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综合已知的东瓯国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浙江宁绍和杭嘉湖地区的于越文化考古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就能发现东瓯国文化内涵中包含有非常浓厚的于越文化因素。
  我们先看小墓的内涵。东瓯国小墓可以温塘Ｍ２和温元Ｍ１，温元Ｍ２为代表，这些小墓内出土随葬品均是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泥质红陶，没有青铜器，其中以印纹硬陶、硬陶和原始瓷为主，泥质红陶是极少现象， 基本的器物组合关系是原始瓷或硬陶的碗，印纹陶的敛口双耳罐和瓮，硬陶的匏壶、瓿与钵。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反映在具体的器物形态上与战国时期于越墓葬所出器物已有所差异，特别是匏壶，此类器物在于越文化中也找不到它的渊源关系，可能是来自闽越地区的特色性器物，但随葬原始瓷、印纹陶和硬陶器物无疑是于越墓中最为基本的内涵特征。而且像印纹陶瓮、硬陶或原始瓷的瓿与钵等，也都可在战国于越墓出土物中找到明确的同类器物和组合关系，两者具有明确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在装饰上，像印纹陶瓮和罐上拍印的方格纹，也是于越之地战国印纹陶的主要流行纹饰之一，特别是其整器通体拍印一种饰而非组合纹的风格，更是于越之地战国印纹陶的显著特征，只是在西汉东瓯国遗物中看的这种印纹陶器物，增加了在器物肩和上腹部抹去几周纹饰的装饰内容。另外，硬陶上普遍釆用的刻划弦纹，水波纹和用篦状器施成的篦点纹，也与越器物证相一致。
  再看东瓯国贵族大墓的情况。从现有东瓯国贵族大墓的材料———温岭塘山Ｍ１情况看，它不但随葬的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和硬陶器，都是富有越文化物证的传统器物，内涵上与小墓一致地表现出与于越墓葬几乎相同的文化特征，而且从葬制葬俗上表现出来的于越文化因素，显得较小墓更为浓烈和明显。首先看封土。此墓封土虽东头一部分已遭村民取土破坏，当地村民长期来在封土上的平整耕作，也使封土原形略有改变，但原先封土墩呈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的形态仍清晰可见。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墓上堆筑封土，是于越族早期土墩墓中就开始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越国墓葬，除了一直保持着墓上封土的传统之外，封土的堆筑形态却有了明显的改变，此时的一批贵族大墓，墓上封土形态已由原来的圆形或椭圆形馒首状，改变成了长方形覆斗状。不但是绍兴印山越王陵如此，①无锡鸿山邱承墩、②长兴鼻子山Ｍ１③ 龙山Ｄ１４１Ｍ１，④嵊州小黄山等墓葬的封土也都如此，温塘Ｍ１ 的封土形态明显是承袭了越国贵族墓的做法。其次看墓葬形制。温塘Ｍ１使用的是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西壁正中设有斜坡式墓道，墓葬整体平面呈甲字形，墓向朝西。这些形制特征，正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宁绍与杭嘉湖地区越国上层贵族墓葬所普遍具有的。就墓葬方向而言，越国贵族墓虽以朝东居多， 但方向朝西的墓葬也并非没有，像东阳前山Ｄ２Ｍ１就是一例。① 可见，东瓯国贵族墓使用的也完全是具有于越文化特征的墓葬形制。最后看葬俗。温塘Ｍ１在葬俗上具有两个明显的重要特征，一是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器物坑，二是使用仿铜陶瓷礼乐器而非青铜礼乐器随葬，这两个葬俗特征，恰恰又为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普遍存在和共有。墓外陪葬器物坑的发现，是近些年越国文化考古的重要新收获与新突破，墓外设置陪葬器物坑作为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成为近几年我们研究认知越国贵族墓的一个重要方面。越国贵族墓中设置墓外陪葬器物坑的现象显得较为普遍，而且，陪葬器物坑往往设在朝墓葬方向的左侧这一规律性位置，又正好在温塘Ｍ１东瓯国贵族墓上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实例。温塘Ｍ１墓内未出青铜器，虽遭盗掘，但也未见原先曾有青铜器随葬的迹象。墓外陪葬器物坑内同样没有青铜器的出现，而全部是仿铜的镈、F于、磬、句鑃等硬陶和泥质陶乐器，用仿青铜的陶瓷礼乐器象征着墓主生前的身份与地位，其完全用仿青铜的陶瓷礼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显得至明至显。这种葬俗现象，也恰恰与近几年在江浙一带发现的越国上层贵族大墓的葬俗情况惊人地相似。② 现有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于越人早在原始瓷刚刚创造发明之际，他们就开始用原始瓷作为最珍贵的物品随葬于墓内，发展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当中原和其他国家贵族都热衷于将昂贵的青铜器随葬于墓内之时，于越人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特有的不用青铜器随葬的民族传统。在已发掘的数百座土墩墓当中，于越人仍以自己生产的原始瓷作为最珍贵和主要的随葬品，并开始了用原始瓷仿制青铜礼器随葬的尝试，不把真正的青铜礼乐器随葬于墓内。甚至到了越国称王称霸的战国时期，在国力已是十分强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牢牢固守着自己一贯来的传统葬俗，完全用大量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礼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现象，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随葬陶瓷礼乐器的数量大量增加。
  使用仿铜陶瓷礼乐器而非青铜礼乐器随葬，成为越国贵族墓区别于中原和其他贵族墓的主要葬俗之一，具有强烈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特征。研究表明，越国贵族墓使用陶瓷礼乐器而不用实际的青铜礼乐器随葬，并不是因青铜矿源与冶铸技术缺乏的原因，也非因受战事频繁的影响，更不会是国家贫穷国力不支的无奈之举，而是于越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① 温岭大溪塘山发现的东瓯国贵族墓，在这一葬俗上所表现出来的与越国贵族墓的惊人相似性，更体现出它具有强烈的于越文化特征。
  以上比较分析的是墓葬材料。实际上，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试掘情况，也充分表明在东瓯国城址的内涵中，于越文化因素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与强烈。
  如前面所述，城内第３层是该城使用期间形成的堆积，出土的遗物除了大量板瓦、筒瓦与少量瓦当等建筑材料之外，其他是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夹沙陶等陶瓷器物，器型有碗、盒、瓮、罐、钵、盖、盆等日常生活用品，出土遗物的质地、器类、器型以及装饰特点都与墓葬材料相一致。两种遗存的内涵情况完全相同，特别是比较多见的那种直口直腹、口部微敞、下腹剧收、平底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碗，从形态特征上比较，显然是战国越地原始瓷盅式碗的后续形态。② 与西汉东瓯国时期文化面貌和于越文化面貌几乎一致的情况相反，浙南瓯越分布区早期的文化面貌呈现的并非是此种景象。我们可以台州地区的黄岩小人尖和温州瓯海杨府山这两座西周土墩墓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黄岩小人尖西周土墩墓位于小山之巅，平地堆土掩埋，１９９０年当地村民在山顶上建造公园时被发现，出土随葬品除原始瓷器之外，共存的还有一批青铜器，器型有戈、剑等兵器以及尊等大件礼器。③ ２００３年发掘的贩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也是村民在山上建造公园平整山顶土墩时发现，也是一座平地堆土掩埋的土墩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既有一批镯、玦和柄形、蝉形、喇叭形等玉饰品，更有一大批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有戈、矛、剑、镞等大批兵器，更有鼎、簋、铙等大件礼器和乐器。① 大件青铜礼乐器的存在，表明两座土墩墓应是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众所周知，土墩墓是于越族正式建国前的传统墓葬形制，分布数量极多，但迄今在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已发掘的数百座商、西周、春秋土墩墓当中，均未发现有用青铜器随葬的现象，更无使用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表明于越族早有不用青铜器、特别是不用青铜礼乐器随葬的传统。因此，黄岩小人尖和瓯海杨府山两座西周土墩墓随葬青铜礼乐器的现象，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土墩墓完全不同。目前全省发现随葬青铜器的土墩墓仅此两座，从地理位置看，这两座土墩墓恰好都是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台州与温州，这一区域正是古代瓯越族的分布范围，可见，黄岩小人尖和瓯海杨府山两座西周土墩墓应是瓯越族的贵族墓，代表着西周时期瓯越贵族墓的葬俗特点，说明早在西周时期的瓯越与于越，尽管同属越文化系统，又是地区相连的近邻，文化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存在，其中用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区别所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石棚墓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与于越族地区主要流行土墩墓的情况相反，属瓯越人分布区域的浙江温州与台州地区，在商周时期使用的墓葬形制中，类似于越族的土墩墓仅仅是个别现象，主要流行的是形制独特的石棚墓。这类用巨石构筑的石棚形墓葬，在瑞安、平阳、苍南、仙居和三门等市县均有发现，形制结构上与于越地区流行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区别明显，而且石棚墓内也有用青铜器随葬的现象，说明瓯越地区在西周与春秋时期的葬制葬俗和内涵上确有它的独特之处，②与分布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的于越族墓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到了东瓯国时期，情况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瓯越族原先随葬青铜礼乐器的葬俗似乎没有延续下来，这在温岭塘山发现的东瓯国贵族墓中就体现得十分清晰。相反，于越族的传统葬俗却在东瓯之地出现，原先作为越国贵族墓富有地区和民族特色的两个特征性葬俗———外设置陪葬器物坑和用陶瓷礼乐器完全替代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却在此时的东瓯国贵族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