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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就迄今发现的一些东瓯国墓葬和遗址资料，对东瓯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于越文化因素作些初步的简单考察，以便进一步探索东瓯国文化与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东瓯国地下出土资料迄今为止，可明确判定为西汉东瓯国时期的地下出土资料，主要有温岭大溪塘山发掘的东瓯国贵族墓（温塘Ｍ１）、温岭大溪的东瓯国城址、温岭大溪塘山发现的东瓯国小墓（温塘Ｍ２）以及温岭元宝山发现的２座东瓯国小墓（温元Ｍ１、温元，Ｍ２）。
  １． 温岭大溪塘山东瓯国贵族墓① 温岭大溪塘山东瓯国贵族墓（温塘Ｍ１）系２００６年发现并发掘，可以说是东瓯国文化考古的一个历史性起点，更是东瓯国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此墓位于温岭市大溪镇塘山村村北，这里地处海拔２００多米的塘岭南麓，墓葬分布在三面环山的南向山间岙地上，其西南方不足１千米处即为东瓯国城址所在， 实际上是分布于城址附近的贵族墓。墓上封土呈东西向分布，隆起明显，顶部比较平整，整体形状呈长方形覆斗形。发掘前，东头一部分已遭村民取土破坏。现存封土底部残长３０米，宽２０米，中心高２米。封土堆积南、北两部分存在明显的差异，南部为由较纯净的红土、黄土和红褐色土组成的五花土，结构比较紧实。北部土色偏灰，内含大量砾石，结构松散，此类封土同当地原生土层一致，当用挖掘墓坑所得原土回封。封土剖面中可观察到明显的封土下陷现象，表明当时墓内有巨大木椁。在封土东部正中发现一个敞口状圆形盗洞，口径２．５米，内填碎石。
  墓葬系一座带墓道的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墓坑开口在砾石层中，坐东朝西，斜坡式墓道设在墓坑西壁正中，墓葬整体平面呈甲字形，方向２６０°。规模较大，坑口长１５．５米、宽６—７米，坑底长１３．５米、宽４．５米，坑深３．７米。墓坑填土并不讲究，未见填炭填膏泥现象，大多采用一般的纯净土填筑，局部用挖坑所得原土回填，内含较多的砾石。填土未见分层夯筑，结构较为松散。墓内的棺椁和人骨早已腐朽不存，坑底两侧各留有一条当时垫置棺椁的纵向枕木沟，沟宽０．２米、深０．１米。根据枕木沟的分布状态和填土的平、剖面情况分析，当时木椁分为前、后两室，前室较短较窄，长４．４米、宽２．４５米；后室较长较宽，长７．１米、宽２．９米，椁室高１．５米左右。墓道长１２米以上，宽３— ３．８米。
  墓葬在古代已遭盗掘，墓内残存随葬器物共计３４件，其中玉器２件，其余全部为陶瓷器。玉器分别为１件玉璧和１件残玉觿。陶瓷器质地有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泥质红陶，器形有匏壶５件、敛口双耳罐１０件、瓮１件、瓿２件、钵１件、杯１件、鼎１件和纺轮１１件。原始瓷器往往施釉很薄，无较好的光泽感，并有脱釉现象。印纹陶的拍印纹饰十分单一，仅见一种方格纹，而且均是整器通体拍印，同时普遍具有在肩腹部位抹去几周印纹的特点。硬陶与泥质红陶器上则多有几组刻划弦纹、水波纹和用篦状器施成的篦点纹。
  该墓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器物坑。器物坑位于墓道南侧（墓道方向的左侧）５．５米处的封土边缘，未被封土所覆盖，开口于耕土层下， 埋藏很浅，扰乱破坏十分严重，残存范围不足２平方米。出土的残存器物共２８ 个编号，皆为仿青铜的陶质乐器，器形有镈、F于和磬，另有句鑃插柄１件和一些无法明确器形的残片，说明原先还有句鑃与其他器物的存在。所出仿青铜乐器除１件镈为硬陶外，其余皆为泥质红陶。出土时器物排列紧密，相同器类集中摆放，众多的磬上下叠压。
  此墓规模大，墓外还有陪葬器物坑，坑内出土大量象征墓主生前有很高身份与地位的仿铜陶质乐器，因此，可以判定是一座东瓯国的高级贵族墓。
  ２． 温岭大溪东瓯国城址① 大溪古城遗址位在塘山东瓯国贵族大墓之南不足１千米处，此城虽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但由于长期缺乏对它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对于这座城址的年代和内涵等方面的情况，都没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与认知，因此，都按照文献上的记载，把它认作是传说中的“徐偃王城”。２００２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文物部门，曾对该城址进行第一次考古调查与试掘，主要确认了该城址的实际存在，并对城址的年代作出了初步的判断。２００６年冬，随着城址附近塘山东瓯国上层贵族大墓的发现与发掘，为进一步确定城址的年代和两者的关系，又对古城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与试掘。试掘结果表明，城内地层堆积较薄较简单，共分三层，除第１层为现代耕土层外，第２层为宋代层，第３ 层中出土的遗物，既有大量板瓦、筒瓦与少量瓦当，也有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夹沙陶等陶瓷器物，器型有碗、盒、瓮、罐、钵、盖、盆和纺轮等。
  此层应该是城址使用期间形成的堆积，代表了该城址的年代。出土的原始瓷大多施釉很薄，釉面无光泽感，有的甚至未完全烧透，呈土红色。所见碗的器形往往是直口直腹，口部微敞，下腹剧收，平底。盒则为子母口，上腹较直，下腹斜收，平底，上腹部往往饰有刻划的水波纹。印纹硬陶的拍印纹饰仅见一种方格纹，而且均是一件器物上下通体拍印。印纹显得深而清晰。瓮的上部形态是斜敞口，折颈，广肩。罐的基本器形一致一，均是一种敛口双耳罐，口内敛，无明显的颈部和肩部，圆鼓腹微下垂，平底，腹径大于器高，肩设对称桥形双耳，通体拍印方格纹，往往在耳之上下根部位置，有抹去两周拍印方格纹的做法。硬陶钵的形态均为敛口，斜收腹，平底，肩部常饰有刻划的细弦纹。硬陶器盖上则均饰有细密整齐的刻划弦纹与篦点纹。从器形和装饰特征上比较，原始瓷的碗与盒、印纹硬陶的瓮与敛口双耳罐、硬陶的钵与器盖以及夹沙陶的盆等这些器形，都与福建武夷山祟安汉城遗址所出完全相同；同时，像敛口双耳罐、印纹硬陶瓮、硬陶钵等这些主要器物的器形与纹饰特征，也和附近发现的东瓯国贵族大墓（塘山Ｍ１）出土器物完全一致，表明第３层堆积的年代也在西汉初期，与塘山大墓的年代一致，是同时共存的两种不同遗存。由此表明，该城址实际上也应是东瓯国的城址。这一结果也得到了２００８年对大溪古城遗址第三次试掘结果的证实。２００８年５月６日至８日，在由浙江省文物局、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温岭市人民政府承办，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大溪镇人民政府承办的“东瓯古城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这一试掘成果，一致认为通过考古调查与试掘，地层堆积清楚，城址时代明确，根据城内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完全可以排除大溪古城是“徐偃王城”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一座西汉初期的东瓯国城址。
  ３． 温岭大溪塘山东瓯国小墓① 早在２００３年，当地村民在塘岭脚下新建清福寺时发现。当时挖出一批陶瓷器后随即电告了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文物办人员赶到出土现场后收集了全部出土器物和一些已被打破的残碎片。２００６年塘山Ｍ１东瓯国贵族墓发掘之后，我们整理并修复了当年出土的这批器物，根据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和器形特征，发现这也是一座西汉东瓯国时期的墓葬。结合从村民处了解到的情况， 可知这是一座打人生土的小型土坑墓，据此，将其补编为温塘Ｍ２。
  该墓出土随葬器物共１２件，依质地可分为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夹砂陶等，以硬陶为主，原始瓷、印纹硬陶较少。器物种类有匏壶、罐、瓮、钵、碗、釜等。原始瓷器２件，均为直口微敞，上腹陡直、下腹剧收的平底碗，生烧，质地较软，胎与器表均呈土黄色，未见釉面，内底可见粗疏的旋纹，外底未见明显的割底痕迹。印纹硬陶共４件，器型有瓮１件和敛口双耳的平底罐２件，器表均通体拍印方格纹，肩、腹部有几周抹去方格纹的凹痕。硬陶共５件，器型有匏壶１件、瓿１件、钵３件，匏壶和瓿的肩与上腹部刻划有弦纹和篦点纹。夹砂陶１件，器型为釜。
  ４． 温岭元宝山东瓯国小墓② 塘山东瓯国贵族墓发掘之后的２００９年３月，在温岭市城西街道西番村村北元宝山又发现了两座东瓯国小墓，当时村民在山上修建公墓时，在两处相距不远的地点各挖出一批陶瓷器。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办人员根据收集起来的出土器物和了解到的出土情况，判定为两座打人生土的东瓯国小型土坑墓，并将其分别编为温元Ｍ１和温元Ｍ２。
  两墓残存器物９件，依质地可分为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泥质红陶， 以硬陶居多。器型有匏壶、敛口双耳罐、钵、瓿和熏炉等。这两座墓葬的出土器物，除了１件硬陶质地的熏炉不见于温塘Ｍ１和温塘Ｍ２之外，其他器物的质地种类、形态特征以及纹饰内容和装饰风格等，均与温塘Ｍ１和温塘Ｍ２出土器物毫无二致，墓葬的内涵情况完全相同。
  以上是四批经明确认定并已正式发表的东瓯国时期地下出土资料。实际上，从台州和温州地区部分市县博物馆（文物馆）藏品情况看，过去早已有一些东瓯国文物的出土，只不过当时没能认知是东瓯国文物而已，如温州乐清市的磬石镇、七里港镇、白石镇和瑞安市的莘塍镇下山根村之岱石山，分别出土过一批印纹硬陶的大型瓮和敛口双耳罐，硬陶的匏壶、瓿、钵以及泥质红陶的鼎等，台州地区的路桥区也曾有印纹硬陶敛口双耳罐和硬陶匏壶等东瓯国文物出土。这些文物从质地、器形到纹饰，都与温塘Ｍ１、温塘Ｍ２、温元Ｍ１、温元Ｍ２以及温岭大溪塘山东瓯国城址出土器物相一致，而且，从出土器物的完整性和组合关系的情况判断，也都应出自东瓯国小墓。① 二、东瓯国文化中的于越文化因素综合已知的东瓯国地下出土材料，并将其与浙江宁绍和杭嘉湖地区的于越文化考古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就能发现东瓯国文化内涵中包含有非常浓厚的于越文化因素。
  我们先看小墓的内涵。东瓯国小墓可以温塘Ｍ２和温元Ｍ１，温元Ｍ２为代表，这些小墓内出土随葬品均是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泥质红陶，没有青铜器，其中以印纹硬陶、硬陶和原始瓷为主，泥质红陶是极少现象， 基本的器物组合关系是原始瓷或硬陶的碗，印纹陶的敛口双耳罐和瓮，硬陶的匏壶、瓿与钵。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反映在具体的器物形态上与战国时期于越墓葬所出器物已有所差异，特别是匏壶，此类器物在于越文化中也找不到它的渊源关系，可能是来自闽越地区的特色性器物，但随葬原始瓷、印纹陶和硬陶器物无疑是于越墓中最为基本的内涵特征。而且像印纹陶瓮、硬陶或原始瓷的瓿与钵等，也都可在战国于越墓出土物中找到明确的同类器物和组合关系，两者具有明确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在装饰上，像印纹陶瓮和罐上拍印的方格纹，也是于越之地战国印纹陶的主要流行纹饰之一，特别是其整器通体拍印一种饰而非组合纹的风格，更是于越之地战国印纹陶的显著特征，只是在西汉东瓯国遗物中看的这种印纹陶器物，增加了在器物肩和上腹部抹去几周纹饰的装饰内容。另外，硬陶上普遍釆用的刻划弦纹，水波纹和用篦状器施成的篦点纹，也与越器物证相一致。
  再看东瓯国贵族大墓的情况。从现有东瓯国贵族大墓的材料———温岭塘山Ｍ１情况看，它不但随葬的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和硬陶器，都是富有越文化物证的传统器物，内涵上与小墓一致地表现出与于越墓葬几乎相同的文化特征，而且从葬制葬俗上表现出来的于越文化因素，显得较小墓更为浓烈和明显。首先看封土。此墓封土虽东头一部分已遭村民取土破坏，当地村民长期来在封土上的平整耕作，也使封土原形略有改变，但原先封土墩呈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的形态仍清晰可见。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墓上堆筑封土，是于越族早期土墩墓中就开始具有的重要特征之一，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越国墓葬，除了一直保持着墓上封土的传统之外，封土的堆筑形态却有了明显的改变，此时的一批贵族大墓，墓上封土形态已由原来的圆形或椭圆形馒首状，改变成了长方形覆斗状。不但是绍兴印山越王陵如此，①无锡鸿山邱承墩、②长兴鼻子山Ｍ１③ 龙山Ｄ１４１Ｍ１，④嵊州小黄山等墓葬的封土也都如此，温塘Ｍ１ 的封土形态明显是承袭了越国贵族墓的做法。其次看墓葬形制。温塘Ｍ１使用的是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西壁正中设有斜坡式墓道，墓葬整体平面呈甲字形，墓向朝西。这些形制特征，正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宁绍与杭嘉湖地区越国上层贵族墓葬所普遍具有的。就墓葬方向而言，越国贵族墓虽以朝东居多， 但方向朝西的墓葬也并非没有，像东阳前山Ｄ２Ｍ１就是一例。① 可见，东瓯国贵族墓使用的也完全是具有于越文化特征的墓葬形制。最后看葬俗。温塘Ｍ１在葬俗上具有两个明显的重要特征，一是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器物坑，二是使用仿铜陶瓷礼乐器而非青铜礼乐器随葬，这两个葬俗特征，恰恰又为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墓普遍存在和共有。墓外陪葬器物坑的发现，是近些年越国文化考古的重要新收获与新突破，墓外设置陪葬器物坑作为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成为近几年我们研究认知越国贵族墓的一个重要方面。越国贵族墓中设置墓外陪葬器物坑的现象显得较为普遍，而且，陪葬器物坑往往设在朝墓葬方向的左侧这一规律性位置，又正好在温塘Ｍ１东瓯国贵族墓上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实例。温塘Ｍ１墓内未出青铜器，虽遭盗掘，但也未见原先曾有青铜器随葬的迹象。墓外陪葬器物坑内同样没有青铜器的出现，而全部是仿铜的镈、F于、磬、句鑃等硬陶和泥质陶乐器，用仿青铜的陶瓷礼乐器象征着墓主生前的身份与地位，其完全用仿青铜的陶瓷礼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显得至明至显。这种葬俗现象，也恰恰与近几年在江浙一带发现的越国上层贵族大墓的葬俗情况惊人地相似。② 现有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于越人早在原始瓷刚刚创造发明之际，他们就开始用原始瓷作为最珍贵的物品随葬于墓内，发展到了西周春秋时期，当中原和其他国家贵族都热衷于将昂贵的青铜器随葬于墓内之时，于越人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特有的不用青铜器随葬的民族传统。在已发掘的数百座土墩墓当中，于越人仍以自己生产的原始瓷作为最珍贵和主要的随葬品，并开始了用原始瓷仿制青铜礼器随葬的尝试，不把真正的青铜礼乐器随葬于墓内。甚至到了越国称王称霸的战国时期，在国力已是十分强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牢牢固守着自己一贯来的传统葬俗，完全用大量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礼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现象，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强烈，随葬陶瓷礼乐器的数量大量增加。
  使用仿铜陶瓷礼乐器而非青铜礼乐器随葬，成为越国贵族墓区别于中原和其他贵族墓的主要葬俗之一，具有强烈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特征。研究表明，越国贵族墓使用陶瓷礼乐器而不用实际的青铜礼乐器随葬，并不是因青铜矿源与冶铸技术缺乏的原因，也非因受战事频繁的影响，更不会是国家贫穷国力不支的无奈之举，而是于越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① 温岭大溪塘山发现的东瓯国贵族墓，在这一葬俗上所表现出来的与越国贵族墓的惊人相似性，更体现出它具有强烈的于越文化特征。
  以上比较分析的是墓葬材料。实际上，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试掘情况，也充分表明在东瓯国城址的内涵中，于越文化因素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与强烈。
  如前面所述，城内第３层是该城使用期间形成的堆积，出土的遗物除了大量板瓦、筒瓦与少量瓦当等建筑材料之外，其他是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硬陶和夹沙陶等陶瓷器物，器型有碗、盒、瓮、罐、钵、盖、盆等日常生活用品，出土遗物的质地、器类、器型以及装饰特点都与墓葬材料相一致。两种遗存的内涵情况完全相同，特别是比较多见的那种直口直腹、口部微敞、下腹剧收、平底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碗，从形态特征上比较，显然是战国越地原始瓷盅式碗的后续形态。② 与西汉东瓯国时期文化面貌和于越文化面貌几乎一致的情况相反，浙南瓯越分布区早期的文化面貌呈现的并非是此种景象。我们可以台州地区的黄岩小人尖和温州瓯海杨府山这两座西周土墩墓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黄岩小人尖西周土墩墓位于小山之巅，平地堆土掩埋，１９９０年当地村民在山顶上建造公园时被发现，出土随葬品除原始瓷器之外，共存的还有一批青铜器，器型有戈、剑等兵器以及尊等大件礼器。③ ２００３年发掘的贩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也是村民在山上建造公园平整山顶土墩时发现，也是一座平地堆土掩埋的土墩墓。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既有一批镯、玦和柄形、蝉形、喇叭形等玉饰品，更有一大批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有戈、矛、剑、镞等大批兵器，更有鼎、簋、铙等大件礼器和乐器。① 大件青铜礼乐器的存在，表明两座土墩墓应是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众所周知，土墩墓是于越族正式建国前的传统墓葬形制，分布数量极多，但迄今在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已发掘的数百座商、西周、春秋土墩墓当中，均未发现有用青铜器随葬的现象，更无使用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表明于越族早有不用青铜器、特别是不用青铜礼乐器随葬的传统。因此，黄岩小人尖和瓯海杨府山两座西周土墩墓随葬青铜礼乐器的现象，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土墩墓完全不同。目前全省发现随葬青铜器的土墩墓仅此两座，从地理位置看，这两座土墩墓恰好都是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台州与温州，这一区域正是古代瓯越族的分布范围，可见，黄岩小人尖和瓯海杨府山两座西周土墩墓应是瓯越族的贵族墓，代表着西周时期瓯越贵族墓的葬俗特点，说明早在西周时期的瓯越与于越，尽管同属越文化系统，又是地区相连的近邻，文化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明显存在，其中用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区别所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石棚墓材料来说明这一问题。与于越族地区主要流行土墩墓的情况相反，属瓯越人分布区域的浙江温州与台州地区，在商周时期使用的墓葬形制中，类似于越族的土墩墓仅仅是个别现象，主要流行的是形制独特的石棚墓。这类用巨石构筑的石棚形墓葬，在瑞安、平阳、苍南、仙居和三门等市县均有发现，形制结构上与于越地区流行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区别明显，而且石棚墓内也有用青铜器随葬的现象，说明瓯越地区在西周与春秋时期的葬制葬俗和内涵上确有它的独特之处，②与分布于杭嘉湖、宁绍和金衢地区的于越族墓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然而，到了东瓯国时期，情况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瓯越族原先随葬青铜礼乐器的葬俗似乎没有延续下来，这在温岭塘山发现的东瓯国贵族墓中就体现得十分清晰。相反，于越族的传统葬俗却在东瓯之地出现，原先作为越国贵族墓富有地区和民族特色的两个特征性葬俗———外设置陪葬器物坑和用陶瓷礼乐器完全替代青铜礼乐器随葬的葬俗，却在此时的东瓯国贵族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余论综上分析表明，东瓯国文化中的于越文化因素是非常浓厚与强烈的，甚至达到了可视作是于越文化完全在异地再现与延续的程度，这种现象在东瓯国文化中的出现，显然有着与之相关的深刻的社会背景，两者文化的进一步趋同现象肯定不是一般的文化影响所能解释的，其中应该有着主人之间具有内在关系的重要原因。对此，司马迁的《史记》早为我们作出了明确的解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以奉禹后。
  东越，闽君皆其后也。”同书《东越列传》又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尽管司马迁提出的“越为禹后”和“闽越、东瓯为越后”的传统观点，在清代已有学者提出质疑，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句践非禹后，而瓯、闽非句践种”；现代也有一些学者对司马迁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是我们认为，根据考古学材料，足以说明东瓯国上层贵族为句践之后的历史事实，因此，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根据这段记载，无疆死后，楚国占领的越国领土只是当时越灭吴的原吴国大部分领土，越国从此处于“诸族子争立”的分裂局面，但并没有被灭国，而“滨于江南海上”的诸族子仍“服朝于楚”，说明此时的无疆后裔并没有离开原来的越国故土，而是尚在国内顽强地生存并坚持抗楚斗争。
  但是，到了无疆之后的第三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载：“无疆子之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 走南山。”可见，到了无疆之后的第三代亲时，由于内部的不团结，众叛亲离，失去了民心，再次受到了楚国的趁机攻击，而且这次攻击造成了迫使无疆后裔“走南山”的后果。有的越君长为楚所迫，带领一部分于越人败退到了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这些地方的山区，也即当时的瓯越和闽越之地，与那里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并逐渐成为以后东瓯国和闽越国的首领。他们把自己的文化毫无保留地带到了瓯越和闽越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于越文化从此开始在瓯越和闽越之地生根开花，在异地他乡尽情地放射出它那落日的余晖。
  （原载《东瓯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 《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东南文化》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塘山发现东瓯国墓葬》， 《东南文化》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②叶艳莉：《温岭元宝山发现西汉东瓯国墓葬》，《东方博物》第３６辑。 ① 这些均为本文作者在当地文物库房所见，并非公开发表材料。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②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阳市博物馆：《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２００８年第７期。 ②陈元甫：《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东南文化》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①陈元甫：《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东南文化》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陈元甫：《浙江“石棚”遗存的初步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