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年已八十六高龄、素有“温州第一学者”之称的胡珠生先生，在《温州日报》第十版《瓯越·土风》专版上刊登了《东瓯国都在温州——— 评周琦论东瓯王都城四文》（下简称“胡文”）的文章，全文五千余字，并配发了温州“东瓯王墓”、“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东越列传》”及“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本《史记三家注·东越列传》”三张书影，篇幅占对开版面的３／４版，可谓图文并茂。其文摘要如下： ２０１２年１月《台州社会科学》载周琦先生《东瓯都城考（修订版）》，今年第１、２期合刊的《台州文化学刊》载周琦先生《台州历史沿革若干问题勘误厘正考———与临海博物馆徐三见同志商榷》，加上近年来在两次学术会议上得读周琦先生《东瓯文化源流考》（《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３ 期）、《西汉东瓯考》（《东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１年８月），共四文，对其广征博引、勇于怀疑的治学态度深为惊异…… 临海博物馆徐三见先生肯定温州东瓯王都城的真实存在，所著《东瓯国北疆界考》认为“东瓯国本在温州，其北疆界在今温岭温峤岭，因而台州不属于东瓯国，而属于鄞县回浦乡”。周氏特地著文商榷，其文提出两点质疑：“一是徐三见同志的‘永宁本温州论’，无法解释永嘉立郡前，为何永宁县治瓯北贤宰乡”，“二是徐三见同志的‘永宁本温州论’，无法解释《永嘉记》中为何记载瓯江北岸‘昔有东瓯王都城’”。这两个核心问题涉及温州府县志编撰、修改、存佚和《史记》义解的版本问题，实质上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周文提得很有分量，不是外地学者所能圆满解答，为了不枉费徐氏精力，我试行解答： １．汉永宁县城不在瓯北贤宰乡，而在瓯江南岸平市坊一带。孙诒让撰写《永嘉郡记集校》时，能够看到的《温州府志》只有家藏的《（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舆地》永嘉县贤宰乡下载：“在县东北七十里，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故名。”天一阁藏《（弘治）温州府志》卷二《公署·永嘉县治》下载：“旧在瓯江北，土名新城。晋立永嘉郡，迁治于江南。”卷六《邑里·永嘉县·贤宰乡》下载：“在县东北七十里，有浦通江达城，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后与永嘉县分治亦在此，故名。”从“旧永宁县初立于此”，提出质疑是有理由的，但“初立于此”竟是“新城”，足见必有“旧城”，给质疑理由打了折扣。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其卷六《坊门·永嘉县·平市坊》载：“汉永宁县城濠在此，有埭通四运，至今称万岁埭，后以布货于此，故改今名。”据此， 旧城在瓯江南岸，是“汉永宁县城”，而“初立于此”的“旧永宁县”只是新城。查万岁埭今名万岁里，位于温州城内北大街西侧，其东有横贯的永宁巷，巷内有永宁殿。至于其后何时迁至江北贤宰乡，建立新城，史无明文。
  这一记载使汉“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的县治得到落实， 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氏“东汉顺帝永和三年建立永宁县，治贤宰乡（今永嘉县瓯北镇）”的误解。
  ２．《永嘉记》明确记载东瓯国都城在瓯江南岸瓯浦，只是由于所依据的资料本身的复杂原因，长期未得到确切的理解。首先，《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上文已指出较早的本子作“水出宁山”，孙诒让所依据的较后本子作“水出永宁山”。其次，永宁山的内涵，三种府县志的记载陆续有所改动。最早的《（弘治）温州府志》卷三《山·永嘉县》下，先述“北山”“在大江北，州之主山也。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正北有石岩悬瀑，高百余丈，潴为二潭，名白水漈。”“合山：北山之支也。”其下为回鹘山、太平山、瞿屿山、吹台山（有支山六处）、旸岙山、大罗山（有支山十处）……灵昆山、参同山、青嶂山，凡历六十七山才是“永宁山”，下云“一名麻江山，峰峦相属，绵亘数里，楩楠森植于溪旁，号楠溪，谢灵运有楠溪诗，陶弘景隐居于此”。据此，北山和永宁山是内涵不同的两山。
  明《（嘉靖）浙江通志》也说“温州府北山，说者谓为郡主山，有石崖悬瀑，高百余丈，潴为二潭，名为水漈，又曰石门山”，证明此时北山还未和永宁山联名；明《（嘉靖）永嘉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城江北诸山》就大作改动：“永宁山：一名北山，广袤数十里，郡城望之如屏障后列。两崖有瀑，名白水漈，若华严山（有石可为砚。王右军帖云：近得华严石砚颇佳）、胡山、章山（有襟江楼）、罗浮山、合山（宋朱聱隐此，穴岩以居，作《合山游》数千言）、新城山、千石山、绿嶂山，皆永宁之支也。”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舆地志·山川·永嘉县·永宁山》则作：“一名北山，在江北， 郡之主山也，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其支山华严，石可为砚，王右军采之。东去有壶山、章山，山有亭曰襟江，里人建塔其上，郡守卫公题其岩曰镜台。又东去为新城山、千石山、石门山、绿嶂山，皆永宁之支也。” 嘉靖、万历二志合北山、永宁山为一山，去掉永宁山的“楠溪”，把“绵亘数里”的原初永宁山一再扩大为“广袤数十里”、甚至“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的“郡之主山”。孙诒让《永嘉郡记集校·瓯水》按语：“永宁山在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即据《（万历）温州府志》立论，已非早先之永宁山，史料根据已不可信。万历《志》永宁山条既未提到瓯水，也未提到楠溪，故孙“按”推论“瓯水盖即今楠溪”，纯属主观猜测。
  何况《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的原始本子是“水出宁山”，并无“永宁山” 之名。由此可见，《永嘉记》中并未记载瓯江北岸“昔有东瓯王都城”。
  相反，《永嘉记》中确曾记载瓯江南岸“昔有东瓯王都城”。《（嘉靖）永嘉县志》和《（万历）温州府志》改动瓯江北岸的永宁山，却失载瓯江南岸的东瓯王都城，以致依靠万历《府志》立论的孙诒让无法作出确切解答。同样请看《（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永嘉县》的记载：“孝义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江达城，以伊孝子名，旧里名六：开宗、礼贤、山门、仙源、龙翔、澡溪。二十都瓯浦（原注：东瓯王故城）、下仙（原注：今称夏仙岙）。”结合早先的《永嘉记》“瓯水出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 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二者完全吻合。
  首先，“瓯浦”，顾名思义，即瓯水之浦，故水名吻合；其次，“东瓯王故城”和“昔有东瓯王都城”吻合；再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江达城”， 而入瓯江的浦桥距州城西郭仅五里，和“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吻合。清洪亮吉据晚出的《永嘉记》（水出永宁山），同样肯定东瓯王故城在瓯江南岸，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二八《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东瓯故城在县西南三十里。司马贞云：瓯，水名。《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终于连孙诒让参与编撰的《（光绪）永嘉县志》也在卷三《建置志·乡都·二十都》下明载“瓯浦，即东瓯王故城”。由此可见，史籍明确记载东瓯王都城在瓯江南岸的瓯浦，和汉永宁县城相距不远，它以一贯性的确定地址强化了东瓯国都城在温州的历史定案。看来， 前提条件站不住脚的台州“四有王城”说、温州“三无蜃都”说可以休矣。
  “胡文”认为：东瓯国都城在温州，这是千余年的“历史定案”，其观点确实与温州传统学者不同： 一是汉永宁并非治瓯江北岸贤宰乡，因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平市坊”有“汉永宁城壕”，而是汉永宁县治今温州市鹿城区。
  二是因《温州府志》记载东瓯王都城在瓯江南岸瓯浦，故不是传统所说在瓯江北岸；还举例说南朝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是历史差错，而是“水出宁山”。
  拜读完“胡文”后，深为年已八十六岁高龄胡老先生的爱乡精神所感动。
  但感动归感动，历史事实还是历史事实！其实笔者在《东瓯都城考》（修订版） 与《东瓯国北疆界与永宁县治考》的两篇论文中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东瓯都城本台州”、“东汉永宁本台州”的核心观点。胡老先生不仅仅回避了笔者的主要论点，而是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佐证自己的偏颇观点。这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有责任、有义务力争把历史事实全面、客观、准确地告诉后人，而不是将错就错、以误传误来误导后人！读毕“胡文”及胡老先生文集《胡珠生集》（黄山书社，２００８年）中有关东瓯、永宁文章后，深有“三误”（误解文献、误传史实、误导后人）之感。
  一、误解文献：误解《越绝书·逸文》胡老先生在《胡珠生集》中《初揭东瓯开国史的帷幕》一文（《关于东瓯古史的几个问题》也有此类观点）中认为“东瓯开国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４７２年，即周元王五年”，其依据是蒙文通先生在百越史研究名著《越史丛考》中数度引用的《越绝书·佚文》：“东瓯，越王所立也。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也。”胡老先生对此作了高度评介：这则佚文“不仅确证了东瓯立国的缘始和年代，又确证了东瓯王都城的缘始和年代。因此东瓯开国信史应追溯到公元前４７３年”。
  也就是说东瓯在温州开国可以上溯到周元王五年（前４７２）。笔者曾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中下旬在温州召开的首届“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交流的会议论文《东瓯文化源流考》中指出这一差错，想不到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黄山书社出版的《胡珠生集》中仍沿袭这一差错。故不得不再费笔墨来重新阐述一下： 东瓯之名在正史中始见于《史记·东越列传》东海王摇“都东瓯”，在别史中始见于钱培名的《越绝书·札记·逸文》（中华书局本）：“东瓯，越王所立， （周）元王四年（前４７２），范蠡所筑。” 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中引证“东瓯，越王所立，（周）元王四年（前４７２），范蠡所筑”之史料，作为东瓯建国与越人迁徙重要依据，在百越学界（尤其是东瓯学界），深深地影响了不少学人。《瓯越文化史》亦奉此说。
  近购钱培名札记本《越绝书》，在其《越绝书·札记·逸文》“东瓯”逸文下， 发现钱注引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云：“秣陵上元西南七里有古越城，《越绝书》云云。”秣陵系今南京之古名。《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建置沿革》：“《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吴地，战国属越，后属楚，置金陵邑，秦改曰秣陵，属鄣郡，汉为丹阳郡地。” 笔者顿生疑窦，查阅了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李昉《太平御览》与罗泌《路史·国名纪》，发现上述蒙文通先生所引证的史料应是个“误会”。原来这是南京城内“古越城”的解释。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升州·故越城》： 故越城，在县西南七里。《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也，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今瓦官门东南，国门桥西北。又曹氏《记》云：在秣陵后西一十五里。昔句践平吴后，遣兵伐之，仍筑此城。去旧建康宫八里， 晋初移丹阳县，自芜湖还城之南。
  《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居处部》卷二十一《城下（郭壕橹附）》： 《丹阳记》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始，加砖累石头。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形险固有奇势，故诸葛亮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良有之矣。又曰：越城，去宫八里。案《越绝书》：则东瓯越王所立也。
  而《路史·国名纪》似无此《越绝书》逸文。
  《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古迹》：“（越城）在江宁县南。晋王敦遣王舍、钱凤奄至南岸，温峤遣段秀乘夜渡水，战于越城，大破之。义熙六年，卢循至蔡洲，刘裕修治越城，使王仲德屯守。梁天监七年作国门于越城南。《寰宇记》：故越城，在江宁县西南七里，越相范蠡所筑，在今瓦官寺东南，国门桥西北。《建康志》：古越城，一名范蠡城。《图经》云：在秣陵县长干里，今江宁县尉廨后，遗址犹存，俗呼为‘越台’。《（江苏）通志》在聚宝门外，报恩寺西。” 长干里在江宁县南。《大清一统志·江苏省·江宁府·古迹》注引《舆地纪胜》：“长干，在秣陵县东，里巷名。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民庶杂居。
  有大长干，小长干。小长干在瓦官南巷，西头出江。”又引张敦颐《六朝事迹》： “长干，秣陵县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又天禧寺在城南门外，旧名长干寺，乃大长干也。” 由上可见，勾践在上年（前４７３）灭吴并其地，翌年命范蠡在吴筑“越城”以镇吴地。此“东瓯”系指称“东越”或“越地”，并非指后来浙东南之东瓯国： 《茶经·四之器》中所引“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此“东瓯”相当于“东越”范围。陆羽恐人不明所指，特意解释“瓯（者），越也”，系泛指“越地”。
  唐代罗隐《献尚父大王》诗：“数年铁甲定东瓯，夜渡江山瞻斗牛。今日朱方平殄后，虎符龙节十三州。”（《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二）唐代郑巢《送姚郎中罢郡游越》诗：“逍遥方罢郡，高兴接东瓯。”宋代邵雍《春水长吟》诗：“西蜀遨争举，东瓯禊竞修。”宋代袁说友《周锡自蜀归浙》诗：“东瓯西浙两夤缘，齐止金陵万里船。” 宋代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十《美巡检秦君祷雨有感》诗：“我昔归舟泊西浙，屡上吴山望东越。”上述“东瓯”均指“东越”，并非指“东瓯国”的“东瓯”。
  武汉大学教授李步嘉先生在《越绝书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附录《越绝书佚文校笺》中的第九条佚文即是上述“东瓯越王所立，元王四年，范蠡筑”佚文，虽字数稍有不同，但内容相同。李步嘉先生在校笺中认为：“此条据钱（培名）氏引《路史》载《越绝书》，乃记筑古越城事，按例原当在《越绝外传记地传》中，今本不载。检《四部备要》本《路史》，钱注引‘古越城’作‘故越城’， 作‘故’者是。《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东道二·升州·上元县》下云：‘故越城，在县西南三十里。《越绝书》云：东瓯越王所立，即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筑。’‘古’亦作‘故’；又佚文‘所立’下多一‘也’字，‘元王四年’上多‘即周’二字。‘范蠡’上多‘越相’二字。‘筑’上多‘所’字。”按此，故越城是指南京，并非胡老先生所说的温州！ 勾践灭吴并其地后，既要稳定吴地，又要迁都琅琊，争霸中原，当无暇顾及东南。况灭吴后，范蠡即急流勇退为“陶朱公”，何来“越相范蠡”至温州“筑城”？温州春秋城址何在？温州与南京，在刚灭吴的勾践眼中，孰重孰轻？目前温州所谓西汉东瓯都城故址，既无确定地点，又无都城遗址，还奢谈什么春秋城址！ 正因南京其地处战略要冲，故勾践于此建“越城”，南京建城史当始于此。
  长干里位于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南，雨花路的西侧。长干，即山间长条形平地；里即古居民区通称。自春秋至六朝，长干里是南京的繁华之地。唐李白、杜甫、杜牧等都曾游历，并留诗文。成语“青梅竹马”，即源于李白《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之诗句。
  蒙文通先生在“文革”“牛棚”的特殊岁月中，白天“劳改”，晚上撰写《越史丛考》。１９６８年５月初稿竣，未及修订，“再阅月而逝”。因而智者“百密一疏”， 在所难免。在《越史丛考》出版后近３０年后，胡老先生奉“误会”为圭臬，仍据《越史丛考》的“东瓯”结论，作为东瓯“春秋建都”的“铁证”，致使南京浙东，地谬千里，实在是匪夷所思！ 直至２０１１年８月下旬在温州举行的二次瓯文化研讨会上，胡老先生的《东瓯古史五题》（２０１１年８月《东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本）一文中总算纠正了这一差错，但可惜会议论文集至今尚未公开出版，纠错影响面毕竟有限，其文集《胡珠生集》中《初揭东瓯开国史的帷幕》一文存在的“差错效应” 仍不可低估。此外该文中东瓯王“摇毋余”，有六处均误为“摇母余”，越王“无彊（强）”均误为“无疆”，胡老先生校注的明《（弘治）温州府志》也存在这些差错。
  二、误传史实：误用静态不变眼光来看永宁县治的变化“胡文”认为：汉永宁并非治瓯江北岸贤宰乡，因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平市坊”有“汉永宁城壕”，故汉永宁县治今温州市鹿城区。
  但明清四种《温州府志》（包括《永嘉县志》）均记载温州郡城（今鹿城区）始建于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而永宁县治均治瓯江北岸贤宰乡： 第一，明《（弘治）温州府志》卷二《公廨》载：“永嘉（即永宁）县治，旧在瓯江北，土名新城。晋立永嘉郡，始迁于江南。” 《（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载：“贤宰乡，在县东北七十里，有浦通江达城，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后与永嘉县分治亦在此，故名。旧里名五：石岙、象浦、千石、石屿、项巉。” 第二，明《（嘉靖）温州府志》卷二《府城》：“晋明帝太宁癸未（３２３）置郡，初谋城于江北（即今新城），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即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骤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
  时有白鹿衔花之瑞，又号‘鹿城’。” 第三，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舆地上》：“贤宰乡在县东北七十里，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故名。” 第四，清代齐召南等编纂的《（乾隆）温州府志》卷五《城池》：“贤宰乡，在县东北七十里，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故名。辖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都。”《（乾隆）温州府志》卷六《公署》：“永嘉（即永宁）县治，在府治东南隅遗爱坊。《嘉靖（浙江）通志》‘治旧在瓯江北，晋置永嘉郡，徙治江南华盖山西。’” 第五，晚清王棻、孙诒让等纂修的《（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一·乡都》：“贤宰乡，在城东北七十里，以县名永宁旧立于此，故名。距城十里至六十里内，三十四都为江北，三十五都为外楠溪。” 第六，１９９８年版的《温州市志》（上册）《大事记》中亦记载：“（汉）顺帝永和三年（１３８），析章安县东瓯乡建置永宁县，县治贤宰乡（今永嘉县瓯北镇），为温州建县之始。”对此温州古今府县志言之凿凿之记载，胡老先生竟然仅凭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六《永嘉县·平市坊》有“汉永宁城壕在此”这一则误载， 就作为“汉永宁治在温州府城”的结论，是否过于草率？ “城壕”者，护城河也。温州市区并无汉代文物发现，已经发现最早的仅仅是遗长百米的东晋郡城残垣，又何来“汉永宁城壕”？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平市坊”时，竟说“汉永宁城壕在此”。不知是发现“汉永宁纪年城砖”，还是发现了“汉永宁城壕碑刻”？ 既然说“汉永宁城壕在此（温州府城）”，《（弘治）温州府志》卷二《公廨》为何又要说：“永嘉（即永宁）县治，旧在瓯江北，土名新城。晋立永嘉郡，始迁于江南。”《（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为何又要说：“贤宰乡，在县东北七十里，有浦通江达城，以旧永宁县初立于此，后与永嘉县分治亦在此，故名。旧里名五：石岙、象浦、千石、石屿、项巉。”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又为何除《（弘治）温州府志》外，其他温州府县志如《（嘉靖）温州府志》、《（万历）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和《（光绪）永嘉县志》，均无“汉永宁城壕在此”之说？ 其实汉永宁在台州，不在温州，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至唐武德五年（６２２）永宁在温州，唐上元年间之永宁（又简称“唐永宁”）又归治台州温黄平原！请看从汉永宁至唐永宁的县治演变： 据有关史料分析，台州、温州两地“永宁县治说”，其实则是“同一永宁，先后移治”的结果。
  一是台州温黄平原即东汉永宁县治所。
  笔者认为：要了解永宁县在台州或温州，关键是首先要了解东汉为何要建立永宁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加强治安管理的需要？ 东汉永和三年（１３８），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中国古代设县的主要标准是“以人为本”，即是根据人口的多少来决定，并非是根据“少人地域”的宽广。就在永宁设县的前六年，台州爆发了曾旌起义，并波及浙东南沿海：“阳嘉元年（１３２）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
  诏缘海县各屯兵戍。”（《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这其实是浙东南沿海“山越”部族对东汉南进“王化”政策的一次反抗， 也是山越部族自治制与东汉王朝郡县制的一次较量，当然最后较量结果以曾旌失败告终。因为曾旌起义主要发生在今台州温（岭）黄（岩）平原和宁波宁绍平原一带，为加强台州及浙东南沿海的统治，遂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
  “永宁”亦是吉祥语，反映了东汉王朝希望“东瓯永宁”的期望心态。因从秦末东瓯王摇率兵灭秦，又“佐汉灭楚”，又追随吴王濞参与“七国之乱”，又受西汉王朝收买、诱杀吴王濞；又与闽越国多次反复较量，故汉武帝感慨东瓯人与闽越人既“悍”又“数反复”，故两次迁徙东越人，“遂虚东越地”（《史记·东越列传》）。在台州曾旌起义后的六年，在东瓯旧地设置永宁县，当然希望从此“东瓯永宁”，这就是永宁设县的缘由。
  东瓯乡乃因原东瓯国内迁江淮后人口锐减而为乡。既然为了加强台州东南沿海的行政管理，那东瓯乡也自然在台州温黄平原。从历史文献、文物考古与地名学视角分析，永宁县设治，当在温岭大溪东瓯古城。
  《三国志·吴书十二·虞翻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所载朱育答濮阳侯兴语：汉武帝“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会稽郡），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可见汉武帝在除灭东越（包括东瓯与闽越地）后，即以东瓯古城为会稽东部都尉治所，后来才徙会稽东部都尉治于西汉的回浦县，也即东汉的章安县。
  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注《史记·东越列传》“都东瓯”时，分别引三国东吴韦昭、晋代郭璞、徐广等注释云：“临海永宁即东瓯。”（见《史记三家注》）当时临海与永嘉尚未分郡，“临海永宁”还在台州温黄平原，故唐张守节在注《史记正义·越王勾践世家》越国子孙“滨于江南海上” 时指出：“今台州临海县是也。”（按：指黄岩未设县之前的临海县）又在注《史记正义·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中指出东瓯即“今台州永宁是也” （时含今温岭市）。
  因而南宋《嘉定赤城志·地里门》认为：“黄岩县，本汉永宁县。”其《辩误门》又载：“黄岩本古之永宁县，今考其地曰乡、曰江、曰驿、曰山，皆名永宁。又《瑞岩寺住持碑》并古碑后序、《资福院佛殿碑》皆曰‘台（州）之永宁县’，存本名也……黄岩虽古永宁，而古永宁地广，今之永嘉、乐清皆其地也。” 由上可见：温岭大溪东瓯古城（关于东瓯都城，详见周琦《东瓯文化源流考》，载《台州文化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作为汉武帝的会稽郡东部都尉治所和东汉永宁县初治之地，时距东瓯内迁江淮亦仅２００多年；其“外城周十里，内城周五里”的东瓯古城规制，仍相当于清代金华、嘉兴、处州三府的府城规制，可“旧城改造”，发挥作用。永宁县初治于此，既加强了台州湾与温州湾的沿海管理，又可“旧城改造”，节省费用。此处不仅出土了浙江最大的东瓯贵族大墓， 与此一岭之隔的今台州市黄岩区秀岭水库，１９５７年１月出土了相当于东汉建初六年（８１）至南朝刘宋时期的墓葬群５６座。试想，如果永宁县初治不在此， 何以有如此规模的墓葬群。
  由此可见：东汉永宁县设治必在台州的温黄平原，而非温州的温瑞平原。
  原因很简单：是台州温黄平原爆发了曾旌起义，攻城略地，严重威胁了浙东南沿海的治安。因此曾旌起义后六年，在其起义原地台州温黄平原设立永宁县， 以加强治安管理，也在情理之中。总不会把东汉永宁县设立到与起义毫不相干的温州温瑞平原去吧。这是统治者的基本常识！ 二是贤宰乡并非东汉永宁县之治所。
  温州永宁的贤宰乡，虽然温州历代方志多记载“永宁旧治”，其实不然。理由有三：其一，既以“章安县东瓯乡”为永宁县，为何县治贤宰乡，而不治东瓯乡？其二，温州历代方志记载只有“永宁新城”遗址，而无“永宁古城”遗址。这说明“永宁旧治”，在温州境内至今还是个谜。其三，永宁县治既设贤宰乡，按秦汉官制：县之长官为令、长，王莽改制时始将令、长改名为“宰”。《汉书》说县满万户者，其长官称令，不满者称长。时温州境内从未设县，何来“贤宰”之称？很明显，“贤宰”系后起之名，这只能说明贤宰乡，并非“永宁旧治”。
  三是从东晋设置永嘉郡后，永宁县治与之同迁瓯江南岸。
  东汉晚期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而进入三国时代。汉献帝建安元年（１９６），孙策攻取会稽郡，太守王朗经章安从海上撤至福建候官。“候官长商升为朗起兵。策遣永宁长韩晏领南部都尉，将兵讨升，以齐为永宁长。晏为升所败，齐又代晏领都尉事。升畏齐威名，遣使乞盟。齐因告喻，为陈祸福，升遂送上印绶，出舍求降”（《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贺齐为会稽郡山阴县人，其父贺辅，曾任永宁长；韩晏、贺齐也任永宁长。
  这是见于正史中最早的三位永宁县长官。孙策平定候官，控制了从台州湾至福州湾的东南沿海。建安四年（１９９），分永宁置松阳（今属丽水）。赤乌二年（２３９），析永宁置罗阳县（今温州瑞安）。吴太元二年（２５２）又析章安西部、永宁北部置临海县。太平二年（２５７）设临海郡，统领台温处三州之地。太康元年（２８０）又设横阳县（今平阳县）。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始分临海峤（即温峤岭） 南之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及罗江，凡五县，立永嘉郡”（《（弘治）温州府志·建置沿革》）。为了“居中”管理，永宁县治从温岭大溪南迁瓯江南岸，与永嘉郡同郡而治。此为永宁县治第一次迁徙。东晋宁康二年（３７４）又分永宁置乐成（今乐清）。
  东晋永嘉设郡后，今台州温岭松门还属永宁县界。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游四郡记》载：“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岛屿上皆生松，故名。”（《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集》）永和十一年（３５５），王羲之称病弃官，“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 泛沧海”（《晋书》列传五十《王羲之传》），《游四郡记》当作此时。四郡即会稽（绍兴）、临海（台州）、永嘉（温州）、东阳（金华）四郡。
  至南朝梁天监七年至十一年（５０８—５１２），在天台山、灯坛山、括苍山、玉溜（即玉环）山修道多年的道教理论家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在《周氏冥通记》卷四载，临海烧山乃临海、永宁、乐成三县的共界：“临海烧山中有仙人游，在人间自号‘彭先生’。实是郑玄，字子阴，陆浑仙人也。注云‘烧山者，即赤水山。今亦属（临海）永宁、乐成三县共界也’。” 临海烧山即今温岭石夫人山，又名消山。《嘉定赤城志·山水门二》载： “五龙山，在（即古黄岩）东南一百里；东连大闾山，《临海记》云‘五龙山脊，有石耸立，大可百围，上有丛木，如妇人危坐，俗号消夫人。’父老云‘昔人渔于海滨者不返，其妻携七子登此山望焉，感而化石。’下有石人七躯，盖其子也。今人或曰石夫人山，或曰消山。盖石夫人在其巅，消山在其足，其实一山尔。又按《舆地志》‘消山南下（上）有石夫人。’《（太平）寰宇记》‘临海县消山北湖阴萧御史庙，有石孤耸，如妇人状’。”由此可见，温峤岭只是临海郡与永嘉郡的一条大致的分界岭，但并非绝对的分界纬度线。温岭温峤镇因东汉时，温峤属永宁县，故今街名永宁街，路名永宁北路（《温岭县地名志·温西区》）。反之亦可证明永宁旧治，即在温岭大溪东瓯古城。
  四是唐武德五年（６２２）复析永嘉、永宁二县，分治瓯江南北，此即“永宁新城”。
  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平陈，废永嘉郡，置处州。改永宁为永嘉。十二年，改处州为括州，省安固、乐成入永嘉，统括苍、永嘉、松阳、临海四县，总户数１０５４２ 户（《隋书·地理志下》），平均每县户数２６３５．５多户。唐武德五年（６２２），置东嘉州，析永嘉、永宁为二县（《（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永嘉治瓯江南岸，永宁治瓯江北岸。此为永宁县第二次徙治，即为“永宁新城”。
  据《（光绪）永嘉县志》卷三《建置一·城池》：载：“永宁始立于汉，而郡名永嘉盖自晋始矣。惟晋之永宁治江北，而城无考。唐复析置永宁，分治江北， 有‘新城’之名，不久旋废。而永嘉之城，遂以郡得名，历今千有余年不改，与会稽郡县相埒，可谓壮哉！”《（光绪）永嘉县志》卷二一《古迹志一》载：“永宁新城， 去（温州）府治六里，在江北贤宰乡……今其地为田野，犹称‘新城’云。” 据《永嘉县地名志》，至今尚有新城园田、新城山、新城坳、新城弯、新城浦等地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兴修农田水利，该城遗址地下１．５米处有砖分散性普遍存在。这就是“永宁新城”的来由。
  五是唐贞观元年（６２７）复废永宁入永嘉后，因永宁本治今温黄平原，故唐高宗上元二年（６７５）又分临海南复置永宁，武后天授元年（６９０）改名黄岩。
  自唐武德五年（６２２）永宁县第二次徙治，至唐贞观元年（６２７）复废永宁入永嘉，“永宁新城”只存在了短短的五年，因此《（光绪）永嘉县志》称其“不久旋废”。上元二年（６７５），分括州永嘉、安固二县复置温州，治于北县（即瓯江北岸），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江南东道》，此为永嘉县首次徙治瓯江北岸，也是原永宁县第三次徙治。同年，因永宁已改名永嘉，而属温州；又因永宁初治台州温黄平原，时为临海县地，故唐高宗析临海县南部为永宁县。试想：台州温黄平原如非汉永宁旧治，为何会在温黄平原重新命名“永宁县”？故明代温州乐清籍的礼部侍郎章纶《新建县治纪》亦称：“黄岩，本汉之永宁县，至唐更名黄岩。”（载明《（嘉靖）太平县志》卷一） 此时永宁县由永宁镇演变而来。温岭《桃溪谢氏宗谱》引文《历代纪事》载：“（唐）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开始基祖经略使谪居永宁镇。永宁即今黄岩镇。
  邑人相传为江北天光寺是也。始迁祖经略使（谢）鞅，梁上书仆射伷之子。仕唐为经略使，以罚盐谪居永宁镇。即今黄岩天光寺也。” 由此可知，永宁镇时设澄江北岸，其遗址是在天光寺，据明《（万历）黄岩县志》卷七载：“天光寺在黄岩县北一里，澄江北岸。”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天光寺迁徙建澄江北岸江边，改名普光寺（１９５８年该寺殿宇改办黄岩冷冻厂，１９９６年于江北竹岭重建普光寺）。据此，永宁县初治今黄岩澄江北岸。此为永宁县治第四次徙治。
  武则天称帝第一年，即天授元年（６９０），因台州、温州两地之永宁县名容易混淆不清，故又改名黄岩。县治亦从黄岩澄江北岸移治南岸，至今未变。此为永宁县治第五次徙治。
  从此永宁作为历史地名，仍保留在台、温两地。所不同的是：台州永宁因汉永宁而得名，而温州永宁则是东晋建郡移治后而得名。故《新唐书》地理志五《江南东道》载：“黄岩，本永宁，高宗上元二年析临海置，天授元年更名。” 这就是台、温“同一永宁，先后移治”的结果，并非台、温有“两个永宁”。由此可见，胡老先生的“汉永宁本温州府城论”，是只看表象，未溯源流；只抓只言片语，未予系统考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永宁观”。
  三、既误解文献、又误导后人的“东瓯观” “胡文”认为：因《温州府志》记载东瓯王都城在瓯江南岸瓯浦，故不是传统所说在瓯江北岸，还举例说南朝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是历史差错，而是“水出宁山”。
  先说南朝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还是“水出宁山”。南朝郑缉之《永嘉记》，又名《永嘉郡记》和《永嘉地记》。郑缉之，里籍不详，南朝宋员外郎，著《孝子传》十卷，《永嘉记》、《东阳记》各一卷。
  “胡文”认为：《史记索隐·东越列传》所引“《永嘉记》是比较原始的本子， 作‘水出宁山’；孙诒让所依据的是较后的本子，作‘水出永宁山’。”并引程金造先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按云“《隋书·经籍志》不录此书，《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下，引有《永嘉记》之文，当即是此书，书久佚”。胡老先生据此认为“《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指出“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第十一目‘瓯水’条‘宁山’上多‘永’字”。
  “胡文”称：“由于南宋《路史》远远迟于唐《初学记》，证明原始本子是‘水出宁山’，不是‘水出永宁山’。”并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笔者不仅要请教胡老先生，您是否查核过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原文？ “《初学记》为唐徐坚所撰，故最为原始。”唐徐坚的《初学记》所引《永嘉记》是历史最为原始吗？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胡老先生又重蹈“误解文献”之覆辙：一是唐徐坚《初学记》并非最早引用《永嘉记》，最早引用《永嘉记》是南北朝时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二是唐徐坚《初学记》卷七地部龙升湖所引《永嘉记》之文，并非“瓯水”之内容。所引《永嘉记》条文内容是：“（鱼下龙升）郑缉之《永嘉记》曰：怀化县有蒋公湖。父老传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卷五所引条文内容是“永嘉八辈蚕”。三是查检《四库全书》凡引《永嘉记》虽有八十五处，但唯一引“水出永宁山”佚文则是宋罗泌《路史》卷二十七《东瓯》：“王摇王东瓯，今温之永嘉也，有瓯水。《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郡国志》云：永嘉为东瓯，汉之治县；郭（璞）氏以临海永宁为东瓯）。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故章安之东瓯乡也。地有回浦，浦东乃汉侯官都尉理。（闽越王东瓯，告急，遣严助救之，未至止。东瓯为徙国于江淮间。而遗人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光武以回浦为章安。）” 这是《四库全书》中唯一引《永嘉记》“瓯水出永宁山”的古文献，引《永嘉记》佚文最多的是北宋《太平御览》，多达十一处。胡老先生一面说《永嘉记》古本是“水出宁山”，一面又举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本《史记索隐》所引《永嘉记》“水出宁山”为证。殊不知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对《史记索隐》做了订正为“水出永宁山”。《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十四《史部》： 《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 闽越王无诸，《索隐》故字从虫门声，刊本门讹闽，据说文改。
  又以其地为闽中郡，《索隐》小颜以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案此句《索隐》无。
  又都东瓯，《索隐》《永嘉记》：水出永宁山，刊本脱永字，据毛本增。
  又今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索隐》在洪崖山，刊本崖讹崔，据毛本改。
  又入白沙、武林，《索隐》名曰白沙坑，刊本坑讹沙，据毛本改。
  一则《史记·东越列传》，《史记索隐》差错就那么多，更何况整个《史记索隐》差错知多少？ 清王太岳、王燕绪等编著的《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是清代考据学的标志性工程，乾隆曾颁下谕旨要求将此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起置于《四库全书》之首，可见乾隆对此书之重视（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北京外国语学院程金造教授在《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１０版）一书中对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促进理解、传播史记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众多不足之处。
  第一，司马贞所引据之书，均为传抄之书，“盖小司马生当唐初，诸所引据， 皆传抄之本，非为锓刻之出于南宋以后者”。当时因无雕版印刷，故《史记索隐》所引皆传抄之本。
  第二，司马贞虽旁征博引，但“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很不规范。程金造教授认为“唐人注书，习沿六朝”，撰注者“万卷胸罗，信手著定”，而“往往出于忆记，失检原书”，结果或“误举书名，或错标篇目”。不像清代“乾嘉考据学” 那样严谨：“殊不似清乾嘉学者，注释经子，大名小名，备举无遗，检寻校核，准确不误也。”（《史记索隐引书考实·自序》） 因此《史记索隐》的差错亦不少，如《吕氏春秋》误作《春秋》，“天官小宰”误为“司寇”，长沙王吴芮玄孙“吴差”误为“吴产”等，“至其传抄、锓刻、伪误、敷脱之端，亦多有之”（见同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出版说明》（１９８６年）中指出： “《史记》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 由此可见，《永嘉记》的“瓯水”佚文是“水出永宁山”，而非“水出宁山”！更何况现存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中根本无“宁山”之名。
  混淆名实：东瓯都城，还是东瓯都亭。
  第一是混淆“瓯水”与“瓯江”之名。
  “胡文”认为：“首先是瓯浦，顾名思义，即瓯水之浦。故水名相符。”查现存弘治、嘉靖、万历、乾隆四种《温州府志》以及《光绪永嘉县志》中根本无“瓯水” 之名，亦无“瓯浦即瓯水”之说。
  倒是温州瑞安籍的晚清国学大师孙诒让《永嘉郡记（校集本）》“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入江。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他不仅下注云“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二十五》引姚氏云：‘瓯，水名。’《永嘉记》云云。”并作了按语：“永宁山在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
  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今永宁江。明以来，郡县志并以永宁江为瓯江，至于瓯水本派，不能复识。不知永宁山原出处州，乃大溪下流，与瓯水同委异原也。” 胡老先生虽爱乡，但似乎对这位被章太炎尊为“海内耆硕，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的国学大师孙诒让并不尊崇， “胡文”竟认为其“瓯水盖今楠溪”的结论是“纯属主观臆测”！笔者认为：孙诒让不仅近代中国的一位难得的国学大师，更是近代温州的一张永恒的名片。
  即使是“瓯水盖即今楠溪”不怎么科学，那也是一种难得的探索。起码比胡老先生的“瓯浦即瓯水之浦”要准确得多。因“瓯浦”在瓯江南岸，即是“瓯江之浦”，并非“瓯水之浦”。要是“瓯水即瓯江”，孙诒让也是温州籍学者，不会不知道“瓯水即瓯江”的道理，又何必作出“瓯水盖即今楠溪”的结论！胡老先生在此又重犯“混淆概念”之误了。
  我们看看《（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叙水》是如何说的： 楠溪，在城北十五里（《方舆纪要》、《嘉靖志》俱作十里），源出天台、仙居诸山，有大源、小源，从东南流入界。与本邑仙居乡李樟蓬三溪、清通乡小藤珍欓四溪、贤宰乡之罗溪共八溪合流，而南至潮漈，逶迤三百余里，入永宁江为楠溪港；盖合北境四乡诸水。源远流长，下通潮汐，俗称“北港”。
  此即《永嘉记》所云“瓯水出永宁山，去郡城五里入江”也。
  那瓯江原名啥呢？如果“瓯水”是“瓯江”的简名，“瓯江”作为浙江第二大水系，即使正史无载，其他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明代《明一统志》、清代《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代温州方志《（弘治）温州府志》等史籍，总应有记载吧。结果查检《四库全书》引《永嘉记》八十五处，除唯一《路史》引“瓯水”外，其他典籍均无“瓯水”之名。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江南道·温州》：“永嘉县：即汉回浦县之东瓯乡，晋立为县。上元二年，于此置温州，县移在州东百八十步。永嘉江： 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九《温州》：“东山，子城西四里，其山北临永嘉江，东接苍海”；“楠溪，在州西南一十五里，水入温江”；“石室山，《名山志》云： 楠溪八百三十里，有石室，北对清泉，高七丈，广十三丈，深六十步，可坐千人， 状如龟背，石色黄白，扣之声如鼓。” 明《明一统志》卷四十八《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旧名慎江，一名永嘉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唐元和中，刺史韦宥于江浒沙上获筝弦， 引之蜿蜒舒展，投之江中，化为白龙，腾空而去，故又名蜃江。孟浩然《宿永嘉江寄友诗》：‘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 《大清一统志·温州府》：“永宁江，在永嘉县北。《元和志》：永嘉江，一名永宁江，在州东三里。《寰宇记》：永嘉江，一名温江，东自大海，西通处州青田溪。旧《志》：在县北门外，今名瓯江，又名蜃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
  东至盘石安村，汇于海洋。茫无际涯，是谓瓯海。潮汐往来，旁流四达。南抵瑞安，北抵乐清，内通三州、四溪及十三乡、十三浦，无不悉贯焉。”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叙·温州府》：“永宁江，在府城北，一名瓯江，一名蜃江，古名慎江，亦曰永嘉江。源自括苍诸溪，汇流入境，又东合大小溪流，以输于海。” 明《（弘治）温州府志》卷四《水》载：“永宁江，在郡城北门外。旧名慎江，一名蜃江；一名永嘉江；又名温江，瓯江。” 从上似可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江名是随着行政域名的变化而变化。永宁江，因东汉永宁县而名。
  永嘉江，因东晋永嘉郡而名。慎江与蜃江，据《集异记》载：唐元和（８０６—８２０） 中永嘉郡守韦宥，在江浒游宴中获筝弦，投入江中，化为白龙，故名蜃江。温江，系唐上元二年（６７５），分“温峤山（今台州温岭市）之南”置温州后，为“温州江”之简称。温州自东汉设县至于清代，永宁江一直作为“正名”而存在，“瓯江”只不过是永宁江的“别名”而已。在明代，“瓯江”虽名见于“府志”与《明史》，且以别名居后；而在“国志”《明一统志》中，尚未“挂单”。因而陈桥驿先生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瓯江》词条载“其名瓯江，始于明清”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是温州历史上并无“瓯水”之水名，只有“瓯江”别名。其实《永嘉记》只称“水出永宁山”，并未称“瓯水”，上注可证。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东越列传》（北岳文艺出版社）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注引《永嘉记》，均无“瓯”字。可见，“瓯”字系后人辑佚者所添。虽然孙诒让在《永嘉郡记集校》中解释为“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都四乡。瓯水盖即今楠溪，入江即谓入永宁江”，但历史上并无“瓯水即楠溪”记载。即使按孙诒让“瓯水即楠溪”说，永宁江又名“瓯江”，那岂非“瓯水入瓯江”？按此逻辑推理，台州是“灵水入灵江”；宁波应是“甬水入甬江”；杭州应是“钱水入钱江”。
  这无论是语言逻辑，还是名物事理，都是“自说古难圆”。
  而南朝史家姚察（５３３—６０６）“瓯，水名”的解释，似应出于所著《汉书训纂》（已佚）。据《陈书·姚察传》，一生踪迹未至今台、温二州。其所本应是郑缉之的《永嘉记》。瓯原为泛名，后演为地名、国名、族名，而从未称为水名。瓯江之名，始于明清；楠溪之名，始见于《谢灵运集·游名山志·石室山》。姚察“瓯， 水名”，是指称永宁江（即今瓯江），还是指称源于台州括苍山的楠溪。如果指称今瓯江，其时瓯江尚称永宁江；如果指称楠溪，那早百余年前的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在《游名山志·石室山》中就有“楠溪入一百三十里有石室（山）” 的记载。又何需“瓯，水名”这种不明所指的泛称。即使按姚察“瓯，水名”来理解，也无法确指是永宁江，还是楠溪江。看来姚察自己也是“以其昏昏”，又何以“使人昭昭”？ 如姚察有所确指，又何须唐代司马贞“桥接”郑缉之《永嘉记》的“水出永宁山”？更令人不解的是，除姚察“瓯，水名”注释外，古今文献再也未出现同类注释。就是永嘉县地名办编纂的永嘉县地名专志《永嘉县地名概况》中，亦无姚察“瓯，水名”这种不明所指的注释！ 从温州“瓯”之名称发展来看：一方面，随着温州对外交往的需要，因“瓯江”比永宁江容易简称，且能借古东瓯之光，故以“瓯”自称。久而久之，遂相沿成习。另一方面，由于《山海经》的“郭注”与《史记三家注》的“郑记”等典籍的影响，历代不少学者也出现了自觉与不自觉的“东瓯即瓯江”的思维定式。因姚察未亲临实地，只能作出“瓯，水名”，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明所指的结论！二是漠视考古成果，硬改文献史料。
  “胡文”引《（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孝义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达江。以伊孝子名。旧里名六：开宗、礼贤、山门、仙源、龙翔、澡溪。二十都瓯浦（原注：东瓯王故城）、下仙（原注：今称夏仙岙）。” 又引清洪亮吉《（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卷二十八《温州府·永嘉县》载：“东瓯故城在县西南三十里。司马贞云：‘瓯，水名。’《永嘉记》：‘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 “胡文”又认为：“其次，‘东瓯王故城’与‘昔有东瓯王都城’吻合；再次，‘在县西南三十里，有浦通达江’，而入瓯江的浦桥距城西郭仅五里，和‘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吻合。’” 东瓯王故城今温州学者历来有瓯江南北之说。洪亮吉说“东瓯王故城在瓯江南岸”，这也无非因循温州旧志的“间注”而已。那洪亮吉引《永嘉记》说“水出永宁山”，请问胡老先生：永宁山究竟在瓯江北岸，还是在瓯江南岸？这又如何解释？胡老先生钩沉古籍，寻章摘句，说东瓯王故城在南岸，甚至不惜采取“嫁接地名、将错就错、转移方位”的混淆手法，硬将“永宁山”改为“宁山”， “瓯浦”误解为“瓯水之浦”，将东瓯王故城从记载中的瓯江北岸，转移到南岸； 其实也无非因循温州旧志的“间注”而已！但这种“将错就错、混淆视听”的手法与永嘉实学之风相去甚远。
  除《（嘉靖）温州府志》无载外，其他三种《温州府志》在建置、城池、古迹等方面正面记叙没并无“东瓯王故城”的记载，只是在介绍“邑里”或“乡都”时，才在“瓯浦”下间注“东瓯王故城”几字。温州学者远者如孙诒让，近则１９９８年版的《温州市志》（上册）、蔡克骄先生《瓯越文化史》等多认为：永宁县初治在瓯江北岸，故“东瓯王故城”也应在瓯江北岸；“东瓯王故城”南岸说者寥寥无几， 胡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那就请教胡老先生，既然您言之凿凿说“东瓯王故城”在温州市郊瓯浦，那里有“东瓯王故城”遗址吗？有无经过权威部门考古发掘吗？有无足以证明“东瓯王故城”文物发现了吗？温州史籍不是记载“东瓯王墓有五处”吗，是否挖掘一下，证明是“东瓯王真墓”，还是“东瓯王衣冠冢”？您为何只字不提台州温岭的东瓯考古最新成果呢？ 前几年，因台州温岭东瓯考古既发现了浙江西汉最大墓葬———东瓯贵族大墓，还试掘了西汉东瓯故城遗址，证明此为东瓯故城无疑。据说温州有关方面提议要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要挖掘温州“东瓯王真墓”，后因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知道是“东瓯王衣冠冢”，遂婉言谢绝了温州方面的提议。
  一个区域文明史开发的早与迟，可以通过一个区域的“金石记录”来反映。
  浙江金石方面的最早记录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２１０）东巡会稽郡时，秦始皇命李斯所书的“秦会稽石刻”（见清阮元《两浙金石录》卷一）。台州则据晚清台州学者黄瑞编纂的《台州金石录·台州砖录》卷一载：台州最早的铭文砖是临海章安（今为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出土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１３８）铭文砖”； 而温州据晚清温州学者戴咸弼、孙诒让编纂的《东瓯金石志》卷一载：温州最早的铭文砖是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瑞安出土的“陈卓人铭文（墓）砖”。可见， “金石记录”是一个区域文明史早与迟的标志。古会稽绍兴是中国古越文化的中心，在是浙江文明史开发最早的区域，因此古越绍兴在清阮元所编《两浙金石录》中名列浙江金石记录第一。从历史看，台州文明史开发迟于绍兴、早于温州。因此台州最早的“金石记录”，则是汉武帝建元三年的铭文砖。而温州真正的文明开发则是在东晋太宁元年（３２３）从台州的临海郡分设永嘉郡之后， 故温州最早的“金石记录”，也是在西晋太康二年（２８１）的“陈卓人铭文（墓） 砖”。与其文明史开发基本一致。
  据此，温州市境内并未真的建立过东瓯都城。且不说其有无东瓯都城遗址，就连东瓯都城建在瓯北、还是在瓯南，一千七百多年来根本无法确认。如果说有，也是建立在后人的误解和附会上。后人的误解和附会的主要源头就是郑缉之《永嘉记》的佚文“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
  据考：这段佚文应为“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此佚文见于清代咸丰年间的永嘉学者黄汉所辑反映古代温州地方文化的史籍《瓯乘补》二十卷（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五十八册）。其卷一《逸周书·王会》条下注引《永嘉郡记》并非是“昔有东瓯王都城”，而是“昔有东瓯王都亭”：“《（史记）索隐》曰：‘瓯，水名。’《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一字之差异，反映了南朝刘宋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在千余年的流传中肯定会有不同的版本。再说千余年来佚文反复传抄，多几个衍字也是正常的。删去多余的字，就文通意顺了。
  “胡文”认为：“《瓯乘补》笔录的《永嘉郡记》条（见上文），作‘水出宁城’， ‘宁城’上无‘永’字，接近唐《初学记》本；但‘十余里’上脱‘行三’二字，‘东瓯王都’下脱‘城、有’二字，而‘宁山’改为‘宁城’，有山才有水，城中哪能出水？‘宁城’之‘城’显为‘东瓯王都’下脱文之误置，这一前人误讹之异文，谈不上史料价值。” 清温州学者黄汉编撰温州文献《瓯乘补》，既引“《永嘉郡记》云‘水出宁城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东瓯王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当必有所本。胡老先生素来治学严谨，为何就那么轻率任意的改来改去。笔者也略置评数语： “水出宁城”，“宁城”上无“永”字，接近唐《初学记》本；———既知宁城上无“永”字，又何以知道“接近唐《初学记》本”？！您胡老先生有无查核过唐《初学记》的所引《永嘉记》之原文。
  而“宁山”改为“宁城”，有山才有水，城中哪能出水？———怎么没有啊，山东济南不是号称“泉城”？云南丽江也不是泉流城中吗？ “宁城”之“城”显为“东瓯王都”下脱文之误置，这一前人误讹之异文，谈不上史料价值。———您又何以知道无“史料价值”，这个“都亭”最有史料价值，正是这个“都亭”，才还原了温州所谓“东瓯王都城”的误史！ “都亭”实为都邑中的传舍。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置则都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于是相如往，舍都亭。”司马贞《史记索隐》：“临邛郭下之亭也。”《越绝书》卷八：“（秦始皇）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寒山子诗集》：“养子不经师，不及都亭鼠。”《刘梦得文集》卷八《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洪适《盤洲文集》卷二十六《都亭驿记》（《四部丛刊》本）：“秦罢藩封，而来远之政不废。建驿设馆，以慰征人。汉唐因之，至今不替。此都亭驿之建于临安行在之辅，盖有自矣。崇宁中，上命建驿宾、致方贡。今上即位，驻跸临安。
  诏立都亭驿于畿邸，以馆北使规度，崇闳制彷。”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历代封爵考》中指出：“乡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 凡郡县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县治所则有都亭。”（《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亭”条载：“其都亭，则如今之城厢。”《明史·食货志一》：“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城厢即今之城郊。
  故李光军先生亦在《秦汉“亭”考述》（《文博》１９８９年第６期）中指出：“都亭是设在郡国县邑治所附近的亭，大抵相当今之郊区。其本身就是乡村之亭，职能和其他乡村之亭是一样的。” 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玉莲女士在《汉代都亭考》（《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中指出：“两汉时期，都亭是指以治安管理为主的城市之亭。除街亭外，都亭还包括两类特殊的亭：门亭和旗亭。都亭的设置非常普遍，郡、国、县、道治所所在之城乃至大小城邑皆设。各城所设都亭的数量不定，一般大城多设，小城少设。都亭负责治安管理，同时兼有行宿功能，非常时期还发挥着相应的军事作用。都亭的功能与其建筑结构密切相关。都亭内部空间一般较大，亭设楼，楼中多有室，是一种兼具行政与实用功能的建筑。” 可见郑缉之《永嘉记》说“今犹在也”的只能是“东瓯都亭”。因温州古在东瓯国境内，故也可称为“东瓯”；“都亭”即永嘉郡城近郊的驿站，因此，“今犹在” 的只能是历代不断修缮的驿站与驿道，并非是温州历史上“莫须有”的“东瓯王都城”。只有如此解读郑缉之的《永嘉记》佚文“昔有东瓯都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这才符合历史原貌！其实，所谓“东瓯王都城”在温州，至今还是一座无确切地点———无王城遗址；无东瓯文物（指东瓯代表性文物）、有名无实的“三无蜃都”！真正的东瓯国都城就在台州温岭大溪，这已经被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结论所证实（详见周琦《东瓯都城考》（修订版），载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台州社会科学·台州历史文化专辑》）。
  最后，还得感谢胡老先生，他是纠正我一个差错的“一错师”，在２００８年１１ 月在温州开瓯文化会议时，他在大会指出我引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姚氏云： 瓯，水名”的姚氏误为清人姚振宗，我当即认错致歉，回来后，我经查考姚氏系南朝史学家姚察，并对差错做了纠正。谁知胡老先生时隔五年在《温州日报》上旧错重提，很不好意思，谨再致谢意！胡老先生在商榷文章中认为“姚氏应为唐代或唐前佚名史学家”，似乎还未查考到“姚氏”即南朝姚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