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赵师渊（约１１５０—１２１０），字几道，号讷斋，黄岩人。出身宗室，原籍河南开封，据其弟赵师夏《香远堂记》（《赤城集》卷十五）载：“昔我大父宗卿（赵子英， 赵德昭六世孙，《嘉定赤城志》卷十二有传），随跸而仕南方，再转丞兹邑（即黄岩），绍兴之丙辰也（即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嘉定赤城志》作绍兴五年，此从师夏说）。”赵子英黄岩县丞任满遂寓于黄岩。父赵伯淮（１１１９—１１７７），官终平海军节度判官。兄弟４人以师渊为长，次师骞、师游、师夏。师渊于淳熙（１１７１— １１８９）初师从寓居黄岩的名儒应恕（字仁仲，朱熹称应恕为“隐居老友”《朱熹集》中答应仁仲凡六书，均为探究理学）。登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进士，《民国台州府志·寓贤录》载其父于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卒前已任衢州推官，淳熙十一年任南剑州推官。绍熙五年（１１９４）时相赵汝愚荐为职事官，翌年汝愚罢相，师渊“翩然东归，益究所学，积十余年不仕”（《万历黄岩县志》卷五），终仕司农太常丞。
  著有《讷斋集》（已佚），与朱熹合撰《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称《纲目》）。
  朱熹与师渊师生之缘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朱熹首次主管台州崇道观的淳熙初年，经“隐居老友”应恕推荐而结识；二是淳熙九年秋朱熹提举浙东按行台州时所师从。因淳熙十一年，赵汝愚帅福州，朱熹门人林择之为其幕府。朱熹即向择之推荐师渊等人，以备赵汝愚用人之需：“闻沙县宰颇有才，南剑州推官赵师渊、剑浦令丞皆晓事，此是将来帅（指赵汝愚）官南剑，可备使令之人。”（卷二十七《与林择之书》） 赵师渊之弟与朱熹家有两次婚姻关系：一是二弟或三弟聘朱熹之女朱叔（１１７３—１１８７）为妻，时在淳熙十四年，惜乎天不假寿，“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卷九十三《女已埋铭》）。朱熹痛遭女夭之变，遂退还赵家聘礼，因为朱家“诸女及孙（女）虽多，而年岁无相当者，其最长才十有二耳”，“反复思之，唯有别以他女再结姻好之为善”。又“闻几道（即赵师渊）太夫人至为悲恸变食，此意尤不敢忘耳”（卷五十四《答应（恕）仁仲书四》）。正因为赵氏合家悲痛，故朱熹亦愿再续秦晋之缘。第二次是赵师渊幼弟赵师夏娶朱熹长孙女（朱塾之女）为妻。
  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绍熙元年进士，历官朝奉大夫知兴国军、湖北提举常平。师从朱熹约在淳熙十四年，其《答吕子约（祖俭）书六》（卷四十八）载： “几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几道”即师渊，时南剑州推官任届期，故云“改秩”，“其弟”即师夏。《朱公（松）行状》（卷九十七）又云：“（孙）女九，长适文材郎赵师夏。”朱熹还撰有《赵婿亲迎礼大略》（卷六十九），当为娶亲之时使用的仪礼程序。赵氏兄弟师从朱熹，为朱熹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赵师夏“尝以循天理、任智力论曾点、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释，及论荀卿性恶礼伪，其失出于一。又尝作《春秋传》、《诚几善恶图》，以诚居中而为本，善几居诚之下而正发，恶几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敦颐）之意。又以二几相对列诚之下，云此证胡氏之失”，①深为朱熹所器重。此外，赵师夏还参加了朱熹《礼书》的编撰，朱熹认为“《仪礼》文字很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卷五十九《答赵恭父书二》）。当然贡献最大首推赵师渊，协助朱熹编撰成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纲目》。《纲目》究出谁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朱、赵合编，朱定凡例，赵总其成，这自宋至今的主流观点；二是朱熹独撰，系少数当代朱子学研究者持此观点，如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等。
  《朱子大传》认为：师夏为朱熹长孙女婿，根据朱熹之子朱塾的婚期推出其女的大致年龄，进而得出乾道八年朱熹草成《纲目》时，赵师渊刚刚出世。这一观点由于对赵氏家世缺乏必要的了解，其推论在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一书中已遭否定。而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根据《朱子大全》中朱熹曾撰写过纲目，且反对以“春秋笔法”来纂修《纲目》，进而否定朱熹与赵师渊论修《纲目》八封书信系“伪作”，其结论是朱熹独撰。作者还称其考证成果，“可使７００多年的《纲目》历史公案明之于天下”。
  那朱熹与赵师渊论修《纲目》“八书”（下简称“八书”）究竟是真作，还是伪作？这是解开《纲目》“合修”还是“独撰”之关键。据《朱熹集》附录《版本考略》，朱熹生前已有文集刊行于淳熙十六年，并非朱熹手定，庆元元年（１２００）朱熹卒，其幼子朱在（１１６９—１２３９）始初编《正集》于嘉定十年（１２１７），《续集》为王遂编于淳祐五年（１２４５），《别集》为余师鲁编于景定四年（１２６３），至此，朱熹正、续别集诗文全帙始备。现《朱熹集》（卷五十四）辑有朱熹《答赵几道书》二函， 《答赵致道书》三函（卷五十九），其内容主要是探究理学，当为赵师渊兄弟俩提供。但赵师渊为何当时不提供“八书”呢？因其文集今佚无考，只能从当时时代背景去考察，这就是中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朱熹既是赵师渊兄弟俩的尊师，又是他们的祖辈（首次姻缘关系为子辈， 第二次因娶其长孙女，故为祖辈）。当是出于维护朱熹形象等原因，赵师渊才秘不示人“八书”，以影响朱熹的“冠名权”（朱熹卒后，朱子学由“禁学”渐成“显学”），约嘉定三年（１２１０），赵师渊卒后５５年，即咸淳元年（１２６５），南宋末期最知名的理学家之一，朱熹三传弟子金华王柏（１１９７—１２７４）就聘于台州上蔡书院主讲席，偶“观《讷斋赵公文集》，间有考亭（朱熹）往来书问，乃知纲下之目属（嘱）笔于讷斋（即赵师渊），而昔未之闻也。讷斋曰：‘《凡例》一册已抄在。’此信乎？果有是书也。尘编将发，影响自露。及因上蔡书堂奉祠，谢君作章为赵之妫力嘱其询问，曰：‘尝毁于水而未必存。’越一年始报日：‘《凡例》幸得于赵君与峦。’录以见授。”（王柏《纲目凡例后序》，附四库本《纲目》） 由此可见，赵师渊生前并未提供“八书”，只是编入自己的文集之中，５０多年后王柏亦是偶然才首次发现“八书”。王柏不但精于朱子学，台州朱子学派车若水等人还视其为“朱学正脉”，而且对天文历算、地理博物、文字音韵、诗词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正因为经过朱学权威王柏的鉴定，且载于《纲目》卷首，才使“八书”流传至今。自宋末至清，朱熹文集一再辑佚“扩容”，但始终未将“八书”编于集内，直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郭齐、尹波点校的《朱熹集》才辑入《遗集》之中，历史跨度长达７００余年。这种奇特现象亦蕴含了“为贤者讳”的历史信息。但所收编之“八书”，从内在逻辑联系来看确有欠顺之处，笔者微调试编，以就教于方家： 第一书：“《纲目》能为整顿否？得留念幸甚。”（原第二书） 第二书：“《纲目》看得如何？得为整顿，续成一书，亦佳事也。”（原第一书）第三书：“《纲目》想闲中整顿得尽可观，恨相去远，不得相聚讨论也。” （原第四书） 第四书：“《通鉴纲目》目次如何？有便幸逐旋寄来。”（原第五书） 第五书：“闲中了得《纲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何处？自古治日少、乱日多，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某今此大病几死， 幸而复苏。未病时补得《稽古录》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续整理。更欲续《大事记》记熙宁以后，亦觉难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贤者，用功亦不多也。” （原第七书） 第六书：“所补《纲目》幸早见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为一一看过否？ 若闲中能为整顿一番，亦幸事也。巡幸还宫，当如所谕，但其间有事者，自当随时笔削，不可拘一例耳。后汉单于继立不书，本以匈奴衰，不足详载， 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类耳。更告详之，却于例中略见其意也。”（原第六书） 第七书：“《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但观数处，已颇详尽。东平王苍罢归藩，连下文幸邺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补之矣。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者，目欲详备后不烦冗耳。”（原第三书） 第八书：“所补《纲目》今附还，亦竟未及细看，不知此书更会如何整顿。恐须更以本书目录及《稽古录》、《皇极经世》、《编年通载》等书参定其纲，先令大事都无遗漏，然后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时讲论治道之言，无纲可附者，惟《唐太宗纪》中最多。虽以事类强而附之，然终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于崩葬处作一总叙，略依次序该载，如何？ 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礼》书，已无余力。此事全赖几道为结果了却， 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录》中书乱亡事时，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无以示惩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与其交党之尤用力者，使其遗臭无穷，为万世之明鉴也。”（原第八书） 如此编次，文意似通顺些。从“八书”内容、赵师渊为人、《纲目》成书过程和历代学者评价来看，“八书”并非伪作： 第一，无作伪之动机与迹象。
  知人论世、实事求是为治学之本。赵师渊为朱熹高弟，朱曾荐于赵汝愚， 赵汝愚罢相，赵师夏因韩侂胄弄权，遂“翩然东归，专力问学，积十余年不仕”。
  后任太常丞，又因论成肃后山陵事而忤时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年６１卒， 时人目为“当代端人”（《宋元学案》）。宋代著名理学家、“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在《祭太丞赵公几道文》中，称赵师渊为人“卓荦不群，器能足以任重，谋虑足以经远”；“英明敏达，是非立断，宦游所至，声称籍籍，天资可谓高矣。学问以充之，师友以磨之。养之以宽洪，守之以坚正。宁陆沉于下位，耻阿世以苟求”。① 对其人品才识作了高度评价。朱熹三传弟子王柏“尝跋晦翁所与讷斋帖，称讷斋（赵师渊）登朱子之门为最先；其后远庵（赵师夏）昆弟相继而进，开之以道谊，缔之以婚姻，往来尺牍其多可知然；则讷斋在诸赵中，晦庵（朱熹）所尤注望者”。② 由此可见赵师渊品行学识，深受时人推许。朱熹既是尊师，又是姻亲，故在“庆元学禁”取缔理学之际，“危难之处见亲情”，朱熹幼子朱在庆元三年（１１９７）曾一度避于姻亲黄岩赵家。又据《光绪黄岩县志》、《温岭松浦朱氏宗谱序》记载：宋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十月，朱熹四世孙朱玮宦于台州，后因元兵渡江，归闽途阻，遂居于天台水南。后朱沛定居黄岩山亭街，卒于黄岩。其四世孙朱贵巍入赘温岭松门，明清以来，成为温岭、黄岩之望族。朱熹《答苏晋叟书》（卷五十五）云“今又以‘伪学’得罪于明时”，“（朱）在亲迎黄岩未归”；又《答应仁仲书》（卷五十四）云“久不闻问，小儿（朱在）归彼告，乃知向来体中尝不佳”。自朱在编朱子《正集》、王遂编《续集》、余师鲁编《别集》，历史跨度六七十年，赵师渊生前既未自诩合编《纲目》，其后裔又未夸饰炒作“八书”，至王柏偶观赵师渊文集才得之。王柏作为宋末朱子学权威，向以“疑经”名著于时，对“八书”不可能不进行鉴别，而贸然列于《纲目》之首。更何况“宁陆沉于下位， 耻阿世以苟求”的一代端士赵师渊定非作伪之流，其后裔亦非夸饰炒作之辈， 故从动机与迹象看“八书”应是真作，而非伪书。
  第二，与相关事实相符。
  一是与朱熹晚年健康状况相符。从“八书”载朱熹“《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原第三书），“某今此大病几死，幸而复苏”（原第五书）等语看，尤其是后者，当作于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夏，是年夏朱熹大病几近两月；“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数矣”（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书》八）；“熹今年一病，几至不可支吾” （卷五十八，《答徐子融书》四）；“熹今夏一病几死，今幸可安”（《答吴伯本书》十五）。至于朱熹晚年所记眼疾，从淳熙四年在《答张敬夫书》（卷三十二）中就称“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此后“近年自觉昏愦，不复更有长进” （《别集》卷四，《答向伯元书》四），“熹目益盲，而《中庸》未了”（卷五十五，《答李守约书》七）；“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别集》卷二，《答刘智夫》四），“熹则左目全盲，右亦渐不见物也”；“熹目盲，不能亲书”（卷五十四，《答应仁仲书》五、六）等不胜枚举，朱熹自述与“八书”所载完全一致。
  二是与《纲目》成书事实相符。朱熹于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在《资治通鉴纲目序》（卷七十五）中，称《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从其语意看，《纲目》编撰似已告竣，而实则相反。从其作序至庆元六年（１２００）逝世，“《纲目》仅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宋黄干《朱子行状》）。时间长达２８年，为何还未成书？朱熹在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十一月《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卷二十二）中称：“臣自集诸经训说之外，于《资治通鉴》亦尝妄有论次。数年之前草稿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为千古之恨。”意为《纲目》草稿略具，但为官后公务繁忙，“遂至因循”。事实上朱熹十年前所作之序至多是“基本思路”而已。乾道八年秋，从朱熹致函李伯谏三书内容看，朱熹分配《纲目》撰“纲”任务：三国部分由李伯谏承担，南北朝原拟由任希夷撰写，后归张元善，东晋部分由少舆撰写，唐代部分由朱熹自撰，但先秦、秦汉及五代由谁承担不明（详见《续集》卷八，《答李伯谏》）。淳熙元年冬， 朱熹苦于各人学识，分工撰纲与其凡例不尽相符。朱熹始觉殊非易事：“《通鉴》功夫浩博，甚悔始谋之太锐，今甚费心力。然已为之，不容中辍。”（《别集》卷六，《答林择之》）淳熙四年４８岁的朱熹已觉身体日衰，“近年衰悴日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书（指《纲目》）。而多事分夺，无力誊写，未知何时可脱稿”（卷三十二《答张敬夫书》）。翌年朱熹在《答李滨老》书（卷四十六）中又提及《纲目》：“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衰眊浸剧，草稿如山，大惧不能卒业，以为终身之恨。”淳熙七年三月，朱熹在《答吕伯恭》书（卷四十六）中流露了无专人担纲编纂《纲目》的焦虑心情：“《纲目》此中正自难得人写，亦苦无人专一子（仔）细工夫。”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朱熹致函曾任台州知州的尤袤：“《纲目》不敢动着，恐遂为千古之恨。”（卷三十四《答尤延之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还载有朱熹约于绍熙四年（１１９３）与门人陈淳、黄义刚的语录：“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自朱熹作序至此已长达２１年，还无专人担纲总成《纲目》一书， 在朱熹“门人如云”的弟子内，岂无一专才耶？最后还是“亲者无怨”，朱熹终于选择了既是高弟，又是姻亲的“当代端人”赵师渊。
  “八书”中值得注意是三处“闲”字：“《纲目》想闲中整顿得尽可观”，“闲中了得《纲目》”，“（《纲目提要》）若闲中能为整顿一番”，说明《纲目》当作于赵师渊赋闲家居之际。庆元元年（１１９５），与朱熹、赵师渊关系密切的赵汝愚罢相， “庆元党禁”风起，朱熹“夺职罢祠”，而赵师渊受牵连后“翩然东归，益究所学， 积十余年不仕”。是年“大病几死”的朱熹在“门人离散”风烛残年的凄凉晚景中，思多年之夙愿《纲目》尚未完成，询赵师渊“《纲目》能为整顿否”，亦在情理之中。因而赵师渊“积十余年不仕”的主要时间与精力应是在编撰《纲目》上。
  既是系统地整理编纂《纲目》，不可能不涉及原有凡例、提要、纲目的调整与充实，因成书于朱熹逝世后，朱熹生前未及修订，故有“每以未及修补为恨”的终生遗憾。从“八书”所论事实和文风来看，均与《朱熹集》相一致。又《纲目》于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由朱熹幼子朱在刊刻于泉州，与赵师渊“积十余年不仕”，全力修纂《纲目》的时间正相吻合。可见“八书”并非伪作。
  第三，历代学者的认同。
  自王柏发现并肯定朱熹与赵师渊论《纲目》“八书”后，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认同。元代学者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载：“《凡例》既定，晚年付门人讷斋赵氏接续成之。”明代理学家宋濂《通鉴纲目附释》载：“（朱子）亲为《通鉴》提要， 以授天台（指台州）赵师渊几道，使著其目、凡例，盖一十九门，总一百三十有三条。凡下有目，目下有类，至详且悉也。师渊遂据提要，为纲目五十九卷。”清代学者芮长恤《纲目分注补遗提要》载：“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板未题赵师渊之名，后人遂以为分注亦出朱子。”清代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提要》载：“朱子因《资治通鉴》作《纲目》，唯《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目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八）、《光绪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如今的《辞海》、《辞源》、《理学大辞典》等均肯定《资治通鉴纲目》系朱、赵合撰。当然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朱熹的作用，认为此书“全出讷斋”（清全祖望《书朱子纲目》），亦是有失偏颇，应是“始于朱熹，成于师渊”。朱、赵合编《纲目》开创了史学的新体裁———“纲目体”，它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而是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① 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笔法”加以发展和完善。《纲目》取“《春秋》之义”首先表现在辨正闰明顺逆。认为自周至五代千余年历史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朝为正统王朝，其他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等。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弑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
  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夏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笔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纲目》是一部通过叙事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由于《纲目》比《资治通鉴》更适合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而纲目体裁一直影响到元明清三朝。如元代尹成华的《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鉴纲目书法》、王幼学的《通鉴纲目集览》、徐昭文的《通鉴纲目考证》，明代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南轩的《通鉴纲目前编》、徐济的《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清代康熙帝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帝的《御批通鉴辑览》、杨陆荣的《辽金正史纲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