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州儒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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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东瓯丛考》 图书
唯一号: 110820020210001664
颗粒名称: 一、台州儒学的兴起
分类号: K289
页数: 9
页码: 219-227
摘要: 东瓯儒学始于何时,于史无载,今亦乏考。笔者以为,东瓯行政区域的首个建置,西汉始元二年(前85)设回浦县,隶会稽郡。此为东瓯第一个行政区域,应是东瓯儒学之发轫。据汉代教育制度,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官学又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私学又分书馆和经馆。东汉大思想家王充为上虞人,其《论衡·自纪》称自己八岁入书馆就读,“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东瓯首县的章安与上虞同隶会稽郡,即使当时章安尚不具备官学条件,私学应是存在无疑。随着郡县的设置,地方官学与私学亦应得到相应的发展。
关键词: 东瓯 研究 文化史

内容

东瓯儒学始于何时,于史无载,今亦乏考。笔者以为,东瓯行政区域的首个建置,西汉始元二年(前85)设回浦县(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隶会稽郡(浙江绍兴)。此为东瓯第一个行政区域,应是东瓯儒学之发轫。据汉代教育制度,学校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种:官学又分中央官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和地方官学(亦以传授儒学五经为主的郡国学)两种;私学又分书馆(启蒙教育,以识文解字、书法、算学为主)和经馆(传授儒学五经,由著名学者主持,类似宋代的书院)。东汉大思想家王充(27—97)为上虞人,其《论衡·自纪》称自己八岁入书馆就读,“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东瓯首县的章安(即西汉回浦县,东汉改章安)与上虞同隶会稽郡,即使当时章安尚不具备官学条件,私学应是存在无疑。因而随着东瓯第一个行政区域的形成,应是儒学南传东瓯之始。此后建安元年(196)设始平(天台),赤乌十二年(249)设临海,孙吴太平二年(257)设临海郡,东晋太宁元年(323)设宁海(今属宁波市),永和三年(347)设乐安(仙居),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后来的台州。随着郡县的设置,地方官学与私学亦应得到相应的发展。
  东瓯第一位名见于正史的儒者是晋代的任旭(?—326),《晋书·稳逸传》称其“幼孤弱,儿童时勤于学。及长,立操清修,不染流俗”。初为临海郡功曹, 后见郡将蒋秀为官贪婪,遂归隐不出。后其高节之名闻于朝野,十诏不赴,终隐于章安。晚清台州学者王棻台州儒学史《台学统》将其列为台州儒学之开山。任旭幼贫,就学可能是私学,惜于史无载。而于史有载的东瓯最早的私学教育家则是南朝的顾欢(420—483)。
  顾欢本为吴郡盐官(浙江海宁)人,后归隐于天台楢溪(今天台县坦头镇欢溪),据《南齐书·顾欢传》记载,他在天台隐居地开馆授徒,学生多达百余人。教材是《诗》《书》等儒家经典。顾欢幼孤,每当授及《诗经·蓼莪》篇“哀哀父母”时, 便辄书痛泣,故学生要求废讲《蓼莪》篇。任旭虽为台州人,但其文章无存;顾欢虽有《夷夏论》、《道德真经注疏》等论著,但其是客籍人士。而现存最早的台州人第一篇儒学文章,则是唐代台州乐安(仙居)孙郃的《春秋无贤臣论》(载《全唐文》卷八百二十)。据《民国台州府志·文苑传》载:孙郃,字希韩,自幼博学多才,尝从方干学,登乾宁四年(897)进士第,爱好孟子、荀子、杨雄之书,为文学韩愈,仕至校书郎、河南府文学,累迁右拾遗。时朱温篡唐,孙郃因著《春秋无贤臣论》,遂弃官归隐故里,著书纪年,只用甲子,以示不臣之义。
  《春秋无贤臣论》文虽462字,然其笔锋犀利,一气呵成,因属台州儒学开山之作,故引录于下: 春秋列国,周之诸侯,受周之封,分为五等。五等之下,臣为陪臣。陪臣于诸侯,君父也;诸侯于周王,亦君父也;陪臣于周,犹大父也。夫为人子之道,孝于父母者,必欲孝于祖;陪臣忠于诸侯者,必欲忠于天子,则上下有序, 康义四方。今春秋陪臣,张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诸侯而敌周,是佐父而敌祖。遗祖之怨,成父之逆,恶莫大焉!言之于臣则非忠,语之于子则非孝,论之于道则伤义,推之于情则辜恩,遂使姬周削弱, 祀号而已。桓、文虽以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禅请隧之僭;管、晏虽有其功,何能谏之?而有反玷毁孔子之恶。于时,风教大坏,海内焚如。天不能阴骘下民,降大圣以为木铎,历国七十余,说而不遇,奔走齐鲁宋卫之郊,反若丧家之狗。知不司训,虑后世不知惧,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胜纪。《书》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内无一嘉祥,但有妖怪,谓春秋乱世,岂不诚然。于时,人不堪命,何耶?无贤臣也。予谓此论警众,士大夫多称之。遂闻$嘏,$嘏征而奇之,或谓可刊金石,训乎今后。既而喧传,则有难仆曰:春秋岂乏贤者,子谓之无,激之耶?鲜之耶?奈乎孔门何?曰: 孔门仕者鲜,又家臣耳。子不读圣贤书乎?《易》云: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春秋之大夫,小贞耳,盍以大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犹罪人! 孙郃的《春秋无贤臣论》是孟子“春秋无义战”思想的发挥,名论春秋无贤臣,实刺朱温之篡唐。宋代曾任台州通判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 “(孙)郃论春秋无贤臣,盖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唐代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台州除释道文化跻身唐代主流文化外,儒家文化却是“迟到的春天”,至晚唐才出现了项斯、孙郃两颗“儒家星辰”。前者登会昌四年(844)进士第,《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四辑其诗98首,后者登乾宁四年(897)进士第,《全唐文》卷八百二十辑其文4篇,《春秋无贤臣论》即是其中一篇。
  如果说唐代出现了台州首篇儒学(经学)专论《春秋无贤臣论》为台州儒学的发端期,那从宋代起开始进入成熟期,其主要标志不仅是引入胡瑗的“苏湖教法”,而且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之学三大流派,且儒家经学著述十大门类齐全。最早将开宋代理学风气之先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苏湖教法”,传入台州的则是时任仙居县令的陈襄和临海名儒徐中行。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江苏泰县)人,祖居安定(陕西安定县), 时称“安定先生”。他作为宋初第一位大教育家,对宋代儒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苏湖教法”上。“苏湖教法”主要是指胡瑗在苏州、湖州执教20余年, 总结与创立的一种分科教学方法。分“经义”、“治事”两斋,前者“习六经”,后者“明致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指出:“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 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苏湖教法”以经义与时务为重点,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词辞赋的学风。后胡瑗执掌太学,上至京师,下隧至州县,皆行其法,影响遍及全国。
  北宋庆历八年(1048),曾师从胡瑗的陈襄(1017—1080)为仙居县令,“初邑人未知为学”,陈襄作著名的《劝学文》:“一子为学,则父母有养;一弟为学, 则兄姊有爱;一家为学,则宗族和睦;一乡为学,则闾里康宁;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民国台州府志·名宦传上》)并创学宫、延名师,劝乡民子弟入学,亲至县学讲学,“偶出行部,遇山谷中有小学,辄下车为童子讲经,从学渐多”(同上)。龙泉名儒管师复、管师常兄弟俩,闻陈襄讲学仙居,大学儒学。遂投奔陈襄,陈襄收为门人,任为仙居都讲。陈襄北官后,兄弟俩又师从胡瑗,管师常后为太学正。(《民国台州府志·寓贤录》) 陈襄传入“苏湖教法”后,临海名儒徐中行(?—1123)、徐庭筠(1095— 1179)父子相继在临海、黄岩设帐课徒,教授乡里,使“苏湖教法”广为传播,《台学统》将其父子“二徐”列“台学之首”。徐中行,世居临海下白岩村,以教学为业,“闻安定胡公讲道苏、湖间,其徒各以经转相传授”,因游学京师,深受名臣范纯仁、司马光之赏识,“得安定所授经,馆于梵舍,熟读精思,攻苦食读,夏不扇、冬不炉、夜不安枕者逾年”,后“举进士不第,以明经教授乡邦,远近来学者, 肩摩袂属”,主张“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 (宋陈莹中《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载《赤城集》卷十六)。徐庭筠子承父业, 曾任郡学正,“以礼法率诸生”,主张“君子为善,欲无愧于心”(宋石子重《徐季节先生墓志铭》,载同上)。以高逸名重一时,《台学统》(卷一)辑其《咏竹》遗诗一道:“不论台阁与山林,爱尔岂惟千亩荫。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葛陂殆与龙俱化,嶰谷聊同风一吟。月朗风清良夜永,可怜王子独知音。” 徐中行父子《宋史》与《宋元学案》等俱有传,理学家朱熹曾闻名拜谒其墓,书“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作有《谒二徐先生墓》诗:“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门清一壶水,家富五车书。但喜青毡在,何愁白屋居。我来君已逝,挥泪表丘墟。”(《朱熹集·外集》卷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又见宋林表民《天台续集·别集》卷四)清代王棻在《台学统》(卷一)中指出:“言台学者,必首二徐,七百年来无异议矣。” 南宋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台州视为辅郡,程朱理学、浙东事功之学、陆九渊心学等各种思潮既吸收融会了台州的释道文化,进而发展为新儒学,又催化了台州儒学的成熟与繁荣。《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经籍考》辑录了台州儒学经学著作393部,宋代就占了77部(绝大部分为南宋时所著),说见下表: (二)台州儒家经学著作起讫篇目分类统计表从上二表可以反映出宋代台州儒学的成就,其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文化中心的南移。
  从中国建都历史来看,自秦至北宋,除东晋外,中国都城均是在东西轴线上移动。自南宋至今,中国都城均是在南北轴线上移动。而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往往即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西汉、隋唐定都西安,成为汉唐文化的代表; 东汉、西晋、北宋定都洛阳与开封,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南宋定都杭州,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指出: “华夷之别”,在于文野。文化中心的转移,可以导致一个地区由野变文,亦可由文变野:“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骏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 每个文化圈均有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带,其发展内在规律为:距文化核心地带愈近,其文化辐射受力愈强;反之则弱。南宋文化中心的南移,为台州儒学的繁荣奠定了“文化受力”的基础。
  第二,吴越钱氏的经营与居台,促使台州政治地位的提升。
  自唐乾宁四年(897)吴越王攻占台州,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宋长达81年内,吴越王委任的30名台州刺史中,钱氏王族占了7名,尤其是钱俶(920—988)于后晋升运三年(946)任台州刺史后,以天台禅僧德韶为师,后钱俶于后汉乾祐元年(948)继承吴越王位时,曾得到德韶的鼎力支持。台州遂成为吴越的“根据地”。钱俶拜德韶为国师,延请其高足永明延寿为杭州灵隐寺住持。应德韶之请重兴天台山智者十二道场,并遣使向高丽、日本求购当时国内已散佚的佛教天台宗典籍,使宋代天台宗得以中兴。宋熙宁四年(1071), 钱俶之孙钱暄知台州,疏浚东湖,既能蓄水防洪,又能演练水师,后建亭台永榭,湖山一览,遂成郡城一大名胜。钱暄之子钱景臻尚宋仁宗第十汝秦鲁国大长公主为驸马。“靖康南渡”后,钱景臻之子钱忱奉秦鲁国次长公主避难台州, 绍兴初年(1131)高宗“赠第台州”,居崇和门美德坊(今台州中学至东湖之间白云山麓),宋太祖所赐“钱氏铁券”亦携之台州,成为台州钱氏的镇世之宝,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钱氏作为来代重要的合作伙伴,成为台州望族后,台州人开始跻身于南宋权力的核心。9岁随父钱忱迁住台州的钱端礼(1109—1177),官至参知政事权知枢密院事,其女又选为王妃。经钱端礼等引荐,临海谢深甫(1139—1204)于庆元六年(1200)为右丞相。开禧六年(1205)钱端礼之孙钱象祖(1145—1211)为左丞相。宝庆三年(1227)因谢深甫援立杨太后有功,其孙女谢道清(1210—1283)册封理宗皇后,至度宗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淳祐四年(1244),黄岩杜范(1182—1245)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开庆元年(1259)天台贾似道(1213—1275)为右丞相,后进同平章军国重事。
  咸淳三年(1267)宁海叶梦鼎(1200—1279)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德祐二年(1276),仙居吴坚(1213—1279)为左丞相兼枢密使。自南宋中后期,尤其是后期,南宋军政大权几乎均集中在台州人手中。这既显示了台州政治地位的提升,又反映了台州儒学的发展。
  第三,中原文化的移入,优化了台州儒家的文化构成。
  宋室南迁,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浙东,因绍兴自晋代“永嘉南渡”以来作为南迁人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至南宋初已蔚为大观,故浙东南沿海的宁波、台州、温州与内陆的金华、衢州等地,成为南宋居浙的中原人士主要聚居之地。尤其是南宋初年两度为相的吕颐浩寓居归老台州后,引起南宋官宦高层寓居台州热潮,优化了台州文化构成,提升了台州文化的层次,对台州文化崛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台州地区志·人口》统计:南宋迁入天台有99姓氏,迁入三门32姓氏,迁入温岭22姓氏,26族支,迁入玉环10姓氏,迁入临海1.88万人。南宋《嘉定赤城志》曾对宋大观三年(1109)至嘉定十五年(1222)的台州人户数作过统计,详见下表: 上表反映出两种情况:一是主户(土著户)数仅增6649户,而客户(外来户)猛增了11416户,几乎是主户增长数的一倍;二是当时台州五县客户普遍增加,而以宁海、黄岩县为最。南宋大量客户迁徙台州,也包括了部分赵氏宗室与名门望族。如南宋台州朱子学代表人物赵师渊、赵师夏,我国海外交通史《诸蕃志》作者赵汝适等均为赵氏宗室;吕颐浩、范宗尹、翟汝文、陈与义、贺允中、王之望等均宋高宗与孝宗的宰辅;谢假、谢克念(谢良佐次子) 为“洛学”传人,于恕为“心学”传人,朱敦儒、苏迟(苏辙之子)均为当时著名诗人。他们寓居台州,给台州儒学注入新的“文化血液”,优化了台州儒学的文化构成。
  第四,宋代崇儒重教,成为繁荣台州儒学的文化动力。
  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教训,宋初就确立了“兴文教、武事” 的国策,宋太宗曾明确指出:“王者虽以武事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卷十一)即以“崇儒重教”来治理天下,其主要举措: 一是重科举。由于政治上急需文儒,宋代科举取士数较前代大有增加。
  据《文献通考·宋登科记总目》载:两宋300多年共开科113次(北宋64次, 南宋49次),共录取约4万人,其中进士约2.5万人。又据《民国台州府志》载:自唐至清,台州登文进士907人,其中唐代2人,宋代587人,元代9人, 明代271人,清代38人。尤其是南宋150年间,台州中进士者多达550人。
  咸淳元年(1265),宋度宗登极时的一榜,台州中进士者竟达51人,数量超过了唐、元、清三朝台州进士数的总和。科举取士数剧增亦反映了台州儒学的繁荣。
  二是兴教育。宋代在重视科举的同时大力兴办教育,目的在于兴学育才以弥补科举取士之不足。自庆历四年(1044)后,宋代相继出现“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三次著名的兴学活动。台州北宋初期即建州学,所辖五县亦陆续建立县学。南宋后读书求仕成,地方官学兴盛,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嘉定(1208—1224)年间,州学共有学田2814亩、地1888亩、山3514 亩,经费较为充裕。在地方官学兴盛之际,官办与私办的书院亦在台州勃然兴起。南宋台州著名书院有:台州上蔡(原址在临海东湖)、临海县的溪山第一、观澜(属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黄岩县的樊川、柔川、南峰、东屿(今属温岭市)、云阳,天台县的顾欢读书堂、竹溪、龙溪,仙居县的上蔡,宁海县的赤城、五峰(今属三门县)等书院。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及三传弟子王柏,浙东事功学派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陈傅良,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唐仲友、吕祖俭,横浦心学张九成传人于恕等或讲学授徒,或宦寓台州,台州文风蔚起,加上政治地位的提升,台州儒学十分繁荣。清代学者王舟瑶在《台学统序》中指出:“(南宋台州)儒术之隆,称‘小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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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丛考

《东瓯丛考》

本书分五卷,内容包括东瓯史脉考、东瓯分治考、东瓯宗教考、东瓯儒学考、东瓯风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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