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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表明，东瓯国文化中的于越文化因素是非常浓厚与强烈的，甚至达到了可视作是于越文化完全在异地再现与延续的程度，这种现象在东瓯国文化中的出现，显然有着与之相关的深刻的社会背景，两者文化的进一步趋同现象肯定不是一般的文化影响所能解释的，其中应该有着主人之间具有内在关系的重要原因。对此，司马迁的《史记》早为我们作出了明确的解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以奉禹后。
  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同书《东越列传》又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尽管司马迁提出的“越为禹后”和“闽越、东瓯为越后”的传统观点，在清代已有学者提出质疑，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句践非禹后，而瓯、闽非句践种”；现代也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是我们认为，根据考古学材料，足以说明东瓯国上层贵族为句践之后的历史事实，因此，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根据这段记载，无疆死后，楚国占领的越国领土只是当时越灭吴的原吴国大部分领土，越国从此处于“诸族子争立”的分裂局面，但并没有被灭国，而“滨于江南海上”的诸族子仍“服朝于楚”，说明此时的无疆后裔并没有离开原来的越国故土，而是尚在国内顽强地生存并坚持抗楚斗争。
  但是，到了无疆之后的第三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载：“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 走南山。”可见，到了无疆之后的第三代亲时，由于内部的不团结，众叛亲离，失去了民心，再次受到了楚国的趁机攻击，而且这次攻击造成了迫使无疆后裔“走南山”的后果。有的越君长为楚所迫，带领一部分于越人败退到了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这些地方的山区，也即当时的瓯越和闽越之地，与那里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并逐渐成为以后东瓯国和闽越国的首领。他们把自己的文化毫无保留地带到了瓯越和闽越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于越文化从此开始在瓯越和闽越之地生根开花，在异地他乡尽情地放射出它那落日的余晖。
  （原载《东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