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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号濂溪，北宋道州营道（湖南道县）人，为宋明理学的开山，人称“濂学”。其主要成就是吸收了道教宇宙发生论，与《易传》的宇宙理论相结合，建构了儒学哲学的基本宇宙生成模式。其学说主要体现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周敦颐的儒家宇宙生成论主要采自道教华山陈抟的《无极图》，只是“颠倒其序，更易其名，附以大易，以为儒者之秘传。盖方士之诀，在逆而成丹，故从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顺生人，故从上而下”（黄宗炎《太极图辨》），以儒家名词代替了道教术语。
  周敦颐认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是因为圣人能“以诚为本”：“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太极图说》）“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也；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如何臻于“诚”的境界呢？那就是“主静”的修养实践论：“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同上）“圣人定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为无欲故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因而明代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也认为：“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其实，这“主静立极”学说分别受到南朝天台顾欢“无欲即圣”思想和唐代天台司马承祯（６４７—７３５）“主静去欲”论的影响。
  顾欢“无欲即圣”思想见于解释儒家经典《论语》之中。他在解释《论语· 先进》中“回也其庶乎，屡空”一语时说：“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之，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
  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皇侃《论语义疏》引）司马承祯发展了顾欢“无欲即圣”的思想，其道教哲学的核心是“主静去欲， 坐忘得道”。他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也。静而生慧矣，动则生昏也。”因而他要求主静：一要简缘，“简缘者，择要去烦也”；二要无欲，“无欲者， 断贪求也”；三要静心，“静心者，止浪游也”。这三者为“主静去欲”之枢要。
  顾欢提倡“无欲即圣”，司马承祯强调“主静去欲”，目的是为了“得道”；周敦颐主张“主静去欲”，目的是为了“成圣”。虽前者属道教，后者为儒教，但均通过“主静去欲”的修养实践以追求二教最高精神境界的自我超越，二者可谓是“同出一辙”。
  司马承祯的“主静去欲、坐忘得道”思想不仅与周敦颐的“主静去欲、以诚成圣”理论“如出一辙”，而且还对程朱理学创始人、北宋“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的“内外两忘、心与理一”的“定性”学说深有影响。
  程颢（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与其弟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并称为“二程”。河南洛阳人，故称其学名“洛学”。程颢青少年就学于周敦颐。
  其弟程颐称其“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老、释者几十年，返求之经而后得之”（《二程集·明道先生行状》）。这说明程颢与其他理学家一样，受到释道文化的熏陶。
  他们兄弟俩创立了“天理”学说，以既是自然法则，又是社会准则的“理”代替了宋代以前中国哲学中“天”的本体地位，成为宋代以降儒家哲学中的核心概念， 宋明理学亦由此而得名。此为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在修养实践理论上，他在周敦颐“主静无欲、以诚成圣”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内外两忘，心与理一”的“定性”理论。
  所谓“定性”，即是“定心”。就是认识和体验自己的本心和本性。“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不“以外物为外”，不“以己性有内外”，“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为之累哉”（《二程集·答横渠张子原先生书》）。“内外两忘”就是“与物浑然一体”、“心与理一”，将“己”融于“万物”之中，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为达到这种境界，程颢提出了“主敬”的修养方法：“所谓敬者，主一谓之敬；所谓一者，无适谓之一。”（《遗书》卷十五）“敬”为存养天理：“中者， 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唯敬而无失最尽。”（《遗书》卷十一）存养天理要做到“主一”，“主一”就是固其心志：“一者， 天也，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使一。”程颢易周敦颐“主静”为“主敬”，是因为“虚静”为道教名词之故。尽管如此，程颢的“定性”学说与司马承祯的“主静坐忘” 理论相较，仍“透出”渊源非常密切的“天机”：司马承祯认为“坐忘”是“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程颢则言“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司马承祯说：“以无事为真定，以有事为应迹，若水镜之为鉴，则遇物而见形”；程颢则说：“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司马承祯将“敬信”作为“修身得道”的前提，程颢则把“主敬”作为“修身定性”的入门。司马承祯主张“道与心通、心与道一”，“散一身为万法，混万法于一身”；程颢则提倡“心与理一，万物一体”。由此可见，司马承祯的“主静坐忘”理论确为程颢“定性”学说之先驱。
  而永嘉学派开山祖王开祖《儒志编》的“诚敬论”，亦明显受到司马承祯“主静去欲说”的影响： 君子之德，莫原于诚。诚，则物之来也，如鉴。诚者，成也，所以成人也。人而不诚，禽兽奚择焉。君子处则其身安，出则其道尊，无他不欺而已矣。形容不欺，刍禾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动而不欺愚懵。
  欲其欺朝廷君臣之间，难矣哉。
  夫诚者，微也。诚于心，人莫之见也；接于物，亦莫之见也。由人服而物化之，然后见焉。及其至也，充乎天地之大，此其着可知也矣。收放心者，莫善于存诚。我勿问其所至，速自省而已矣。凝目于鼻，游心于带，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则见其存于室，行则见其立于舆，是治心者，也非养心者也。天地之化，日月之明，四时之行，万物之变，皆备于我。吾则内充焉圣人之用心，如斯而已尔。
  不过所不同的是，司马承祯的“主静坐忘论”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的色彩， 经程颢把周敦颐的“主静无欲，以诚成圣”理论，改造为“内外两忘，心与理一” 的“定性”理论。王开祖的“诚敬说”以及郑伯熊在黄岩委羽山受徐庭筠的“诚敬说”的教诲，其本源均由天台山高道司马承祯的“主静去欲说”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