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据清代台州学者洪颐煊《台州札记》卷二《春秋大儒》载： 《新唐书·陆质传》：字伯冲，世居吴，明《春秋》，师事赵匡，匡师啖助。质书传二家学，历信、台二州刺史。《啖助传》：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天宝末调临海尉。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 十年乃成。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啖、陆，《春秋》大儒，皆官于台州。
  啖助（７２４—７７０），字叔佐，唐赵州（河北赵县）人，后迁居关中。唐代儒学家，尤长《春秋》之学，唐天宝（７４２—７５５）末年，曾任临海尉。他认为：《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经相互攻击，因此主张治学不必拘泥于“师法”和“家法”，变《春秋》专门之学为通学，他以十年时间，撰成《春秋集传》、《春秋统例》二书，门人赵匡、陆淳加以完善和发展，其主要思想保留陆淳所编着的十卷《春秋集传纂例》之中。
  陆淳（？—８０６），字伯冲，因避唐宪宗讳而改名质，吴郡（江苏吴县）人，唐代儒学家，受啖助《春秋》之学。唐贞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８０４—８０５）任台州刺史，适逢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入唐至天台山求法。陆淳因崇信天台宗，恰迎请天台宗第十祖道邃至台州龙兴寺开讲《摩诃止观》，因从之受法。最澄向陆淳献赠黄金与珍宝，“陆公精孔门之奥旨，蕴经国之宏才，清比冰囊，明逾霜月”，①予以婉辞，并命道邃集众抄写天台宗教典，计１２８部３８４卷，陆淳亲自“开宗指审”。最澄学成回国时，陆淳不仅题写“印记”，还为之饯行“三月初吉，遐方景浓，酌新茗以饯行，劝春风以送远”。并赋诗以赠：“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祴，讲堂日出映朝霞。”诗描述了最澄学成归国的喜悦心情，并期望他回国后大力弘扬天台宗。天台宗之所以成为中国化的第一个佛教宗派，主要是天台宗并非印度佛教的简单移植，拘泥于印度佛典“本本的训诂”，而是根据当时中国国情的“实际”，“说己心中所行之法门”， 与中国儒道文化融为一体的“中国佛教宗派”。儒学的训诂之学重章句，义理之学重精神。前者为“汉学”，后者为“理学”；前者重“五经”，后者重“四书”。
  陆淳“舍《传》求《经》”的《春秋》学精神实质，即是“舍”《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对《春秋》的训诂诠释，而求《春秋》原著的“微言大义”。这实际上是天台宗宗风在其学说上的体现。陆淳深崇“总万行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的“天台妙旨”（陆淳《印记》，出处同上），综合了啖助、赵匡关于《春秋》的学说，编着成《春秋集传纂例》１０卷、《春秋集传辩疑》１０卷、《春秋微旨》３卷，清代《古经解汇函》收录。所发论点“多异先儒”，开宋明理学“疑经”风气之先河。《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一》认为：“而程子则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朱熹亦非常推崇陆淳“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一书中认为：陆淳的《春秋》学“论生人之意，讲大中之道” 与“以《经》驳《传》”的方法，均受到佛教天台宗“中道观”的启示和“创新”学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