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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位于浙江东南沿海，东靠大海，南临玉环县，西接乐清市，北面为路桥、黄岩区，行政区划隶属于台州市。
  大溪镇在温岭市的西北部，其北面与黄岩地界仅有海拔２７０ 多米高的塘岭一山之隔，东距温岭市区约２０公里，北距黄岩区城区３０余公里（图一）。古城遗址分布在大溪镇北面的塘岭脚下，其分布范围主要包括里宅、大岙和塘山三个村庄。
  这里是塘岭的南麓地带，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坡地宽阔平坦，向阳高爽，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是开阔的山间盆地，前方有龙山、虎山东西遥相呼应，远方为方岩胜景，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图二）。
  大溪古城一直来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徐偃王城”。城址现状保存不佳，四周城墙几乎全部被毁，城址范围内已建有大量密集的民房。为了解该城址的年代、文化内涵等基本情况，我们先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对古城址进行了第一次调查与试掘，在不同部位开设探沟９条，探沟编号Ｔ１—Ｔ９，试掘面积２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６年冬，古城附近的塘山发现并发掘了一座大型东瓯国贵族墓葬。为进一步了解古城遗址的年代，搞清大墓与城址的关系，我们接着对古城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与试掘。本次共开探方４个，编号Ｔ１０—Ｔ１３，实际试掘面积１２４平方米。经过两次调查试掘，基本搞清了古城遗址的四至范围，了解了城内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情况，明确了城址的具体年代和与大墓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探索该城址的国属与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现将两次调查试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四周城墙调查试掘情况大溪古城早在南宋《嘉定赤城志》和《舆地纪胜》两书中，都记载了古城有内城与外城，并说它为传说中的徐偃王城。据当地村民介绍，这座古城遗址除外城东城墙毁掉较早外，其余三面内外城墙在文革前均还保存较好，大多保存２—３米的高度，后在７０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村民大量建造住宅过程中，城墙才均被夷为平地。目前，只有内城的北墙和东墙，以及内外城合用的古墙，还分别有一段地面上保存着一定高度的断墙残坦，地面迹象比较明显，其他部位城墙地面已无明显的隆起迹象，但根据毁掉后形成的上下坡高低坎，也基本可以判断当时城墙的位置所在。调查中，我们根据村民的明确指认，经实地调查勘探和部分解剖试掘，基本确定了各面城墙的位置。
  （一） 内城１． 东墙位于里宅村村委办公楼与小学之间南北一线，其南头迄今保存隆起比较明显的一段，保存南北长度约７０、东西宽近９、地面高约１．５米。２００２年调查时曾对此段城墙进行过解剖试掘。探沟（Ｔ３）东西横向布设，长１３、宽３、深至１．６米见生土。根据土质土色的不同，堆积共分５层（图三）： 第１层：耕土层，灰黑色土，厚１５—６０厘米。
  第２层：灰黄色土，厚０—３０、深６０—１１０厘米，仅见于探沟西部，内含少数宋代青瓷片。
  第３层：黄白色土，厚０—３０、深１１０—１４０厘米，仅见于探沟西部，安全压于第２层下，其底部直接压在生土面上，未见包含物。
  第４层：黄色土，内含较多卵石块，结构较紧。厚２０—９０、深３０—１７０厘米，分布于探沟中部和东部，西部呈斜坡状，未见包含物。
  第５层：褐黄色土，土质较纯净，结构紧实，基本无石块。厚２５—４５、深８０—１６０厘米，整层厚度大体接近。分布于探沟中部偏东，完全叠压于第４层之下，东西两端呈斜坡状，分布宽度小于上面第４层。该层也未见包含物，仅见少量红烧土颗粒。
  第５层下为生土。
  根据堆积状态和出土物分析，第１、２层分别应为现代和宋代扰乱层，第４、５两层无论是安全上下叠压和下层宽度小于上层的堆积形态，还是土质纯净、结构紧实、不见包含物的特点，都明显出应该是原来的城墙堆筑土。
  ２． 南墙南墙位在里宅村小学南围墙与现今新“徐偃王庙”东西向一线，庙之西侧尚有一段地面明显隆起，宽约１０、高１米余。其他部位仅存城墙夷平后形成的上下（北南）坡高低坎，下坡面的南向坎壁上，褐黄色的城墙筑土显得比较明显。
  ３． 西墙西墙在位于大岙村与横后村之后的南北向一线，这里地面上保存有整个城址中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保存长度约６０、宽７米，高出地面１米余。沿着现存城墙的西侧，是大岙与横后两村之间的南北向村道，据村民反映，此村道位置原先也是城墙，早年被挖低改成道路。２００２年调查时也曾对此段城墙经过探沟解剖试掘。探沟（Ｔ６）东西长７、南北宽４米。堆积可分五层（图四）：第１层：现代表土层，黑色土，较杂乱，顶部因耕作而平坦，中、西段厚度较均匀，东段厚达１５０厘米，直接叠压在生土层上，这部分是现代村民修石坎补筑上去的。
  第２层：红褐色土，含较多卵石。厚０—９５、深４５—１５０厘米。仅见于探沟东半部，堆积呈自西向东的倾斜状，土中偶见红烧土粒，出土西汉时期的方格纹印纹硬陶片一块。
  第３层：黄白色土，含较多碎石块，结构坚实。厚２５厘米左右，深４５—７０ 厘米。仅见于探沟西半部，土层堆积平整均匀，土质纯净，未见包含物。
  第４层：黄褐色土，较纯净，含少量碎石块，结构不如上层坚实，但仍较致密。堆积厚度均匀一致，厚５０厘米左右，深７０—１２０厘米。平行分布于探沟西半部，完全叠压于３层之下，东端边缘被２层所压。出土西汉时期方格纹印纹硬陶片一块，未见其他遗物。
  第５层：黄色土，较纯净，结构松软，有灰土杂其间。堆积厚度均匀一致， 厚５０厘米左右。平行分布于探沟内绝大部分范围，层面和底部均较平整，完全叠压于４层之下。除偶见零星红烧土碎粒外，不见其他包含物。
  第５层下为生土。
  根据各土层的土质土色、堆积相和结构状态，以及包含遗物情况，可以判定第２—５层应是原先的土筑城墙堆积土。其中第５层结构较松软，气孔较多，土色偏灰，可能是当时的地表土，但第２层土斜向压在该层的东端斜坡面上，表明人们是经过平整后，已把它作为城墙的一部分来利用。第３、４、５各层的层面和底面均较平整，４、５两层的厚度又均在５０厘米左右，显示出当时城墙是逐层平向堆筑的过程。第２层斜向堆筑的特点与其他几层有明显区别，不排除有后来补筑的可能性。
  ４． 北墙位在里宅村村民叶亨清住房位置的东西向一线，据叶亨清反映，其房子当时就是扒平城墙后建造的。目前，其房子西面的空地上，还有一段城墙保存比较明显，保存长度约９０、宽１０—１５、地面以上高近１米。
  （二） 外城１． 东墙外城东墙毁坏较早，目前地面均无明显迹象可寻，一般村民对其位置早无记忆。后经多次寻访了解，终有结果。据塘岭村８０多岁高龄的郑显康和塘山村７０多岁高龄的赵正树两位老人告知，外城东墙的确切位置应在现塘岭村与塘山村之间的南北向小溪之西岸，当时城后山岙之水流，均是汇入该溪避之城外，形成东面护城河。
  ２． 南墙位在内城南墙以南６６米处东西向一线，此处早已成为一片农田，地面已无明显隆起之处，但在约长１００多米的地段，还可见到明显的夷平城墙后留下的南向下坡面断坎，坎高１—２米，坎壁上褐黄色的城墙堆筑土十分明显，土层中还偶可见到个别土红色的碎瓦片。据村民介绍，早年还见到城墙之外（南） 有护城河，后被填平作为农田。
  ３． 西墙据村民介绍，外城西墙与内城西墙同为一条城墙，即在整个内外城的平面布局中，内城的位置是紧靠外城西墙的。
  ４． 北墙位在内城北墙以北１００米处东西向一线，地面已无保存明显隆起的地段， 但在里宅村蒋左云家门前和大岙村陈仁德家门前这两处，还可见到城墙被夷平后留下的南向下坡面高坎，坎高１—１．５米。
  （三） 城址分布面积按照调查与试掘基本确定的四周城墙位置，大溪古城内外城的总体平面布局和平面分布范围已大体可以确定。城有内城与外城，内城位于整个城内的西边。城址的总体平面分布形状呈东西向长方形，这与城址处在东西向的山麓地带这一自然地形是相一致的。城址的面积大体为：内城东西长３９０、南北宽２００米，面积７．８万平方米；外城东西长７６５、南北宽３７６米，面积２８．８万平方米。
  二、城内试掘情况２００２年第一次调查时，除解剖城墙外，也对城内地层堆积情况进行了多点试掘。２００６年开展的第二次调查，除了进一步调查确定城墙位置外，主要再次对城内地层堆积进行了试掘。第二次试掘的４个探方（Ｔ１０—１３），全部集中在内城比较中心的部位，以获取最好的地层资料。两次试掘所见地层情况完全一致。
  （一） 地层堆积城内堆积普遍明显地层简单，堆积较薄。现以Ｔ２南壁和Ｔ１０西壁为例介绍如下。
  １．Ｔ２地层情况第１层：表面耕土层。灰黑色，质地松软，厚５０厘米左右。地层中包含遗物除近现代遗物外，既有宋代的青瓷碎片，也有少量西汉时期的方格纹印纹硬陶片。
  第２层：宋代扰乱层。黄色松软土，厚１０—２０厘米。包含物较为丰富，但时代单一，均为宋代青瓷片，尤其在探沟本部包含物较多，主要有碗、瓶、壶、碾钵等，同出的还有３枚“开元通宝”铜钱。
  第３层：汉代文化层。黄褐色土，土质坚实较硬，厚２４—２５厘米。包含物较为丰富，主要为土红色的瓦片，种类以板瓦与筒瓦为主，也见有少量瓦当。
  除瓦片外，同时还有少量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和拍印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片。出土少量完整器或可复原的残器。
  第３层以下为生土，生土表层为大量砾石，卵石下为纯净的红褐色土。
  ２．Ｔ１０地层情况地层自上至下分三层（图六）： 第１层：表面耕土层，厚１５—２５厘米。
  第２层：宋代层。土色偏黄，质较松软，厚１５—２５厘米。土内虽包含一些汉代土红的板瓦与筒瓦片，以及拍印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片，但出土较多宋代时期的陶瓷碎片，表明此层系宋代形成的地层。所见早期瓦片与陶片，显然是扰乱下面早期地层所致。
  第３层：汉代层。黄褐色土，厚３０—４５厘米。土质纯净，陶表面包含物较多外，层内包含物极少，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生土。包含物主要为较多的瓦片， 另有少量陶瓷片。瓦片有板瓦与筒瓦。瓦片大多呈土红色，质地很软，也有少量呈灰色，质地较硬。瓦面大多拍印绳纹，也有少量拍印方格纹和素面无纹的。所见陶瓷片可分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夹砂陶和泥质陶五类，可器形有碗、盒、瓮、罐、钵、盖、盆、釜等。出土少量完整器或可复原的残器。
  第３层以下为红褐色生土层，其表层含有大量结构松软的黄白色砾石。
  （二） 遗迹由于受试掘面积的局限和扰乱破坏等原因，试掘范围内未能发现明显的建筑遗迹，但发现灰坑２个，分别编号为Ｈ１和Ｈ２。
  １． Ｈ１ 位于Ｔ１１北部，开口于２层下，打破３层。坑口距地表深２５厘米，坑底距地表深４１—４９厘米。灰坑平面形状近椭圆形，范围较小，坑口长径１４０、短径１３６厘米，甚浅，深仅１７—２４厘米（图七：１）。坑内堆积土中，夹杂有较多的红烧土颗粒和少量炭粒，土质较疏松。内含较多残瓦片和陶瓷片。残瓦片均为泥质陶，火候较低，胎呈土红色，有铜瓦和板瓦两种，其中以板瓦为主，外表拍印绳纹或方格纹。陶瓷片有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和夹砂陶等不同质地，器类有腕、瓿、罐、瓮、釜、钵等，印纹硬陶的纹饰均为方格纹。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４件。
  ２． Ｈ２ 位于Ｔ１２中部靠西壁位置，开口于２层下，打破３层。坑口距地表深２０ 厘米，坑底距地表深２９—３４厘米。平面近椭圆形，底部略呈锅底状。范围较大，坑口长径１１０、短径１００厘米，甚浅，深仅９—１４厘米（图七：２）。坑内堆积的红褐色土中包含有大量作为建筑构件的残瓦片、一部分陶瓷片和少量红烧土颗粒与碎炭粒。所见瓦片烧成温度较低，质地甚软，呈土红色。其中以板瓦残片为主，也有少量为筒瓦残片。瓦片施绳纹的与素面的在数量上基本相当， 少量的饰有方格纹。陶瓷片有原始瓷、印纹硬陶和硬陶等类，印纹硬陶均拍印方格纹。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３件。
  以上２个灰坑虽在层位关系上是打破３层，但从出土遗物情况看，与３层是同一时期的遗存。
  （三） 出土遗物这里主要介绍第３层出土遗物。由于试掘面积较少，在第３层汉代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数量不多，遗物可分两类，一类是作为建筑构件的瓦片，另一类是作为生活用的陶瓷器。
  １． 瓦片瓦片碎片的出土数量较多，种类有板瓦、筒瓦和瓦当三种。瓦片基本均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质地甚软，也有少量呈灰色的，火候相对较高，质地较硬。
  瓦面有多施有绳纹，也有一部分拍印方格纹或方格纹与绳纹的组合，同时也有少量是素面无纹饰的。绳纹大多较粗，作竖向或斜向分布。瓦片的内侧面基本均为素面，极少数似有浅绳纹。
  铜瓦　碎片较多，可复原器２件。均系圆瓦筒对切而成，呈半圆形，两侧见外切痕，瓦身修长，均有子口式瓦唇，唇面较低，瓦身与瓦唇转折处棱角明显，往往尾段显得略宽，尾端稍敞。Ｔ２ ③：５，泥质红陶，唇口外翻，瓦面施绳纹（图八：１；图十二：２）。长４５．６、宽１５— １７、厚０．８厘米。Ｔ２③：７，泥质红陶，唇口呈束口状，瓦面施绳纹。长３４、宽１４．５—１７．５、厚０．６厘米（图八：２）。
  板瓦　碎片数量也较多，但无复原器。从少数拼对后的大片量得，可复原器２件。形制一致，均为圆形素面瓦当。
  当面平。Ｔ２③：１，残，泥质灰陶，当面直径１５．３、厚２厘米左右。Ｔ２③：４，基本完整，泥质红陶，当面直径１６、厚约１．５ 厘米。有部分筒瓦相连，筒瓦背面拍印方格纹（图八：３）。
  ２． 陶瓷器出土陶瓷器残片可分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和夹砂陶四类，可辨器形有碗、盒、瓮、罐、钵、盖、盆等，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共２４件。现按质地分述如下： （１）原始瓷器原始瓷制品一部分烧成温度高，质地坚硬，胎呈青灰色或灰白色，施釉较薄，釉多未完全烧成玻化。另有一部分烧成火候较低，未完全烧成，质地显得比较松软，胎和器表均呈土红色。所见器形单纯，仅见碗和盒两种。
  碗　完整或可复原器９件。器形和大小基本一致。Ｔ１１③：３，残，直口微敞，上腹陡直，下腹折收，平底。胎呈灰白色，致密坚硬，釉直完全烧出。内底可见轮制痕。口径８．４、底径４、高３．２厘米（图九：１）。Ｔ１１③：４，直口微敞， 腹部微鼓，下腹斜剧收，平底。胎呈灰白色，致密坚硬，釉未见光亮感。口径８．４、底径３．９、高３．６厘米（图九：２）Ｈ１：３，完整，直口微敞，下腹部弧收，平底。未完全烧成，质地较软，胎和器表均呈土红色。口径８．１、底径４、高３．２ 厘米（图九：３）。Ｔ１３③：３，口略残。直口直腹，近底处弧收，平底。内底可见轮制痕。口径８．２、底径４．６、高３．２厘米（图九：４）。
  盒　可复原器２件。器形基本一致。Ｔ１２③：２，残，未完全烧成，胎呈土红色。子母口，直腹，近底处剧收，平底，上腹部饰有刻划的弦纹与水波纹。口径７．２、底径５、高３．４厘米（图九：５）。Ｔ１１③：１，残，未完全烧成，胎呈土红色。子母口，上腹斜直，近底处剧收，平底，腹相对略深，上腹部在两组弦纹之间饰刻划水波纹。口径７．４、底径５．７、高３．９厘米（图九：６）。
  （２）印纹硬陶器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高，质地坚硬，胎呈紫红色或灰白色，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纹饰单一，基本全部为一种方格纹（图十二：３），往往通体拍印，纹饰显得规整清晰，印痕较深，而且普遍可见在一件器物上有抹去几周方格纹的特点。个别陶片上陶拍印方格纹外还有一些米字纹。所见器形也较单纯，仅瓮和双耳罐两种。
  瓮　无可复原器，仅见口沿标本。标本Ｈ１：５，口斜敞，折颈，广肩，以下不明。拍印方格纹，口径约１６厘米（图十：１）。
  罐　可复原器３件。基本器形特征一致，均为敛口，无颈，溜肩，圆鼓腹， 平底，腹径大于器高，器形显得矮胖，肩设对称桥形双耳。通体拍印方格纹，在耳之两端根部的位置，有２周抹去方格纹的凹痕。Ｈ１：４，敛口微侈，鼓腹微下垂，最大腹径在中腹以下，口径２０．２、底径２０．１、高２４．６厘米（图十：２；图十二：１）。Ｔ１２③：３，敛口，鼓腹，最大腹径在中腹，器形较上件略显瘦高，口径（３）硬陶器硬陶器烧成温度也较高，质地坚硬，胎呈青灰色或紫红色，在质地上与印纹硬陶相似，它与印纹硬陶的区别在于基本以素面为主，有纹饰者不是采用拍印，而是采用刻划或堆贴的方法施成，纹饰内容有弦纹和篦点纹等。所见器类略显丰富，有碗、钵、器疬和纺轮４种。
  碗　可复原器１件。Ｔ１２③：５，残，胎呈灰褐色，器形与原始瓷碗相似，直口直腹，近底处剧收，平底，内壁有粗疏的轮旋痕。口径７．４、底４、高３．５厘米（图十一：１）。
  钵　可复原器２件。均残，器形相似，均为敛口斜腹平底钵。Ｔ１２③：６， 体形较大，轮制，内外壁均可见到细密的轮旋痕，胎呈灰色。敛口，斜收腹，平底略内凹，肩部饰有刻划的细弦纹。口径１８、底径８．４、高７厘米（图十一：２）。
  Ｈ１：１，形态特征和纹饰与上件基本相同，平底不内凹，胎呈紫红色。口径１２．８、底径６．４、高４．８厘米（图十一：３）。
  器盖　完整和可复原器３件。根据形态特征可分二型。
  Ａ 型：２件。平机，弧背，子母口，小泥饼盖纽。Ｔ１１③：２，体较小，拼合完整，紫红色胎。在近盖沿处，基本等距离分贴有３个小泥饼，整个背部在３组细弦纹之间，饰２组刻划的斜向篦点纹（图十二：４）。口径７．４、通高２．２厘米（图十一：４）。Ｔ１２③：１，残，紫红色胎，体形较大，顶和背上在４组细弦纹之间，饰３组刻划的斜向篦点纹，其他特征与上件相同。口径约１６、通高约４．３ 厘米（图十一：５）。
  Ｂ型：１件。Ｔ１３③：２，残，青灰色胎，体形较大。拱形盖，盖顶较平，圆饼形盖纽已断脱，背斜弧，顶与背之间有尖锐的细凸脊一周，斜弧背上等距离贴饰３个小泥饼，顶和背上满饰互相间隔的６组细弦纹和５组斜向篦点纹（图十二：５），纹饰繁密，制作精细。口径１６．６、通高４．４厘米（图十一：６）。
  纺轮：２件。均完整，形式一致。算珠式纺轮，断面呈菱形，中有圆孔，有弦纹。Ｈ２：１，紫红色胎，直径３、孔径０．５、高２．４厘米。Ｈ２：２，紫红色胎，直径３．２、孔径０．５、高３．８厘米。
  （４）夹砂陶器无完整与可复原器，仅见盆的口沿标本。标本Ｔ１２③：７，夹磁矩红陶，胎体较厚，质较粗。敞折口，斜凹沿，腹壁陡直，下部不明，腹较深，口下有２道粗凸脊，口径约２４厘米（图十一：７）。
  三、结语 （一） 城址的年代通过试掘了解到，城内堆积除表土层外，下面普遍为２、３两层堆积。第２ 层中出土的主要为宋代遗物，表明第２层形成的年代是在宋代。第３层是该遗址最早形成的地层，出土遗物除较多的瓦片外，还有不少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和夹砂陶器的碎片或残件。原始瓷的器形多见小型的直口直腹平底碗和子母口盒，一般施釉很薄，有一部分未完全烧成。印纹硬陶的特点是纹饰内容单一，仅见一种方格纹，而且都是整个器物上下通体拍印。敛口双耳罐是一种比较多见且又富有特色的器形，往往在肩腹部有抹掉几周方格纹的做法也显得很有地区特点。硬陶的器形多见钵、器盖和纺轮，常见用刻划的弦纹和篦点纹装饰。这些出土器物组合关系清楚，时代特征一致。从器形和装饰特征上比较，原始瓷的碗与盒、印纹硬陶的瓮与敛口双耳罐，均完全相同于古城附近发生的塘山Ｍ１和塘山Ｍ２出土的随葬器物，表明遗址与墓葬的年代相同①。
  这些器物在与浙南交界的闽北地区秦汉墓葬和遗址中，都显得比较常见，武夷山崇安汉城遗址就出土有大量与大溪古城遗址完全相同的器物。相比之下， 它们不但器形一致，而且纹饰内容与装饰特点也安全相同，例如拍印方格纹的敛口双耳罐，往往在肩或腹部有抹去几周方格纹的做法，盒的外表往往饰有刻划水波纹，钵仅在敛口部位饰细弦纹，器盖上普遍有繁密的刻划篦点纹与弦纹②。据此可以认为，大溪古城遗址第３层是年代应与崇安汉城遗址相同，崇安汉城遗址是汉初闽越国的王城遗址，它的年代在西汉早期或前期，因此，大溪古城第３层的年代也可定在西汉早期。
  东、西城墙的解剖中，虽在可以判断为城墙堆筑土的东城墙（Ｔ３）４、５两层中，未能发现任何遗物，但在西城墙（Ｔ６）２—４层中，却发现了２片拍印方格纹的印纹硬陶片，不论从质地到纹饰内容的比较，这２片印纹硬片都与城内第３ 层中出土的印纹硬陶片安全一致。尽管城墙堆筑土中的包含物，一般情况下只能代表堆筑城墙的年代上限，但它出土与城内第３层安全相同的遗物和不见其他较晚遗物的情况，使我们安全有理由判断，这些城墙的堆筑年代应该与城内第３层年代相同，城内第３层应是该城址使用时期的堆积，它代表了大溪古城遗址的年代，它们作为构成城址遗存的两个基本内容，两者可以互相对应，共同表明了大溪古城应该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城址。城内第３层中大量板瓦、铜瓦和少量瓦当残片等建筑遗物的出土，反映了当时确有不同于一般民房的重要建筑的存在，这无疑也可作为判定城内第３层时期是一座西汉时期城址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城址附近同时期大型遗族墓葬的存在，则又为这座城址的年代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分析有关文献记载，也同样可以得出这应该是一座西汉城址的结论。城内堆积中虽有汉代与宋代两个地层，但据较早记载古城的南宋《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九记载：“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丈，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同是南宋时期的《舆地纪胜》一书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当时南宋人看到的早已是一座只存断墙垣的古城遗址，由于城墙早已废弃，生长在城墙上的树木已大达数十围，至于此为何城，当时亦只能根据“故老云”的传说来予以记述。这段文字记载无疑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古城到南宋时早荒废已久，已无人能知其性质与年代。
  这样，从文献字义上分析，也同样安全可以排除古城是宋代城址的可能，而应该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城址。城内堆积中有宋代地层的存在，只是表明到了宋代，古城遗址上才又开始有人居住活动。
  （二） 城址的国属西汉初期，浙江东南沿海地区，曾有东瓯国的存在。东瓯国也称东海国， 其开国之王为闽越君摇。《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①说明摇与闽越国王无诸都是越王句践的后裔。在楚败太湖地区的越国之后，一部分越国的王族被楚所迫带着部分越国遗民南逃到了浙江东南沿海和福建闽越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一起， 并很快成了他们的领袖，或称王或称君。秦始皇南平百越，在闽越地区置闽中郡，将他们皆废为君长。秦末反秦战争中，无诸和摇均率闽越兵响应，先随诸侯灭秦，后在楚汉争雄中都佐汉击楚。汉五年，刘邦灭项羽建立西汉，马上“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② 此时摇未得封。刘邦死后，惠帝三年，无诸去世，子嗣继闽越王位。汉廷从分封有利于其统治着眼，“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③ 摇与被分封后，闽越国被一分为二，成为闽越、东瓯两国。闽越国疆域较大，领有今福建和江西东部一隅。东瓯国疆域较小，领有今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区，大约是现在的宁波，领有今浙江东南部沿海地区，大约是现在的宁波、金华两地区的东南部及台州、温州和丽水三个地区的大部分范围。
  “……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东瓯请举国徒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①东瓯国自西汉孝惠三年（前１９２）受封立国起， 至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因惧怕闽越国的攻击而请求撤王归汉，率４万民众迁徙江淮之间止，一共只存在了５４年时间。温岭大溪古城的地理位置正处在当时东瓯国的地域范围之内，城址的年代也正在东瓯国存续时间相吻合，因此，不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城址年代，大溪古城都不可能是传说中的所谓徐偃王城，而应该是一座西汉东瓯国的城址。古城附近东瓯国大、小墓葬的分布与发现，更有力地佐证了它是一座西汉东瓯国城址的事实。
  从城内最早的地层为西汉早期堆积的情况分析，大溪古城应该是一座东瓯受封立国后才开始新建的城址，此前，这里并没有早期聚落遗址，更无早期城址的存在。城内汉代地层堆积较薄，年代跨度很短，仅仅西汉初期一段时间，与其上宋代堆积层之间又有较大的时代空缺，说明该城的使用时间较短， 不久很快就废弃，这也恰恰与东瓯国存续时间较短，仅仅５４年后就撤王归汉， 举族北迁江淮的历史背景相吻合。
  （三） 几点认识１． 温岭大溪古城遗址的调查试掘，为了解东瓯国的文化内涵取得了重要的考古资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资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显得比较薄弱，而对于汉东瓯国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则显得更为欠缺，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从未开展，使得我们对东瓯国文化面貌的认识一直显得模糊不清。温岭大溪古城的两次调查试掘，古城是东瓯国城址的确定，古城附近东瓯国大、小墓葬的发现，东瓯国遗物的首次确认，终于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缺，无疑是东瓯国考古的一次重要突破，使我们对东瓯国文化的内涵特征开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从出土遗物看，不论是原始瓷、印纹硬陶、硬陶的质地种类，还是碗、盒、瓮、罐、钵、器盖等这些器类与器形，或者是拍印的方格纹、刻划的水波纹和篦点纹等纹饰内容， 都强烈地表现出越系文化的传统特点，是越系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说明从文化面貌上比较，西汉东瓯国文化仍应属于越系文化的范畴。这一考古发掘资料， 完全印证了东瓯国为越国后人所建的史实。
  ２． 温岭大溪古城系东瓯国城址的确定，对于进一步探索东瓯国建都的地望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受考古发现的局限，有关东瓯国建都的具体地点究竟在何处，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说在温州，二说在台州。其实， 从有关文献记载看，东瓯建都之地应该是在今台州地区的黄岩一带。如《山海经》：“瓯居海中。”郭璞注云：“今临海（台州）永宁县，即东瓯故地也。”①《浙江通志》：“永宁县则今之黄岩而改名，有汉东瓯国遗址。”“东瓯居海中，今临海永宁县也。”②从实际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温州地区迄今未有西汉初期的城址或大墓发现，与温州地区紧密相连的台州温岭大溪，却有一座东瓯国城址的存在， 城址的兴废时间也恰恰与东瓯国的存续时间相吻合。而且这座城址在宋代文献中就已有比较明确具体的记载，只是按照传说把它误认为是徐偃王城而已。
  大溪东瓯古城位在黄岩之南，此地原属黄岩，地当汉之永宁，与文献所载汉东瓯国遗址的位置正合。考古调查与试掘表明，这座古城在整体格局上是大城中又设小城，即有内城与外城，内城面积近８万平方米，外城面积近２９万平方米，城址的规模也比较大，其所设内城很有可能就属于王城的性质。２００６年９ 月—１１月，在古城东北方仅１公里的山间岙地上，发现了一座东瓯国的贵族大墓（塘山Ｍ１），该墓规模较大，墓坑坑口噬１５．５、宽６—７米，坑底长１３．５、宽４．５、坑深３．７米，西面设有斜坡式墓道。它不但是迄今为止台州地区乃至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西汉墓葬，也是浙江全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西汉墓。③ 虽因早年被盗，墓内仅残存玉璧与玉觿２件和匏壶、罐、瓿、鼎、钵、瓮、杯和纺轮等陶瓷器３２件，未能出土高规模高品位的青铜礼器和礼仪用玉，但其巨大的规模足以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决非一般。更何况墓外还设置有一个陪葬乐器坑，乐器坑虽也已大部分被扰乱破坏，但仍出土镈、F于和磬等仿青铜的陶质乐器２８件。这种陶质乐器，虽是专门为墓葬而制的随葬明器，并无实用价值，但它模仿实用的青铜器，它在墓葬中的存在，与实际能使用的青铜乐器有着相同的意义，同样是墓主人生前有很高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按照古制，陵随城走，王陵或其他高级别的贵族大墓，往往分布在都城附近。这种与古城同时代的高级别大型贵族墓葬在古城附近的存在，虽以表明这座古城并非一般城址。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存温岭大溪东瓯国古城应是东瓯国国都王城遗址，东瓯国建都之处就在今台州地区的温岭大溪。
  调查试掘：田正标　徐　军　陈元甫　黄昊德　郎剑锋　张淑疑　叶艳莉　林太富器物绘图：黄昊德　郎剑锋描图：许慈波执笔：陈元甫　田正标　黄昊德　郎剑锋（原载《东南文化》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广新局：《浙江温岭塘山发现西汉东瓯国墓葬》，《东南文化》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广新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贵族墓》，《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②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①《史记》卷一百十四。 ②《史记》卷一百十四。 ③《史记》卷一百十四。 ① 《史记》卷一百十四。 ①《山海经·海内经》。 ②《浙江通志》卷四十六《古迹八》。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岭市文广新局：《浙江温岭市塘山西汉东瓯国贵族墓》，《考古》２００７ 年第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