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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适（１１５０—１２２３）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字正则，号水心。温州瑞安人（其祖上自处州龙泉黄南村徙于瑞安）。淳熙五年（１１７８）擢进士第二。历仕于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权工部侍郎、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南宋大臣韩侂胄伐金失败，叶适以宝谟阁待制主持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金兵退，他被进用为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边防。后因以依附韩侂胄被弹劾夺职。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因称水心先生。
  叶适强调功利，注重事功，反对空谈：“‘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坚持道与物、义与利、理与欲的统一。积极提倡事功，主张经世致用。尤其反对“农本工商末”的传统本末观：“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 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
  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 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叶适不仅反对“农本工商末”的传统本末观，而且要提高工商之民的社会地位，让工商之民进入“士”的行列。由此他反对“四民勿使杂处”的传统思想：“处士于闲燕，谓学校也；不言学校而言闲燕，是不知学制尔。
  工必于官府，是使民艰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
  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 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这里，叶适借孔子“有教无类”的说法，认为工商也可以进入“士”的行列，亦有从事文化、政治活动的权利。南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比较发达，叶适的这些思想正是当时工商之民在政治、经济上要求取得进一步自由发展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叶坦女士在《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① 其实早在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就已经提出“四民皆本论”的新四民观，比学界通常认为明代黄宗羲提出的“工商皆本论”要早五百多年。显然，叶适的“四民交致其用”论，是受到天台郑至道“四民皆本论”的影响。因为北宋天台郑至道的诗文集已经佚失，全靠叶适弟子台州临海学者陈耆卿的将其文编入台州现存最早的总志《嘉定赤城志》中，才得以保留至今。
  关于郑至道研究，海内外亦有文章论及，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的《宋代浙东实学思想研究》、台湾台北大学蒋义斌教授的《由墓志铭看宋代家庭的困境：分家及其相关问题》、日本东海大学小林义广教授《宋代之〈谕俗文〉》等有所涉及，但似乏专论。
  据南宋《嘉定赤城志》（卷十一）、明弘治《八闽通志·选举》、《民国台州府志》（卷九十六）载：郑至道，郑叔明之子，字保衡，福建莆田人，北宋元丰二年（１０７９）进士。元祐二年（１０８７），以雄州防御推官来知天台县。为政宽简，专务教化。民心悦服。后秩满，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天台松关。今天台县白鹤镇广龙郑村即是郑至道后裔，至今有“松关留郑”故事。《嘉定赤城志》载其《刘阮洞记》与《谕俗七篇》，《谕俗七篇》：一曰“孝父母”；二曰“爱兄弟”；三曰“睦宗亲”；四曰“恤邻里”；五曰“重婚姻”；六曰“正丧服”；七曰“重本业”。其《重本业》全文共１８０余字：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不能此四者，则谓之浮浪游手之民。浮浪游手之民，衣食之源无所从出，若不为盗贼，则私贩禁物，一旦身被拘系，陷于刑禁，小则鞭挞肌肤，大则编配绞斩，破荡家产，离弃骨肉，方此之时，欲为四民之业而何可得也？ 在“重农抑商”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郑至道在台州任上提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四民皆本论”，看似偶然，实非偶然。
  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重农抑商”的古代“四民社会”，向“工商皆本”的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型。台州文化领天下风气之先，率先提出了“治生即道”、“四民皆本”的治生思想，走在时代思潮的前列。
  其实，台州文化“治生即道”、“四民皆本”的治生思想，渊源于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宗派创始人智者大师。
  天台宗佛教伦理“治生即道”思想的“入世”精神，是产生“四民皆本”论的思想基础。２０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部世界性名著构建了著名的“韦伯式命题”。他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西方教会走下神坛，从“出世”走向“入世”。教会神权的世俗化（即新教伦理），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这是西方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关键性的文化动因。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书中，按“韦伯式命题”的思路，对中唐以来新佛教（禅宗）、新道教（全真教）、新儒教（宋明理学）的“入世伦理”，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并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商人与传统宗教伦理，尤其是与新儒教伦理的关系。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面探讨三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专著。书中指出了“韦伯式命题”的偏颇（尤其是对中国），但对释道二教“入世”伦理的源流缺乏相应的溯求。此处重在探讨天台宗“治生即道”佛教伦理的入世精神。
  １． 智者大师的“三谛圆融”论，成为沟通“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纽带。
  “治生”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此“治生”涵义一般泛指商业经营。在“士居四民之首”的士农工商社会中，素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对贩运有无、求田问舍之类的“治生”谋利，历来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所鄙薄，这正是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思想基础。而早在１４００多年前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治生即道思想：“一切治生产业， 皆与实相（佛法）不相违背。”（《法华玄义》卷五上）台湾版的《佛光大辞典》解释为：“指世俗之日常生活及生计职业等俗事，均与佛教正道相契合。此即禅林中以搬柴运木等日常生活为佛道修行之一。”智者“治生即道”思想，涵义已由儒家商业经营，扩充到世俗社会的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其源本于佛教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后被誉为“经王”的《法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诸所说法，随其义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若说俗间经书，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 作为“出世宗教”的印度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妄不实，故为“假”（又作“俗”）。惟有超越现实世界，才是“真”，故追求“真”而否定“假”，导致“真实”与“假像”、“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的二元对立。智者根据佛教中观学说，结合中国国情，采取“随义立名”、“六经注我”之方式“说己心中所行法门” （《摩诃止观》卷一上），在“真实”与“假像”、“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 之间，创造性地构建了一条“即此即彼”的“中道”，这就是“三谛圆融”论。
  三谛，即真谛（谛指真理）、俗谛、中谛。真谛指超越现实世界的“空”，俗谛指现实世界的“假”，中谛既看到超越现实世界的“真空”，又肯定现实世界虽“假”而存在的“妙有”。既不偏“空”，又不偏“有”，“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摩诃止观》卷一上），这就是“三谛圆融”。其“入世”意义在于肯定现实世界存在的“合法性”，并与超越现实世界的“出世”思想并行不悖。此即“人间佛教”思想的渊薮。
  ２． 强调“世法即是佛法”，肯定现实世界的合法性。
  在“圆融”佛教“入世”与“出世”二元分立之后，智者又开始圆融儒教与道教。
  他认为：“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陵弱，天下焦遑，民无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 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法华玄义》卷八上） 智者所说的“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是世间法，世间法即是佛法，其切入点即是以佛教伦理的“五戒”与世俗社会的“五常”、“五行”伦理一体化：“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整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常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刺，防杀；《尚书》明义让， 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极，无能逾无能胜。”（《摩诃止观》卷六上） 智者论述了儒佛的一体化，他认为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木、金、水、土、火）和五经（《礼》、《乐》、《诗》、《尚书》、《易》）与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一致的，其对应关系如下表： 智者在《摩诃止观》（卷六下）又认为：“孔丘姬旦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爱下，世间大治，礼律节度，尊卑有序，此扶于成也。乐以和心，移风易俗，此扶于定。先王至德要道，此扶于慧。元古混沌，未宜出世，边表根性，不感佛兴，我遣三圣，化彼真丹，礼义前开，大小乘经然后可信。真丹既然，十方亦尔，故前用世法而授与之。” ３． 肯定“即世成道”，形成“治生即道”的佛教伦理思想。
  智者认为人人本具佛性，并非都要“出世”修行，“入世”亦可成道：“如佛世时，在家之人，带妻挟子，官方俗务，皆能得道”。① 他以“三谛圆融”的“入世”精神，化“真”为“俗”，化“佛”为“儒”，化“释”为“道”；使佛法回到“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人间，因此“世法即是佛法”。智者在天台山种苣拾橡，农禅并举（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凭借陈隋王朝的支持、发展佛教经济，为创立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经济基础。他还将“公平买卖，诚信交易”的经济伦理，运用到佛法的济世度人之中：“今以众生譬买，如来譬卖”，“若一欲卖，一不欲买，则不相主对；若买卖两和，则贸易交决，贵贱无悔”。② 其法理依据就是“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佛法）不相违背”的“治生即道”思想。这一思想智者在《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中反复强调，《法华玄义》中出现的频率竟多达七次，其用意亦在佛法“理虽即是”，但恐信众“日用（而） 不知”。① 智者的“治生即道”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开建设“人间佛教”之先河。从禅宗六祖慧能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日用禅”，到２０世纪初太虚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都是“治生即道”思想的演进与发展。
  １９８７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协第五届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常规，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报告中指出：“一切治生产业（即工农商业），悉是佛道”的教义，中国佛教“农禅并重”、“一日而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将为建设“人间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二是促进了宋代事功学派“四民皆本”和明代泰州学派“日用即道”启蒙思潮的产生。
  从天台郑至道的“四民皆本”、到叶适的“四民交致其用论”，再到是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分支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为王艮（１４８３—１５４１）、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等。他们鉴于王氏后学流于虚空之弊，提出了著名的“日用即道”思想。以“真情”来批判“伪理”。李贽更是明确指出：“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 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焚书》卷一《答邓明府》）他反对封建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并以民众日用作为道德的价值取向，无疑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从中亦可看出：“日用即道”系由智者“治生即道”思想发展而来的轨迹。作为佛教天台宗根本道场的天台县令郑至道与永嘉叶适，在“三教合一”思潮广为盛行的宋代， 其“四民皆本论”、“四民交致其用论”均明显受智者大师“治生即道”思想的影响， 这就是郑至道“四民皆本论”与叶适“四民交致其用论”产生的思想基础。
  宋代台州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之学生、《嘉定赤城志》主编陈耆卿，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将天台郑至道“四民皆本”论等《谕俗七篇》编入《嘉定赤城志》的“风土门”，既体现了对“治生即道”思想、“四民皆本论”、“四民交致其用论”新四民观的支持，又使郑至道“四民皆本论”历经九百多年而流传至今。
  正如叶坦研究员在《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中所指出的：“此（四民皆本论）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要）早约五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