“《（史记）索隐》曰：‘瓯，水名。’《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一字之差异，反映了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在千余年的流传中肯定会有不同的版本。再说千余年来佚文反复传抄，多几个衍字也是正常的。删去多余的字，就文通意顺了。
“胡文”认为：“《瓯乘补》笔录的《永嘉郡记》条（见上文），作‘水出宁城’， ‘宁城’上无‘永’字，接近唐《初学记》本；但‘十余里’上脱‘行三’二字，‘东瓯王都’下脱‘城、有’二字，而‘宁山’改为‘宁城’，有山才有水，城中哪能出水？‘宁城’之‘城’显为‘东瓯王都’下脱文之误置，这一前人误讹之异文，谈不上史料价值。” 清温州学者黄汉编撰温州文献《瓯乘补》，既引“《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当必有所本。胡老先生素来治学严谨，为何就那么轻率任意的改来改去。笔者也略置评数语： “水出宁城”，“宁城”上无“永”字，接近唐《初学记》本；———既知宁城上无“永”字，又何以知道“接近唐《初学记》本”？！您胡老先生有无查核过唐《初学记》的所引《永嘉记》之原文。
而“宁山”改为“宁城”，有山才有水，城中哪能出水？———怎么没有啊，山东济南不是号称“泉城”？云南丽江也不是泉流城中吗？ “宁城”之“城”显为“东瓯王都”下脱文之误置，这一前人误讹之异文，谈不上史料价值。———您又何以知道无“史料价值”，这个“都亭”最有史料价值，正是这个“都亭”，才还原了温州所谓“东瓯王都城”的误史！ “都亭”实为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置则都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往，舍都亭。”司马贞《史记索隐》：“临邛郭下之亭也。”《越绝书》卷八：“（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寒山子诗集》：“养子不经师，不及都亭鼠。”《刘梦得文集》卷八《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洪适《盤洲文集》卷二十六《都亭驿记》（《四部丛刊》本）：“秦罢藩封，而来远之政不废。建驿设馆，以慰征人。汉唐因之，至今不替。此都亭驿之建于临安行在之辅，盖有自矣。崇宁中，上命建驿宾、致方贡。今上即位，驻跸临安。
诏立都亭驿于畿邸，以馆北使规度，崇闳制彷。”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历代封爵考》中指出：“乡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 凡郡县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则有都亭。”（《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亭”条载：“其都亭，则如今之城厢。”《明史·食货志一》：“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城厢即今之城郊。
故李光军先生亦在《秦汉“亭”考述》（《文博》１９８９年第６期）中指出：“都亭是设在郡国县邑治所附近的亭，大抵相当今之郊区。其本身就是乡村之亭，职能和其他乡村之亭是一样的。” 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玉莲女士在《汉代都亭考》（《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中指出：“两汉时期，都亭是指以治安管理为主的城市之亭。除街亭外，都亭还包括两类特殊的亭：门亭和旗亭。都亭的设置非常普遍，郡、国、县、道治所所在之城乃至大小城邑皆设。各城所设都亭的数量不定，一般大城多设，小城少设。都亭负责治安管理，同时兼有行宿功能，非常时期还发挥着相应的军事作用。都亭的功能与其建筑结构密切相关。都亭内部空间一般较大，亭设楼，楼中多有室，是一种兼具行政与实用功能的建筑。” 可见郑缉之《永嘉记》说“今犹在也”的只能是“东瓯都亭”。因温州古在东瓯国境内，故也可称为“东瓯”；“都亭”即永嘉郡城近郊的驿站，因此，“今犹在” 的只能是历代不断修缮的驿站与驿道，并非是温州历史上“莫须有”的“东瓯王都城”。只有如此解读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昔有东瓯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这才符合历史原貌！其实，所谓“东瓯王都城”在温州，至今还是一座无确切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指东瓯代表性文物）、有名无实的“三无蜃都”！真正的东瓯国都城就在台州温岭大溪，这已经被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结论所证实（详见周琦《东瓯都城考》（修订版），载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台州社会科学·台州历史文化专辑》）。
最后，还得感谢胡老先生，他是纠正我一个差错的“一错师”，在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在温州开瓯文化会议时，他在大会指出我引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姚氏云： 瓯，水名”的姚氏误为清人姚振宗，我当即认错致歉，回来后，我经查考姚氏系南朝史学家姚察，并对差错做了纠正。谁知胡老先生时隔五年在《温州日报》上旧错重提，很不好意思，谨再致谢意！胡老先生在商榷文章中认为“姚氏应为唐代或唐前佚名史学家”，似乎还未查考到“姚氏”即南朝姚察！
先说南朝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还是“水出宁山”。南朝郑缉之《永嘉记》，又名《永嘉郡记》和《永嘉地记》。郑缉之，里籍不详，南朝宋员外郎，著《孝子传》十卷，《永嘉记》、《东阳记》各一卷。
“胡文”认为：《史记索隐·东越列传》所引“《永嘉记》是比较原始的本子， 作‘水出宁山’；孙诒让所依据的是较后的本子，作‘水出永宁山’。”并引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按云“《隋书·经籍志》不录此书，《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下，引有《永嘉记》之文，当即是此书，书久佚”。胡老先生据此认为“《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指出“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第十一目‘瓯水’条‘宁山’上多‘永’字”。
“胡文”称：“由于南宋《路史》远远迟于唐《初学记》，证明原始本子是‘水出宁山’，不是‘水出永宁山’。”并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笔者不仅要请教胡老先生，您是否查核过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原文？ “《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是历史最为原始吗？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胡老先生又重蹈“误解文献”之覆辙：一是唐徐坚《初学记》并非最早引用《永嘉记》，最早引用《永嘉记》是南北朝时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二是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所引《永嘉记》之文，并非“瓯水”之内容。所引《永嘉记》条文内容是：“（鱼下龙升）郑缉之《永嘉记》曰：怀化县有蒋公湖。父老传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五所引条文内容是“永嘉八辈蚕”。三是查检《四库全书》凡引《永嘉记》虽有八十五处，但唯一引“水出永宁山”佚文则是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七《东瓯》：“王摇王东瓯，今温之永嘉也，有瓯水。《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郡国志》云：永嘉为东瓯，汉之治县；郭（璞）氏以临海永宁为东瓯）。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故章安之东瓯乡也。地有回浦，浦东乃汉侯官都尉理。（闽越王东瓯，告急，遣严助救之，未至止。东瓯为徙国于江淮间。而遗人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光武以回浦为章安。）” 这是《四库全书》中唯一引《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的古文献，引《永嘉记》佚文最多的是北宋《太平御览》，多达十一处。胡老先生一面说《永嘉记》古本是“水出宁山”，一面又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殊不知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对《史记索隐》做了订正为“水出永宁山”。《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十四《史部》： 《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 闽越王无诸，《索隐》故字从虫门声，刊本门讹闽，据说文改。
又以其地为闽中郡，《索隐》小颜以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案此句《索隐》无。
又都东瓯，《索隐》《永嘉记》：水出永宁山，刊本脱永字，据毛本增。
又今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索隐》在洪崖山，刊本崖讹崔，据毛本改。
又入白沙、武林，《索隐》名曰白沙坑，刊本坑讹沙，据毛本改。
一则《史记·东越列传》，《史记索隐》差错就那么多，更何况整个《史记索隐》差错知多少？ 清王太岳、王燕绪等编著的《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是清代考据学的标志性工程，乾隆曾颁下谕旨要求将此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起置于《四库全书》之首，可见乾隆对此书之重视（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北京外国语学院程金造教授在《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１０版）一书中对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促进理解、传播史记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众多不足之处。
第一，司马贞所引据之书，均为传抄之书，“盖小司马生当唐初，诸所引据， 皆传抄之本，非为锓刻之出于南宋以后者”。当时因无雕版印刷，故《史记索隐》所引皆传抄之本。
第二，司马贞虽旁征博引，但“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很不规范。程金造教授认为“唐人注书，习沿六朝”，撰注者“万卷胸罗，信手著定”，而“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结果或“误举书名，或错标篇目”。不像清代“乾嘉考据学” 那样严谨：“殊不似清乾嘉学者，注释经子，大名小名，备举无遗，检寻校核，准确不误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 因此《史记索隐》的差错亦不少，如《吕氏春秋》误作《春秋》，“天官小宰”误为“司寇”，长沙王吴芮玄孙“吴差”误为“吴产”等，“至其传抄、锓刻、伪误、敷脱之端，亦多有之”（见同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出版说明》（１９８６年）中指出： “《史记》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 由此可见，《永嘉记》的“瓯水”佚文是“水出永宁山”，而非“水出宁山”！更何况现存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中根本无“宁山”之名。
混淆名实：东瓯都城，还是东瓯都亭。
第一是混淆“瓯水”与“瓯江”之名。
“胡文”认为：“首先是瓯浦，顾名思义，即瓯水之浦。故水名相符。”查现存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中根本无“瓯水” 之名，亦无“瓯浦即瓯水”之说。
倒是温州瑞安籍的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他不仅下注云“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二十五》引姚氏云：‘瓯，水名。’《永嘉记》云云。”并作了按语：“永宁山在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
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今永宁江。明以来，郡县志并以永宁江为瓯江，至于瓯水本派，不能复识。不知永宁山原出处州，乃大溪下流，与瓯水同委异原也。” 胡老先生虽爱乡，但似乎对这位被章太炎尊为“海内耆硕，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的国学大师孙诒让并不尊崇， “胡文”竟认为其“瓯水盖今楠溪”的结论是“纯属主观臆测”！笔者认为：孙诒让不仅近代中国的一位难得的国学大师，更是近代温州的一张永恒的名片。
即使是“瓯水盖即今楠溪”不怎么科学，那也是一种难得的探索。起码比胡老先生的“瓯浦即瓯水之浦”要准确得多。因“瓯浦”在瓯江南岸，即是“瓯江之浦”，并非“瓯水之浦”。要是“瓯水即瓯江”，孙诒让也是温州籍学者，不会不知道“瓯水即瓯江”的道理，又何必作出“瓯水盖即今楠溪”的结论！胡老先生在此又重犯“混淆概念”之误了。
我们看看《（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叙水》是如何说的： 楠溪，在城北十五里（《方舆纪要》、《嘉靖志》俱作十里），源出天台、仙居诸山，有大源、小源，从东南流入界。与本邑仙居乡李樟蓬三溪、清通乡小藤珍欓四溪、贤宰乡之罗溪共八溪合流，而南至潮漈，逶迤三百余里，入永宁江为楠溪港；盖合北境四乡诸水。源远流长，下通潮汐，俗称“北港”。
此即《永嘉记》所云“瓯水出永宁山，去郡城五里入江”也。
那瓯江原名啥呢？如果“瓯水”是“瓯江”的简名，“瓯江”作为浙江第二大水系，即使正史无载，其他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明代《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代温州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等史籍，总应有记载吧。结果查检《四库全书》引《永嘉记》八十五处，除唯一《路史》引“瓯水”外，其他典籍均无“瓯水”之名。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江南道·温州》：“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晋立为县。上元二年，于此置温州，县移在州东百八十步。永嘉江： 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温州》：“东山，子城西四里，其山北临永嘉江，东接苍海”；“楠溪，在州西南一十五里，水入温江”；“石室山，《名山志》云： 楠溪八百三十里，有石室，北对清泉，高七丈，广十三丈，深六十步，可坐千人， 状如龟背，石色黄白，扣之声如鼓。” 明《明一统志》卷四十八《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旧名慎江，一名永嘉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唐元和中，刺史韦宥于江浒沙上获筝弦， 引之蜿蜒舒展，投之江中，化为白龙，腾空而去，故又名蜃江。孟浩然《宿永嘉江寄友诗》：‘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 《大清一统志·温州府》：“永宁江，在永嘉县北。《元和志》：永嘉江，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寰宇记》：永嘉江，一名温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旧《志》：在县北门外，今名瓯江，又名蜃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
东至盘石安村，汇于海洋。茫无际涯，是谓瓯海。潮汐往来，旁流四达。南抵瑞安，北抵乐清，内通三州、四溪及十三乡、十三浦，无不悉贯焉。”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叙·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一名瓯江，一名蜃江，古名慎江，亦曰永嘉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又东合大小溪流，以输于海。” 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四《水》载：“永宁江，在郡城北门外。旧名慎江，一名蜃江；一名永嘉江；又名温江，瓯江。” 从上似可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江名是随着行政域名的变化而变化。永宁江，因东汉永宁县而名。
永嘉江，因东晋永嘉郡而名。慎江与蜃江，据《集异记》载：唐元和（８０６—８２０） 中永嘉郡守韦宥，在江浒游宴中获筝弦，投入江中，化为白龙，故名蜃江。温江，系唐上元二年（６７５），分“温峤山（今台州温岭市）之南”置温州后，为“温州江”之简称。温州自东汉设县至于清代，永宁江一直作为“正名”而存在，“瓯江”只不过是永宁江的“别名”而已。在明代，“瓯江”虽名见于“府志”与《明史》，且以别名居后；而在“国志”《明一统志》中，尚未“挂单”。因而陈桥驿先生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瓯江》词条载“其名瓯江，始于明清”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是温州历史上并无“瓯水”之水名，只有“瓯江”别名。其实《永嘉记》只称“水出永宁山”，并未称“瓯水”，上注可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东越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注引《永嘉记》，均无“瓯”字。可见，“瓯”字系后人辑佚者所添。虽然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中解释为“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都四乡。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入永宁江”，但历史上并无“瓯水即楠溪”记载。即使按孙诒让“瓯水即楠溪”说，永宁江又名“瓯江”，那岂非“瓯水入瓯江”？按此逻辑推理，台州是“灵水入灵江”；宁波应是“甬水入甬江”；杭州应是“钱水入钱江”。
这无论是语言逻辑，还是名物事理，都是“自说古难圆”。
而南朝史家姚察（５３３—６０６）“瓯，水名”的解释，似应出于所著《汉书训纂》（已佚）。据《陈书·姚察传》，一生踪迹未至今台、温二州。其所本应是郑缉之的《永嘉记》。瓯原为泛名，后演为地名、国名、族名，而从未称为水名。瓯江之名，始于明清；楠溪之名，始见于《谢灵运集·游名山志·石室山》。姚察“瓯， 水名”，是指称永宁江（即今瓯江），还是指称源于台州括苍山的楠溪。如果指称今瓯江，其时瓯江尚称永宁江；如果指称楠溪，那早百余年前的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在《游名山志·石室山》中就有“楠溪入一百三十里有石室（山）” 的记载。又何需“瓯，水名”这种不明所指的泛称。即使按姚察“瓯，水名”来理解，也无法确指是永宁江，还是楠溪江。看来姚察自己也是“以其昏昏”，又何以“使人昭昭”？ 如姚察有所确指，又何须唐代司马贞“桥接”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更令人不解的是，除姚察“瓯，水名”注释外，古今文献再也未出现同类注释。就是永嘉县地名办编纂的永嘉县地名专志《永嘉县地名概况》中，亦无姚察“瓯，水名”这种不明所指的注释！ 从温州“瓯”之名称发展来看：一方面，随着温州对外交往的需要，因“瓯江”比永宁江容易简称，且能借古东瓯之光，故以“瓯”自称。久而久之，遂相沿成习。另一方面，由于《山海经》的“郭注”与《史记三家注》的“郑记”等典籍的影响，历代不少学者也出现了自觉与不自觉的“东瓯即瓯江”的思维定式。因姚察未亲临实地，只能作出“瓯，水名”，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明所指的结论！二是漠视考古成果，硬改文献史料。
“胡文”引《（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孝义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达江。以伊孝子名。旧里名六：开宗、礼贤、山门、仙源、龙翔、澡溪。二十都瓯浦（原注：东瓯王故城）、下仙（原注：今称夏仙岙）。” 又引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二十八《温州府·永嘉县》载：“东瓯故城在县西南三十里。司马贞云：‘瓯，水名。’《永嘉记》：‘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 “胡文”又认为：“其次，‘东瓯王故城’与‘昔有东瓯王都城’吻合；再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达江’，而入瓯江的浦桥距城西郭仅五里，和‘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吻合。’” 东瓯王故城今温州学者历来有瓯江南北之说。洪亮吉说“东瓯王故城在瓯江南岸”，这也无非因循温州旧志的“间注”而已。那洪亮吉引《永嘉记》说“水出永宁山”，请问胡老先生：永宁山究竟在瓯江北岸，还是在瓯江南岸？这又如何解释？胡老先生钩沉古籍，寻章摘句，说东瓯王故城在南岸，甚至不惜采取“嫁接地名、将错就错、转移方位”的混淆手法，硬将“永宁山”改为“宁山”， “瓯浦”误解为“瓯水之浦”，将东瓯王故城从记载中的瓯江北岸，转移到南岸； 其实也无非因循温州旧志的“间注”而已！但这种“将错就错、混淆视听”的手法与永嘉实学之风相去甚远。
除《（嘉靖）温州府志》无载外，其他三种《温州府志》在建置、城池、古迹等方面正面记叙没并无“东瓯王故城”的记载，只是在介绍“邑里”或“乡都”时，才在“瓯浦”下间注“东瓯王故城”几字。温州学者远者如孙诒让，近则１９９８年版的《温州市志》（上册）、蔡克骄先生《瓯越文化史》等多认为：永宁县初治在瓯江北岸，故“东瓯王故城”也应在瓯江北岸；“东瓯王故城”南岸说者寥寥无几， 胡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那就请教胡老先生，既然您言之凿凿说“东瓯王故城”在温州市郊瓯浦，那里有“东瓯王故城”遗址吗？有无经过权威部门考古发掘吗？有无足以证明“东瓯王故城”文物发现了吗？温州史籍不是记载“东瓯王墓有五处”吗，是否挖掘一下，证明是“东瓯王真墓”，还是“东瓯王衣冠冢”？您为何只字不提台州温岭的东瓯考古最新成果呢？ 前几年，因台州温岭东瓯考古既发现了浙江西汉最大墓葬———东瓯贵族大墓，还试掘了西汉东瓯故城遗址，证明此为东瓯故城无疑。据说温州有关方面提议要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要挖掘温州“东瓯王真墓”，后因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知道是“东瓯王衣冠冢”，遂婉言谢绝了温州方面的提议。
一个区域文明史开发的早与迟，可以通过一个区域的“金石记录”来反映。
浙江金石方面的最早记录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２１０）东巡会稽郡时，秦始皇命李斯所书的“秦会稽石刻”（见清阮元《两浙金石录》卷一）。台州则据晚清台州学者黄瑞编纂的《台州金石录·台州砖录》卷一载：台州最早的铭文砖是临海章安（今为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出土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铭文砖”； 而温州据晚清温州学者戴咸弼、孙诒让编纂的《东瓯金石志》卷一载：温州最早的铭文砖是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瑞安出土的“陈卓人铭文（墓）砖”。可见， “金石记录”是一个区域文明史早与迟的标志。古会稽绍兴是中国古越文化的中心，在是浙江文明史开发最早的区域，因此古越绍兴在清阮元所编《两浙金石录》中名列浙江金石记录第一。从历史看，台州文明史开发迟于绍兴、早于温州。因此台州最早的“金石记录”，则是汉武帝建元三年的铭文砖。而温州真正的文明开发则是在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从台州的临海郡分设永嘉郡之后， 故温州最早的“金石记录”，也是在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的“陈卓人铭文（墓） 砖”。与其文明史开发基本一致。
据此，温州市境内并未真的建立过东瓯都城。且不说其有无东瓯都城遗址，就连东瓯都城建在瓯北、还是在瓯南，一千七百多年来根本无法确认。如果说有，也是建立在后人的误解和附会上。后人的误解和附会的主要源头就是郑缉之《永嘉记》的佚文“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
据考：这段佚文应为“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此佚文见于清代咸丰年间的永嘉学者黄汉所辑反映古代温州地方文化的史籍《瓯乘补》二十卷（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五十八册）。其卷一《逸周书·王会》条下注引《永嘉郡记》并非是“昔有东瓯王都城”，而是“昔有东瓯王都亭”：“《（史记）索隐》曰：‘瓯，水名。’《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一字之差异，反映了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在千余年的流传中肯定会有不同的版本。再说千余年来佚文反复传抄，多几个衍字也是正常的。删去多余的字，就文通意顺了。
“胡文”认为：“《瓯乘补》笔录的《永嘉郡记》条（见上文），作‘水出宁城’， ‘宁城’上无‘永’字，接近唐《初学记》本；但‘十余里’上脱‘行三’二字，‘东瓯王都’下脱‘城、有’二字，而‘宁山’改为‘宁城’，有山才有水，城中哪能出水？‘宁城’之‘城’显为‘东瓯王都’下脱文之误置，这一前人误讹之异文，谈不上史料价值。” 清温州学者黄汉编撰温州文献《瓯乘补》，既引“《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当必有所本。胡老先生素来治学严谨，为何就那么轻率任意的改来改去。笔者也略置评数语： “水出宁城”，“宁城”上无“永”字，接近唐《初学记》本；———既知宁城上无“永”字，又何以知道“接近唐《初学记》本”？！您胡老先生有无查核过唐《初学记》的所引《永嘉记》之原文。
而“宁山”改为“宁城”，有山才有水，城中哪能出水？———怎么没有啊，山东济南不是号称“泉城”？云南丽江也不是泉流城中吗？ “宁城”之“城”显为“东瓯王都”下脱文之误置，这一前人误讹之异文，谈不上史料价值。———您又何以知道无“史料价值”，这个“都亭”最有史料价值，正是这个“都亭”，才还原了温州所谓“东瓯王都城”的误史！ “都亭”实为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置则都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往，舍都亭。”司马贞《史记索隐》：“临邛郭下之亭也。”《越绝书》卷八：“（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寒山子诗集》：“养子不经师，不及都亭鼠。”《刘梦得文集》卷八《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洪适《盤洲文集》卷二十六《都亭驿记》（《四部丛刊》本）：“秦罢藩封，而来远之政不废。建驿设馆，以慰征人。汉唐因之，至今不替。此都亭驿之建于临安行在之辅，盖有自矣。崇宁中，上命建驿宾、致方贡。今上即位，驻跸临安。
诏立都亭驿于畿邸，以馆北使规度，崇闳制彷。”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历代封爵考》中指出：“乡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 凡郡县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则有都亭。”（《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亭”条载：“其都亭，则如今之城厢。”《明史·食货志一》：“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城厢即今之城郊。
故李光军先生亦在《秦汉“亭”考述》（《文博》１９８９年第６期）中指出：“都亭是设在郡国县邑治所附近的亭，大抵相当今之郊区。其本身就是乡村之亭，职能和其他乡村之亭是一样的。” 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玉莲女士在《汉代都亭考》（《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中指出：“两汉时期，都亭是指以治安管理为主的城市之亭。除街亭外，都亭还包括两类特殊的亭：门亭和旗亭。都亭的设置非常普遍，郡、国、县、道治所所在之城乃至大小城邑皆设。各城所设都亭的数量不定，一般大城多设，小城少设。都亭负责治安管理，同时兼有行宿功能，非常时期还发挥着相应的军事作用。都亭的功能与其建筑结构密切相关。都亭内部空间一般较大，亭设楼，楼中多有室，是一种兼具行政与实用功能的建筑。” 可见郑缉之《永嘉记》说“今犹在也”的只能是“东瓯都亭”。因温州古在东瓯国境内，故也可称为“东瓯”；“都亭”即永嘉郡城近郊的驿站，因此，“今犹在” 的只能是历代不断修缮的驿站与驿道，并非是温州历史上“莫须有”的“东瓯王都城”。只有如此解读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昔有东瓯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这才符合历史原貌！其实，所谓“东瓯王都城”在温州，至今还是一座无确切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指东瓯代表性文物）、有名无实的“三无蜃都”！真正的东瓯国都城就在台州温岭大溪，这已经被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结论所证实（详见周琦《东瓯都城考》（修订版），载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台州社会科学·台州历史文化专辑》）。
最后，还得感谢胡老先生，他是纠正我一个差错的“一错师”，在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在温州开瓯文化会议时，他在大会指出我引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姚氏云： 瓯，水名”的姚氏误为清人姚振宗，我当即认错致歉，回来后，我经查考姚氏系南朝史学家姚察，并对差错做了纠正。谁知胡老先生时隔五年在《温州日报》上旧错重提，很不好意思，谨再致谢意！胡老先生在商榷文章中认为“姚氏应为唐代或唐前佚名史学家”，似乎还未查考到“姚氏”即南朝姚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