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就对“风俗”作了定义：“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各声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静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班固虽承认自然地理环境对风俗的影响，但又强调“随君上之情欲”。又说：“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魏晋阮籍在《乐论》中进一步解释为：“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这些对风俗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较为完整理解风俗的则是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泽国”、“山谷”、“海滨”的三种地理类型划分人地关系理论，王士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风俗地理理论，虽是针对封建社会而言，但对东瓯史前与先秦风俗也基本适用。因为“三种地理类型”中的东瓯史前先民，因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分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一直保存至今。由于史前、先秦的东瓯风俗记载绝少，文献不足征，文物考古前文已译述，仅述秦汉与后东瓯时期（三国至东晋）时期。
  秦统治时间不长，罕见文物出土，既无文献记载，又无文物出土，故无从考述。而汉朝出土文物较多，今据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而述之。
  越巫　因越地旧俗好巫术，“越巫”遂为巫者的代称。“越巫”又称“越祝”。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 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史记》所记寿达１６０岁的东瓯王应是西周时期的东瓯王，但东瓯俗信鬼神，倒是事实，鬼神迷信至今流行。勇之信鬼神是因越俗而信，其源头主要是汉武帝崇信鬼神，汉应劭《风俗通义》卷九曾讽刺汉武帝迷信鬼神：“武帝时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武帝欲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 东瓯自古崇巫术、信鬼神，故这是于越、东瓯、闽越、南越等百越之地的共同特点。《（嘉靖）浙江通志》载：“始，东瓯王信鬼，故瓯俗多敬鬼乐祠。”据笔者所知，鬼神信仰，古今有之。但台州灵江以南尤甚，温黄平原真是“处处信鬼神，村村有庙宇”，甚至一村有多处庙宇。温州温瑞平原，亦有过之而不及。因百越旧俗好巫术，“越巫”遂为巫者的代称。汉张衡《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唐李商隐《异俗》诗之二：“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清吴伟业《即事》诗：“击鼓迎神太乙坛，越巫吐火舞珊珊。”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六《越巫》更是深刻地鞭挞了自欺欺人的“越巫”： 越巫自诡善驱鬼物。人病，立坛场，鸣角振铃，跳掷叫呼，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馔酒食持其赀去；死则诿以它故，终不自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恶少年愠其诞，+其夜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候巫过，下砂石击之。巫以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骇颇定，木间砂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至前，复如初。手栗气慑不能角，角坠；振其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求救于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门，其妻问故，舌缩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胆裂，死，肤色如蓝。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文后有方孝孺跋云：“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 方孝孺通过越巫装神弄鬼，自欺欺人，最后自受其祸的故事。可见，元明时期，越巫仍有流行。
  鸡卜　古代占卜法之一，以鸡骨或鸡卵占吉凶祸福。《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听了越人勇之的奏言后，“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何谓“鸡卜”，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十二解释说：“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其实“鸡卜法”，在中国南方百越之地是广为流传的民间占卜术，鸡卜的方式，因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而各异。汉族的鸡卜将鸡宰杀后煮熟，取鸡两眼骨，上有孔裂，似人形则吉，不似则凶。彝族鸡卜又称鸡卦，流行于四川凉山及云南、贵州、广西等彝族地区，用于问疾病、生产等。卜时，取股骨左右两肋，用细麻束紧，吊在墙上视其窍孔方向断吉凶。另有用鸡头卜天气阴晴和祸福，顶骨明爽为晴，阴暗无光为阴雨兆；顶骨多黑斑为病丧之兆，有红斑点为凶死流血之兆。海南黎族亦有“鸡骨卜”。杀鸡后从鸡身上抽取两根股骨分左右插在一根丫形小树枝上，然后往股骨穴中插入小签，以小竹签的指向来定吉凶。《广西通志》卷一百八录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云：“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柳宗元记载的是岭南，而元稹《春分日投簡陽明洞天作》五言诗记载唐代江南亦多“鸡卜”：“闾阎随地胜，风俗与华殊。
  跣足沿流妇，丫头避役奴。雕题虽少有，鸡卜尚多巫。”①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亦载：“鸡卜，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鸡未孳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祷所占而扑杀之，取腿骨洗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处，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执梃再祷。左骨为侬，侬者我也；右骨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视两骨之侧所有细窍，以细竹梃长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 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一十八变，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远骨者多凶。亦有用鸡卵卜者，焚香祷祝，书墨于卵，记其四维而煮之，熟乃横截，视当墨之处，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侬人吉凶焉。昔汉武奉越祠鸡卜，其法无传，今始记之。” 其实，鸡卜源于古越先民对鸟图腾的信仰。鸡，本为野生禽鸟类动物，经驯化为家禽。《越绝书》所谓“大禹鸟田”，即是鸟图腾信仰。元末台州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上引晋代黄义仲《十三州记》“治田”条：“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野草根，秋啄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初学记》卷三十、《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七、《天中记》卷五十八、《广博物志》卷四十四均引《十三州记》“治田”条与此同。
  如今广西壮族还现存《壮族鸡卜经》八卷，为保护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民族出版社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出版了由何正廷、欧薇薇主编、集３３本各抄本于一炉的《壮族鸡卜经影印译注》，此书是阐释鸡卦的古籍图书，属抢救性出版项目。全套书分原本影印和对照译注两部分。影印部分的内容包括：卦象、卦名、卦宫和卦辞四个部分；卦辞大部分用汉字记录，记录的是布么（咪摩）或鸡卜师应用鸡卜进行占卜时所预测的事情和预测所得的结果。这可以让后人了解百越古老的鸡卜术，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苍璧　苍色玉璧是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１２月在温岭大溪东瓯贵族大墓中发现，直径１３．７厘米，苍璧玉色泛青，有白色沁斑，两面饰有谷纹。谷纹玉璧，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外径１１．６厘米、内径４．３厘米、厚０．４厘米，青玉质，有白色斑点，器两面纹饰相同，内外边廓内布满排列有序的谷纹，纹样精细。
  玉璧自古以来就是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玉璧作为礼器，在祭祀中的首要地位。古人主张天圆地方，“以苍璧礼天”，那是因为天是圆的，又是苍色（青色）的缘故；“以黄琮礼地”，那是因为地是黄而方的。古人以玉的颜色和形制，来配合阴阳五行之说，从而产生了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同时，玉璧也属于“六瑞”，《周礼·春官》记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 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六瑞”是古时诸侯所执象征身份的信物规定。《周礼·考工记》载“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说明王者用玉的严格规定。汉郑玄对《周礼注疏·卷十八·大宗伯》“苍璧礼天，黄琮礼地”注云：“《易》云：‘天玄而地黄。’今地用黄琮，依地色；而天用苍者，苍玄皆是天色； 故用苍也。” 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八载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作出自己的解释： “天之色苍，则其始事之时。地之色黄，则其终功之时。璧，辟也；万物亲地，而天为之辟。琮，宗也；万物祖天，而地为之宗。以苍璧礼天，则天以始事为功；以黄琮礼地，则地以终功为事。赤，阳之盛色；章，阴之成事；赤璋者，以阳之盛色物之；以阴之成事名之。玄阳之正色，黄阴之盛色。玄璜者，以阳之正色物之，以阴之盛色名之。南北者，阴阳之杂故也。青圭则象阳之生而已，白琥则象阴之杀而已。东西，阴阳之纯故也。以其阳之纯，故成象焉。以其阴之纯，故效法焉。南， 阳也；阴居其半，故半圭而已。北，阴也；阳居其半，故半璧而已。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王安石认为：“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符合“开天辟地”之大义，故用“苍璧礼天，黄琮礼地”。
  据《中国文物大辞典（上）》介绍：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因受切割工具的限制， 形制不太规整。这一时期的玉质一般是青玉、绿玉、灰白玉、淡黄玉，特征大多是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商周时期为玉璧的发展时期，为贵族专用礼器。这时期的玉璧尺寸小于新石器时代，均为圆形，璧面平滑，内外缘厚度相当，外缘边棱为圆角，两面对钻打的孔一般都很规整。商代玉璧多素面无纹；西周大璧无纹，小璧则有雕琢精美的纹饰，题材主要是龙、凤、鸟纹。纹饰弧线较多，线条自然流畅，动造型柔美，所用玉材多为新疆青、碧、白玉及南阳玉、岫岩玉。
  春秋战国时代，玉璧开始被大量用来作佩饰和殓葬用玉，还有作为礼仪场合手执的信物。多采用新疆青、白、碧玉。佩带的璧直径一般在１０厘米以内。
  作为礼器用的璧，直径则在１５—２５厘米之间。雕刻技法普遍运用粗细阴线结合法，粗线条少，细线条多，且线条有毛口。刀工锋利挺拔，刀痕较深，转角尖锐。谷纹乳突饱满匀称，谷纹是在乳钉纹上加刻阴线而成。
  汉代玉璧沿袭了战国的风格而又略有变化。玉质仍以白、青、碧玉为主， 但璧的形体加大，有的直径达３０直至５０厘米以上。透雕的龙、凤、鸟纹较多。
  璧上的谷纹，蒲纹颗粒大而稀疏，起凸浅，谷粒上部浑圆。玉璧边缘加宽，立缘剖面呈方形，明显不同于战国时的三角形立缘。同时组合纹饰更为流行，有的还饰以吉祥文字。到了东汉，璧体加厚，外缘立面略有弧度，但数量渐少。东瓯国有路桥大、小人尖祭天禅地之所，又有苍璧出土于温岭大溪东瓯汉墓。据《中国文物大辞典（上）》载：春秋战国作为礼器用的璧，直径则在１５—２５厘米之间。东瓯汉墓中之苍璧，直径１３．７厘米，应是制作于战国时期。根据《周礼》“苍璧礼天”的规定，说明东瓯都城在台州温岭大溪无疑。
  东瓯硬陶熏炉　据温岭文物工作者叶艳莉女士《温岭出土西汉早期硬陶熏炉赏析》（《收藏界》２００９年第８期）一文介绍：２００９年３月，温岭市城西街道西番村出土了一件硬陶熏炉。这件东瓯熏炉为硬陶质，制作精美。器形如豆， 拱形盖，炉盘子母口微敛，鼓腹，腹上部饰一周弦纹。盖面镂空，以四组折线纹形成镂空的三角熏炉气孔，其间以三组饰有篦点纹的宽带相隔。近盖沿处等距离分贴三个竖立的长方形小泥片。盖钮为鸟形，仰首，展翅、翘尾。口径１０ 厘米，底径５．５厘米，通高１０．２厘米。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有用香习俗。而后世流行的熏香始于何时确切时间难以考证，熏香用具的源起也无定论。但从西汉中期汉武帝以后开始，熏香文化开始日趋繁荣，并发展出博山炉这一特定的熏香用具，那么，在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早期熏炉，就可说是熏炉的早期形态了。据考古学专家黄展岳先生研究，熏炉首先见广州南越王墓，除铜制外，尚有陶制，应是南越国的发明。熏炉的普遍存在，说明熏香已成为南越统治阶级的一种生活习俗。燃熏的香料， 主要产于东南亚地区，从而透露出南越国与海外已有交往的信息。
  其实，福建武夷山市城村汉城遗址亦出土了与此形制相似而略小的西汉闽越硬陶熏炉，口径６．２厘米、底径５厘米、高５．８厘米。豆形，敛口，镂空直壁，底弧形内折，喇叭形圈足。泥质灰硬陶。腹壁镂刻三角形孔１２组。盖缺。
  所不同的是温岭出土的东瓯硬陶熏炉是上空下实；福建西汉闽越硬陶熏炉则是熏炉下部镂空，炉盖因缺不知是否镂空，估计是通体镂空。
  叶艳莉女士认为：熏炉盖饰以鸟钮，与东瓯的鸟图腾信仰有关，与河姆渡文化的先天太极图“双鸟舁日”一脉相承。笔者以为：河姆渡文化有先天太极图“双鸟舁日”，而台州路桥东瓯共和岩画亦有先天太极图“双鸟舁日”，东瓯硬陶熏炉盖饰以鸟钮，正是东瓯鸟图腾信仰在器物上的体现。
  安家之民　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志》中除记载夷州（台湾）风俗外，尚述及东瓯“安家之民”的风俗： 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著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墎也。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是其子孙也。皆好猴头羮，以菜和中，以醒酒，虽无肉臛不及之。其俗言：“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羮臛。” 从中可窥知东瓯的生活风俗： １．居住风俗“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此即为南方的干栏式建筑，因南方空气湿润，夏多潮天，且居住环境多依山傍水，故架空式的干栏式建筑遍布东瓯各地。台州仙居下汤遗址、玉环三合潭遗址、温州老鼠山遗址均有干栏式建筑遗址。东瓯王故宫则是王者之居，据考古发现载，温岭大溪东瓯古城内城面积十万平方米，《赤城志》载，古城故宫基址，崇十四级。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紫薇垣位于天的最高处，共有恒星１５颗，这组恒星被认为是天子所居的宫殿，称为紫宫（又称紫禁城）；因东瓯王位低于天子，属王侯一级，故其故宫基址“崇十四级”。
  ２．饮食风俗东瓯三面环山，东面临海。生产方式主要是“稻作海耕”，故其饮食主食还是稻米为主，其副食则是水产品。《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 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与石磨棒是东瓯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玉环三合潭遗址也发现有大量稻谷、石制磨盘与渔网坠，均是东瓯饮食风俗“饭稻羹鱼” 的实证。如呛蟹、辣螺、蟹股、醉虾、腌E鱼、腌黄鱼、糟腊鱼等腌制海产品风俗，正是当年东瓯饮食风俗之遗存。
  ３．交通风俗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这是淮南王刘安的《上汉武帝书》的开篇之语。① 《越绝书》卷十载越人惯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新编《温岭县志》载温岭曾出土独木舟。温州市郊亦曾出土四条并列的独木舟。又汉武帝“救东瓯”与“伐东越”均是以会稽郡水师为主，三国卫温、诸葛直至会稽郡东部都尉（治章安县）会集会稽水师万人，首航台湾。证明越人确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交通风俗。刘安的“华夷观”在当时还算比较系统而先进的，但刘安做梦也没想到东越终结，第三次东越人的大迁徙，会迁徙到自己淮南国的领土上。
  ４．服饰风俗《史记·越世家》：“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刘安在《上汉武帝书》中强调了“华夷”民族的文化差异：“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临海水土志》说安家之民“男女悉无履”。由此可见，剪发、文身、左衽、无履（跣足）等服饰是古越包括东瓯先民在内共同的特征。
  ５．丧葬风俗东瓯丧葬风俗史前与先秦有台州、温州之石棚墓、土墩墓，秦汉有东西朝向的温岭大溪东瓯贵族大墓，墓坑长达１５．５米、宽６．７米，坑深３．７米，这不但是迄今为止台州乃至整个浙江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大的一座西汉墓葬， 也是全省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西汉墓。该墓并有陪葬坑，坑内陪葬有大量仿青铜的陶质乐器。这虽是专门为墓葬而做的随葬明器，并无实用价值， 但它与实际能使用的青铜礼乐器有着相同的意义，也是墓主人生前有崇高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再如安家之民的“悬棺葬”：“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乃悬著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墎也。”今东瓯风俗已无悬棺葬之俗，只有武夷山还存在不少悬棺葬。
  “今安阳、罗江县是其子孙也”，安阳是瑞安的古称，《宋书·州郡志一》载： “安固令，吴立曰罗阳，孙皓改曰安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罗江县，张政烺在《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序》里考证：“罗江县，首见于《晋书·地理志》，属晋安郡。《齐书·州郡志上》所记与《宋书·州郡志二》相同。《隋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不载，废弃已久，莫知其处。推测其地约在今福建省罗源、连江县境。而《异物志·安家之民》条称‘今安阳、罗江县民’，知两县相邻，皆属临海郡。”①张崇根则在调查时发现福建“宁德县、福安县间的一个小镇罗江（属于福安县）”， “适处于临海郡的安阳（今瑞安）与晋安郡的侯官县之间”，“可能是三国孙吴临海郡罗江县县治”，进而确定“安家民的分布范围大致可以确定在浙南和闽东地区之内”。② 张政烺与张崇根二先生所见甚是。
  ６． 岁时风俗首次记载东瓯岁时风俗的是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临海）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整，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三四百人。”有人以为当时临海郡治在章安县，章安县附近有湖，今有村名湖巉。笔者以为，按在临海郡时期，章安县确为临海郡治，但东晋隆安三年（３９９）十月，浙东爆发了著名的孙恩起义。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纷起响应，旬日之间，义军发展至数十万。元兴元年（４０２）三月，义军在进攻临海作战中，严重受挫，孙恩遂丧失信心，投水自尽。
  据《赤城志》记载，临海郡治旧在大固山上。临海太守辛景在临海凿堑筑城，以抵抗孙恩，孙恩兵败投水自杀。可见孙恩起义时，临海郡治已移临海大固山上，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政权而建国号宋，定都建康，进入南朝时期。此时距孙恩起义才十八年。刘宋政权（４２０—４７９）共存在５９年， 就算孙诜《临海记》作于刘宋中期，也应是元嘉末年（４５０年前后），距距孙恩起义失败也不过四十余年，难道又将临海郡治迁回章安不成？固山与湖山，一音之转。且大固山顶望天台不要说集三四百人，就是多一倍，亦能聚会。望天台正在临海郡治后，“四十步”倒不一定，起码也要百余步吧。现在章安距湖巉村亦有数里之遥。也不符合“郡后四十步”之距。但不管在临海，还是在章安，尽管“重阳节”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但《临海记》记载东瓯“重阳节”，登高望远，菊酒聚会之风俗，倒是东瓯第一次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