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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派是台州儒学三大流派中的龙头学派，它源于朱熹、中经王柏阐扬，适逢南宋王朝提倡，从而成为既是台州的又是全国官学的龙头学派。
  朱熹与台州缘起，台州学者均认为始主台州崇道观（天台桐柏宫）的淳熙元年（１１７４）六月。乾道九年（１１７３）五月，有旨特改朱熹为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朱子以为改官赋禄，盖朝廷进贤赏功、优老报勤之典，乃使小臣终年安坐，一日无故而骤得之，求退得进，义所不安。故三具辞免，逊避逾年”，至淳熙元年六月始受命。① 然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朱熹与台州缘起，当始于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朱熹集》卷一载有朱熹《题谢少卿药园二首》诗： 其一谢公种药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群，花药亦婆娑。一掇召冲气， 三掇散沈疴。先生澹无事，端居味太和。老木百年姿，对立方嵯峨。持此借日夕，不乐复如何！ 其二少儒忝师训，迷谬失其方。一为狂酲病，望道空茫茫。颇闻东山园， 芝术缘高冈。喑聋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药园翁，何以起膏肓？ 谢少卿即谢伋（？—约１１５９），字景思，河南上蔡（河南汝县）人，其父谢克家为南宋初的台州知州和参知政事，谢曾任太常寺少卿。绍兴二年（１１３２）谢克家上书弹劾秦桧卖国，秦桧罢相。绍兴八年（１１３８）秦桧复相，谢氏父子时辞官隐居于台州黄岩灵石寺。谢克家卒，谢迁居黄岩三童岙，开辟药园，种药为生，自号“药寮居士”，著有《药寮丛稿》２０卷、《四六谈麈》１卷。从朱熹“先生澹无事，端居味太和”与“少儒忝师训，迷谬失其方”及“再拜药园翁，何以起膏肓” 等诗意看，这两首诗当是年轻时拜谒谢时所作。上蔡谢氏是理学家程颢、程颐“洛学”的主要传人，年仅２２岁的朱熹作为晚辈，崇尚理学，自称“少儒”，尊谢为“先生”、“药园翁”，亦是恰如其分。１９８９年，黄岩历史学会在三童岙发现了高１３米、宽０．８米的朱熹手迹“天然”石刻，当是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拜访谢氏时所书。朱熹为何要到黄岩拜访谢氏，是因为其父朱松系谢克家荐于高宗， 两家有世交。此后，朱熹与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主台州崇道观，一次提举浙东按行台州，讲学授徒，广交学友，奏免台州丁绢，兴建黄岩六闸，为发展台州文化、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也不为贤者讳，在“朱唐（仲友）交恶”的台州历史公案中，亦有学派观点不同的因素，但总体上还是瑕不掩瑜。《朱熹集》中与台州有关的诗文近百篇（首），可见与台州关系之密切。现将台州朱子学派的传承与主要儒学成就综述于下。
  台州朱子学派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传承方式。直接传承主要指朱熹所交游的学友与所传授的门人。台州学友有临海石子重，黄岩应恕、天台徐大受等；台州门人有黄岩林伯和、林叔和、赵师渊、赵师雍、赵师夏、池从周、杜烨、杜知仁、杜贯道，天台潘时举，临海林恪、赵恭父，仙居吴梅卿、郭磊卿等。间接传承指朱熹台州门人杜氏与金华朱子学派王柏（为朱熹三传弟子）任职台州上蔡书院讲学授徒所形成的朱子后学。其流为二：一是黄岩杜氏学系，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岩杜范、邱渐、戴良齐、方仪，临海戴亨等；二是金华王柏的朱子学系， 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岩的车若水、黄超然，临海周敬孙、陈天瑞、杨珏、杨琦等。
  至明初，两大学系融为一体，其代表人物为宁海方孝孺。明清代表人物还有太平（今温岭市）谢铎、临海金贲亨、黄岩王棻等，《宋元学案》又称“南湖学派”。
  台州朱子学派的主要成就有： １． 石子重与《中庸集解》石.（１１２８—１１８２），字子重，号克斋，南宋著名理学家，其先新昌县人，后徙居临海章安（今属台州市椒江区），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进士，授右迪功郎，任郴州桂阳县主簿。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调朱熹家乡福建南剑州尤溪知县，终知南康军事。
  又于章安创建观澜书院，讲学授徒，名震一时。著有《周易集解》、《大学集解》、《中庸集解》等，后人尊为“台州大儒”。《嘉定赤城志》称其与朱熹游，“里人知有洛学”。明代理学家谢铎在《尊乡录节要》中亦称“台（州理）学之传，实自公始”。
  石子重与朱熹交游甚密，《朱熹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书》即有十二函，主要探究“穷理尽性”、“格物致知”、“性善情恶”、“理一分殊”等儒家心性哲学命题，惜乎其十卷文集已佚，难得以“窥豹”。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称其首封书函始于乾道八年，时石子重正在尤溪任上。翌年九月石子重“靡金钱四十万，用人力三万工，不资诸士，不取诸民”，建成县学，并为置学田数百亩，购书万卷，致函朱熹作记，朱熹于是年十月撰《南剑州尤溪县学记》（卷七十七），自称“尝得游于石君， 而知其所以学者，盖皆古人为己之学；又尝以事至于其邑（按：指临海），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余”；“是以承命而不辞焉”。该记盛赞石氏兴学之举：其意不在“夸壮观，饰游声”，而在于“敷教作人”，“使学者惟知修身穷理，以成其性”；“天下之凡为郡县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为心焉，则圣人之道、圣人之化，将不忧其不明于天下矣！”从记中亦反映出石子重与朱熹交游并非始于乾道八年， 当在绍兴二十一年拜访黄岩谢伋时所结识，因临海既是台州首县，又是黄岩的必经之地，故朱熹自称“尝以事至于其邑”。乾道九年，朱熹又遵石氏之嘱，为之作《克斋记》。朱熹认为石子重“尝以‘克’名斋，而属予记之”，是深知孔子“克己复礼”之精义，“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予惟‘克’‘复’之云，虽若各为一事，其实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今子重择以斯言，而独以‘克’名其室，则其于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谓知其要矣”。朱熹对石子重儒学造诣非常推许，尝称其“论仁之体用，甚当；以此意推之，古今圣贤之意，历历可见，无一不合；窃愿与长者，各尽力于斯”（《朱熹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六月，石子重卒，①朱熹亲撰长达一千七百言的《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概述其勤奋好学、清廉耿直的一生。所著《文集》十卷，《周易集解》、《大学集解》均佚，《赤城集》存《徐季节先生墓志铭》、《节孝巷记》文二篇，《台诗三录》存《题金鳌山如画轩》绝句一首：“京洛风尘久未开，晚寻云水上天台。如何更下金鳌浦，缥缈江山首重回。”唯《中庸集解》二卷经朱熹删定，更名为《中庸辑略》，《四库全书》（经部八）有收。
  乾道九年，石子重于尤溪知县任上为教学《中庸》之便，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良仲、尹焞十家之说，编成《中庸集解》二卷。朱熹为作《中庸集解序》，序中回顾了《中庸》自战国至宋代的流传史，指出自秦汉以来，“圣学失传”的原因是“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并告诫儒生“读此书，使之毋跛于高，毋骇于奇，必沉潜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务必“践其实”，力戒空谈之弊，并对此书编纂作了很高的评价：“子重之为此书，采掇无遗，条理不紊，分章虽因众说， 然去取之间，不失其当，其谨密详审。”《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作者为子思（孔子之孙孔伋），随着宋代“退《五经》尊《四书》”儒学思潮的兴起，日益受到理学家的重视。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四书章句集注》，然其《中庸章句集注》则是参考《中庸集解》提炼而成。《中庸章句集注》成书于淳熙十六年三月，与《中庸集解》相距１６年。《中庸集解》集周敦颐等十家之说，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称已“会众说而折其中”，从“集解”到“集注”，正是“中庸学”发展与提升的历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指出：石子重的《中庸集解》“采周敦颐等十家解说《中庸》之语，朱子《中庸辑略》即据此书为蓝本也”。清代名儒王棻在《台学统·石子重传》按语中亦给予相同的评价：“此书矣，有宋周、张、二程诸儒出，实能接孔孟之传，而朱子集其大成。于是作为《（中庸）章句》、《（中庸） 或问》，以发明其蕴奥，而《章句》、《或问》，实皆本于《（中庸）集解》，则石氏此书，信千古道统之所系矣，今特著为‘台学性理（即台州理学）之宗’。” ２． 赵师渊与《资治通鉴纲目》赵师渊（约１１５０—１２１０），字几道，号讷斋，黄岩人。出身宗室，原籍河南开封，据其弟赵师夏《香远堂记》（《赤城集》卷十五）载：“昔我大父宗卿（赵子英， 赵德昭六世孙，《嘉定赤城志》卷十二有传），随跸而仕南方，再转丞兹邑（即黄岩），绍兴之丙辰也（即绍兴六年，１１３６年，《嘉定赤城志》作绍兴五年，此从师夏说）。”赵子英黄岩县丞任满遂寓于黄岩。父赵伯淮（１１１９—１１７７），官终平海军节度判官。兄弟４人以师渊为长，次师骞、师游、师夏。师渊于淳熙（１１７１— １１８９）初师从寓居黄岩的名儒应恕（字仁仲，朱熹称应恕为“隐居老友”《朱熹集》中答应仁仲凡六书，均为探究理学）。登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进士，《民国台州府志·寓贤录》载其父于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卒前已任衢州推官，淳熙十一年任南剑州推官。绍熙五年（１１９４）时相赵汝愚荐为职事官，翌年汝愚罢相，师渊“翩然东归，益究所学，积十余年不仕”（《万历黄岩县志》卷五），终仕司农太常丞。
  著有《讷斋集》（已佚），与朱熹合撰《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称《纲目》）。
  朱熹与师渊师生之缘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朱熹首次主管台州崇道观的淳熙初年，经“隐居老友”应恕推荐而结识；二是淳熙九年秋朱熹提举浙东按行台州时所师从。因淳熙十一年，赵汝愚帅福州，朱熹门人林择之为其幕府。朱熹即向择之推荐师渊等人，以备赵汝愚用人之需：“闻沙县宰颇有才，南剑州推官赵师渊、剑浦令丞皆晓事，此是将来帅（指赵汝愚）官南剑，可备使令之人。”（卷二十七《与林择之书》） 赵师渊之弟与朱熹家有两次婚姻关系：一是二弟或三弟聘朱熹之女朱叔（１１７３—１１８７）为妻，时在淳熙十四年，惜乎天不假寿，“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卷九十三《女已埋铭》）。朱熹痛遭女夭之变，遂退还赵家聘礼，因为朱家“诸女及孙（女）虽多，而年岁无相当者，其最长才十有二耳”，“反复思之，唯有别以他女再结姻好之为善”。又“闻几道（即赵师渊）太夫人至为悲恸变食，此意尤不敢忘耳”（卷五十四《答应（恕）仁仲书四》）。正因为赵氏合家悲痛，故朱熹亦愿再续秦晋之缘。第二次是赵师渊幼弟赵师夏娶朱熹长孙女（朱塾之女）为妻。
  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绍熙元年进士，历官朝奉大夫知兴国军、湖北提举常平。师从朱熹约在淳熙十四年，其《答吕子约（祖俭）书六》（卷四十八）载： “几道且得改秩，亦是一事，其弟在此亦佳。”“几道”即师渊，时南剑州推官任届期，故云“改秩”，“其弟”即师夏。《朱公（松）行状》（卷九十七）又云：“（孙）女九，长适文材郎赵师夏。”朱熹还撰有《赵婿亲迎礼大略》（卷六十九），当为娶亲之时使用的仪礼程序。赵氏兄弟师从朱熹，为朱熹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赵师夏“尝以循天理、任智力论曾点、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释，及论荀卿性恶礼伪，其失出于一。又尝作《春秋传》、《诚几善恶图》，以诚居中而为本，善几居诚之下而正发，恶几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敦颐）之意。又以二几相对列诚之下，云此证胡氏之失”，①深为朱熹所器重。此外，赵师夏还参加了朱熹《礼书》的编撰，朱熹认为“《仪礼》文字很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卷五十九《答赵恭父书二》）。当然贡献最大首推赵师渊，协助朱熹编撰成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纲目》。《纲目》究出谁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朱、赵合编，朱定凡例，赵总其成，这自宋至今的主流观点；二是朱熹独撰，系少数当代朱子学研究者持此观点，如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等。
  《朱子大传》认为：师夏为朱熹长孙女婿，根据朱熹之子朱塾的婚期推出其女的大致年龄，进而得出乾道八年朱熹草成《纲目》时，赵师渊刚刚出世。这一观点由于对赵氏家世缺乏必要的了解，其推论在方彦寿《朱熹书院门人考》一书中已遭否定。而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根据《朱子大全》中朱熹曾撰写过纲目，且反对以“春秋笔法”来纂修《纲目》，进而否定朱熹与赵师渊论修《纲目》八封书信系“伪作”，其结论是朱熹独撰。作者还称其考证成果，“可使７００多年的《纲目》历史公案明之于天下”。
  那朱熹与赵师渊论修《纲目》“八书”（下简称“八书”）究竟是真作，还是伪作？这是解开《纲目》“合修”还是“独撰”之关键。据《朱熹集》附录《版本考略》，朱熹生前已有文集刊行于淳熙十六年，并非朱熹手定，庆元元年（１２００）朱熹卒，其幼子朱在（１１６９—１２３９）始初编《正集》于嘉定十年（１２１７），《续集》为王遂编于淳祐五年（１２４５），《别集》为余师鲁编于景定四年（１２６３），至此，朱熹正、续别集诗文全帙始备。现《朱熹集》（卷五十四）辑有朱熹《答赵几道书》二函， 《答赵致道书》三函（卷五十九），其内容主要是探究理学，当为赵师渊兄弟俩提供。但赵师渊为何当时不提供“八书”呢？因其文集今佚无考，只能从当时时代背景去考察，这就是中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朱熹既是赵师渊兄弟俩的尊师，又是他们的祖辈（首次姻缘关系为子辈， 第二次因娶其长孙女，故为祖辈）。当是出于维护朱熹形象等原因，赵师渊才秘不示人“八书”，以影响朱熹的“冠名权”（朱熹卒后，朱子学由“禁学”渐成“显学”），约嘉定三年（１２１０），赵师渊卒后５５年，即咸淳元年（１２６５），南宋末期最知名的理学家之一，朱熹三传弟子金华王柏（１１９７—１２７４）就聘于台州上蔡书院主讲席，偶“观《讷斋赵公文集》，间有考亭（朱熹）往来书问，乃知纲下之目属（嘱）笔于讷斋（即赵师渊），而昔未之闻也。讷斋曰：‘《凡例》一册已抄在。’此信乎？果有是书也。尘编将发，影响自露。及因上蔡书堂奉祠，谢君作章为赵之妫力嘱其询问，曰：‘尝毁于水而未必存。’越一年始报日：‘《凡例》幸得于赵君与峦。’录以见授。”（王柏《纲目凡例后序》，附四库本《纲目》） 由此可见，赵师渊生前并未提供“八书”，只是编入自己的文集之中，５０多年后王柏亦是偶然才首次发现“八书”。王柏不但精于朱子学，台州朱子学派车若水等人还视其为“朱学正脉”，而且对天文历算、地理博物、文字音韵、诗词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正因为经过朱学权威王柏的鉴定，且载于《纲目》卷首，才使“八书”流传至今。自宋末至清，朱熹文集一再辑佚“扩容”，但始终未将“八书”编于集内，直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郭齐、尹波点校的《朱熹集》才辑入《遗集》之中，历史跨度长达７００余年。这种奇特现象亦蕴含了“为贤者讳”的历史信息。但所收编之“八书”，从内在逻辑联系来看确有欠顺之处，笔者微调试编，以就教于方家： 第一书：“《纲目》能为整顿否？得留念幸甚。”（原第二书） 第二书：“《纲目》看得如何？得为整顿，续成一书，亦佳事也。”（原第一书）第三书：“《纲目》想闲中整顿得尽可观，恨相去远，不得相聚讨论也。” （原第四书） 第四书：“《通鉴纲目》目次如何？有便幸逐旋寄来。”（原第五书） 第五书：“闲中了得《纲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何处？自古治日少、乱日多，史书不好看，损人神气，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某今此大病几死， 幸而复苏。未病时补得《稽古录》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续整理。更欲续《大事记》记熙宁以后，亦觉难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贤者，用功亦不多也。” （原第七书） 第六书：“所补《纲目》幸早见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为一一看过否？ 若闲中能为整顿一番，亦幸事也。巡幸还宫，当如所谕，但其间有事者，自当随时笔削，不可拘一例耳。后汉单于继立不书，本以匈奴衰，不足详载， 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类耳。更告详之，却于例中略见其意也。”（原第六书） 第七书：“《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但观数处，已颇详尽。东平王苍罢归藩，连下文幸邺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补之矣。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者，目欲详备后不烦冗耳。”（原第三书） 第八书：“所补《纲目》今附还，亦竟未及细看，不知此书更会如何整顿。恐须更以本书目录及《稽古录》、《皇极经世》、《编年通载》等书参定其纲，先令大事都无遗漏，然后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时讲论治道之言，无纲可附者，惟《唐太宗纪》中最多。虽以事类强而附之，然终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于崩葬处作一总叙，略依次序该载，如何？ 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礼》书，已无余力。此事全赖几道为结果了却， 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录》中书乱亡事时，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无以示惩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与其交党之尤用力者，使其遗臭无穷，为万世之明鉴也。”（原第八书） 如此编次，文意似通顺些。从“八书”内容、赵师渊为人、《纲目》成书过程和历代学者评价来看，“八书”并非伪作： 第一，无作伪之动机与迹象。
  知人论世、实事求是为治学之本。赵师渊为朱熹高弟，朱曾荐于赵汝愚， 赵汝愚罢相，赵师夏因韩侂胄弄权，遂“翩然东归，专力问学，积十余年不仕”。
  后任太常丞，又因论成肃后山陵事而忤时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观，年６１卒， 时人目为“当代端人”（《宋元学案》）。宋代著名理学家、“甬上四先生”之一的袁燮在《祭太丞赵公几道文》中，称赵师渊为人“卓荦不群，器能足以任重，谋虑足以经远”；“英明敏达，是非立断，宦游所至，声称籍籍，天资可谓高矣。学问以充之，师友以磨之。养之以宽洪，守之以坚正。宁陆沉于下位，耻阿世以苟求”。① 对其人品才识作了高度评价。朱熹三传弟子王柏“尝跋晦翁所与讷斋帖，称讷斋（赵师渊）登朱子之门为最先；其后远庵（赵师夏）昆弟相继而进，开之以道谊，缔之以婚姻，往来尺牍其多可知然；则讷斋在诸赵中，晦庵（朱熹）所尤注望者”。② 由此可见赵师渊品行学识，深受时人推许。朱熹既是尊师，又是姻亲，故在“庆元学禁”取缔理学之际，“危难之处见亲情”，朱熹幼子朱在庆元三年（１１９７）曾一度避于姻亲黄岩赵家。又据《光绪黄岩县志》、《温岭松浦朱氏宗谱序》记载：宋咸淳十年（１２７４）十月，朱熹四世孙朱玮宦于台州，后因元兵渡江，归闽途阻，遂居于天台水南。后朱沛定居黄岩山亭街，卒于黄岩。其四世孙朱贵巍入赘温岭松门，明清以来，成为温岭、黄岩之望族。朱熹《答苏晋叟书》（卷五十五）云“今又以‘伪学’得罪于明时”，“（朱）在亲迎黄岩未归”；又《答应仁仲书》（卷五十四）云“久不闻问，小儿（朱在）归彼告，乃知向来体中尝不佳”。自朱在编朱子《正集》、王遂编《续集》、余师鲁编《别集》，历史跨度六七十年，赵师渊生前既未自诩合编《纲目》，其后裔又未夸饰炒作“八书”，至王柏偶观赵师渊文集才得之。王柏作为宋末朱子学权威，向以“疑经”名著于时，对“八书”不可能不进行鉴别，而贸然列于《纲目》之首。更何况“宁陆沉于下位， 耻阿世以苟求”的一代端士赵师渊定非作伪之流，其后裔亦非夸饰炒作之辈， 故从动机与迹象看“八书”应是真作，而非伪书。
  第二，与相关事实相符。
  一是与朱熹晚年健康状况相符。从“八书”载朱熹“《通鉴纲目》以眼疾不能细看”（原第三书），“某今此大病几死，幸而复苏”（原第五书）等语看，尤其是后者，当作于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夏，是年夏朱熹大病几近两月；“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数矣”（卷五十四，《答项平父书》八）；“熹今年一病，几至不可支吾” （卷五十八，《答徐子融书》四）；“熹今夏一病几死，今幸可安”（《答吴伯本书》十五）。至于朱熹晚年所记眼疾，从淳熙四年在《答张敬夫书》（卷三十二）中就称“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此后“近年自觉昏愦，不复更有长进” （《别集》卷四，《答向伯元书》四），“熹目益盲，而《中庸》未了”（卷五十五，《答李守约书》七）；“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别集》卷二，《答刘智夫》四），“熹则左目全盲，右亦渐不见物也”；“熹目盲，不能亲书”（卷五十四，《答应仁仲书》五、六）等不胜枚举，朱熹自述与“八书”所载完全一致。
  二是与《纲目》成书事实相符。朱熹于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在《资治通鉴纲目序》（卷七十五）中，称《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从其语意看，《纲目》编撰似已告竣，而实则相反。从其作序至庆元六年（１２００）逝世，“《纲目》仅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宋黄干《朱子行状》）。时间长达２８年，为何还未成书？朱熹在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十一月《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卷二十二）中称：“臣自集诸经训说之外，于《资治通鉴》亦尝妄有论次。数年之前草稿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永为千古之恨。”意为《纲目》草稿略具，但为官后公务繁忙，“遂至因循”。事实上朱熹十年前所作之序至多是“基本思路”而已。乾道八年秋，从朱熹致函李伯谏三书内容看，朱熹分配《纲目》撰“纲”任务：三国部分由李伯谏承担，南北朝原拟由任希夷撰写，后归张元善，东晋部分由少舆撰写，唐代部分由朱熹自撰，但先秦、秦汉及五代由谁承担不明（详见《续集》卷八，《答李伯谏》）。淳熙元年冬， 朱熹苦于各人学识，分工撰纲与其凡例不尽相符。朱熹始觉殊非易事：“《通鉴》功夫浩博，甚悔始谋之太锐，今甚费心力。然已为之，不容中辍。”（《别集》卷六，《答林择之》）淳熙四年４８岁的朱熹已觉身体日衰，“近年衰悴日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书（指《纲目》）。而多事分夺，无力誊写，未知何时可脱稿”（卷三十二《答张敬夫书》）。翌年朱熹在《答李滨老》书（卷四十六）中又提及《纲目》：“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衰眊浸剧，草稿如山，大惧不能卒业，以为终身之恨。”淳熙七年三月，朱熹在《答吕伯恭》书（卷四十六）中流露了无专人担纲编纂《纲目》的焦虑心情：“《纲目》此中正自难得人写，亦苦无人专一子（仔）细工夫。”淳熙十三年（１１８６），朱熹致函曾任台州知州的尤袤：“《纲目》不敢动着，恐遂为千古之恨。”（卷三十四《答尤延之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还载有朱熹约于绍熙四年（１１９３）与门人陈淳、黄义刚的语录：“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自朱熹作序至此已长达２１年，还无专人担纲总成《纲目》一书， 在朱熹“门人如云”的弟子内，岂无一专才耶？最后还是“亲者无怨”，朱熹终于选择了既是高弟，又是姻亲的“当代端人”赵师渊。
  “八书”中值得注意是三处“闲”字：“《纲目》想闲中整顿得尽可观”，“闲中了得《纲目》”，“（《纲目提要》）若闲中能为整顿一番”，说明《纲目》当作于赵师渊赋闲家居之际。庆元元年（１１９５），与朱熹、赵师渊关系密切的赵汝愚罢相， “庆元党禁”风起，朱熹“夺职罢祠”，而赵师渊受牵连后“翩然东归，益究所学， 积十余年不仕”。是年“大病几死”的朱熹在“门人离散”风烛残年的凄凉晚景中，思多年之夙愿《纲目》尚未完成，询赵师渊“《纲目》能为整顿否”，亦在情理之中。因而赵师渊“积十余年不仕”的主要时间与精力应是在编撰《纲目》上。
  既是系统地整理编纂《纲目》，不可能不涉及原有凡例、提要、纲目的调整与充实，因成书于朱熹逝世后，朱熹生前未及修订，故有“每以未及修补为恨”的终生遗憾。从“八书”所论事实和文风来看，均与《朱熹集》相一致。又《纲目》于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由朱熹幼子朱在刊刻于泉州，与赵师渊“积十余年不仕”，全力修纂《纲目》的时间正相吻合。可见“八书”并非伪作。
  第三，历代学者的认同。
  自王柏发现并肯定朱熹与赵师渊论《纲目》“八书”后，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认同。元代学者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载：“《凡例》既定，晚年付门人讷斋赵氏接续成之。”明代理学家宋濂《通鉴纲目附释》载：“（朱子）亲为《通鉴》提要， 以授天台（指台州）赵师渊几道，使著其目、凡例，盖一十九门，总一百三十有三条。凡下有目，目下有类，至详且悉也。师渊遂据提要，为纲目五十九卷。”清代学者芮长恤《纲目分注补遗提要》载：“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板未题赵师渊之名，后人遂以为分注亦出朱子。”清代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提要》载：“朱子因《资治通鉴》作《纲目》，唯《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目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八）、《光绪黄岩县志》、《民国台州府志》、如今的《辞海》、《辞源》、《理学大辞典》等均肯定《资治通鉴纲目》系朱、赵合撰。当然有的学者完全否定朱熹的作用，认为此书“全出讷斋”（清全祖望《书朱子纲目》），亦是有失偏颇，应是“始于朱熹，成于师渊”。朱、赵合编《纲目》开创了史学的新体裁———“纲目体”，它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而是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① 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笔法”加以发展和完善。《纲目》取“《春秋》之义”首先表现在辨正闰明顺逆。认为自周至五代千余年历史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朝为正统王朝，其他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等。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弑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
  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夏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笔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纲目》是一部通过叙事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由于《纲目》比《资治通鉴》更适合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而纲目体裁一直影响到元明清三朝。如元代尹成华的《通鉴纲目发明》、刘友益的《通鉴纲目书法》、王幼学的《通鉴纲目集览》、徐昭文的《通鉴纲目考证》，明代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南轩的《通鉴纲目前编》、徐济的《通鉴纲目集览正误》，清代康熙帝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帝的《御批通鉴辑览》、杨陆荣的《辽金正史纲目》等。
  ３． 董楷与《周易传义附录》董楷，临海人，字正叔（作正翁），一字克斋，董亨复之子。宝祐四年（１２５６） 进士。初为绩溪簿，后至吏部郎中。其学出于陈器，陈器出于朱子，故其说《易》，惟以洛闽为宗。其著作《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据该书自序载，此书编于宋咸淳丙寅年（１２６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成于丙辰年，盖“辰”为“寅” 字之误。《易》之象数义理不可分，《易》之原于象数，有象数则义理具其中，象数发为义理。程子偏重义理，朱子惟易之原，二者虽有异，皆可合易为一，朱子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常教人读《本义》与程氏《易传》相参照。董楷传朱子之学， 也继承了朱子这一思想。他说：“程子奋乎千载之下，始以随时变易，从道而发明阴阳变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贯事，该体用，合显微，使夫学是书者， 立言制行，处己治人，守常应变，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义》辞益简严，深探古圣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随于诸儒术数之末流，释《彖传》则第明其为卦象、卦变、卦体、卦德，而不费于辞说。释《大传》则又精密微妙、明白简易，有先儒未所及者。”（《周易传义附录原序》）又于《本义》卷首附“河图”、“洛书”、“先天” 诸图，“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来，一出于天之自然，而非人为智巧之私，又复古经传次序、推原四圣所以成书之本意”（同上）。因此，朱子之易，皆“所以发明程子之说，或足其所未尽，或补其所未圆，或白其所未莹，或贯其所未一”（载同上）。不仅如此，董楷将朱子之愿望付诸实践，故而合程子与朱子之书而为一。朱子《本义》用吕祖谦所订古本，程氏用王弼本，董氏“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沿及明永乐中，胡广等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误”。① 在此书卷首下有“朱子易图说”一篇，列“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等图，并取《易学启蒙》及《文集》、《语录》即“成书所未备者”以释其图，其资料之详备，亦为研究朱子象数易必读之作。朱彝尊曾指出： “按程子《传》依王弼本，朱子《本义》依吕氏本。本不可合而一，克斋董氏乃强合之。倪正甫曰：易以理寓象数，因象数以明理。汉儒多明象数，而于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注《易》，儒者于谈理日胜，乃复尽略象数，二者皆《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则程伊川为最，兼象数则朱子为详。集二书为一，庶几理与象数兼得之，则董氏未合之前，倪氏已有此论矣。”（《经义考》卷三十七）朱氏在此一方面指明了董氏合程子、朱子易版本之误，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其合程子、朱子易从内容上说是兼得象数与义理。此论较为公允。① ４． 方孝孺的朱子学思想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明代理学家。字希直、希古。宁海人。少从其父方克勤（１３２６—１３７６）习伊洛学，后从宋濂学。初为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名其读书之堂为“正学”，人称“正学先生”。惠帝时，召为翰林院侍讲，旋迁侍讲学士。曾主持纂修《太祖实录》等。燕王朱棣（明成祖）兵入京师，因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被磔于市。株连十族（九族及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福王时追谥文正。平生以圣贤自期，“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缑城杂诫》），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曾指出“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礼也， 乐也，刑罚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载同上），论天理人欲、义利之辨，认为“养身莫先于饮食，养心莫要于礼乐，人未尝一日舍饮食，何独礼乐而弃之”（同上）。指出“尚鬼之国多病，好利之国多贫”（同上）。
  学术上精研程朱，磨勘经史。主张“经世”、“务实”，反对空言。认为儒者之道“必也本诸身，见诸政教”（同上）。将修自身行与成物成务的用世相统一。学的目的是用世，为学不能只读圣贤书，更应当投入“举目欣之”的万物世界。对身外“凡有声音”、“有形者”的“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都应悟其道理，反对离物弃世的心悟和禅冥。儒者之学应有“补世”的治术，以成事功。读圣贤书也应“稽古”以“审时”，“达当世之务”。自称“方氏之学，以行为本”（《九箴·务学》）。“行”首在用世，不是狭义的道德实践。否定佛教的离世思想和有灵觉的鬼神论。提出“形禅气续”说，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认为气是万物最初和最基本的元素，人的生死寿夭就是气的聚用，气尽形尽，魂魄亦尽，不存在不灭的灵魂，更没有轮回报应。著作有《缑城集》、《希古堂稿》、《逊志斋集》等。其刚正不阿、以身成仁的气节精神鲁迅先生誉为“台州式的硬气”。因而方孝孺的儒学成就不在于哲学，而在于气节。
  ５． 谢铎与《伊洛渊源续录》谢铎（１４３５—１５１０），明代著名理学家，字鸣治，太平（今浙江温岭市）人，学者称方石先生。英宗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孝宗弘治三年（１４９０），擢南京国子监祭酒。翌年，谢病归，家居近十年，后复出，擢礼部左侍郎管祭酒事。他为政廉直，有盛德之名，被当世学者誉为“天下第一流人物” （《台学统》卷三十四引），卒赠礼部尚书，谥文肃。据《明史》本传载：谢铎“性介特，力学慕古”，熟谙经史之学，著有《元史本末》、《宰辅沿革》、《国朝名臣事略》、《四子择言》、《祭礼仪注》、《方石文集》等。《伊洛渊源续录》（共六卷，下称《续录》）是他在理学史方面的代表作。
  此书是继朱熹《伊洛渊源录》（下称《渊源录》）而作。《渊源录》（十四卷）是朱熹为弘扬理学“道统”于乾道九年（１１７３）编著而成，主要记载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其门人弟子的言行。身列程门而言行无所见者，亦录其姓名字号，旨在以前贤矜式后人。《续录》成书于明成化十六年（１４８０），共录２１ 人，书以朱熹为宗主，上录朱熹之师承者罗从彦、李侗等，而佐以朱熹之友张栻、吕祖谦等，后录黄干、何基、王柏等传朱子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卢钟锋教授在《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中对此书作了系统的研究分析： 第一，从《续录》的编修意图来看，它以表彰朱学、承续朱学道统之传为己任。
  谢铎在《续录·前序》论及其续修意图时说：“先生（朱熹）既没，其遗言绪论散见《六经》、四子者，固已家传而人诵矣。独其授受源委，与夫出处履历之详，穷乡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则无以尽见其全体大用之学。铎僭不自量，于是窃取先生之意，具勉斋撰《行状》，与其师友之间凡有预闻于斯道者，定为《续录》六卷，以见先生继往开来之功，于是为大，而是《录》之不可不续也。” 可见，谢铎《续录》之作是为了接续朱著《伊洛渊源录》之遗绪，表彰理学， 弘扬道统。只是两书表彰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渊源录》郑重表彰的是二程伊洛之学，以便确立它在“圣学”传承中的正宗地位；而《续录》郑重表彰的是朱学，以便为它确立上承伊洛之学的历史统绪，续道统之传。其编修意图的朱学特色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从《续录》的内容来看，它以朱熹为宗主，以朱学为正传，专门辨其授受源委，考其道统源流。
  所谓“以朱熹为宗主”，是指《续录》始终以朱熹的师承传授作为全书的主线而言。它始以罗从彦、李侗，是因为他们同为朱熹思想的渊源所自，而李侗则为朱熹所直接师承。罗从彦虽非朱熹所直接师承，却是上接二程伊洛之学正传的关键人物。《续录》以他俩为开卷，显然是为朱熹确立上承二程伊洛之学的历史统绪。
  《续录》辅以张拭、吕祖谦，是因为他们同属南宋理学的开派人物。张栻是南宋湖湘学统的奠基者，吕祖谦是婺学的代表人物，与朱熹有“东南三贤”之称。《续录》辅以张栻、吕祖谦，不但符合南宋理学史的实际情况，而且更能烘托出朱熹在发展理学方面的宗主地位。《续录》为之立传的朱熹门人、后学多为朱门的正传，如蔡元定为闽中“朱学干城”，居于“领袖朱门”的地位；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在光大朱学方面有殊功，被视为朱熹之正宗嫡传；赵师渊等属“台州诸儒”中之佼佼者，“积十余年不仕”全力修纂《纲目》。他们在光大朱学方面均有独特的建树，同属朱学之正脉。《续录》以朱熹为宗主，专门辨析朱门授受源委的朱学特色，是十分鲜明突出的。
  第三，从《续录》的体裁来看，它完全依照朱著《伊洛渊源录》所开创的学案体学术史形式。
  学案体学术史是以《渊源录》为开端，《续录》则是继其后的又一部学案体学术史著作。从编修形式看，《续录》具有学案体学术史的基本特点，如因人立传，言行并载，按理学家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论其先后，定其次第，于记行之外，又另立记言栏目，以记其著述、言论和师友的评说等。但是，《续录》在编纂体例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它对于立传对象的选择、文献资料的编排和取舍较之《渊源录》，更具有鲜明的朱学宗派性质。这是明代朱学统治确立的历史产物。它表明每一时代的社会思潮总是制约着该时代的学术史研究。它决定着该时代的学术史研究的走向，规定着该时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内容和特点。
  ６． 王棻与《台学统》王棻（１８２８—１９００），晚清著名的儒学家，字子庄，号耘轩，黄岩（今台州市黄岩区）人。少师从黄岩学者姜文衡、李飞英习经史。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为优贡生，六年中举人，后两次应试不第，遂以讲学著书为终生之志。历主黄岩九峰、清献、处州（今丽水市）莲城、温州中山、临海宗文等书院讲席。他崇尚宋明理学，赞颂民族气节，提倡以“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滨海变邹鲁”作为教育宗旨， 台州近代学者喻长霖、王舟瑶、朱谦、管世骏、黄方庆等均出于门下。光绪八年（１８８２）江西乡试，一半以上中举出于王棻执掌的书院。
  王棻论学不立门户，著文不事雕琢，务求持论公允，对性理、经济、训诂、词章有深入研究，对地方文献真伪，作翔实考据。著有《经说偶存》、《六书古训》、《史记补正》、《大礼平议》、《中外和战议》、《柔桥文钞》等。
  王棻一生著书７３４卷，台州近代首推第一。除县志及《柔桥文钞》等少数著作刊行外，大多束稿高阁。１９１８年，喻长霖（系其外甥）在沪求助吴兴刘承干出资刊印《台学统》。王棻著作部分被临海、黄岩博物馆收藏，部分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文革”时流失。
  晚清台州著名学者王舟瑶（１８５８—１９２５）在《台学统序》中，回顾了台州儒学史的编纂历程：“昔逊志（方孝孺）尝欲搜辑邑里遗事，为先达传，竟未成书。
  成化间谢文肃铎始为《尊乡录》四十一卷，又为《节要》四卷，既而以正《录》过于繁，以《节要》失之略，别为《详节》十卷。嘉靖间，王侍郎启复为《尊乡续录》、《三录》，其后金副使贲亨又别为《台学源流》七卷。谢氏之四十一卷本、十卷本，王氏之《续录》、《三录》，今皆不传，唯存《节要》四卷，既病其简；金氏专录性理之学，亦为未备。于是柔桥（王棻）先生发凡起例，广采博掇，别为《台学统》百卷，足以补谢《录》之缺，而为台学之渊海矣。” 由上可知，修纂台州儒学史始于明谢铎的４１卷本《尊乡录》，此书今佚，唯存《自序》。后谢铎从中选取“台州十大儒”、“六忠臣”、“五大臣”、“十五孝子”， 每人记其事迹，并为之作赞，卷末附台州乡里拾遗２０事，事各为诗，编成《尊乡录节要》４卷。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间，黄岩王启（１４６５—１５３４）又编成《尊乡续录》、《尊乡三录》。临海金贲亨（１４８３—１５６４）编成《台学源流》７卷，此书今存， 共编收自宋代徐中行至明代方孝孺、陈选３０人，各有传。存疑１５人，按时代不同附姓名于传末。金贲亨时处明中叶，“心学”盛行，因而其编纂宗旨居于陆九渊“心学”与朱熹“理学”之间。因《台学源流》仅属理学史性质，未能涵盖台州儒学，故王棻“广采博掇”，自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始纂《台学统》，至晚年成书百卷，上始于晋，下迄于清，溯台州儒学源流，分为“气节”（１２卷）、“性理”（３３ 卷）、“经济”（８卷）、“词章”（３６卷）、“训诂”（８卷）、“躬行”（３卷）六派，共编收３３７人，集台州儒学之大成，总结了台州儒学发生和发展的历程，反映了台州儒学“气节为本，汉宋兼融”的两大特点。
  第一，《台学统》体现了“气节为本”的台州儒学主基调。
  气节是中国儒学的传统精华，亦是台州儒学的基本特点。台州儒学气节之士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不随流俗的隐士，如晋代的任旭，宋代的徐中行、徐庭筠，元代的翁森等均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高节之士；二是为官清正的廉士，如宋代的吴芾、陈良翰、鹿何，明代的鲁穆、庞泮、吴时来等均是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的清节之士；三是取义成仁的烈士，如宋人的陈克、杜浒、明代的方孝孺、陈函辉等均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节之士。“气节之学”构成了台州儒学的主基调。王棻在《台学统叙录》中指出：“性生理（理学）者，六经之道也； 经济者，六经之用也；词章者，六经之文也；训诂者，六经之学也……（儒学）其大本则曰‘气节’，其大用则在‘躬行’。”因而他不仅将“气节”冠于台州儒学六派之首，而且将台州儒学之源始于有“高风亮节”之誉的晋代任旭：“吾台之士， 国史有传，始于先生；而志节高迈，学识通博，亦必首推先生。”（《台学统·任旭传跋》）这既体现了王棻编纂《台学统》强调“儒者之学，以气节为本”的指导思想，亦如实地反映了台州儒学的基本特色。
  第二，《台学统》反映了“汉宋兼融”的台州儒家学术观。
  在儒学中，汉学指训诂学，又称小学；宋学指性理之学，即理学，又称大学。
  前者重文字，后者重义理。王舟瑶在《台学统·王棻先生传》中评价《台学统》的学术特点时指出：“先生论学不立门户，以为古今学术大别有四：曰性理，曰经济，曰训诂，曰词章，而其归有三：性理者，志于立德者也；经济者，志于立功者也；训诂、词章者，志于立言者也。四者皆有用，但当辨其真伪，不当互相是非。其说经以经证经，不偏主于汉宋。” 王舟瑶确实道出了《台学统》“汉宋兼融”的学术特色：一是《台学统》作为集台州儒学之大成，广为六派，历代台州名儒网罗无遗，而《台学源流》仅为台州理学家立传，且宗派色彩较浓，至多是理学史专著；二是《台学统》虽“六派并存”，但重在“性理”与“训诂”。王棻认为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性理者，因集众学之大成”，然“舍先儒之古训，则圣人之意亦突可得而见哉”（《台学统·训诂之学第五》按语）。因而《台学统》百卷，其中“性理”与“训诂”就占４１卷，比例达４１％。此外，《台学统》还专门设立“发前人所未发， 无别户分门之见”的“参汉宋派”，旨在融经学与理学为一体，从而体现“不立门户，汉宋兼融”的学术特点。从台州文化史来看，台州只有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而乏儒家宗派，这亦体现了台州儒学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