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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国，也称东海国，是西汉初期建立于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地方小国，它由西汉朝廷直接从闽越国中分封出来，其开国之王为闽越君摇。东瓯国的存续时间很短，仅５４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显得比较薄弱，而对于汉东瓯国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则显得更为欠缺，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从未开展。因此，一直以来对于东瓯国的文化遗存和遗物，从未有过明确的发现与认定，一些未属考古发掘出土的零星发现，也很难与东瓯国进行直接地联系，东瓯国的文化面貌一直显得模糊不清。２００６年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对温岭大溪塘山大墓进行了发掘并对大溪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确认了东瓯国贵族大墓和城址，终于打破了东瓯国考古的寂静状态，实属东瓯国考古的历史性发现和重大突破。它们的发现与确认，揭开了东瓯国文化的神秘面纱，使我们对东瓯国文化的内涵特征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从而为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为便于大家的了解、研究和讨论，本文着重对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作一概略的介绍，并对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认识。
  一塘山大墓（塘山Ｍ１）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塘山村村北，这里地处海拔２００多米的塘岭南麓，墓葬分布在三面环山的南向山间岙地（图一），其西南方不足１公里即为古城遗址所在。发掘前，地面上保存有明显隆起的封土（图二），封土墩呈东西向长方形覆斗状，东头一部分已遭村民取土破坏，残长３０、宽２０、中心高２米。墓葬形制系一座带墓道的长方形深土坑木椁墓，墓坑开口在砾石层中，坐东朝西，斜坡式墓道设在墓坑西壁正中，墓葬整体平面呈甲字图三，１　墓葬全景（自东向西拍摄） 形（图三）。规模巨大，坑口长１５．５、宽６—７ 米，坑底长１３．５、宽４．５ 米，深３．７米。墓道长１２米以上， 宽３—３．８米。墓道与墓坑底部以斜坡式相连接，不见一般常见的墓道高出墓底的现象。墓内未填膏泥和木炭，而采用一般的纯净黏土和夹有大量砾石的原土回填，在密封填筑措施上显得并不讲究。墓内棺椁与人骨早已腐朽不存，墓底两侧留有两条垫置木椁的纵向枕木沟。
  从枕木沟的分布状态，结合填土平、剖面情况看，当时木椁分前、后两室。前室长４．４、宽２．４５米，后室长７．１、宽２．９米，椁高约１．５米。
  木椁外四周填筑大量砾石。
  墓葬在古代已遭严重盗掘，墓内残存随葬器物３４件，质地有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印纹软陶器、硬陶器、泥质陶器和玉器等，玉器仅玉璧（图十二）和残玉（图十三）各１件，其余全为陶瓷器。陶瓷器有匏壶５件（图四）、敛口双耳罐１０件（图五）、瓮１件（图六）、瓿２件（图七）、钵１件（图八）、杯１件（图九）、鼎１ 件（图十）和纺轮１１件（图十一）。原始瓷器往往施釉很薄，缺乏光泽感，有脱釉现象。印纹陶的拍印纹饰仅见一种方格纹，均是通体拍印，普遍具有在肩腹部位抹去几周方格纹的特点。硬陶与泥质陶器上则多有一些简单的刻划弦纹和水波纹。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器物坑（塘山Ｍ１Ｑ）（图十四）。器物坑位于墓道左（南）侧封土边缘，惜因挖坑很浅，又不为封土覆盖，故大部分已被长期来的地面开垦种植所扰乱破坏，残存范围不足２平方米。出土残存器物２８ 件，全部为镈（图十六、十七）、F于（图十五）和磬（图十八）等仿青铜的陶质乐器，另外还见到勾鑃插柄１件（图十九）和一些不明器形的残片（图二十）， 表明当时还有勾和其他乐器的存在。可见，这是一个专门用于陪葬的乐器坑。
  这些仿青铜乐器，除１件质地较硬外，其余全为质地松软的泥质红陶。出土时，器物排列紧密，同类器物相对集中摆放，众多的磬相互叠压，估计原先器物坑内的器物埋藏数至少近百件。将仿青铜的礼乐器专门设坑陪葬于墓外，是该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反映出当时的一种葬制与葬俗。
  关于塘山大墓的年代，从出土器物分析，匏壶和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罐，是本墓出土数量最多的两种器物。匏壶是一种形似匏瓜状的器物，在我省并不多见，以往仅在东南沿海的黄岩、瑞安曾有少量出土，地处浙北地区的安吉县也有个别发现，但这种匏壶在福建及两广地区秦汉墓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随葬器物，①福建武夷山崇安汉城遗址中就有较多的匏壶出土。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罐，在崇安汉城遗址中更为多见，两相比较，不但器形相同或相似， 而且往往在肩或腹部有抹去几周方格纹的装饰特征也完全一致。可见，这两种器物都是西汉早期东南沿海地区比较流行且富有地方特点的器物，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本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如通体拍印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瓮，肩或上腹部刻划弦纹的硬陶瓿与钵等，也可在崇安汉城遗址出土物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实物。② 由此可以判定，塘山大墓应该是一座西汉初期的墓葬。
  从历史背景看，西汉初期，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曾有东瓯国的存在。《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③东瓯国从闽越国分封出来后，其疆域较闽越国要小，领有今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区，大约是现在的宁波、金华两地区的东南部，及台州、温州和丽水三个地区的几乎全部。④ 东瓯国自西汉孝惠三年（前１９２）受封立国起，“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⑤一共只存在了５４年时间。塘山大墓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当时东瓯国的地域范围之内，其年代也正与东瓯国的存续时间相吻合，因此，该墓属东瓯国墓葬无疑。
  从墓葬形制与文化内涵分析，塘山大墓也完全是一座具有越系文化特征的东瓯国墓葬。塘山大墓长方形覆斗状的封土和甲字形的长方形土坑木椁墓，是春秋战国时期宁绍和杭嘉湖地区越国上层贵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形制，而墓葬外设置陪葬器物坑，和器物坑中放置大量仿青铜陶瓷乐器的特点，也恰恰与近几年在绍兴、长兴、安吉等地发现的越国上层贵族大墓情况相同。① 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印纹硬陶、印纹软陶和硬陶器，都是富有越文化特征的传统器物；形制特别的匏壶，在宁绍和杭嘉湖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墓葬和遗址中未曾有过出土，即使在这些地区的秦汉墓葬和遗址中也很少有此类器物发现，但它在秦汉时期的福建闽越国地区较为流行。东瓯国由闽越国中分封出来，它们都为越国后人所建，其文化内涵与闽越国的一致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塘山大墓的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完全符合东瓯国应有的文化特征。
  它表明，塘山大墓虽是一座西汉初期墓，但不论是墓葬形制还是文化内涵，它仍顽强地保留着自身传统的文化特点，是一座完全具有越系文化特征的东瓯国贵族墓葬。
  墓葬规模巨大，墓坑长达１５．５、宽６—７米，坑深３．７米，它不但是迄今为止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葬，也是浙江全省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一座西汉墓。虽因早年被盗，墓内未能出土高规格高品位的青铜礼器和礼仪用玉，但其巨大的规模足以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更何况墓外设置有一个陪葬器物坑，坑内陪葬有大量镈、F于、磬、勾鑃等仿青铜的陶质乐器。这种陶质乐器，虽是专门为墓葬而制的随葬明器，并无实用价值。但因模仿实用的青铜器，故它在墓葬中的存在，与实际能使用的青铜乐器有着相同的意义，和中原贵族墓葬随葬青铜乐器性质相同，同样是墓主人生前有很高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大墓之南不足１公里还有一座与墓葬同时代的东瓯国城址的存在，这座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东瓯国的国都王城。这些都足以说明， 塘山大墓应该是一座东瓯国的上层贵族大墓，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是东瓯国王陵的可能。
  二大溪古城遗址位于塘山东瓯国贵族大墓之南不足１公里处，此城址早在南宋《嘉定赤城志》和《舆地纪胜》两书中就有记载。《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九： “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丈，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基，崇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现存温岭大溪古城在黄岩之南，此地原属黄岩，地当汉之永宁，遗址的位置与文献所载古城的位置是相吻合的。只是当时都把该城址记述为是传说中的徐偃王城，时至今日，当地村民还一直以“徐偃王城”世代相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地文物部门，曾于２００２年对该城址进行过第一次考古调查与试掘，主要确认了该城址的实际存在，并对城址的四至范围和年代作出了初步的判定。① ２００６年冬，随着城址附近塘山东瓯国上层贵族大墓的发现与发掘，为进一步确定城址的年代和两者的关系，接着又对古城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与试掘。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座古城遗址除外城东城墙被毁较早外，其余三面内外城墙在“文革”前均还保存较好，大多保存２—３米的高度。后在７０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此后村民大量建造住宅过程中，城墙才被夷为平地，一些年长的村民，对被毁城墙的位置都还记忆犹新。目前，城址现状保存不佳，四周城墙基本全部被毁，城址范围内已建有大量密集的民房。唯有内城的北墙和东墙，以及内外城合用的西墙，还分别有一段在地面上保存着一定高度的断墙残垣，地面迹象比较明显。其他城墙部位或为民房，或为平地，地面已无明显的隆起迹象，但许多地段根据城墙毁掉后留下的高低坎，也基本可以看出当时城墙的位置所在。
  经过两次调查与试掘，大溪古城遗址总体平面布局和平面分布范围已基本可以确定。城有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整个外城内的西边。城址的整体平面分布形状呈东西向长方形，其中内城东西长３９０米，南北宽２００米，面积７．８ 万平方米。外城东西长７６５米，南北宽３７６米，面积２８．８万平方米。
  城内地层堆积普遍较薄，显得比较简单，各试掘点地层情况也基本一致。
  地层自上至下分三层： 第１层：表面耕土层，厚１５—２５厘米。
  第２层：土色偏黄，质较松软，厚１５—２５厘米。土内包含有较多宋代时期的青瓷片，同时也有一些早期土红色的板瓦与筒瓦片，以及拍印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片，这些早期瓦片与陶片，显然是扰乱下面的３层所致。
  第３层：黄褐色土，厚３０—４５厘米。土质纯净，结构紧实较硬，厚２４—４５ 厘米。包含遗物以瓦片为主，另有少量陶瓷片。瓦片多系板瓦与筒瓦，也有少量瓦当。瓦片大多呈土红色，质地很软，也有少量呈灰色的，质地较硬。瓦面大多拍印直向分布的绳纹，少量拍印方格纹或素面无纹。陶瓷片可分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和夹砂陶四类，器形有碗、盒、瓮、罐、钵、盖、盆和纺轮等。原始瓷大多施釉很薄，釉面缺乏光泽感，有的甚至未完全烧透，呈土红色。所见碗的器形往往是直口直腹，口部微敞，下腹剧收，平底。盒则为子母口，上腹较直，下腹斜收，平底，上腹部往往饰有刻划的水波纹。印纹硬陶的拍印纹饰仅见一种方格纹，而且均是一件器物上下通体拍印，印纹显得深而清晰。瓮的上部形态是斜敞口，折颈，广肩。罐的基本器型一致，形态颇有特色，均是一种敛口双耳罐，口内敛，无明显的颈部和肩部，圆鼓腹，平底，腹径大于器高，肩设对称桥形双耳，通体拍印方格纹，往往在耳之上下根部位置，有抹去两周方格纹的做法。硬陶钵的形态均为敛口，斜收腹，平底，肩部常饰有刻划的细弦纹。
  硬陶器盖上则均饰有细密整齐的刻划弦纹与篦点纹。
  第３层以下为红褐色生土层，土内含有大量结构比较松软的砾石。
  关于地层的年代，第２层中虽含有一些早期遗物，但地层内较多宋代瓷片的存在，表明了此层应是宋代地层。第３层中出土的遗物，从器型和装饰特征上比较，原始瓷的碗与盒、印纹硬陶的瓮与敛口双耳罐、硬陶的钵与器盖，以及夹砂陶的盆等，都与福建武夷山崇安汉城遗址出土者完全相同，相比之下，它们不但器型一致，而且纹饰内容与装饰特点也完全相同，例如印纹硬陶均拍印单一的方格纹，瓮和敛口双耳罐，往往在肩或腹部有抹去几周方格纹的做法， 盒的外表往往饰有刻划水波纹，钵仅在敛口部位饰细弦纹，器盖上普遍饰有繁密的刻划篦点纹与弦纹。同时，第３层中出土的这些器物，也见于古城附近已发现的东瓯国上层贵族大墓（塘山Ｍ１）和一般小墓（塘山Ｍ２），表明遗址与墓葬年代也相同。由此可以认为，古城第３层的年代应属西汉初期。
  东、西城墙的解剖中，虽在可以判断为城墙堆筑土的东城墙Ｔ３的４、５两层中，未能发现任何遗物，但在西城墙Ｔ６的２—４层中，却发现了两片拍印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片，从质地到纹饰内容的比较显示，这两片印纹硬陶片与城内第３层中出土的印纹硬陶片完全一致。尽管城墙堆筑土中的包含物，只能代表堆筑城墙的年代上限，但它所含遗物与城内第３层完全相同和不见其他较晚遗物的情况，完全有理由判定这些城墙的堆筑年代应该与城内第３层年代相同。城内第３层应是该城址使用时期的堆积，它代表了大溪古城遗址的存在时间。城墙和城内地层堆积作为构成城址遗存的两个基本内容，两者可互相对应，共同表明了大溪古城应该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城址。城内第３层中大量板瓦、筒瓦和少量瓦当残片等建筑遗物的出土，证明当时确有不同于一般民房的重要建筑的存在，这无疑也可作为判定城内第３层是一座西汉时期城址的一个重要依据。
  对有关文献记载的分析，同样可以得出这应该是一座西汉城址的结论。
  城内堆积中虽有汉代与宋代两个地层，但据前引较早记载古城的南宋《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九的记载可见，当时南宋人看到的也早已是一座只存断墙残垣的古城遗址。由于城墙早已废弃，生长在城墙上的树木已大达数十围，至于此为何城，当时已只能根据“故老云”的传说来予以记述。这段文字记载无疑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古城到南宋时荒废已久，已无人能知其性质与年代。这样， 从分析文献记载的角度，也同样完全可以排除古城是宋代城址的可能，而应该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城址。城内宋代地层的存在，只是表明到了宋代，古城遗址上又开始有人居住活动。
  综上所述，大溪古城作为一座西汉初期的城址已可定论。古城的地理位置处在当时东瓯国的地域范围之内，城址的年代也正与东瓯国存续时间相吻合，因此，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城址年代，大溪古城都不可能是传说中的徐偃王城，而应该是一座西汉东瓯国的城址。城内最早地层为西汉早期堆积的情况，说明此城应系东瓯受封立国后新建，此前，这里并无早期聚落遗址，更无早期城址的存在。而城内汉代地层堆积较薄，年代跨度很短，仅仅汉初一段时间，与其上宋代堆积层之间有很大时代间隔与空缺的现象，又反映出该城使用时间较短，不久就很快废弃的客观事实，这恰恰也与东瓯国仅仅存续５４年后就撤王归汉，举族北迁江淮的历史背景相吻合。古城附近东瓯国大型贵族墓葬的存在，则又为这座东瓯国城址的确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温岭大溪古城系东瓯国城址的确定，城址附近东瓯国大型贵族墓葬的发现，是东瓯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突破，它第一次为开展东瓯国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这些重要发现，对于深入探索东瓯国的有关问题，解决某些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疑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浙江东南沿海一直是考古工作比较薄弱的地区，对于汉东瓯国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则显得更为欠缺，以致我们对于东瓯国文化面貌的认识始终是一片空白。而今，经过对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两次调查与试掘，古城遗址系东瓯国城址的确定，古城附近东瓯国贵族大墓的发现，终于开始打破了长期来东瓯国考古发现与发掘的寂静状态。这一重大突破，使我们对东瓯国的文化面貌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在塘山大墓野外发掘结束后，温岭市文物办同志告知，早在２００３年，在塘山大墓北大约１００米更靠近山脚处，塘山村村民在新建清福寺时曾挖掘出一批陶瓷器。我们将这些陶瓷器从库房中找出并修复起来后，发现共有１２件器物，其中原始有瓷碗２件，印纹硬陶有瓮１件、敛口双耳罐３件，硬陶有匏壶１件、瓿１件、钵３件，夹砂陶有釜１件。根据了解到的现场出土情况和器物组合情况判断，原迹应该是一座小型的土坑墓，我们将其编号为塘山Ｍ２。将Ｍ２出土器物与塘山大墓（塘山Ｍ１）和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进行比较，不论是器型特征，还是纹饰面貌，都毫无二致，表明塘山Ｍ２也是一座东瓯国的墓葬。① 这样，通过对古城遗址的调查试掘和大、小墓葬的发现，东瓯国文化的内涵特征已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出土遗物看，不论是原始瓷、印纹硬陶和硬陶的质地，还是碗、盒、瓮、罐、钵、器盖等这些器类与器型，或者是拍印的方格纹、刻划的水波纹和篦点纹等纹饰，都强烈表现出越系文化的传统特点，说明从文化面貌上比较，西汉东瓯国文化与越文化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仍应属于越系文化的范畴。
  反映在墓葬制度上，同样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特点，不论是墓上长方形覆斗状的封土特点，还是带墓道的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形制，和墓外专门设置陪葬器物坑，陪葬大量仿青铜的各种乐器的特殊葬俗，东瓯国贵族大墓与越国贵族大墓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一考古发掘资料，完全印证了东瓯国为越王句践后裔所建的史实。
  过去，由于受考古发现的局限，有关东瓯国建都的具体地望问题，一直是无法解决的历史悬案。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说在温州，二说在台州。大溪古城为东瓯国古城的确定和古城附近东瓯国贵族大墓的发现，则又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考古资料。从有关文献记载看，东瓯建都之地应该是在今台州地区的黄岩一带。如《山海经》：“瓯居海中。”郭璞注云：“今临海（台州）永宁县，即东瓯故地也。”《浙江通志》卷四十六《古迹八》在“汉东瓯国”条目中载：“《晏公类要》：‘东瓯居海中，今临海永宁县也。’《黄岩县志》：‘黄岩本东瓯地。’《万历宁海县志》：‘汉立闽君摇为王，置东瓯国，后国徙， 乃以其地为回浦，是为东部都尉。’”从实际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温州地区迄今也尚未有西汉初期的城址或大墓发现，与温州地区紧密相连的台州温岭大溪，却有一座东瓯国城址的实际存在，城址的兴废时间也恰恰与东瓯国的存续时间相吻合。而且这座城址在宋代文献中就已有比较明确具体的记载，只是按照传说把它误认为是徐偃王城罢了。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位在黄岩之南，此地原属黄岩，明成化年间，析黄岩置太平县，即今温岭市。考古调查与试掘表明，这座古城的整体格局是大城中又设小城，即有内城与外城，内城靠西，面积近８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近２９万平方米。这一规模虽较之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国王城遗址的规模小了不少，但对于当时实力较闽越国小得多的东瓯国来说，这一规模也足以成为都城的可能，而且其所设内城很有可能就相当于王城的性质。尤为重要的是，在古城附近还发现了一座东瓯国的贵族大墓（塘山Ｍ１），该墓规模巨大，它不但是迄今为止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葬，而且也是浙江全省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虽因早年被盗， 墓内仅残存玉璧与玉２件、匏壶、双耳罐、瓮、瓿、钵、杯、鼎和纺轮等陶瓷器３２ 件，未能出土高规格高品位的青铜礼器和礼仪用玉，但其巨大的规模足以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绝非一般。更何况墓外还设置有一个陪葬的乐器坑，乐器坑虽也大部分遭扰乱破坏，但仍出土仿青铜的镈、F于和磬等陶质乐器２８件。尽管这种陶质乐器是专门为墓葬而制的随葬明器，并无实用价值，但它模仿实用的青铜器，它在墓葬中的存在，与实际能使用的青铜乐器有着相同的意义，同样是墓主人生前有很高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２００１年，福建省博物院在武夷山崇安汉城附近的牛山顶上，发掘了一座西汉闽越国的大型贵族墓葬（牛山Ｍ１）。该墓封土呈长方形覆斗状，底部东西长４６、南北宽３３米。墓葬是一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平面形状呈甲字形。墓葬方向朝西，通长３２米。墓室上口约１４、宽约９米，深近８米，墓坑上半腰有二层台。木椁虽已腐朽，但痕迹比较清楚。椁室总长９．６米，分前后两室。前椁室为长方形，长约３．４、宽２．１、高约２米。后椁室为两面“人”字坡结构，长６、宽２．８、高约３米，木椁外填包了０．２—０．４米厚的木炭。墓葬虽遭古代严重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但规模巨大，是迄今为止福建发现的最大的一座汉墓。墓葬形制与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基本相同，表明此墓与印山越王陵应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同样可以验证闽越国系越王句践后裔所建的史实。如此大型的西汉闽越国贵族墓葬在崇安汉城附近的发现，不但对武夷山崇安汉城应是闽越国王城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且也基本可以判定，此墓很大可能就是某一位闽越国国王的王陵。① 有学者就认为，墓主可能是繇王丑。② 浙江温岭大溪发现的塘山Ｍ１东瓯国贵族大墓，墓坑呈东西向长方形，与福建牛山Ｍ１相比，规模大小相若，方向也完全一致，两者都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闽越国与东瓯国墓葬。因此，我们在赞同福建牛山Ｍ１应该是闽越国王陵的同时，认为浙江温岭大溪发现的塘山Ｍ１也很可能是东瓯国的王陵。按照古制，陵随城走，王陵或其他高级别的贵族大墓，往往分布在都城附近。现经考古调查与试掘，分布于塘山Ｍ１附近的大溪古城遗址是东瓯国的城址已可定论，城址附近有这种同时代高级别大型墓葬的存在，又足以表明这座古城绝非一般城址。因此，大墓与城址共同存在的现象，无疑为探索东瓯国建都的地望所在，揭开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东瓯国国都地望之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与线索。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现存温岭大溪东瓯国古城应该就是东瓯国的国都王城，东瓯国建都之处就在今台州地区的温岭大溪。
  （原载《东方博物》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总第２５辑）

①梅华全：《论福建及两广地区出土的陶匏壶》，《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１期。 ②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③《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 ④胡牧：《东瓯国疆域与人口》，王永献、严振非主编《东瓯国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 《史记》卷一百十四《东越列传》。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① 田正标：《温岭大溪古城考古发掘》，《东瓯国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浙江温岭发现东瓯国墓葬》，《东南文化》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①《武夷山发现西汉闽越国贵族墓葬》，《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日。 ②吴海贵：《南越与东越的诸侯王陵墓》，《华夏考古》２００６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